吴灿新

悟性认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迄今为止，众说纷纭，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于是，本文试图进行探讨。

一、以往对悟性认识的几种主要认知

悟性认识在人类认识史上由来已久。在中国，“悟”在《尚书·顾命》篇就已出现：“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1］在此，“悟”已初有“觉”之意。在老子那里，虽没有“悟性”之字词，却始有“悟性认识”之意。《老子·十章》：“涤除玄览，能无疵乎？”［2］960从老子的“玄览”起，到唐代禅宗的“顿悟”，如：“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2］1803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将“悟性认识”引向了一条神秘主义之路。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对“悟性认识”进行了探讨。黄盛华在《中西悟性认识的差异》中说，在柏拉图那里，“一方面是标志着人为制作、工艺、技术等理性方式和运用理智、知识、逻辑去分析事物的‘技艺’；另一方面又有超乎理智与技艺之上的审美之悟，即把握世界本体的‘迷狂’”［3］38。虽然西方后来也逐渐产生了“知性”“直觉”“灵感”等说法，甚至像爱因斯坦提出了科学创造的道路首先是悟性的、直觉的而不是逻辑的这样的说法，却始终没有明晰的“悟性”与“悟性认识”之概念。黄盛华只是在肯定中西方都具有“悟性认识”的前提下，重点阐述了中西悟性认识的差异：“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的悟性认识力求将悟性主体消融在被悟的对象之中，以悟性去克制、淹没理性，强调悟性主体的直接体悟而‘不立文字’，提倡以悟的方式超脱现实而向遁世的境界升华，因而是一种非理性之悟。相反，西方人的悟性认识则强化悟性主体与被悟者的对峙和悟性与理性的并存，肯定语言符号在悟性认识中的作用，并主张悟性认识的意义生成性和对现实的参与性，所以呈现为理性之悟。”［3］37无疑，他看到了中西方“悟性认识”不同的一面，但同时也夸大了这种不同。事实上，自古以来中西方都有“悟性认识”，然而中国传统“悟性认识”虽有非理性之极端一面，也有理性之一面；西方“悟性认识”虽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

从中西方对悟性认识的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最主要的认知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以康德为代表。康德把认识分成感性（Sinnlichkeit）、知性（Verstand）、理性（Vernunft）三个层次或要素，然而译者将德文中的“Verstand”首先译成“悟性”，后来又译成“知性”，因此，人们往往将“悟性”与“知性”等同起来。郭傅澜在《悟性思维解析》中指出：“所谓‘悟性’，在心理学或哲学中，都与‘知性’同解，释为一种感知活动，即在直观感受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直觉判断或直觉认知。”［4］9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对“悟性”与“知性”的深入研究，基本上已将两者区别开来。但同时，一部分学者将“悟性”归入“感性认识”之中，另一部分学者则将“悟性”归入“理性认识”之中。

第二种以侯才为代表。侯才在《论悟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中，将中国传统“悟性认识”看作与西方“理性认识”相并列的一种特有之认识方式：“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堪称其范本。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却与其迥然而异：它无疑也含有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并不归结为理性主义；它较注重和强调悟性、直觉和体验，但又不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毋宁说，它在本质上更具有‘悟性’的色彩，是‘悟性主义’的。这种东方的悟性主义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大异其趣，却又相映成辉。”［5］27由此可见，其强调的是，虽然西方哲学包含一定的悟性主义成分，但本质与主流上是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哲学有理性主义因素，但本质与主流上则是悟性主义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

第三种以李洪君为代表。其在《试论“悟性”的思维“形式”》中，认为认识主要有两大阶段与认识方式，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可以分成“悟性”“知性”“狭义理性”“辩证理性”“实践理性”五个层阶。他进一步提出，“悟性认识”又有十个处于不同层阶（从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来审视，则处于不同阶段）的思维形式：“本悟”“体悟”“感悟”“他悟”“自悟”“妙悟”“领悟”“顿悟”“醒悟”“觉悟”。“除了上述十种‘悟性认识’层阶的思维‘形式’以外，还有很多种，比如，中国佛教‘玄览’‘观照’式的‘慧悟’思维形式，‘坐禅’式的‘禅悟’思维形式，参与活动式的‘参悟’思维方式等等。”［6］54

第四种以郭傅澜为代表。其在《悟性思维解析》中指出悟性思维是一种高于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高级思维形式：“它不是浅层的直觉或感知，而是高级的高层次的思维运动。同时，在人的认识实践及其发展中，也是一种思维成熟的表现。”［4］10而黄盛华在谈到中西悟性认识的差异时，也说：“中国传统的悟性认识与西方的悟性认识的最根本的差异就是，前者是自发的、非理性的，而后者则是自觉的、理性的，是经过理性认识的充分发展之后并包蕴理性认识在内的悟性认识。”［3］40这里且不论其评说中西悟性认识的差异准确与否，但他看到了悟性认识也可以是高于理性认识的高级认识形式。

以上这些认知，可以说，都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对悟性认识进行了十分有益的研究，给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做出一点可能有所推进的探索。

二、悟性认识是一种认识能力

什么是“悟性认识”？目前的解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有重要影响的解释，是把悟性认识看作一种认识能力：悟性就是指对事物的感知力、思考力和洞察力，主要指对事物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认识能力可以分成感性认识能力、理性认识能力与悟性认识能力。感性认识能力依赖于人的感觉器官，是大脑对感觉器官所接受的客观事物刺激进行整合和反应的能力，包括感觉力、知觉力和表象力等。理性认识能力更多地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它力图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包括概念力、判断力和推理力。而悟性认识能力，则是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接性、整体性、有机性和非描述性的整合认识能力，它包括直觉力、想象力和省思力。如果说，感性认识能力的特点是直接性、具体性、生动性、表面性、特殊性，理性认识能力的特点是间接性、抽象性、深刻性、本质性、普遍性的话，悟性认识能力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则是直接性与间接性、具体性与抽象性、生动性与深刻性、表面性与本质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融合。因此，悟性认识能力有圆融性、丰富性、流变性、整体性、创造性等特点。

悟性认识能力与感性认识能力以及理性认识能力一样，都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认识能力是人脑的功能，只要是健康的普通人都能拥有。但每个人的悟性是不一样的，它受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共同影响。当然，作为一种认识能力，它最初只是一种潜能，只有在后天的开发中才能逐渐形成与发展。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悟性认识能力与两大因素直接相关：一是潜能状况。潜能状况与人的大脑状况（为了说明方便，可以将其分成一般、良好、优秀三种状态）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大脑状况处于哪一种状态，直接决定了其悟性认识潜能的限度处于哪一层次。二是后天开发状况。这里涉及许多具体因素，如环境状况、实践状况、学习状况等。唯物史观认为，环境决定人。环境造就人（例如“孟母三迁”），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发人的悟性认识潜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源泉，不同的实践状况也决定了对悟性认识潜能不同的开发状态。悟性认识潜能的开发要以人类传承下来的知识为基石，学习是增长知识的过程，知识越多悟性认识能力就有可能越强。如果把开发状况（包括环境状况、实践状况、学习状况等）也分成一般、良好、优秀三种状态的话，那么，最简单的分类就是潜能状况的三种状态与开发状况的三种状态一致。这样，就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形：潜能状况一般+开发状况一般=“通才”，具有一般的创造性，能够完成各种正常的活动任务。潜能状况良好+开发状况良好=“人才”，具有很好的创造性，能够完成许多较难较重的活动任务。潜能状况优秀+开发状况优秀=“天才”，具有优异的创造性，能够完成各种十分艰难重大的活动任务。当然，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因此，现实的悟性认识状况也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在此，我们作“简单化”处理，只是为了方便说明。

在悟性认识潜能开发状况的诸因素中，社会实践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这是因为，悟性认识能力既是实践开发的结果，也是实践矛盾撞击的结果。唯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检验悟性认识能力的高低与强弱。中国有句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实践开发来看，读万卷书固然十分重要，只有努力读书，才能让自己的才识过人。但行万里路更为重要，行万里路不仅能够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还能够让自己的所学在实践中得到体现与检验，让书本上的知识内化于心，成为自己内在的认识能力。同时，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遭遇各种矛盾带来的磨炼甚至猛烈冲击，身心陷入困境之时，悟性认识潜能才能更好地被激发出来，将悟性认识能力推上新的台阶。孟子曾说过：“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943实践的磨难，不仅检验与增强了人们的悟性认识能力，也成就了一代代英杰及其伟业。

三、悟性认识是一种认识层次

如果从认识的过程来看，悟性认识是一种认识层次，是一种比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更高的认识层次。当然，以往在西方，人们通常把认识过程（狭义认识过程）分成两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是初级阶段，理性认识是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把实践、辩证法引入认识论。毛泽东认为，整个认识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7］。第二个阶段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7］。整个认识过程用公式表示就是“实践→认识（感性→理性）→实践”。这个公式实际上是广义的认识过程。所以，毛泽东强调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7］

人们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和细化的。一些研究者对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悟性就是对整体的或一般的表象材料进行类化比较和相似性概括，从而领会相似性概括的悟象形式所包含的信息意义……是理性认识初始的起点。”［6］50该论点强调认识过程（狭义）主要有两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悟性认识”仅仅是理性认识阶段的初级阶段。王玉恒在《认识发展阶段问题讨论情况综述》一文中介绍说，有的学者认为，认识过程（狭义）应当是三个阶段，根据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明确讲了三个阶段。感性具体是片面的、表面的认识；抽象规定深入事物内部，揭示本质，但还没达到全面的完整的认识；思维具体是前两阶段的综合，它达到了感性和理性、抽象和具体、现象和本质的统一。”［8］李弦指出，马克思认为认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另一条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第一条道路的“结果”恰恰是第二条道路的起点，换言之，第二条道路是以第一条道路为基础的。在这种语境中，感性具体、思维抽象、思维具体就处在一个辩证的运动当中了。在实践的基础上，感性具体构成了思维抽象的起点，思维抽象又构成了思维具体的起点，它们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整个认识过程（狭义）用公式表示是“感性具体→理性抽象→思维具体”①。

那么，悟性认识为什么是比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更高阶段的认识层次呢？悟性认识既不像感性认识那样，只是由感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片面的认识，也不像理性认识那样，只是人们凭借抽象思维把握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的认识，它是将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的“认识成果”完整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思维具体”，包含着“形象中的逻辑”和“逻辑中的形象”。郭傅澜认为：“这种思维形态既不同于主观而粗浅的感性认识也不同于旁观而冷静的理性认识，既不具十分鲜明的形象思维的形态，也不具特别清晰的逻辑思维的特征，却又决非近代心理学所指下意识或潜意识一类初级的浅层次认识活动……悟性思维确是一种很特殊、很复杂而又不易被人说清的心理活动。之所以复杂，主要在于它的活动过程参与了过多的心理成份，即它是包含了感觉、体验、求索、解析、消化、转移、外射、凝聚、升华等，多种类、多形式的一种综合性思维运动。”［4］10侯才更明确地指出：“感性、理性、悟性是人类认识的三种要素或三个主要层次。”［5］31

同时，悟性认识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面对实践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认识与改造世界实质上就是认识与解决矛盾，只有通过认识解决实践中的矛盾，才能真正改造世界。因此，感性认识面对的实践（矛盾），是将实践（矛盾）作为认识的客体；是认识主体在实践中，将客观外界的现象（矛盾）通过认识主体的五个认识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形成感性认识。理性认识面对的实践（矛盾），虽然也把实践（矛盾）作为客体，但却是“指导”的客体；由于实践（矛盾）的难、易、大、小等方面不同，理性认识的“指导”特点不同。一般来说，对“易、小”的实践（矛盾）的推进与解决具有直接性，但对“难、大”的实践（矛盾）的推进与解决一般只具有“间接性”。悟性认识面对的实践，虽然也把实践（矛盾）作为客体，但既是“认识”的客体，更是“应用”的客体，并且这种“应用”具有“直接性”。而“易、小”的实践（矛盾）的推进与解决，往往不是悟性认识的任务。只有对“难、大”的实践（矛盾）的推进与解决，才是悟性认识直接性的任务。而且，“越难、越大”的实践（矛盾）的推进与解决，就越需要悟性认识。还要看到，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感性认识，获得的是经验与艺术等成果；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获得的是科学与理念等成果；再由理性认识升华为悟性认识，获得的是灵感与智慧等成果。灵感与智慧并非理性认识升华为悟性认识的直接成果，而是包含着感性认识成果与理性认识成果融为一体的悟性认识，去“应用”于实践（矛盾）中所获得的成果。同时，它能够直接性地“应用”到改造客观世界与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活动中。如果用公式表示，狭义认识过程的公式是：“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悟性认识”；广义认识过程的公式是“实践→认识（感性→理性→悟性）→实践”。

四、悟性认识是一种认识形式

从认识形式（或思维形式）的视角来看，悟性认识是一种认识（思维）形式。“钱学森先生首倡建立我国思维科学体系，认为‘除抽象（逻辑）思维之外，还有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从而将‘悟性思维’正式纳入科学研究范畴。”［9］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除逻辑思维之外，还有形象思维、顿悟思维等思维形式的存在。侯才认为：“哲学有两种主要的传统，即理性主义的传统和‘悟性主义’的传统；有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即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在广义上使用‘思维’概念）。”［5］31因此，可以说，认识的基本形式或基本的思维形式有：感性认识形式（感性思维形式）、理性认识形式（理性思维形式）与悟性认识形式（悟性思维形式）。

侯才还指出，相较西方的哲学理性主义思维之发达，传统中国的哲学悟性主义思维最为发达，其主要特点是：第一，“自我性。悟性本质上具有自我意识性质，是一种自我意识性”［5］29。第二，“本体性。这里的本体性，是指一种道德的本体性，即以道德本体为根基”［5］29。第三，“整体性。也就是说，是对对象的整体性把握”［5］30。第四，“直接性。即摈除事象、语言、文字等一切间接性，直接指至整体、本性”［5］30。第五，“逆向性。打破日常和常规思维定势，采用反的、负的或逆向的说明方法，通过诉诸差异、矛盾、对立、悖论、冲突、抵牾来打破偏执、区分、片面、极端、僵死、界限和限定，达到和实现对对象整体之直接的乃至瞬时的领悟”［5］30。

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呈现多种样态：从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在大脑中产生的反映形式来说，是感性认识；从混沌感性到清晰感性的整理过程来说，则是感性思维；从依靠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本质的准确认识来说，就是理性认识；从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来说，则是理性思维。而“通常说来，悟性认识是主体以其认知图式对对象（包括主体自身）的一种直接性、整体性、有机性和非描述性整合方式，它常能实现主体与对象的相融、合一状态”［3］36。悟性是对事物本质的“直觉”，它是人思维的整体性能力，包括感性和理性但又超越了它们而实现了“质”的飞跃。悟性认识包含了从理性认识中提取出来的认知模式，却又不局限于这种模式。它是在理性认识中亲切感受到的抽象具体，是在理性中所隐含的更高级的感性，是最高级的认识形式。

如前所述，感性认识有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具体形式与层次。理性认识有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具体形式与层次。而悟性认识却有直觉、想象（联想）、省思三种具体形式与层次。

直觉作为一种悟性认识的具体形式与层次，实际上自古以来就存在。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说：“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10］梁漱溟将其视为人类的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事实上就是潜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直觉，仍然需要后天的开发和培养。悟性认识形式既然是感性认识形式和理性认识形式的否定之否定形式，那么，它不仅内含感性认识形式与理性认识形式之要素，而且它在更高级的形态上“再现”感性认识之“形象”。因此，悟性直觉不是一种简单的直觉，而是一种超常的直觉，是一种不经过逻辑推理而对于客观事物本质的直接理解。

想象，是一种有目的的、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想象是利用我们头脑仓库中所存储的已有信息（平常观察的事物和知识经验等），构筑新的形象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它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联想则是人们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由一事物想到另一有关事物的心理过程，它是由此及彼的一种思维活动。联想是想象的基础，是想象的初级阶段，是想象的开端。想象是在联想基础上的再创造，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活动。发明创造往往要诉诸悟性思维的想象或联想。正如赵鑫珊所说：“想象力是能动的知识，是创造力和智慧的必要背景。”［11］

省思是认真、冷静、反复、深入、内省式的思考，是在实践中对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路径或方法等方面的深沉反省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孔子始，便很注重这种内心的认识方式和道德修养方式。孔子要求人们“内省”“自论”；孟子名为“存心”，也叫“求放心”；程颐提出“诚敬”“致和”“集义”；王守仁则为“致良知”。这种反复深入与内省式的思考往往会激发一种顿悟，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困境时，突然出现“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崭新景象。悟性的省思，包含着中国哲学的“格致”与西方哲学的“反思”之精华。侯才指出，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悟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是“儒家的‘格致’（‘格物致知’）、道家的‘玄览’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悟性理论”［5］27。但道家的“玄览”和禅宗的悟性理论比较适合于出世的悟性认识，而儒家的“格物致知”则比较适合于入世的悟性认识。格物致知之意是参透事物本质，从中获得智慧。

在悟性直觉、想象（联想）、省思中，悟性认识会结出灵感与智慧之硕果。灵感，是人们在探索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由于某种机缘的启发，而突然出现的豁然开朗、精神亢奋，取得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思路或突破的一种心理现象。灵感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创造，然而它往往短暂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当中，稍纵即逝，并不被人们的理智所控制，具有突然性、短暂性、亢奋性和突破性等特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灵感是知识、经验、思索和追求综合在一起而升华了的产物②。灵感是创新的起点和原点，也是创新的核心和灵魂。

智慧既是人类悟性认识的结晶，又是让人可以深刻地理解人、事、物，社会、世界、宇宙，现在、过去、将来，从而拥有透察真理、解决重大而艰难的问题之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智慧与悟性认识同一），富于创造性。也可以说，悟性认识就是一种智慧，是对自然、社会、宇宙以及人性、人心、人生深刻领悟的智慧。智慧与智力的不同可以理解为道器之别，智慧可以理解为人的智力能力的一种综合表达，与“形而上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智力则是人面对客观对象所能够调动已有知识和经验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属于“形而下之器”，是生命的一部分技能。智力或许决定了一个人能力的高低，而智慧却决定了一个人人生的广度与深度。智慧需要一定水平的智力作为基础，虽然并非智力越高，智慧就越高，但没有一定程度的智力水平，显然无法让一个人变得智慧。智力有高低，悟性有强弱，智慧有大小；具有的悟性能力越强，所拥有的智慧就可能越大。

五、悟性认识与人生境界

从境界的视角来看，悟性认识也是一种认识与人生境界。境界是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状况。它往往更多地指一个人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的水平。悟性认识既是一种认识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认识境界是人生境界的基础，人生境界使认识境界走向更高层级。这里的悟性认识不仅包含真理性认识，也包含价值性认识。换句话来说，悟性不仅仅是一个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不仅仅是为了改造和创造世界而拥有的优秀品质，更是探得根本、融会贯通、天人合一的高级人生境界。当然，经历是达到一定境界的实践认识积累，修养是达到一定境界的必要手段。一个人的经历、修养和悟性最终决定了他的认识境界与人生境界。

认识境界有阶段之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成事求学所必经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解意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喻为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衣宽也不后悔。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最高境界。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种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③。

人生境界也可以分成不同层次。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指一个人只是顺着本能或其所处社会的风俗习惯而生活，在此过程中没有觉解，也没有所谓的意义。功利境界是指一个人有意识地做事，其动机虽是利己的，但后果却有利于他人，有功利的意义。道德境界是指一个人准确觉解到自己与社会的依存关系，努力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而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之道德行为。天地境界是指一个人深刻觉解到自己与宇宙的依存关系，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并了解和自觉他所做的事④。当然，无论是王国维的认识境界还是冯友兰的人生境界，都不是唯一的“标准”，人们对其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思路进行划分。

无论是认识境界还是人生境界，都依赖于悟性认识。悟性认识水平的高低，悟性认识能力的强弱，都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境界和人生境界之高低。只有最高的悟性认识水平，最强的悟性能力，才能达到最高的认识境界和人生境界。悟性强，知天晓地，明古通今，运筹帷幄。悟性高，无我大我，天下为公，天人合一。“悟”表面上有顿悟、渐悟之别，但本质上只是因人而施的同一方法。慧能就说：“何以渐顿？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渐顿，人有利钝，故名渐顿。”［2］1827顿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突如其来、让人豁然开朗的领悟。格式塔派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正是依靠顿悟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的。人们在长时间处理或者面对一个复杂问题时，突然从纷纭复杂的各种关系中看清了其中的关键，并产生了顿悟和理解，发现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的钥匙时，大有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感。其特点是突发性、独特性、不稳定性、情绪性。渐悟顾名思义就是渐次修行，方能达到无我正觉境界。顿悟、渐悟是一个统一的觉悟过程。渐悟是觉悟的“量”的积累过程，是“量变”；顿悟是觉悟的“质”的飞跃，是“质变”。人们往往是通过渐悟的“量变”，从而达到顿悟的“质变”；只不过因人而异，悟的时间不一。悟性认识的进步意味着智慧的增长，意味着对世俗生活的觉解与洞察，也意味着同天地万物的精神贯通。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视认识境界特别是人生境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追求人生超越境界的文化，追求心灵自由、人格解放的文化。”［12］9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其一生发展历程与人生境界升华的概括最为典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3］从孔子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境界也在逐步提高，可分为三个境界：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修学领悟的境界；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是不惑不疑，安心立命的境界；七十岁是从必然走上自由、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道德修养达到了“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人生也达到了心灵自由的最高境界。

在儒家那里，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内圣外王”“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同时，儒家的功名是建立在个人自由高远的人生境界之上的。可以说，要达到这种人生境界，没有悟性认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感性认识重在“美”，理性认识重在“真”，悟性认识不仅重在“善”，而且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这一点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以及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找到个人安身立命之所，从而获得心灵自由……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而行就是顺天而行，所以人道也是天道，天道也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自由是儒家之道。”［12］9

综上所述，悟性认识既是一种认识能力，一种认识层次，一种认识形式，也是一种认识境界与人生境界。可以说，长久以来人们对“悟性认识”的探索，已经初步揭开了它厚厚的面纱，但要揭露“悟性认识”的“真”面貌，恐怕还有一段艰难且漫长之路要走。

注释

①参见李弦：《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电子科技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②参见《做躬行实践 厚积薄发的新时代青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农大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湖南农业大学新闻网，2019年9月16日，https://news.hunau.edu.cn/zhyw/201909/t20190916_271110.html。③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④参见冯友兰：《新原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