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府学清代碑石书法研究

2022-02-07张经纬

收藏与投资 2022年1期

摘要：绍兴府学现存古代碑刻14块，其中清代碑刻3块，均是纪念当时重修儒学而刊立，其书风分别以《集王字圣教序》《夫子庙堂碑》《虞恭公碑》为取法对象，文辞雅驯，书法典雅，为清代绍兴籍名士所作，保存完好，艺术价值极高。本文通过概述其碑文，对其书风进行解读，以探究清代越地书家对唐初书风的传承与阐发。

关键词：儒学；科举；唐初书家；典雅；中和

绍兴府学是绍兴市文保单位（现为稽山中学），古木苍翠，亭台蔚然，风物殊美。据《绍兴县志》第五册《第四类·建置》记载：“绍兴府学宫，旧为吴监簿宅，宋天圣中度支成悦，始为学，未完。嘉祐中守刁景纯、沈文通、章伯镇，相继卜筑成之。”约略记载了府学历史沿革和各年代官方及乡绅重修府学宫的梗概。

在现存的碑林中有三块清代碑石，均是重修儒学的纪念性文字，其书法风格对唐初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欧阳询《虞恭公碑》、虞世南《夫子庙堂碑》都有很好的继承和阐发。府学是官方创设的儒学教育基地，因此，其金石书法主要承续着隋唐科举制形成后出现的典雅中和的审美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即是以《兰亭序》为审美核心，以此延伸的具有唐代艺术特色的审美类型。加上绍兴本身就是《兰亭序》的诞生地，且有着“山陰正脉”的历史地位，因此，府学碑石书法风格总体都在以“二王”为审美核心的帖学体系之内，且清代的三块碑石尤其能代表“致中和”的审美价值取向，也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一、绍兴府学清代碑石简介

（一）《大清开国重修绍兴府儒学碑记》

此碑为顺治四年（1647年）立石（图一），由山西道御史吴邦臣撰文，员外郎周继芳书丹，张炜芳篆额。碑文记载了明清鼎革之际，地方官沈文理恩威并施，主持重修府学，并协同士绅一起镇抚百姓，宣传清朝怀柔政策的事迹。此时的江南各地刚经历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令”等残暴政策，江南士民人心惶惶，因此各地执政在威令之下兼以崇扬儒教、宣传仁治来收买士民之心。需要特别指出，此碑是仅有的一块草书体石碑，且草体多讹，并不纯正。碑石则是由杭州天竺寺一块千手千眼大悲观音成道碑的正面磨平字迹，然后运到绍兴府学刻字入石的。其正文书法以草为主，偶有行书夹生，草法类《十七帖》与董其昌一路，并不高妙，但在正文末，题款小行书却颇精彩，远超正文，颇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末章小字，似欹反正，姿态翩跹，意趣盎然。

（二）《重修绍兴府儒学碑记》

此碑于雍正五年（1727年）修撰（图二），雍正九年（1731年）立石。由傅王露撰文，曾鲁煜书丹，余懋秉篆额，陈尔侯镌刻。碑文记载了顾济美任绍兴地方官时主持重修府学、阐扬儒教的事迹。文章由康熙五十四年探花、会稽诗人傅王露所撰，其行文特色与宋明时代相较多了不少谀上之词，亦可从中窥见清代，尤其是雍正朝的文化政策是异常苛厉的。书丹者曾鲁煜，书风为虞世南体，此碑颇肖似《夫子庙堂碑》，蕴藉而儒雅，是碑林中书法成就较高者。镌刻人陈尔侯，也是碑林中首见有落款的刻工，这说明刻工的地位在清代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清代金石学的萌发有一定的关系。

（三）《新修绍兴府儒学记》

此碑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由时任绍兴府事的杨钜源撰文（图三），由翰林院国史编修沈元泰书丹，碑文记载了杨钜源初来绍兴为官，见学校破败，便排除万难，率领僚佐重修府学宫的事迹。文中尤可注重的是两次提到了“海氛初靖”“夷氛未息”，均指的是前五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在绍兴主政的杨钜源思以教育兴国，激励越地学子学成报国，文中有“越儒阳明、蕺山两先生，其始亦学校中人耳，愿诸生日镞月砺，厚自期许，勉为全浙人文之冠冕。上以报国家，下以淑乡党，令是邦蔚然，不愧为东南名郡，是则守土者区区倡修之心也”，叙述绍兴府学曾出过王守仁、刘宗周两位大儒，要学子倾心向学、砥砺有为。沈元泰书法以欧阳询为宗，方正瘦硬，逋峭矫翶，银钩铁画，也是碑林书法中的佳作名品。镌刻人为范东来，是第二位有落款的刻工，说明了受清代金石碑学发展的影响，刻工地位显著提高。

二、清代府学碑石书风对经典碑帖的传承与发微

碑石中各书法风格均从经典名作中传承而来，对今天研究清代越地书法面貌以及越地士人对经典的传承情况有着较高的价值。如顺治四年碑碑文末端的题名小字，就很好地继承了《集王字圣教序》的艺术风格，书风飘逸，似欹反正，颇得王字神髓。图四为顺治四年碑与《集王字圣教序》的单字比较。

雍正五年碑是典型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风格，其书体含蓄蕴藉、风流儒雅，颇有绵里藏针的虞书风神。图五为雍正五年碑与虞世南书法的单字比较。

此处可看出书丹人曾鲁煜对虞世南体的掌握是非常熟练的，每字都写出了虞体的宽博与儒雅。虞书因为流传较少，《夫子庙堂碑》也是唐初早毁、后世根据拓片翻刻的碑石，因此虞书虽艺术价值极高，工虞体的书家在清代并不多见，因而曾鲁煜之善虞书便极为难得。

道光二十七年碑则是典型的欧阳询楷书风格，尤接近于《虞恭公碑》。其结字耸峭奇崛，瘦硬方正，清健峻拔。图六为道光二十七年碑与欧阳询楷书的单字比对。

可以清晰看出，书丹人沈元泰对欧体的掌握能力是非常到位的，有些字如同从欧体经典碑帖中集出一般，但在笔势上有所区别，欧体经典碑帖更显示出平正之态，而沈元泰的楷书则整体向右上微扬，有一定的“二王”特色。沈元泰在欧体书法上不泥古，而是无一字没有来历，而又无一字不是创作，深得书法三昧。

三、科举对清代府学碑石书法的影响

府学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古代传统社会培养科举人才，位于今稽山中学的敬一亭，有一块2015年新立的碑石，上刻绍兴府状元名录。根据清雍正《浙江通志》、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绍兴历史上一共有2 121名进士，其中状元有14人。进士及第者大多数是绍兴府学培养的人才，因此，清康熙年间绍兴府学就被称为“浙中诸庠第一”，以全国各地进士录取人数以及状元及第的情况来看，这个数据也是名列前茅的。

科举制度历来以儒家思想为范畴，以“二王”书风为审美取向，以雍穆中和为艺术标准。到了清代，科举更是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答案，以赵、董书风为取士圭臬，绍兴清代府学碑石的书风则明显反映了这样的历史倾向。古人对金石文字是极其看重的，而金石文字不同于尺牍书法。从钟繇三书（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的记载来看，铭石书是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书体，章程书是公文性质的书体，行狎书是私人性质的书体。因此，金石文字（铭石书）必须具备典雅规范的范式意义，即文字和书法必须雅驯、端正。清代府学碑林，以规范化的晋唐书家名作为范本，撰文、书丹、镌刻者共同完成三块由生员们诵读临摹的书法作品，这是府学碑石的历史功能。除了书写称扬当地官绅合作兴学的谀辞以外，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记载了当时重修儒学的事迹，成为供当时和之后在此求学问道者悉心研习书法的一种教科书或参考书。因此，当一代代重修府学的碑石被树立之后，不同的书法风格体系，便共同延续着越地金石书法的“正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