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宁

衣食住行是人生要事，“房事、房市”关系着人的安居乐业生活幸福，买房的人想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合适的，卖房的想多卖点，这都是正常心态，但凡事都有标准和底线，如果交易中存在欺诈或明显不公正，就不应该了，也有违社会秩序与和谐。无论任何交易都应以物有所值和公平正义为标准，并多为对方考虑，而不能只顾自己。这一点，我们的前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既有买房主动加价的人，也有卖房不索价的人。

宋代开封有个老人想买一所房子，他儿子在一个老者那儿买到一套，很宽敞也很好，价钱却远低于市价。老人没像他儿子那样高兴，思忖再三，决定按当时的市场价补足这笔钱。他儿子和别人都很不理解，老人说，这人以这么低的价格卖这所房子，肯定不是出于真心呀，一定是遇到了燃眉之急。现在他被迫把房子卖掉，将来他的儿孙们万一觉得不划算来闹，就住不安稳了，所以只有公平才不会留下后患。果然，没过几年，这家人就想把祖宅赎回。老人的儿子拿出当年的房契，官府认为买卖公平，又有双方签字画押，就没有支持卖方的诉求。

宋朝的房子不便宜，有些官员都买不起。苏轼从海南回来，住在阳羡（今宜兴），朋友帮他买了一座乡下的房子。入住不久，有一天他与朋友散步时，听到有个老妇人哭得很哀伤，就上前询问。老妇人说：“我有一间房子，已家传百年，但是儿子不肖，把它卖给别人了。”东坡再问，原来就是他买的那座。于是安慰她说：“你的房子就是我买的，现在就把它还给你。”于是让人取来房契当着老妇人的面烧了，并叫她第二天就搬回去住，也不索要买房的钱。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有一次因事到苏州，有人怂恿他在苏州买房。房子是楼房，还有几棵树。章太炎一看就高兴，说：“还是楼！”看见树又说：“还有树！”于是不再多看，直接议价。卖主要一万五千元，超过时价很多。章太炎不仅不还价，还加了两千元。夫人汤国梨闻讯赶来，一切手续已经办妥，但房子根本不能住，也卖不掉，只好空着。

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后声名大振，回国后的住宅旁有块空地，他早就想买下，可因战事繁忙无暇顾及。这次战争结束后，他想办妥此事，就派部下与土地主人商谈，买卖很快成交。他的部下报告说：“这块地本来可值1500英镑，可我只用1000英镑就买下了，省了三分之一的钱。”部下还得意地说：“当我讲到买主是您时，主人吓得全身发抖……”威灵顿气得脸色铁青，生气地说：“你竟如此胆大包天，干出这样的‘好事’，用500英镑的价钱就将我的荣誉贱卖了！”第二天，威灵顿派人给卖主又送去500英镑，并表示歉意。

曾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是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人写的。他看到一对老夫妇要出国旅居，想卖掉一套房子，就去看了，很便宜。但他还想再压低价格，于是报了一个很低的价。这对夫妇商量一下后答复说可以，他很高兴，但还想再压低些，为了不让他们把房子卖给别人，他采取了拖延战术，最后又找出一些“问题”来砍。这对老夫妇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无奈地同意了。他非常高兴，以超低价格拿到了很不错的房子。搬进去后，发现一个纸条，写着一些说明和叮嘱。最重要的是，为了不让他这个陌生的房主办事麻烦，能有个熟悉过程，他們还把电费和煤气费多预缴了一些，纸条的最后是祝福。他忽然感到很羞愧，觉得自己相对于这对外国老夫妻是很精明，但在做人做事上却有些“那个”。

《镜花缘》里有个君子国，民风淳朴，好让不争。现实社会中这样的君子也有，只是不多。前面那个开封老人并非胆小糊涂，而是深悟世态人情，知道哪些便宜能占哪些不该占;苏轼是公认的大才子和聪明人，他那样做不是因为自己富有，只是他有一颗菩萨心肠;威灵顿公爵身为贵族，不肯仗势欺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这是当时贵族的一贯作风;章太炎单纯得可爱，不相信别人会骗他，觉得好就主动加价，怕对方吃亏，是个天真可爱的书呆子，也不失为一个君子，只是少了点保护自己的意识。那个留学生确实很精明，但用在对付一对老夫妻上，确实有些过份了。

我们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如果能多为对方考虑一些，把公正道义和个人形象放在前面，就会少去许多麻烦和争议，并使自己变得快乐自豪、坦然无愧，也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和谐，当然，现在的房价高得有些离谱，买房不是要加价，而是要压价，卖方倒要多尊重一下市场规律，让“房市”回归理性和公正。

小黑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