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杨明婕

一、前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其中重要的表现。改革开放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使得地域差距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后，由经济发展基础、要素禀赋差别带来的区域经济差距凸显，特别是东西差距。区域作为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的城市及其影响范围，存在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分布不均衡性（安虎森，2004；魏后凯，2011）。要素禀赋不均衡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客观原因，而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依赖要素禀赋发展的封闭区域经济，强化了要素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区域经济差距。但同时，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等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促进自身产业升级等，从而逐渐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带动整体经济向均衡发展（周世军等，2012；孙慧文，2017）。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并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过程符合区域经济由不平衡到平衡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践（陈栋生，1988）。

基于省际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也同样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随着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颁布和实施，东中西地区人均GDP均呈现较高速的增长，西部与东中部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有所收缩的趋势，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仍将长期表现为东西差距问题（牛树海等，2020）。学界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集中于东中西东北以及南北区域，且多基于省级层面，较少从县域单元进行研究，基于省份数据的研究，能够从整体层面观察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变化。但对各省内部的县域单元，由于资源禀赋、政策等影响，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很大差距，如沿海地区内部存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域;西部地带中也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域。就与区域政策的关系而论，同样的区域政策会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区位上产生不同的结果（李小建等，2001）。为此，本文尝试从县域的角度分析区域的经济差异特征。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现状

（一）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提升，地区差距缩小

根据中郡研究所2019、2021年《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县域经济强县（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或地区公共财政收入超过20亿元的县域经济单位）共378个，2021年增加至392个。2019年，县域经济强县占全省县域经济单位数量比例最高的三个省是江苏（100%）、山东（67.50%）和浙江（64.71%）；在2021年，县域经济强县占全省比例最高的仍是江苏（100%）、山东（53.85%）和浙江（67.92%）。浙江占比有所上升，山东则略有下降，三省皆位于东部地区。

全国县域经济和县域综合发展前100名分布在14个省区中。2019年分别为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辽宁、四川和云南，其中东部64个，中部30个，西部6个，东北1个；相较于2019年，2021年广东、湖北、辽宁以及云南地区县市掉出前100名，新增贵州、海南和重庆县市进入前100，其中东部地区减少3个至61个，中部地区减少1个至29个，西部地区则增加5个至11个，而东部地区减少至0个。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县市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强县富民等方面综合发展速度加快，如四川、重庆和贵州的部分县市综合发展超过东、中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部分县市，进入前100名。但从《报告》中可以发现，2019年、2021年，西部地区综合发展较快的县市皆位于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西南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尽管西部地区部分县市综合发展较快，但东部地区综合发展总体仍较领先。2019年，江苏、浙江和山东全国县域经济和县域综合发展前100名县市数量分别是24个、19个和11个；2021年分别是24、23和16个。从县域单元角度，东西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

（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不同地区县域单位地区综合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将各县市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行分组，并计算不同分组其地区生产总值、存贷款余额、普通小学和中学在校生人数以及医疗机构床位数占总量的比重。计算后发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0亿元以上县市，公共服务水平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0亿元以下城市差距较大。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0亿元以上的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占比高达76.95%，分别是1亿元以下、1-5亿元、5-10亿元县市的42.34、9.08和6.03倍。不仅如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县市，2019年其普通小学、中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全国县市总人数的63.52%和63.33%。人数都分别是1亿元以下、1-5亿元、5-10亿元县市的约32倍、4.4倍以及3.1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0亿元以上的县市，其医疗机构床位数是1亿元以下县市的24倍左右，占县市医疗机构总床位数的64.12%。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亿元以下的县市，占比仅2.68%。

在生产要素投入，特别是存贷款余额上，分组县市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别，特别是10亿元以上的县市与其他分组县市之间。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县市，住户储蓄款余额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亿元以下县市的38.25倍，占县市总余额的71.79%，分别是1-5亿元、5-10亿元县市的6.83倍和4.54倍；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78.04%，分别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亿元以下、1-5亿元、5-10亿元县市的59.22倍、9.20倍以及6.42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越高，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存贷款余额越多，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县市又多分布于东中部地区。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整理得到，2019年东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县市有400个，中部地区257个，西部地区为155个，东北地区32个。在公共服务水平、生产要素投入上，东部地区县域单位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仍较领先。

三、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地区发展差距明显

东部地区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等地区凭借良好的历史发展基础和经济区位，在开放顺序和程度等方面优于其他地区，率先发展，从而吸引各类资源聚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资源、企业的集聚使东部地区形成规模优势，带动县域经济增长和发展；而中部，特别是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受到气候、交通等条件制约，发展相较于东部地区较为缓慢。虽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与中东部发展差异有所缩小（周扬等，2014），但整体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2019“百强县”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据全国百强县数量63.36%，中部地区占比29.70%，而西部与东北地区仅占据5.94%和0.99%。虽然在2021年，西部地区数量占比有所增加，达到10.89%，但与东部地区的60.4%,中部地区的28.71%相比，差距仍较明显。从中郡研究所报告中也能发现，全国县域商标有效注册量在区域分布上也有较大差距。例如县域商标有效注册量前十名全部来自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前十名中9个地区全部位于西南，西部地区只有新疆昌吉市进入前十。由此可见，在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方面，东部地区的县市仍遥遥领先，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仍比较明显。

（二）缺乏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县域经济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作为新时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特色化发展外在表现，品牌化发展则体现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以及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因此要实现县域经济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需要在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同时，重视品牌塑造。而在品牌塑造中，离不开商标注册和使用。但目前，大部分县域特色化产业缺乏，县域品牌化发展亟待提高。截至2018年，除东部地区有49个县域经济单位商标有效注册量达1万个以上，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各仅有1个。县域经济单位的商标有效注册量占全国比重约四分之一，县域商标有效注册量一万个以上的县域经济单位有52个，仅占全国县域经济单位总数的2.77%，不到四十分之一。品牌化、特色化发展领先的县域多集中于东部地区，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由于资源禀赋、科技发展、地理条件等原因限制，差异化、特色化的县域产业格局难以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特色品牌打造等方面落后于发达县市。

（三）产业结构层次偏低

目前，我国县域经济虽然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支持下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产业结构层次偏低、不合理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比重较大，产业结构单一，多以高能耗、低效率的产业为主，且未建立较为完善的现代农业体系，构建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对于东部地区部分较发达县市，其工业化推进已经具备一定体系，现代化农业初成规模，并且拥有地区特色化品牌。但对于其他地区而言，特别是西部地区，农业仍然是县域的主要经济来源，存在增收难，技术水平低下，农业种植效率不高等问题，种养、加工、流通等环节也存在一定脱节的问题，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县域工业化推进过程也存在一定盲目性，在接受中心城市低端制造业转移中未考虑产业结构布局。“小而全”现象严重，缺少差异性、合理性。

四、缩小中国县域经济差距的思考

（一）以区域政策为指导，推动县域经济协调性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合作发展政策。东部地区做好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以创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继续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农业。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要抓住粮食生产优势，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西部地区县域则要以增强综合发展能力为基础，充分发挥西北地区的资源优势和西南地区的产业优势，互联互通，共同塑造产业核心竞争力。在以区域政策为大方针下，对于县域内部，各个县市应根据县域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特点，充分了解本地区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针对各县域单元经济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制定特色化县域发展政策，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效率，补齐发展中出现的漏洞和短板。通过区域间合作发展，资源互补，“先富带动后富”，各县域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

（二）促进县域经济品牌化、特色化发展

县域经济品牌化发展体现县域经济差异化特色发展，特色化发展又表现在特色产业的发展，是新时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县域经济差异化特色发展需要引入专业化人才，结合县情，充分发挥县域经济比较优势，提高生产质量，从而增强县域经济内生动力，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建立和完善县域经济特色化、品牌化发展体系。

特色化发展的外在表现和基础是特色产业发展。根据县情不同，特色产业可以发展农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或者三产服务业，要求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等，不追求“大而全”，要做到“专而精”。比如对于北京、天津、河北、浙江等东部地区的发达县市，重点布局交通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重点打造和推广已有特色化品牌；对于东北地区，其丰富的农业资源使其能够发展农业特色化品牌，如黑龙江五常大米等；中部地区如湖南浏阳市，其种养殖业也颇具规模，形成浏阳黑山羊、长沙绿茶等特色品牌，构建农业种植、加工、推广的产业链；西部地区如贵州仁怀市，根据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特色酒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专而精”需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专业化分工，建立完善的生产体系，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出效率，关注科技进步和产品创新，从而打造县域经济的特色化品牌，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标志着县域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必须着眼长远，高度重视（曹复兴，2004）。推进我国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层次升级，布局优化，需遵循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即农业—工业—服务业为主的演变趋势。同时认识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非一蹴而就，而是系统的、长期的工程。因此县市政府首先要加快农业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并逐步推进现代农业，形成县域农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是有序推进工业化，培育县域龙头企业。县市在工业引进过程中，需考虑地区产业的长远布局与结构，摒弃低效率、专业分工差、重复性建设等情况。同时依托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打造专业化、规模化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发掘地区优势产业，打造特色品牌；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整合现有分散资源，培育具有带动作用的企业；依托科技发展，对传统企业进行改造升级，提升传统企业的投入产出比。县域产业实现规模化和体系化，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劳动力和投资，实现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入，进一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由此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