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孔子与苏格拉底在东西方历史长河中都如太阳一般照耀着两大文明。两位先哲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均提出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他们各具特色，相互取长补短，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可供比较研究。本文以两位先哲的教育思想作为主要考察依据，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五大方面进行教育思想的异同比较。

【关键词】 孔子;苏格拉底;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5-0123-03

孔子与苏格拉底在东西方历史长河中都如太阳一般照耀着两大文明。他们的教育思想犹如人类之瑰宝，深刻影响了中西方多个文明，在全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甚至在今天的文化之中依旧能在教育理论、教育方法等方面看到两位先哲影响的痕迹。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的时间相距约有一个世纪，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二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具特色、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可供比较研究。从两位先哲所处的时代背景、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五大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其教育思想之异同。

一、思想背景：殊途同归、以教兴国

孔子首开中国私学之风尚，被后世学者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所处时代，正好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转型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逐步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由于当时封建政权尚未确立，各国执政者大都还是奴隶主贵族或世卿，由于历史的局限，孔子所倡导之思想还是带有奴隶主贵族阶层的色彩。孔子长期在底层社会中厉行实践，饱尝世间冷暖，切实感受到了百姓的困难与愿望。这对孔子仁学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推动和影响。

孔子处于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过渡的社会之中，强调礼治的国家并不适合这一动荡的社会环境，孔子儒家政治主张并没受到到统治者的喜爱。在文化层面上，在孔子所在的时代之前，中华文化也已经有了丰厚的文化积累，这丰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孔子来说既是一种丰厚的资源也是一种沉甸甸“负担”。

其一，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财富是孕育孔子教育思想的肥沃土壤，其二，这一文化所具有的强大惯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儒家文化的发展方向。孔子出身低微，“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在求学过程中几乎是自学成才且学无常师，择善而从，积极求学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对于知识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与苏格拉底形成了对比。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华文明，成文典籍凤毛麟角，口耳相传是知识的主要传播方式。所以苏格拉底对于知识的态度倾向于批判继承，进行创造。孔子的教育思想便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孕育而生。

苏格拉底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对于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思想重点在于哲学和民众教育。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社会与政治的支持，古希腊教育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苏格拉底处于母邦雅典的极盛时期，但社会暗流涌动，其社会发展已经显出衰败之势。由于当时雅典战争频发，民主制度随之走向了极端，社会道德水平低下。“大多数的人宁愿称恶事为聪明，而不愿称头脑单纯为正直。他们以第一品质而自豪，而以第二品质为耻辱”[1]面对如此困局，苏格拉底将问题的焦点放到了人的身上，他认为雅典出现的病症主要是由于雅典人道德上的堕落，这也成为他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来源。苏格拉底因此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著名哲学论断并将其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在他看来政治统治者也是需要专门的知识作为基础的，而这也是需要教育去培养。两位先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了孕育产生了璀璨的教育思想。

二、教育对象：有教无类、推广教育

孔子顺应时代的发展，率先办起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限制，跨越阶层限制传授知识。其教育对象的选择上打破了贵族的限制采取了有教无类的方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人性论是其教育思想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在办学过程中“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肯为老师带上十条肉干以表示求学的诚意，孔子就会传授知识，充分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牢笼使得知识下移。由此可知，孔子所办的私学，不再限于学生的身份地位之差别，打破了奴隶主身份地位的限制，让知识不再专属于统治阶级。孔子的学生来源非常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和地域和国家，既有贵族也有底层贫困的百姓。孔子通过其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广泛推广其教育思想，迅速扩大私学规模，一时间孔子的私学影响范围极大。孔子首开私学的经验也成为教育史中的一笔重要财富，对于后世办理教育，传播知识打下坚实基础。

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并力求将知识传递给民众。“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关心所有同一城邦人民的灵魂，使他们达到尽可能的完善。’”[2]对于受教育者苏格拉底十分热情，采用的是主动传递知识的方式，这一点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想不同，苏格拉底在教育的过程中并没有固定的教育场所，一切地方都是他传授知识的场所，在教育对象上也没有身份的限制，同孔子一样做到了有教无类。苏格拉底学生中有贵族、平民、本邦人、外邦人、政治家甚至是将军，只要想要学习知识他都会热情的教授于他。孔子和苏格拉底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交汇之下，都采取了有教无类的授课方式，将知识播撒到底层百姓之中，打破了贵族关于知识的垄断。

三、教育目的：道德为先、培养贤达

孔子的政治抱负是建设一个充满“仁”的仁爱世界，在教育上体现为培养“贤才”为主要目的。孔子所谓的贤才，主要指“君子”和“士”，与之相配套的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培养出符合“君子”标准的贤达之士。因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充分总结了孔子多年来传播教育的目的，也充分展现出他人才选拔的方法。孔子所要培养的“君子”是那些：能够保持“修己”，并在此基础上可以“安人”，最终实现“安百姓”的贤达君子。[3]在倡导出世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培养这种贤达君子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观点被其学生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很好地概括出孔子的人才观，通过学习能力的标准来代替血缘出身来进行选拔官吏。

孔子教学过程中学而优则仕的观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唯血缘考察管理的方法，打通了一条由底层通往上层的晋升通道。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既底层百姓提供了晋升条件，又在一定程度上将知识传播到普通百姓之中，引起了一股学习之热潮。这也相应的促进了私学的蓬勃发展，对于“学在官府”的奴隶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为后世的封建制社会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苏格拉底认为人天生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但是可以通过教育去弥补这一差距。通过教育去培养人的德行，以实现从政的目的。苏格拉底在教育目的上与孔子高度相似，其教育观念倡导通过教育实现圣贤治国，教育的主要目的便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贤达人士。他认为雅典普遍原始的直接民主是存在问题的，国家需要专业的、少数优秀人士去管理和控制。这些贤达不是通过直接抽签选取的也不是通过暴力和欺骗产生的，而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圣贤治国的理论，这一观点也被后来的柏拉图所继承。苏格拉底将培养治国人才为己任，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之中。他试图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通过教育来培养出真正能够管理国家的治国人才。

四、教育内容：德育为主、多科并行

孔子教育思想体系之中，道德教育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教育内容上可以划分成文化教育与道德教育两大部分。“文行忠信”四教中有三种是属于道德教育范畴，而仅剩的文化教育之中也蕴涵着道德教育内容。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之中，德育占据主体地位、多科相互渗透和补充。

孔子的德育教育思想贯彻着“仁”的思想，整体内容可以概括总结为“仁德”二字。其“仁德”思想博大精深，大体上包括如忠、孝、诚、信、智、勇、温、良、恭、俭、让、廉、和、宽、敏、惠、中庸等等。[4]其中仁德的核心是爱人，这一观点打破了奴隶主的束缚和压迫。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还并未衰亡，奴隶制之下对于人们的思想具有极大的束缚作用。孔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爱人这一思想放在爱物之上，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生存权利，这一举动可以视为极为先进、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

孔子的道德教育以仁作为最高标准，以孝悌作为其基础。由“孝悌”为道德基础扩展开来，就能实现全部的仁德。“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入则孝，是指在家庭内部要做到孝敬父母;出则悌是指走出家庭要尊敬兄长。在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孝”和“忠”是紧密相连的。忠就是要做到推己及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只有在家能够竭尽全力去孝顺父母，在朝廷之中才能够做到用心辅佐天子。孔子以父子之间的“孝”作为基础，推广到君臣之间要忠、兄弟之间要悌和朋友之间要信。孔子强调的是君要承担起君的义务、臣子要担负自己的责任、父亲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儿子也要尽自己的义务。在双方都尽到自己的义务的前提上达到政治目的。“孝悌”作为孔子道德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将父子之间的关系视为最为基础的道德关系，并将这层关系扩大到君臣之间。这样就建立了由个人至家庭、父子到君臣之间的一个严密的等级道德体系。

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雅典城邦内部道德问题，所提出的德育教育成为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重点。苏格拉底道德教育的主要观点是“道德是一种善”“知识即道德”“守法即正义”和“自制是道德的基础”。这与孔子德育思想存在着异同。苏格拉底在教育内容上十分重视体育训练，他认为通过严格的體育训练，可以使人体经受得住严寒、酷暑等极端情况下的考验。一方面苏格拉底强调要向懂得如何保持健康的人学习，另一方面每个人也应当时刻注意何种食物对于人体更加有益处，以及怎样保持身体健康这方面的知识。

苏格拉底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还有一点区别于孔子的德育教育思想。除了政治、道德外还需要学习一些天文学、算术、占卜等知识。孔子所传六艺之中的“数”虽然也包含了天文、阴阳、算数、占卜等知识，但孔子在教育的重点上更偏重于道德方面的知识去传授，这些科学内容所占比例较少。这也解释了中国与西欧之间为何会出现不同的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系统，一定程度上受孔子思想与苏格拉底在教育思想上侧重不同所影响。

五、教学方法：启发诱导、触类旁通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倡导启发式教学。学生掌握知识是一个主动探索和领会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学生个体反应，教师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精神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孔子提出了“启发诱导”这一教学原则。

孔子强调的启发诱导教学原则有两层含义。其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讲授的时机，在正确的时机，基于恰当的引导做到及时施教。当学生处于一种已经思考出一些结论，但不能有效的表达出来的情景中，教师应给予学生启发帮助学生梳理清楚。在这一过程之中教师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就是激发并保持住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鼓励学生积极快乐的学习，这一点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苏格拉底在不断提问的同时会虽然会不断引导学生思考，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学生的求知欲望。其二，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掌握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实现从具体的推导一般的能力，之后再从一般的、普遍的原则推导出具体的、特殊的事物。孔子的启发诱导思想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要早几十年且其内容相较于苏格拉底更为丰富，对于教育教学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是世界教育史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苏格拉底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着“产婆术”，又称为“助产术”。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可以分为讥问，归纳，定义和总结几大部分，是通过与受教育者之间不断提问进行来探寻真理的一种方法。苏格拉底在教学过程中常采用问答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发问与学生互动，以此达到让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主动寻求答案的目的。[5]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的认识和理解程度，避免填充式灌输知识。通过不断向学生提出深刻的逻辑问题，让学生自己发现前后矛盾，并以此为切入点逐步深化，最终探索出最终的知识内容。孔子在教学中采用的启发诱导式教学相较于苏格拉底则更加灵活多变，孔子通过多种方法去鼓励和启发学生，希望学生最终通过自己思考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并且在这一启发诱导的过程中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做到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相结合。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学方式和流程上各有特色，但整体思路上坚持贯彻着启发诱导的思路，并在这一维度之下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充分掌握知识内容。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仍然有着巨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东方与西方两位先哲虽然在相距几万公里、相差一个世纪，但思想上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今天教育的发展应该吸收东西方之特色，相互取长补短采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东西方的文化，以利世界之发展、人类文明之进步。

参考文献：

[1]王岚.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之比较[J].鄂州大学学报，2000，（01）：52-54.

[2]刘兆伟.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之比较[J].教育评论，2002，（05）：88-90.

[3]曲铁华，李娟.新编中国教育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8.

[4]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

[5]陈桂生.孔子“启发”艺术与苏格拉底“产婆术”比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3.

作者简介：

李绍勇，男，辽宁北镇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