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刃

南开大学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府，但在它的“乡亲”天津人的认知里，“南开”是个“系列”，是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包括女中）、南开小学的统称，不仅有百年历史，而且至今书声琅琅。南开学校培养的人才更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多“重量级”人物。且不提诸多学科领军人物，只说南开学校培养出了新中国两任总理——周恩来、温家宝，就足以证明其荣耀了。

有关南开的话题很多，以下撮录过往二三事，以飨读者。

“南开校父”严范孙

提起天津南开学校，许多人都会想到张伯苓，认为他是南开的创办人，却忽略了有“南开校父”之称的严范孙先生。事实上，没有严范孙也就没有南开学校，因为南开是由严氏家塾发展而来的，张伯苓则是由严氏家塾的塾师成为南开校长的。张伯苓自己也曾说过，南开创办人是严范孙先生。严范孙逝世时，张伯苓正在英国考察教育，闻讯后极为伤痛，尊称“严范孙先生是南开学校的‘校父’。”

严范孙，名修，以字行，1860 年出生，天津人，清代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省学政、学部侍郎等职，在任时即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范孙辞职返乡，集中精力从事教育事业。他深信中国欲图富强，非变法维新不可，创办新教育实为救国之根本。1902 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即开设了严氏家塾，聘请张伯苓和陶仲铭为塾师，教严家子弟以西学，是为南开学校的胚胎。严氏家塾也对外招生，包括女生，因此可谓中国最早的女学之一。女生除学习国文、算术、英文、音乐外，还请日籍教师教授手工、缝纫、洗衣、织布等课程。严氏家塾首倡妇女放足，严范孙手撰《放足歌》曰:“母亲爱儿自孩提，为何缚儿如缚鸡？儿足骨折儿心碎，昼不能行夜不寐”，“儿今不要缠足妻，缠足女子何太愚!”由此，严氏家塾的女生成为天津最早放足的女孩子。

1905 年，严范孙又创办天津第一家保姆讲习所（相当于幼儿师范学校），除国文、英文、算术外，还请日籍女教师教授保育法、音乐、体操、游戏课。与此同时还成立了蒙养园（幼儿园），保姆讲习所的学员都要到蒙养园实习教学，女塾随之也改为小学。后来小学改设中学班，成为南开女中的前身。讲习所改为师范班。一个多世纪前天津出现的严氏女塾、保姆讲习所、蒙养园，在中国妇女、儿童教育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1904 年，严范孙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学校。严范孙爱惜人才，设立严范孙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学子。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期间即深得严范孙的器重，据南开老校友透露，周恩来去日本留学及以后赴法勤工俭学，都得过严范孙的资助。

1929 年严范孙病逝后，南开校友集资在南开中学内兴建了“范孙楼”，并建立铜像，以永久纪念这位著名的教育家。

天津有个“张校长”

在天津，说南开必说张伯苓，谈张伯苓必谈南开。张伯苓与严范孙一起创办南开学校，但严1929 年早逝，张直到1951 年75 岁病逝，始终是南开校长。因此，早年天津人尊称的“张校长”，几乎成为张伯苓的专用代名词。

张伯苓15 岁入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班学驾驶，毕业后到“通济”舰见习。时值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张伯苓痛感国势衰弱，认为“中国想在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新国民的新教育”，决心“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针对当时中国现实，提出要“根除愚、弱、贫、散、私”。23 岁的张伯苓毅然“解甲还乡”，回到天津开始兴办他理想中的新式学校。

1904 年，经过四个月对日本教育的细心考察回国后，张伯苓决定成立新式中学。在严范孙的赞助下，将严氏家塾改为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也成为学监。1907 年，学校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所在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天津现在的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南开中学初创时，经费来源、建校土地，除得自创办人严范孙的大力支持外，大多是由张伯苓募捐而来。他说:“南开是私立学校，学费收入有限。我不偷不骗不抢，只靠到处求助化缘。”张伯苓办学为公且卓有成绩，所以当时的军、政、工、商各界与地方士绅都乐于资助南开。为表彰捐款人，南开校内留下了多处纪念性建筑物，如慰亭堂、秀山堂、思源堂、木斋图书、芝琴楼等，都是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的。由于奔走各方募捐不易，张伯苓常常感叹“南开！难开！”然而，他以“越难越开”的坚韧精神，把南开中学办得十分出色，赢得了各界的赞誉。

到1917 年，南开学校学生已逾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张伯苓觉得应该为中学毕业的学生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赴美学习和考察，入哥伦比亚大学专修教育学。1918 年，严范孙也到了美国，与张伯苓结伴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年底游美归国，便积极筹募经费创办南开大学，并于1919 年秋季正式开学。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当时北京、上海的许多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南开大学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聘请“海归”任教。1923 年建立了南开女中，1928 年设立了小学部，1927 年和1932 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张伯苓也因此成为当时天津文化教育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南开学校“容止格言”

许多南开学子记得，学校走廊内悬挂有要求学生做到的“容止格言”，被列为“新生入学须知的第一条”。格言的撰书者就是“南开校父”严范孙先生，张伯苓校长在讲话中也必多次训导。

格言共四十字，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敬宜壮。”格言虽然是对学生仪容和举止的要求，但在道德修养上却具有丰富深刻的含义，对青年成长中优良气质、情操的培养起着积极作用。

严范孙给南开学校撰书的格言，体现了他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严以律已，行必践言。他认为“惰既废事，慢亦败德，二者终身戒之，惟恐不力。”因而他在日记中常有自省之语。他30 岁戒赌，40 岁戒烟，60岁因病从医嘱才稍进酒。他曾撰文痛斥麻雀牌是“恶道”,彩票是“罔民”，吸烟为无形之害，呼吁人们除此三害。他反对冶游狎妓，参加友人宴会，遇有征妓侑酒者，即借故辞去。得知北京有一“社会改良会”反对纳妾，他即加入为会员，并投寄文稿，为之声援。

严范孙生活朴素，自奉俭约，但乐于助人，在乡里扶危济贫，多行善举。特别是他居官清廉自守，虽曾任贵州学政和学部侍郎，但却两袖清风。蔡元培曾说，严范孙“对于旧道德素称高贵”，胡适称颂他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严范孙的为人如此，他所撰书的南开格言也自然体现他的道德修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