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颖 周幼平

1932年6月，民党和一些年轻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彻底推翻了泰国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正式开启了泰国的民主化进程。①叶麒麟：《政党政治共识危机：街头运动与军事政变——泰国民主困境的一种解析》，《学术探索》，2018年第4期，第45页。政党体制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运作机制，政党制度的演变自然成为泰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尽管早在1925年泰国便出现了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民党，使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先运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但在之后的70多年里，由于军事强权和保皇派等保守势力的反复干预，泰国政党政治一直在“取缔—恢复—再取缔”中恶性循环，并且在政党政治的曲折发展中，泰国政党制度也经历了从“多党制”到“一党独大制”再到“两党制”的变化。因此，厘清泰国政党制度漫长且复杂的演化逻辑，对于把握泰国政党政治和民主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学界对泰国政党政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现状进行总结性陈述。如卢西恩·派伊在研究东南亚政治制度时，对泰国政党制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宏观评述；①卢西恩·派伊著，刘笑盈等译：《东南亚政治制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安德烈亚斯·乌芬通过追溯泰国政党制度发展的主要特征，对政党间竞争的稳定性进行了总体评估；②Andreas Ufen,“Political party and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lesson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Indonesia,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The Pacific Review, Vol.21,No.3,2008,pp.335-336.欧雷勒·克鲁瓦桑和菲利普·沃尔克尔则通过案例比较的方法，对泰国政党制度的类型和制度化程度进行了测量和界定。③Aurel Croissant and Philip Völkel,“Party system types and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Comparing new democrac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Party Politics,Vol.18,No.2,2012,pp.9-23.郑兴奎基于民主巩固和政党社会的视角论述了泰国政党政治现状；④郑兴奎：《泰国政党政治分析——基于民主巩固和政党社会的角度》，《菏泽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9-13页。王士录和张锡镇都总结了泰国政党制度的固有特点；⑤王士录：《从人民力量党的胜出看当前泰国政党政治的特点》，《当代世界》，2008年第2期，第33-34页；张锡镇：《泰国政党制度向一党独大制过渡》，《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第9-13页。唐秀玲和李建光则对泰国政党政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⑥唐秀玲、李建光：《泰国的民主发展与政党定型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第103-106页。

第二类是针对特定时期内的政党政治转型问题进行共时性分析。如詹姆斯·奥基以泰爱泰党上台为例，分析了泰国政党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变革部分和连续性部分；⑦James Ockey,“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Thai Political Party System”,Asian Survey,Vol.43,No.4,2003,pp.663-680.艾姆·辛鹏试图解决2006至2008年泰国实施党禁的原因及其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⑧Aim Sinpeng,“Party Banning and the Impact on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ailand”,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6,No.3,2014,pp.442-466.陈沛珛以2006年他信倒台为例，探析了泰国政党政治异常脆弱且不断变化的深层原因。⑨Pei-Hsiu Chen,“The Vulnerability of Thai Democracy: Coups d’état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Modern Thailand”,in Pranee Liamputtong,eds.,Contemporary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in Thailand,Springer,Dordrecht,2014,pp.185-205.周方冶、李路曲和张锡镇等学者考察了泰爱泰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原因以及发展趋势；①周方冶：《泰爱泰党的崛起与泰国政党格局的变化》，《当代亚太》，2002年第11期，第26-30页；李路曲：《泰国的政党政治与泰爱泰党一党独大局面的形成》，《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第113-116页；张锡镇：《泰国政党制度向一党独大制过渡》，《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第9-13页。周方冶还从政治权力集团的微观视角对2006年军事政变后，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原因以及“泰国政党政治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和发展前景”②周方冶：《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2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文献回溯可知，虽然学界对泰国政党政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现有研究无法对1946年以来泰国政党制度经历多次变迁的历时性演化逻辑问题进行完整解释，并且对泰国政党制度变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劲路径依赖现象也缺乏关注和讨论。

鉴于泰国政党制度的发展现实和当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本文考察的核心问题是：1946年以来泰国政党制度的整体变迁历程是怎样的？推动政党制度不断发生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变迁路径呈现出什么特点？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切入，在对泰国政党制度总体变迁脉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遵循结构和历史的双重逻辑，深入剖析推动泰国政党制度发生变迁的多重因素，阐释变迁历程中“制度均衡—制度断裂—制度再均衡”的动态循环演化逻辑，进而预测泰国政党制度发展的未来趋势。

一、理论框架：历史制度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再次将关注点转向制度变量，新制度主义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兴起。随着越来越多的议题、理论和方法的汇入，新制度主义阵营日益扩大，逐渐形成了众多流派。对于这些流派的划分，不同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其中罗斯玛丽·泰勒和彼得·豪尔的三分法最具权威，是一种公认的划分方法。他们将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并指出这三个流派的理论假设和分析路径是完全不同的”。③Peter A.Hall and Rosemary.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 Study,Vol.44,No.5,1996,pp.936-957.

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重视中层制度的中层理论”，④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32页。衔接了宏观旧制度主义理论与微观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构建了“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逻辑结构。⑤臧雷振、潘晨雨：《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轨迹、逻辑与动阻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1期，第35页。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对制度、环境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讨论来分析历史与现实之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主张比较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下还综合容纳了其他学科和理论的分析方法，不仅实现了历时性分析，还能满足“叙事”“建模”和“检验”等多重功能。①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102页。因此，在过去几年里，历史制度主义已经确立了在政治学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地位。

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定义为“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②Peter A.Hall and Rosemary.C.R.Taylor,“Politic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 Studies,Vol.44,No.5,1996,pp.936-957.强调历史时间顺序的重要性。③B.Buy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Wellington House,1999,p.67.制度既可以是因变量也可以是自变量，特别重视历史过程中关键节点的作用，并将制度演进理解为一个既包含变化又包含连续性的过程，④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orton,2002,pp.693-721.从而逐渐形成了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一理论重点解决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路径等问题。“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⑤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25页。并且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制度变迁的双重分析框架。

在结构分析范式中，历史制度主义利用“环境—旧制度—行动者”三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解答了制度变迁的动因问题。首先是环境变量，这一变量是影响制度生成和变迁的宏观因素和深层结构，主要包括制度背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其次是旧制度变量，这一变量通过制度需求与旧制度供给之间的博弈发挥作用。在博弈过程中存在制度均衡和制度非均衡两种状态，“制度均衡指的是一种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相适应的理想状态，在此状态下，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持满意态度,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而制度非均衡则是指制度供给和需求未能达成一致，在此状态下，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持不满意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意愿去改变现行制度”。⑥聂辉华：《制度均衡：一个博弈论的视角》，《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第155页。最后是作为微观变量的政治行动者，“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受到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和公民的偏好及战略选择直接推动”。⑦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的百年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16页。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这三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1）环境—旧制度的相互作用：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对内部制度供需的博弈产生影响，进而推动制度变迁以使制度的非均衡转向均衡状态；（2）环境—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新观念的传入给政治行动者带来了改变现状和偏好的机会，行动者选择和行动的改变推动了制度发生变迁；（3）旧制度—行动者的相互作用：在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时，行动者会根据自身利益调整策略和行动，通过推动制度变迁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在历史分析范式中，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是“均衡—断裂—再均衡”的循环过程。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历史时间中“关键节点”的冲击作用，在这一节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会推动制度变迁，从而导致制度断裂。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还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存在“路径依赖”现象，这一现象是指制度进入到一种自我“锁定”的状态，这一时期的制度会自我延续、自我稳定和自我强化，从而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这种均衡状态一旦遭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便会在某一关键节点上被打破，从而再次发生制度断裂，断裂后便会迎来新的路径依赖，如此往复便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均衡—断裂”循环模式。①Giovanni Capoccia,“Critical Jun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eds.,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47-179.因此，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的循环往复塑造了制度变迁路径。

结构范式和历史范式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构建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解决了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路径问题。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双重分析框架，本文主要探究外部环境、旧制度和政治行动者三个变量对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并在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的循环往复中分析变迁的路径，从而为泰国政党制度的变化逻辑提出了一种“均衡—断裂—再均衡”的解释框架。

二、变迁脉络：泰国政党制度的坎坷进程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剖析泰国政党制度的变迁逻辑，首先要整体把握变迁的历史发展脉络。自1946年正式实施政党制度以来，泰国的政党制度大体经历了从多党制到一党独大制再到两党制的变迁历程。

（一）初始制度安排：“多党制”时期（1946-2001年）

1932年，民党联合年轻军官共同发动军事政变，彻底推翻了泰国君主专制政体，开启了泰国的民主化进程。政变后民党文官派却没能有效控制国家政权，政党地位未能得到承认。直到1946年5月比里政府颁布新宪法，才正式赋予政党合法地位，这标志着泰国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②王贞力、林建宇：《泰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泰国政党的互动关系研究》，《东南亚纵横》，2018年第3期，第91页。同时也是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肇始。在新宪法的支持下，泰国政党开始活跃起来，多党制逐渐形成，最多时成立了“大约11个政党”，③Chintana Bhandfalk,eds.,The Thai Government and Economy,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Foreign Office,2000,pp.37-96.如民主党、人民党、进步党等。

1947年至1978年间，泰国政党政治进程极不稳定，多党制一直在“取缔—恢复—再取缔”中曲折发展。1947年11月銮披汶集团发动军事政变后，泰国政坛陆续出现了一些新政党，如主权正义党、社会民主党、工农党等。1951年11月，披汶·颂堪终止宪法实施，宣布取缔政党，多党政治严重受挫。直到1955年，披汶·颂堪决定发展泰国民主，并允许成立新政党。随后，在政府的支持下，相继注册的政党多达30个，①Chintana Bhandfalk,eds.,The Thai Government and Economy,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Foreign Office,2000,pp.37-96.泰国的多党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58年10月20日，沙立发动二次军事政变，宣布取缔所有政党，泰国多党政治再次中断，且这一中断持续了近10年。1968年6月，他侬政府顺应民意颁布了第二部政党条例，政党政治逐渐恢复，先后注册成立了近17个政党。1971年11月，他侬集团由于议会矛盾发动自我政变，宣布解散议会，实施党禁。1974年10月推翻了沙立—他侬军人政权的文人政府颁布新宪法和新政党条例，解除党禁，多党政治再次得到恢复和发展。一直到1976年，泰国新注册的政党多达57个。但同年10月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宣布取缔政党，泰国的政党政治进程再次中断。

1978年12月，在江萨·差玛南总理的支持下，泰国国会颁布新宪法，并且再次恢复了政党组织的合法地位。从1978年恢复政党制度一直到2001年他信上台，在这20多年里，泰国的多党政治得到了稳定发展。

（二）第一次变迁：“多党制”转向“一党独大制”（2001-2006年）

2001年1月泰爱泰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胜出，“赢得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248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②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版，第233页。同年2月他信顺利当选为“泰国历史上第23位民选总理”。③张锡镇：《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7-9页。泰爱泰党能强势崛起，除了自身因素以外，还要得益于1997年宪法的制度安排。④张振洋：《社会分歧视野下的泰国民主巩固研究（1991-2018）——兼论民主巩固中的政党与国王》，《比较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69页。这部于1997年10月颁布的宪法被称为“人民宪法”，是泰国民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意在推动政党政治转型，构建大党稳定的政治格局。宪法对政党组建、政党权利和义务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引入政党代表制和单选区制，这些安排都提高了准入门槛，遏制了小党形成的随意性，有利于政党整合，从法律上为大党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保障，也为泰国一党独大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泰爱泰党自成立以来便一直重视政党组织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强调基层组织的建设，通过实施“草根政策”积极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政党兼并策略实现迅速崛起。在2005年选举前，“泰爱泰党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基层组织，党员增至907.49万人，远高于民主党的344.68万人和泰国党的203.82万人”。⑤参见《世界知识年鉴2003/2004》，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转引自吴辉：《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东南亚经验的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因此，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毫无疑问再次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拿下了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377席，这也意味着以“泰爱泰党”为核心的一党独大格局在泰国正式形成。

“但由于泰爱泰党内部体制的不成熟，使得这一独大格局并不稳定”。①张锡镇：《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7-9页。2006年初，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政治联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他信”运动，曼谷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激化，泰国政坛也是危机四伏。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大反对党对2006年2月的提前选举进行联合抵制，泰国政治因此陷入僵局。在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的压力下，2006年9月，颂提领导军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总理和泰爱泰党的统治，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开始走向崩溃。

（三）第二次变迁：“一党独大制”转向“两党制”（2006年至今）

一方面，反他信阵营于2007年5月以贿选为由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定解散泰爱泰党，另一方面，通过颁布2007年新宪法，重组泰国政治结构并且对众议院选举制度进行改革，这些策略旨在从法律上遏制大党的崛起，同时防范“一党独大”格局的再次形成，并为构建“两党对峙”格局奠定基础。

2007年到2014年期间，泰国政坛初步形成了“挺他信”阵营和“反他信”阵营的对峙局面。尽管反他信阵营施加了诸多限制，但他信阵营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是逆势而起。作为泰爱泰党后继者的人民力量党在2007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独占了众议院全部议席的233席。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反对党，仅获得了165席，形成了一党优势下的两党对峙局面。重掌政权的他信派系企图“政治翻案”，这一行为激起了大规模的“反他信”示威集会，“黄衫军”在王室—保皇派和军人集团的支持下发动了多起街头暴力运动。2008年12月2日宪法法院以贿选为由解散了人民力量党，反他信阵营通过“司法政变”再次推翻了他信阵营的主导统治。作为他信支持者的“红衫军”为了表示不满和抗议，也采取街头暴动的激进手段，在2009年至2010年间先后引发了多起流血事件，政府与示威者的冲突愈演愈烈。为了缓解紧张局势，2011年7月，泰国举行了众议院选举。虽然反他信阵营事先进行了制度安排，但继承了人民力量党“遗产”的为泰党仍然获得了选举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了265个议席。民主党则获得159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二大党，两党合计拥有众议院全部席位的85%。自此泰国政坛再次形成一党优势下的两党对峙局面。

2013年“红衫军”和“黄衫军”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巴育为首的军人集团以“稳定与发展”为由在2014年5月22日实施政变，推翻了英拉政府，强行解散众议院，实行党禁，政党体制遭到重创，两党政治被迫中断。直到“2018年3月2日，泰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开放新党登记”，②周方冶：《泰国政党政治回归的前景与挑战》，《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59页。泰国政党政治才逐渐开始恢复活力。

三、横向结构：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多重动因

为解决制度变迁的动因问题，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一种“宏观环境—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

（一）外部环境变化是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宏观动因

外部环境是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泰国政党制度变迁是在社会经济、国际环境等宏观背景下进行的。

1.经济环境：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收入鸿沟的扩大

有学者认为，自1932年君主专制崩溃以来，泰国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国有经济发展阶段；60年代到70年代的私营经济发展阶段；80年代以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①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在国有经济发展阶段，军人集团利用国有企业对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掌握了泰国的经济命脉，强大的垄断实力也为军人集团不断发动政变提供了保障。在私营经济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军人的垄断统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80年代以后，泰国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调整，国际资本持续涌入，新资本集团强势崛起，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对军人集团、地方豪强等保守势力发起了挑战。并借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契机，新资本集团联合底层群众将他信以及泰爱泰党彻底推向泰国政权核心，也由此推动了泰国政党政治的转型。

从60年代开始，泰国经济持续发展，人均GDP总体呈现增加态势。1960年到2020年，泰国人均GDP大约增长至8000美元。②数据来源：World Bank，https://databank.shihang.org/reports.aspx?Code=NY.GDP.PCAP.CD。他信政府的治理缓解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同时还出台了很多扶持底层民众的新政策。市场资本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在带来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和城乡矛盾。1981年至2019年间，泰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3～0.5之间波动。③数据来源：World Bank，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home.aspx。他信政府的努力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反而还激化了与保守阵营的矛盾。底层民众和低收入群体未能切实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加剧。因此，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代表底层阶级的“红衫军”和代表中上层阶级的“黄衫军”之间暴乱频发，泰国的政党政治在持续动荡中曲折发展。④Pasuk Phongpaichit,“Inequality,wealth and Thailand’s poli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46,No.3,2016,pp.1-20；高奇琦，张佳威：《试论政党制度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以泰国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38页。

2.国际环境：民主化浪潮的扩散

作为外源型现代化国家，①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国际环境的变化会影响泰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范围内存在三波民主化浪潮。②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一方面，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扩散改变了国际发展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外部威胁下，泰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军人集团以“追随领袖，维护民族独立”为口号登上了政治舞台，并逐渐掌控了政权。随着二战和冷战的结束，以及民主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民主、和平和发展”逐渐成为了全球主题。国际环境的变化削弱了泰国军人集团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军方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频繁的军事干预导致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三波民主化浪潮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用，推动泰国开启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于1974年，这波浪潮以“妥协和非暴力”为特征，影响更为广泛，极大地鼓舞了泰国民众支持民主的信心，激发了民众参与选举的热情。为推翻军人统治，建立民主政治，开展现代选举，实现政党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

（二）旧制度引发的供需失衡和内部冲突是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中观动因

宏观环境的变化导致旧制度的供需失衡，这一失衡状态不仅诱发了内部矛盾，还刺激政治行动者进行权力博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内部动力。

1.社会阶级冲突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国际贸易不断增加，促进了以“电信大亨”他信·西那瓦为代表的新资本集团的崛起。这些集团普遍涉及新兴产业，要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进程，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因此，新利益必然会产生新的政策需求。构建一个顺畅、高效的政治表达渠道也就成为新资本集团的必然政治诉求。同时泰国底层民众在民主观念和长期贫困的双重影响下，政治参与意识强烈，政治需求不断增加。

20世纪泰国实施的多党制长期受到军人集团及其庇护关系网的影响，政党运行极不稳定，一直在取缔和恢复中曲折发展。政党组织建立的随意性较大并且政党间成员的流动性较高，频繁的“政党跳槽”不仅滋生了腐败和贿选，还导致泰国政治社会长期碎片化，③谭融、冯立洋：《论泰国的“政党跳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6-17页。使得政党组织的利益代表、社会整合以及政治动员等基本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严重削弱了政党的自主性。因此，制度化水平较低且不稳定的多党制既无法通过自我更新以适应环境变化，也无力满足新资本集团和底层民众的政治需求和利益诉求，从而导致多党制的制度供给与新兴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制度需求之间出现失衡。这种非均衡状态不仅加剧了新兴利益集团、底层民众和保守政商集团、军事力量之间的阶级分歧，还刺激了新资本集团联合底层民众与执政当局进行权力博弈。新兴利益集团通过扶持他信以及泰爱泰党上台，构建了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由此实现了泰国政党制度的第一次变迁，即从多党制转向一党独大制。

他信上台后十分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需求，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如“允许贫苦农民延缓偿还贷款3年；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一家中小企业银行，专门向中小企业贷款等”。①周方冶：《泰爱泰党的崛起与泰国政党格局的变化》，《当代亚太》，2002年第11期，第29页。这些政策涉及到财富分配问题，严重损害了地方豪强以及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同时，“泰爱泰党也为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而尽心”，②同上，第28页。他信家族及其他垄断资本家族基本上控制了内阁。泰爱泰党和他信政府相对独裁且强硬的统治风格引发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不满。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损害了军人集团、保皇派等保守政治集团的利益，忽视了这些利益主体的制度需求，从而诱发了一党独大制度下的“供需失衡”。这种失衡状态刺激了军人集团在2006年9月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和泰爱泰党的统治，政党政治被迫中断，垄断资本和底层民众的制度需求再次得不到满足，从而加剧了反他信阵营和挺他信阵营之间的冲突。因此，旧政党制度的供需失衡刺激两大对峙阵营不断进行权力博弈，并且在博弈过程中实现了泰国政党制度的第二次变迁，即从一党独大制转向两党制。

2.新旧观念冲突

泰国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其中“官本位”思想、“庇护主义”思想和佛教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甚至塑造了泰国独特的政党制度结构。到了20世纪初，在国际民主化浪潮的示范效应以及全球化的推动下，自由、民主、平等和开放的新思想观念开始传入泰国。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泰国的精英阶层，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泰国上层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民主精英力量。在早期留洋学生的带领下甚至建立了泰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政党——民党。泰国王室不仅深受民主观念的影响，还为这一观念在泰国基层社会的传播以及现代化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力量。随着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传入与普及，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泰国普通民众也开始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1937年泰国政府为了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推出了一门名为“公民责任”的新课程，教学内容涵盖宪法、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基础知识，③李昕：《佛教与西方民主思想对泰国公民教育影响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第90页。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泰国公民的政治素养。

泰国社会上到精英阶层下到底层民众都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这对传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政党制度便在新旧观念的对峙中逐渐形成。但由于传统文化的控制力量过于强大，新思想的社会根基还比较薄弱。因此，在政党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官本位”“庇护主义”等旧观念战胜新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塑造了泰国独特的“泰式政党政治”。

在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下，泰国民众的公民意识、民主精神逐渐形成，平等、自由、法制等现代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民众和部分精英对旧观念的批驳和不满愈发激烈，对政治生活和政治参与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泰式政党制度”并没能给新观念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新思想的制度需求无法在现存政党制度供给中得到满足，由此诱发了观念层次上的制度“供需失衡”。同时，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在不均衡状态中日益加剧，成为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重要引擎。

（三）政治行动者的权力博弈是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微观动因

“行动者的行为是利益驱动下的理性选择”。①臧雷振、潘晨雨：《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轨迹、逻辑与动阻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1期，第40页。为了应对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旧制度的供需失衡，政治行动者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进行权力博弈，并在博弈过程中直接推动了制度变迁。

1.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权力博弈

自1932年政变推翻泰国君主专制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泰国政局逐渐形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两大对峙阵营。其中保守派阵营包括军人集团、保皇派以及其他社会利益集团；自由派阵营主要包括文官集团及其他社会利益集团。而这一时期形成的多党政治就在两大阵营的斗争和政治选择中曲折发展。30年代末保守阵营实力强劲，通过垄断社会和经济资源构建军人政府并实施威权统治，自由派逐渐被边缘化。因此，在这一时期，泰国未能形成正式的政党制度。

二战后，追随日本军国主义的泰国军人集团陆军派，在日本战败后逐渐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自由派乘势而起，依靠二战期间建立的地下组织“自由泰”掌握了政治主导权，②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版，第5页。并建立了文官政府。1946年5月比里政府颁布新宪法，决定赋予政党合法地位，多党制正式开始实施。面对如此不利的局势，保守派在美国以及自身强大实力的支持下屡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不断中止政党政治进程。自由派为了夺回政权，维护民主政治，也多次进行反击，但都惨遭失败，最后被政治清算，并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退出泰国政治舞台，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斗争暂时以军人集团获胜为结果落下帷幕。

2.反他信阵营与挺他信阵营的权力博弈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观念的更新，泰国逐渐兴起了一批新的社会利益集团。新旧集团共同重组了泰国政局，并在多年的斗争博弈中形成了“反他信”阵营与“挺他信”阵营相互对峙的新政治力量对比格局。两大阵营的权力博弈过程影响着泰国的政治发展和政党政治转型。反他信阵营既包括军人集团、保皇派、地方豪强以及曼谷政商集团等旧政治行动者，同时还包括城市中产阶级等新社会利益集团；而挺他信阵营则由他信派系的政治精英、新资本集团以及底层民众所组成。①周方冶：《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18-19页。

军人政府在击败文官集团后长期垄断政权，这种权力不对称的政治格局阻碍了新资本集团制度需求的实现。借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契机，新资本集团改变了以往渐进保守式的政治策略，试图通过支持组建泰爱泰党的方式进行激进的政治参与，从而重组泰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新资本集团为泰爱泰党的组建和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底层民众的拥护则为泰爱泰党上台执政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合法性基础。泰爱泰党自身也凭借“草根政策”以及“政党兼并”策略实现了快速崛起。在2001年大选中，他信成功上台执政，泰爱泰党也获得了众议院选举的胜利。在与反他信联盟的权力博弈中，他信阵营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泰国政党制度也从多党制转向了一党独大制。

随着权力和资源不断向挺他信阵营倾斜，反他信联盟的利益受到损害并在权力博弈中逐渐落入下风。因此，反他信联盟决定开展了一场“反他信”的政治运动。首先，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夺得了统治权力。随后，反他信联盟通过颁布2007年宪法、解散泰爱泰党以及变革议会选举制度等一系列政治策略瓦解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从而实现了政治权力的结构重组。由于垄断资本实力雄厚，挺他信阵营并没有就此衰败，反而通过支持“红衫军”并采取更为激进的街头暴动策略进行反抗。反他信阵营为了赢得博弈的胜利，也通过支持“黄衫军”的方式对挺他信阵营进行回击。随着两大阵营的矛盾激化，泰国政坛逐渐形成了两党对峙局面，即代表反他信阵营的“民主党”与代表挺他信阵营的“为泰党”。在两大对峙阵营的权力博弈过程中，泰国政党制度实现了从一党独大制到两党制的转向。

泰国社会经济和国际环境等宏观背景的变化诱发了旧政党制度的供需失衡，受不均衡状态的刺激，理性的政治行动者围绕着自身利益进行策略博弈，在多方行动者的政治行动过程中推动了政治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制度变迁，从而再次实现制度的供需均衡。因此，宏观环境、旧制度以及政治行动者三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四、纵向历史：泰国政党制度的变迁路径

从纵向逻辑和历史范式出发，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路径依赖是一种“锁定”状态，制度在自我强化中维持稳定均衡，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正常时期。而关键节点的存在则会打破这种连续性，造成制度断裂，发生制度变迁，①Blind Alley,“New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A Note of Caution”,Politics,Vol.21,No.2,2001,pp.137-145.从而进入不均衡状态，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关键转型时期。路径依赖的强大惰性将导致“旧制度的某些特征持续影响到新制度”②何文盛、岳晓：《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变迁的制度逻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83-93页。而再次产生均衡。因此，“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共同塑造了制度的变迁路径。

（一）引发“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

关键节点是“一个重大的变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的重大选择会决定下一阶段的历史发展道路”。③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29.自1946年正式实施政党制度以来，泰国经历了五次关键节点的冲击。

第一，1946年宪法首次出现了关于政党的条款，并承认了政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泰国政党制度的正式建立，也开启了泰国政党制度的变迁进程。因此，1946年宪法的颁布成为了变迁中的第一个关键节点。

第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宪法的颁布为他信和泰爱泰党的上台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三个事件共同构成了变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突发的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泰国经济，军人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表现欠佳，从而削弱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同时，1997年民主宪法将选举制度改为小选区制，实施政党名单制，有效遏制了小党的产生。并且通过提高民选总理的政治权威，促成了大党稳定格局的形成。因此在金融危机和民主宪法的双重推动下，他信成功赢得2001年大选，顺利任职民选总理，泰爱泰党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在这一关键节点的冲击下泰国政党制度实现了第一次变迁，即由多党制转向一党独大制。

第三，2006年颂提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和泰爱泰党的统治，为了防止一党独大垄断格局的再次形成，不仅解散了泰爱泰党，还颁布了2007年宪法。这一宪法恢复了大选区制度，更改了议席分配规则，遏制了大党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两党对峙”格局的构建。因此，这两个事件共同构成了第三个关键节点。在此节点的冲击下，泰国一党独大制断裂，并向两党制演化。

第四，2014年巴育领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英拉政府。巴育上台后宣布实施党禁，泰国政党政治被迫中断，两党制也就此断裂。因此，2014年的军事政变成为泰国政党制度变迁中的第四个关键节点。

最后，在“还政于民”承诺的压力下，巴育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地位，起草和颁布了2017年宪法。与1997年宪法有利于催生大党不同，2017年宪法则更多是为了削弱政党地位。①常翔、张锡镇：《新宪法出台与泰国政治走向分析》，《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11页。新宪法中规定泰国采用议席混合分配的选举制度，这一制度鼓励了中小党的发展，为构建以反他信阵营为核心的多党政治格局提供了制度安排。2018年3月，泰国选举委员会开放新党登记，泰国政党再次活跃起来。在2019年众议院选举中，没有绝对优势党胜出的选举结果也暗示着泰国多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2017宪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2019年的选举结果，因此，这两个事件共同构成了泰国政党制度变迁的第五个关键节点。

（二）维持“制度均衡”的路径依赖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路径依赖就是“制度的自我维持和延续机制”。②叶战备、杨浩：《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变迁》，《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7页。初始制度一旦形成，在回报递增的正反馈机制影响下，制度或制度的某些特质会随着时间进行自我强化，从而进入一种“锁定”状态。③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Path Dependence,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4,No.2,2000,pp.251-266.因此，制度变迁过程便会展现出强大的路径依赖特性。

泰国存在着深厚的恩庇侍从制传统，这一传统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尤为显著。庞大且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塑造了泰国政党制度的初始设计，形成了独特的庇护性政党制度。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后泰国政党制度经历了多次变迁，但初始政党制度中的“庇护特性”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并且依靠长期构建的庇护关系网络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均衡”。因此，在自我维持机制和自我强化机制的影响下，庇护特性将在泰国政党政治中长期存在，并对政党制度的未来演化产生影响。

泰国的政党制度在变迁过程中表现出对“庇护特性”的路径依赖，主要存在三个原因。④Ibid.,pp.252-254.第一，泰国庇护性政党制度的初始设计投入了大量成本，并且在回报递增机制的作用下不断进行自我强化，使得这一制度的变革成本逐渐提高，从而产生了一种惰性。因此，庇护特性形成了路径依赖，无论是在威权统治时期还是在民主统治时期，这一特性都将长久锁定在泰国的政党制度中。第二，庇护制在泰国影响深远，不同组织和行动者为了从中牟利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且复杂的运作网络，各行为体也在网络运作中产生了互利的“学习效应”，这一效应提高了庇护特性在泰国政党制度中的稳定性。第三，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不同制度之间会形成一个连贯的制度体系。庇护性政党制度与泰国其他政治制度之间产生了“协调效应”，增加了变革庇护特性的成本，从而实现了庇护性政党制度的自我维持和延续。

五、结语

通过梳理泰国70多年的政党政治发展历史可知，泰国政党制度变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46至2001年是多党制建立阶段、2001至2006年是多党制转向一党独大制阶段、2006至今是一党独大制转向两党制阶段。对变迁的原因机制和变迁的路径特征进行分析能更加系统地对泰国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泰国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可能存在多元民主和庇护主义两大趋势。一方面，挺他信阵营和反他信阵营之间的对立和分歧短时间内难以根除，同时新的政治势力也开始在泰国政坛崭露头角，如未来前进党的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泰国政党政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2019年3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为泰党137席、人民国家力量党116席、未来前进党81席、民主党53席、泰自豪党51席，其余21个政党获得1至10个席不等”。①《第二次公布国会议员选举名单（计算规则和方法）》，泰国选举委员会办公室，2019年5月28日，https://www.ect.go.th/ect_th/download/article/article_20190528140635.pdf。选举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获得众议院席位的绝对多数，这也预示着两党对峙局面开始瓦解。因此，多方政治力量的角逐使得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民主趋势。另一方面，庇护传统仍将在泰国政党政治中得以延续。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可知，庇护性政党制度会不断进行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因此，庇护主义将持续影响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