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印

他是二十岁出任区委书记的少年英雄

1913年，河北省阜平县西庄村的一个贫苦农家，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男孩出生了，这个男孩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原名牛凤林后改名为杨耕田的人。出身贫苦家庭的孩子一般是上不起学的，但父母和哥哥辛勤劳作，拼命赚钱供他上学。杨耕田也很争气，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努力，成绩名列前茅。12岁的时候，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阜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两年以后，毕业的杨耕田又报考了保定师范学校，虽然成绩优秀，但却因没钱打通关节而被排除在外，不得不返乡务农。

1928年，年仅15岁的杨耕田参加了农民协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杨耕田到阜平县马驹石村小学当了一名教员，这为他提供了与共产党员王宗良、王德谦等经常接触的机会，也为他能够阅读到马列著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结交进步人士和阅读进步书籍，杨耕田开阔了视野，开始关注国内外政治形势，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理想也在心中逐步树立起来。1932年，在王德谦等人的介绍下，杨耕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耕田入党以后，更加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他以教员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到了1932年秋的时候，他和王世煜等一起在柳峪村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不少党员。第二年，他们又把柳峪村和王快村的两个支部合并起来，建立了区委。此时，年仅20岁的杨耕田就担起了区委书记的重任，也开启了他带领着这一带的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经历。

1933年秋末，杨耕田在阜平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了一场有名的反官盐店的斗争。当时，食盐由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专卖，而县城的盐商张某某及其店掌柜为了牟取高额利润，不仅缺斤短两，而且在卖的盐内拌土掺假，甚至还要将洗脸水倒在盐槽内。老百姓受到坑害十分不满，民怨沸腾。得知这一切的杨耕田，作出了要在秋后农民腌菜的时候打击盐商恶劣行为的决定。他先到国民党县党部征得了中共特支负责人王宗良等人的同意，随即又责成共产党员罗慎德、刘荣堂、王昭等人秘密下到各村去串连，发动群众。同时，通过第一高级小学党组织发动学生进行配合。一切部置妥当，农民依计划从四面八方来到县城，学生则在头天晚上将揭露盐商劣迹的传单贴在了大街上。到了白天他们一起涌进盐店，先砸了盐秤和店铺门面，然后再同盐商展开说理斗争。面对群众的愤怒和威势，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盐商的行为进行训斥，令其当众认错并表示以后不再行骗，公平交易。像这样的斗争不是只有这一次，而是多次。

时间到了1934年的4月末，阜平县党组织遭到破坏，杨耕田同志也被敌人列入了抓捕的名單。得知消息时他临危不乱，先在学校布阵迷惑敌人，然后才到与马驹石村相对的柳峪村，藏身于王世煜家中。国民党保定行营和河北省党部的特务人员于黄昏的时候来到马驹石小学，见屋内亮着灯，饭碗还没刷，以为杨耕田吃过晚饭去解手，就在学校附近潜伏下来等着杨耕田出现，但久等也不见杨耕田回来，方知上当了。特务在马驹石没能抓到杨耕田，又到柳峪村进行搜查，而杨耕田则在这个时候从王世煜家的后门悄悄爬上了山，脱身以后化装为脚夫，在王中杰等人的掩护下出走绥远。

到绥远后，杨耕田时刻惦记着区委的工作，同年6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柳峪村，主持召开了一次区委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还对区委的工作做出了二十四个字的决定：稳定人心，巩固组织，坚定信心，保存实力，提高警惕，等待时机。各区委成员会后分头到各村做工作，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迅速转移，没有暴露的同志隐蔽下来但要暂时停止活动，对外出的党员提出要求，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哪里。

当时杨耕田隐蔽到岳父家中，敌人仍在四处抓捕他。杨耕田不得不再次出走绥远到傅作义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将牛凤林这个名字改为了杨耕田。1936年的冬季，傅作义指挥了抗击日伪王英、李守信部进犯绥远的战役，在这一场著名的绥东抗战中，杨耕田也参与其中。

他是北岳区的群众领袖也是晋察冀边区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者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杨耕田回到阜平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初，杨耕田参加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负责筹备边区农民抗日救国会，随后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农救会主任兼群众团体的党团书记。

杨耕田在领导边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也充分展现了他杰出的才能和智慧。他将中共党员、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地方开明绅士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充分发动群众，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和人民政权建设。当时的工作艰难而又繁重，既要想方设法粉碎日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又要千方百计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分割和蚕食政策，还要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斗争，动员党政军民做好春秋两季的备耕生产。为了落实好各项工作，杨耕田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到各地召集会议，发动群众、访贫问苦，倾听群众的意见以指导工作。通过给人民提供无息贷款，在群众中提倡互助互济，发起面向外线的“筹粮战役”等措施和手段解决边区人民的困难。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的农民普遍提高了觉悟，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起来。

由于日伪军不断“扫荡”和“封锁”，边区人民群众缺衣少食，在这种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势下，杨耕田带领着广大机关干部和群众开荒种地，他们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改善生活。杨耕田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生活朴素，布衣素食，冬天带一顶破毡帽，夏天穿一双旧草鞋，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虽然有机关给他配的一匹大白马和一名警卫员，但在他下乡的时候，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他让警卫骑着马，他地下走。正是这朴素的作风，拉近了他与人民群众的距离，百姓亲切地称呼他“杨主任”，也都愿意接近他，有什么事都喜欢找他谈。

1943年1月，在阜平县温塘召开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杨耕田当选为参议会驻会参议员，《晋察冀日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并在《晋察冀日报》1943年2月9日第二版上发表了一篇通讯：“杨耕田穿着一件没有挂面儿的羊皮大衣，戴着一顶毡帽，看去很像一个强壮的中年农民。”因在1941年的时候，晋察冀边区党委就改为了北岳区党委，因而通讯的题目也就写成了《北岳区群众领袖杨耕田先生》。杨耕田说，“边区参议员——一个极光荣的称号，随时反映人民的意见，随时检查督促政府工作，使参议会不仅是政府与人民的联系纽带，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关。”

1943年4月25日至5月2日，北岳区抗联大会在阜平县燕头村召开，再次被选为北岳区抗联主任的杨耕田在会上作了《北岳区群众运动发展和当前任务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抗战六年来群众运动的经验，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加强了统一领导，进一步推动了抗联的各项工作。此时的北岳区各抗日民众团体拥有会员120多万人。

北岳区抗日军民在敌人的不断“扫荡”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3年9月16日，日军对北岳区进行了残酷的秋季大扫荡，他们出动了四万多日军和大批伪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阳大惨案，给根据地人民造成了近万人的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在北岳区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日伪军也遭受重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后，边区各界于1944年1月在阜平县举行了庆祝大会，随后又在2月召开了第一届群英会，杨耕田在这两次会上也都作了讲话。在群英会上，对反扫荡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给予表彰和奖励：八路军战士邓世军被授予“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阜平李勇被授予“边区爆炸英雄”称号;曲阳李殿冰被授予“边区神枪手”称号;平山戎冠秀被授予“边区子弟兵母亲”称号……紧接着，为布置一年的大生产和对敌经济工作，边区政府和抗联又联合召开了扩大的经济会议。在杨耕田作的总结发言中，“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作为1944年的口号被明确提出。会后，1944年的春季生产搞得轰轰烈烈，北岳区党政军民也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到了农业大生产运动中。杨耕田在1945年4月2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谈谈去年的春耕》一文。文中在总结1944年春耕生产优缺点的基础上对新一年的春耕工作又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

杨耕田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和群众运动，他不仅在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迅速成长为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者，而且他时时关心群众利益，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也使他成为当地群众爱戴的领袖人物。

他是农民的贴心人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

1944年10月，杨耕田调任冀晋区行政公署主任、冀晋区党委常委，兼任区党团书记。他仍然是坚持经常深入到群众中调研。有一次去雁北地区的一个乡村，正赶上房东患疟疾，他就将自己用的药给了房东，房东用了他给的药，病也就慢慢好了。后来再下乡路过此地时，杨耕田还专门去看望了那个房东。

1947年初的时候，杨耕田率领工作团到雁北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在参加了中央1947年7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后，杨耕田立即赶赴北岳区各地，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并纠正各地土改中的过火行为。

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冀晋区与察哈尔省于1947年7月合并为北岳区，杨耕田调任到北岳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岗位，不久又任区党委书记。

在工作中，杨耕田非常注意改善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针对有的基层干部被“搬石头”、打击批判的状况，他指出，大部分党员干部是好的，对有错误的党员应是严肃的改造教育，而不是打击。因此，过去因出身于地富而被停止党籍或被撤职的干部，错了的被纠正过来。1948年8月8日，杨耕田在北岳区四地委土改整党会议上作的总结报告中，对北岳区土改整党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对如何搞好今后的工作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具体要求，号召大家要“凝成一股劲儿，统一意志，统一步骤，为争取全中国的胜利而努力工作”。

他是一个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

1948年12月24日，张家口解放。1949年1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以张家口为省会的新的察哈尔省。从此时起，杨耕田便开始担任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建立以后，又当选省政协主席。

1949年初，全国“半壁江山”尚未得到解放。为开展察哈尔省地方的各项建设，积极支援全国人民解放事业，杨耕田更加不辞辛苦的工作，为推行全面的土地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观念中，只要有一户一人没翻身“就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他在抓紧领导建党建政工作，扩大人民武装，剿灭地方匪特，巩固社会治安的同时，教育干部群众坚决同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他及时提出了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中心任务，尽最大的力量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在这一年，他以解放区农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又在9月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

建国前后，各地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过去是由农村包围城市进行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以后要实现由城市领导农村进而开始经济建设这一新的任务。为了适应这种转变，杨耕田努力对新的工作对象加强认识和了解，对新的工作环境尽快熟悉，对新的工作方法不断探索。他对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提出“要认真深入工厂、学校、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对全省情况要了如指掌”的要求，他认为“不了解情况……就必然失掉领导能力”。他对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也非常重视，他说：“工作再忙，也不能侵占学习时间”，提出“要以百倍的努力进行学习”，他自身也做到了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杨耕田工作很繁重，除了批阅文件、出席会议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工矿企业、农村进行调研，解决工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即便这样，他也没放松，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学习。

楊耕田忠心耿耿地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聪明才智，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不辞辛苦的工作，到晚上，还要把自己当天的工作再全部检查一遍，如果发现有没做完的事情，就要彻夜完成，再订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严谨细致、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是他长期坚持的习惯。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杨耕田也没有忽略对子女的教育。他常给孩子们讲革命的道理，教育孩子们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就不能辜负人民的希望，将来一定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子女从小就树立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2年1月，原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苏调中央工作，杨耕田同时兼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和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他仍然经常深入到专区、县、村等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写文章、作报告、讲话，指导全省的工业增产节约和农业丰产竞赛活动。长期辛苦的工作，杨耕田患上了“班替氏病”，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后来出现腹水，病情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经同志们的再三劝说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示，他才不得不到北京住院医治。即便住进医院，他还牵挂着工作，时常写信给省委、省政府的同志，提出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到“七一”“八一”等节日来临的时候，他还要写纪念文章。经过治疗和短期休养，身体稍有一些好转，他就要求出院返回工作岗位，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虽然医生规定，组织上也只准许他每天工作四个小时，但他工作起来就对这些全然不顾，往往从白天到深夜，一天工作达到十几个小时。

为了改变察哈尔省的粮食产量低的落后面貌，发展农业生产，到了1952年春耕播种的时期，杨耕田拖着病体深入到雁北地区的阳高、怀安等县以及察北地区的广大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推动春耕播种。他不顾日趋严重的病情，长途跋涉，走了很多村庄。每到一处，对那里的土地、劳力、畜力、水利和肥料等都进行全面了解，总结实现农业增产的先进经验，找出产量低的原因和增产潜力。他利用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给华北局写了一份报告，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这份报告不仅给察哈尔省农业增产运动指明了方向，还发表在《人民日报》（1952年5月24日第二版）上，题为《关于开展农业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他鞠躬尽瘁却英年早逝

1952年5月，杨耕田的病情开始恶化，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再坚持工作，上级党组织很快让他再次到北京治疗。华北局为此还专门向中央打报告，建议送杨耕田到苏联做手术，也得到了刘少奇的批准，并与苏联取得了联系。在6月3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到：“肝硬化，腹水，注射排尿剂。外科大夫主张手术......我有着高度的自觉和决心，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待自己的病，并争取在今年夏季养好它。”（由于病情发展的太快无法成行，失去了去苏联手术的机会）即使杨耕田病情已经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他心中惦记的仍然是察哈尔省的工作。这在他的日记中都能体现出来：“《察哈尔日报》送来了，发表了几个农业劳模受奖的消息和龙烟铁矿创造新纪录的消息，这些事都在鼓舞着自己。”他为察哈尔省农业丰产运动和工业增产节约运动中的模范事迹感到兴奋，竟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

杨耕田平时工作再忙都要抽出时间来学习，他在感到工作疲倦的时候，都是以看书或看画报来代替休息。他这样说：“祖国的建设任务这样繁重，理论水平如果不提高，是不能担负起建设任务的。” 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始终没有间断。在住院治疗期间，他把《毛泽东选集》全都研读了一遍，还把《察哈尔日报》《察哈尔建设》及其他一些理论书籍带到医院。直到他逝世的前两天，他还把《人民日报》《察哈尔日报》各篇消息、文章的标题看了一遍，不仅看，还坚持写读书笔记。

杨耕田是个忘我工作的人，心里始终装的是察哈尔省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到1952年8月末时，病情严重只能卧床。这时，他还想在国庆节前夕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是已经不能提笔写字。虽然医护人员在杨耕田住院期间精心治疗，但终因肝硬化已晚期，年仅39岁的杨耕田于1952年10月8日逝世于北京医院。

噩耗传来，察哈尔省人民乃至整个华北都处于悲痛之中。1952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杨耕田治丧委员会”在嘉兴寺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杨耕田的灵柩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察哈尔省和张家口市各人民团体、机关、学校以及部队指战员代表1万3千人，在东山坡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为杨耕田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中共中央华北局，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下转58页）（上接20页）彭真、乌兰夫等都送了花圈。

原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张苏是和杨耕田并肩战斗长达十五年的战友，惊闻噩耗，悲痛万分的他挥笔写下了悲壮的挽联和悼词，挽联中写到：“出身农民，领导农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二十余年，危险艰难无虚日;生活朴素、作风朴素，全力为党为人民服务，一片赤诚，光辉灿烂照千秋”。“亲密的战友杨耕田同志，您是贫苦农民中生长起来，群众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革命巨匠。您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您富有劳动人民的感情，您了解劳动人民的心肠，您的群众观点、您的群众立场，您的坚持原则，您的忘我工作，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英年早逝的杨耕田人生虽然短暂，但它对革命事业的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后人永久怀念和称颂。

参考资料：《耕田百年》《张家口文史资料》、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之《察哈尔省解放区大事记》及《晋察冀日报》等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