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时，他们也天真得像个孩子。有一次，得知某个孩子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时，周恩来颇有感慨地对邓颖超说：“我如果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活下来了。”在这种时候，邓颖超总是内疚地说：“我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才21岁，年纪轻，看着广州革命形势好，你忙我也忙，就开了一点儿中药打了胎。”但这种父母思儿之情一下子就过去了，随后，他们继续以父母慈爱之心，去关心和爱护革命的后代。

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茹遗憾地说“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反驳道：“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要担当起父母的责任。”这10个孩子或许只是一种泛指，可以不必考证，但他们抚养革命后代的故事却早在革命队伍中流传。

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和大哥一起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她，又觉得她年龄太小，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被周恩来遇见。周恩来看她哭得伤心，立即询问原因，才知道她是老战友孙炳文的女儿，于是马上把她带进办事处。

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延安，并写信给她的母亲任锐，表示愿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女儿。此后，他们给予了孙维世无限的关怀。

参加南昌起义的25师党代表李硕勋是在1931年被捕遇难的，他的夫人赵君陶（革命家赵世炎的胞妹）那时带着孩子李鹏东躲西藏。直到1939年，周恩来、邓颖超得知李鹏住在成都的亲戚家中后，便把他接到了重庆，后又把他送到延安学习。从那以后，周恩来、邓颖超每次回到延安都要關心他的学习、思想与生活。

1945年11月，李鹏被分配到前方工作，那时他已入党。当他去向“周伯伯、邓妈妈”告别时，周恩来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要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邓颖超也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还将宋庆龄送给他们的丝棉被转送给李鹏，而他们床上摆的仍是两条洗得发白的旧棉被。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已79岁的邓颖超还专门到他办公室谆谆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其他如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等，都被周恩来、邓颖超找到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始终给予关怀。

不仅革命烈士的子女，凡是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小同志，都曾感受过他们慈父慈母般的亲切关怀。1963年1月31日，周恩来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并称这次拜访“实现了8年前的愿望”。周恩来一边亲切地同周瘦鹃交谈，一边抱起了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到此情此景，忽然老泪纵横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

周恩来听后爽朗地笑道：“周瘦老（周瘦鹃）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这就是周恩来的胸襟，也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的家庭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