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的翻译出版迎合了海外市场需求和域外读者的阅读期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典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的翻译出版成为了中国优秀典籍“走出去”的典范，对突破当前典籍“走出去”的困境，解决翻译选材受众意识缺失、市场需求与读者阅读期待得不到满足、译介推广不够多元化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阶段，若要构建中国典籍“走出去”可持续发展体系，需调动多种系统因素紧跟时代潮流、打造国际化的译介团队和建立广泛的联动合作机制。

【关键词】 中国典籍“走出去”;四大名著;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1-0111-03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充分展示中国形象，让世界各地人民通过欣赏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增强对中国的了解。

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当前，如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成为了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

中国典籍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员。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把中国优秀典籍传播到海外，是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在优秀典籍的翻译出版、对外传播方面略显滞后，这与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家形象并不相符。因此，如何在跨文化交流进程中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就成为了提升当前中国优秀典籍国际影响力的首要任务。

四大名著，作为中国典籍中的典范之作，既是中国古典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世界文化景象中的一个奇观。为了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优秀典籍的国际影响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外教社）于2008年启动了一个重大的项目——以汉英对照的形式出版四大名著。最终，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增强了中国优秀典籍译介传播的信心。本文基于描述翻译学视角，对外教社出版的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进行全面描写与系统阐释，同时应用译介学剖析翻译出版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外教社颇为成功的翻译出版虽然属于个案，但是对于中国优秀典籍如何“走出去”深具启示意义。

一、外教社四大名著翻译出版的探索

翻译出版是跨文化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暗含了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和经济实力的较量（胡作友，张丁慧，2019：115）。在当前文化国际化传播进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略显薄弱。为了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的国际化传播，我国于2003年出台了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随着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此战略自实施以来内涵不断丰富，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外教社于2006年，邀请了一大批海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参与“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开放性出版项目，梳理自外教社成立以来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本，例如《英译宋词集萃》《英译元曲百首》等。虽然这个项目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是，从传播效果来说，这些典籍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度并不高。因为在此次出版项目中，外教社忽视了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读者文化接受立场和能力，未能做到有针对性地出版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本，导致传播到国外的文学作品没有满足不同类型的读者的需求，这些译本最终没有广泛地被海外读者所接受。鉴于上述项目收获的成效并不理想，外教社汲取经验，于2008年提出要以汉英对照的形式出版四大名著，扩大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内外的传播效应。笔者对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翻译出版的进程进行了探究，汉英对照版《水浒传》（The Marches of Mount Liang）是四部名著中最早发行的。早在2008年，外教社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那里买到了登特·杨父子《水浒传》英译本的版权。然后，花了两年多时间修改、校对、审核，汉英对照版《水浒传》于2011年正式推出。汉英对照版《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是于2013年正式出版的，它的英译者是国内著名院士余国藩。海内外学者对余先生的译本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译作能够完美地复刻原作，生动形象地将原故事情节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有利于推动这部名著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圈。汉英对照版《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是四本名著中翻译出版耗时最久的，英译本由著名汉学家霍克思和闵福德二人共同完成。2015年，在庞大的汉英对照、审校工程完成后，外教社正式在全球将其推广发行。2017年9月，《三国演义》（The Three Kingdoms）的汉英对照版正式完工。外教社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知名教授虞苏美的译本。虞教授的译本在国内外广受好评，除了省略少量诗歌和情节，翻译几乎完全再现了原作内容。

在此次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翻译发行过程中，外教社为了扬长避短，采用了中外合作的模式，一方面选取海外知名学者翻译的版本，然后由国内专家进行审核、校对，如《水滸传》《红楼梦》;另一方面选取国内知名学者翻译的版本，然后由海外专家进行审核、校对，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此外，外教社为了满足海内外读者的共同需求，将每部作品以汉英双页对排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书中加入了白描绘图来增强原作的故事性，并且依据每部作品的内容适当地增添了注释、人物关系图、人名地名表等等，帮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理清思绪，更好地领悟作品内容。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为目标，借助政府、媒体、海外出版机构等多种渠道扩大出版物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了中国优秀典籍“走出去”的一个成功典范，不仅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还极大地增强了国内翻译出版业的信心。

二、典籍翻译出版的困境与启示

尽管外教社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中国典籍翻译出版的典范，但是中国典籍翻译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如翻译选材受众意识缺失、市场需求与读者阅读期待得不到满足、译介推广多元化有待加强等等。

中国典籍晦涩难懂、包罗万象，是古今中外最为庞杂浩大、绵延悠长的文化传承。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典籍译介到海外便成了中国优秀典籍“走出去”的首要问题。如今，中国典籍对外的翻译出版多由官方指定选材，主流意识形态强烈（储常胜，2015： 83）。纵观市场，近年来中国诸子百家的翻译出版总量的确不少，例如，《老子》《墨经》《孟子》等等。虽然这类作品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真正“走出去”的为数不多，国际化传播效果不甚理想。大多数作品仅仅在国内用作学者进行学术科研的资料，并没有真正为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在海外读者眼中，这些作品多少有些“古董”的意味。归根结底，翻译出版机构和译者们进行翻译选材时受众意识不强，没有对受众类型和受众接受动机进行合理分析，导致市场上流传的翻译出版作品只满足了一小部分专业读者的需求，而忽视了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中国优秀典籍的对外传播要想走好第一步，译者和出版机构在进行翻译选材时就要增强受众意识，把目光聚焦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上，国外读者品悟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就好比我们欣赏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只有吸引大众读者这一庞大群体的注意力，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才能进一步扩大译作在海外的影响力。

目前，我国大多数翻译出版机构仍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它们主要在国内进行传统的线下推广活动，既没有充分借助互联网信息化平台扩大对外传播效应，也没有寻求与国外权威出版机构进行合作，这是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多种因素考虑，有时候典籍对外传播的效果不理想，很大程度上不是翻译选材和翻译出版策略的原因，而是海外读者没有渠道接触到这些典籍。因此，要使中国优秀典籍“走出去”，除了解决选材、翻译出版策略等问题外，更需要拓展传播渠道，打造多元化的传播格局。首先，国内出版机构可以向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寻求合作，联合出版发行中国优秀典籍，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图书分销网络来拓宽中国典籍对外的宣传路径（谷峰，2017： 68）。其次，可以聘请当地知名的广告商、代理机构、经纪人和汉学家来为中国优秀典籍的翻译出版做宣传，这种间接的推广方式可以避免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一些障碍，实际效果要更好，因为一国文化在其他国家的传播大都要依靠目的语国家的精英人士和知识分子来推动。最后，典籍的对外传播不应该将纸质书本作为文化输出的唯一载体，可以依据不同的社会文化探索不同形式的传播途径。比如在域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中国优秀典籍中的经典故事情节改编成歌剧、戏剧表演、影视等等，推动古典文学作品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融入海外民众的文化生活。

三、构建中国优秀典籍“走出去”可持续发展体系

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研究外教社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的翻译出版，对中国优秀典籍的海外传播颇有借鉴意义。应该以多维度、多层次的方法打造中国典籍“走向世界”的时代工程，各层面统筹规划、借助各种系统因素的合力作用来构建中国典籍“走出去”可持续发展体系。

（一）紧跟时代潮流，增强受众意识。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大众读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典籍在海外的流传已经不再局限于汉学家之类专业读者群体，而更多面向的是海外普通读者。与专业人士深入、系统性地研究相比，海外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多的是呈现“碎片化”的特点。中国典籍英译既然要增强受众意识，就不能忽略当前全球流行的“碎片化“阅读趋势。为了满足读者诉求，不一定要把一本厚厚的典籍全部都翻译，可以对内容有所选择、进行节译，又或者依据内容进行分解、编成分册。从当前大众读者的阅读模式和阅读习惯来看，“厚重翻译”只适用于专业读者群，而节译或编译的方式更能跟紧时代潮流，突出典籍译本的趣味性，吸引更多的读者。中国典籍“走出去”如果要顺应时代潮流，就要在吃透原作内容的基础上摆脱“文本困境”，进行创造性的编译以满足当前大众读者“效率化”表达的要求。

（二）打造国际化的译介团队。中国典籍外译的过程相当复杂，需要先进行语内转换、再进行语际转换，这是一个阐释与接受、再阐释与再接受的无尽过程。首先，就语内到语内的转换过程而言，译者必须要精通古汉语，但是由于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太多，导致绝大多数的国内译者不能准确无误地翻译古汉语，更别说外国译者了，这时就需要聘请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参与指导翻译活动。其次，语内到语际的转换过程会涉及作品在海外的接受程度以及视阈融合等相关问题，而海外本土译者在这方面的能力往往会优于国内译者，因为海外本土译者可以发挥译入语优势，很好地把握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并且他们还能够直接跟海外赞助人进行沟通，这些先天优势不仅有利于解决跨文化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还益于产生传播、接受的连贯效应。因此，鉴于整个典籍传播过程中的跨文化性、理解与表达的特殊性和中外译介人员各自的局限性，要突破中国典籍“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现阶段需要打造国际化的译介团队，采用中外合作的翻译模式。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加上海外本土译者的译语表达能力，当可无往不利（魏泓，2020： 60）。

四、结语

在当前全球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形势下，研究外教社汉英对照版四大名著翻译出版系统，对中国优秀典籍的国际化传播深具启示意义。应该统筹规划、全面布局，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着手来打造中国典籍“走出去”的时代工程。现阶段，将中国优秀典籍推广到世界各地需要借助多种系统因素的合力作用，政府、市场、出版机构和译者必须互相协助，利用市场导向，紧跟时代潮流、增强受众意识、打造国际化的译介团队，为中国优秀典籍“走出去”“融进去”贡献一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中国，加强中国典籍的国际化传播不仅是国家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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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作友，张丁慧.权力话语与中国话语的构建——以《文心雕龙》首部英文全译本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9，（1）：115.

[5]姜其黄.欧美红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6]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北京：北京外语教學与研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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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J].黑河学刊，2018，（1）.

作者简介：

张梦璐，女，江苏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典籍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