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姣姣

【摘要】 长期以来，对汉水神女和洛神各自的研究众多，但对二者之间的比较却较少，本文选择神女形象产生较大新变的唐代，结合神话与诗歌，分析出两者都有容貌美丽，常被比喻成花卉，是爱情的象征等共同特点，但两者也有明显差异，体现在自然性和人文性上。从比较中可窥见文人的审美趣味和地域文化的区别，比较其异同当亦有益。

【关键词】 汉水神女;洛神;洛神赋;唐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1-0032-03

汉水神女和洛神的故事源远流长，前者因解珠郑交甫而为人铭记，后者因曹植的《洛神赋》而闻名。两者同为水神，存在相同特征，但因形成背景不同，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试通过梳理神女形象演变的过程，努力探究二者在唐诗中的异同及差异原因。

一、神女形象的演变

（一）汉水神女形象演变

汉水神女是汉水流域的女神，其形象最早或可追溯至《诗经·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兮。汉有游女，不可求思。”[1]10此处记载的“游女”应当还未被神化，只是民间出游的女子，这与《诗经》反映各地风俗和教化民众的功能相符合。《韩诗外传》中也记有汉江江畔两位戴珍珠项链的浣衣女礼貌地回绝了孔子所赠之礼，此时汉水神女还只是以凡女身份出现。直到汉初注解《诗经》的三家从神话角度阐释“游女”，这对后世影响颇大。刘向《列仙传》便收录了鲁说的记载，详细描述了郑交甫于江汉之湄偶遇二女的经过，“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也”[2]8，接着写双方围绕橘柚与解佩展开精彩对话，郑交甫如愿得到玉佩，可没等走几步路，二女却倏忽不见。刘向附有评价：“鸣佩虚掷，绝影焉追？” [2]8 “虚”字写出神女的机警聪慧，“绝影”增添神秘色彩。此后又有前秦王嘉在《拾遗记》中写周昭王的两名侍女延娟、延娱颇有仙人气质，她们“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3]50，后跟随昭王沦于汉水，百姓感其贞洁，自发祭奠，后来便有人将汉水游女与延娟、延娱联系起来，更添悲情色彩。如唐人梁洽《观汉水》：“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王。水滨不可问，日暮空荡荡。”[4]2126汉水神女在汉代逐渐神化，或许与汉代以谶纬解经有关。到了魏晉时期，王粲、陈琳等均作《神女赋》，试看陈琳所写：“答玉质于苕华，拟艳姿于蕣荣。深灵根而固蒂兮，精气育而命长。”[5]129神女气质之灵动跃然纸上。这些赋作将汉水神女的地位抬到新高度，与时人喜追求神仙方术约有一定联系。汉水女神在王粲、陈琳等人笔下变成超凡脱俗独立于天地的存在，不需要比附圣贤，甚至超脱世俗道德领域，展现了魏晋文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情趣。[6]唐代诗人除直接赞美汉水神女的美貌，还常以其比喻浪漫爱情，或将其与民间美女相联系，使神女多了人间的烟火气息。宋代则将神女仙化，附会进襄阳穿天节中。其余朝代多抒发对汉水神女的追思之情或借其表达离别之意。

（二）洛神形象演变

洛神的形象可追溯至宓妃，屈原《天问》中“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7]59提到“雒嫔”，《楚辞补注》曰：“雒嫔，水神，谓宓妃也。”[8]99《广韵》注“洛”：“《书》曰：‘导洛自熊耳。’《汉书》作‘雒’。”[9]30如淳在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提及宓妃溺死于洛水后，化为洛神，这便将宓妃与洛神联系起来。屈原在《离骚》中曾追求过宓妃，“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5]10但由于她无礼而放弃。也正是由于屈原这样的书写，汉以来较长时间内宓妃都是负面人物。直到《洛神赋》让宓妃的形象有了质的变化，其形“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11]190，其才“习礼而明诗”[11]190，曹植在洛神身上倾注了无比真挚无比热烈的情感，也赋予其高贵的品格，使得宓妃形灵统一。洛神形象到唐代又有了新变，《文选·洛神赋》中李善说甄后即洛神，历史上的甄后没有记载姓名，原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后为曹丕皇后。但因为《洛神赋》和李善的注解以及后世文人的加工，“甄宓”一名便渐渐传开，而洛神形象由于涉及了皇家秘辛而多了些人间味道和历史厚重感。晚唐裴铏《传奇》中的洛神更加感性真率，会因琴声动听而在陌生男子萧旷面前现形，还主动提及自己与曹植的爱恋。唐末道门领袖杜光庭则将洛神形象仙化。宋代文人喜以洛神比喻各式各样的花，其中以黄庭坚水仙花的比喻最出名，“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10]1072此后洛神形象愈加通俗化，有着神的身份和人的性格，从明代汪道昆的杂剧《洛水悲》和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甄后》可以窥见。

二、唐诗中汉水神女与洛神形象的异同

唐诗中，汉水神女和洛神有不少共同特征。首先，都拥有美丽的容貌。李德裕在《鸳鸯篇》中并举二者，“既逢解佩游女，更值凌波宓妃。精光摇翠盖，丽色映珠玑。” [4]5434寥寥几笔便精准勾勒出女神服饰之盛、姿容之丽。其次，两者也常常被比作同一花卉，如比紫薇花：“小槛临清沼，高丛见紫薇……见欲迷交甫，谁能状宓妃。”[4]10077此处并举汉女与宓妃，用她们来形容紫薇花的出尘美丽;比牡丹，以洛神的姿态比牡丹之千娇百媚，“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4]5417（徐凝《牡丹》）以汉水神女之容貌衬托牡丹之高贵，“羞杀登墙女，饶将解佩人。蕊堪灵凤啄，香许白龙亲。”[4]8266（徐夤《和仆射二十四丈牡丹八韵》）最后，两者都成为爱情的象征。“洛川昔云遇，高唐今尚违。幽閤禽雀噪，闲阶草露滋。流景一何速，年华不可追。解佩安所赠，怨咽空自悲。”[4]314（武平一《杂曲歌辞妾薄命》）是借汉水神女和洛神表达年华易逝，难舍恋人之情。

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笔者认为差异主要可以概括为自然性和人文性，汉水神女偏向自然性，清新烂漫，洛神则偏向人文性，大方端庄。

（一）比喻对象不同

同样是以神女喻美女，但不同的是，汉水神女常与浣纱女、荡舟游女、菱歌汉女等与自然相关的女子联系在一起。如张祜的残句“常闻浣纱女，复有弄珠姬”，郑锡描绘襄阳之人文景观时，也曾巧妙融入解佩渚的典故，将神话中的游女与现实中的游女相重合，使得普通的劳作之景寄蕴文化色彩，“拂水初含绿，惊林未吐红。渚边游汉女，桑下问庞公。”[4]2906（郑锡《襄阳乐》）从五代时期的一些词作中也可窥见时人喜将汉水神女同水边游女联系，“柳带摇风汉水滨，平芜两岸争匀。鸳鸯对浴浪痕新。弄珠游女，微笑自含春。”[4]10162（五代·牛希济《临江仙其六》）“罗袜生尘游女过，有人逢著弄珠回。兰麝飘香初解佩，忘归来。”[4]10155（五代·毛文锡《摊破浣溪沙》）

虽然汉水神女也偶被比于妓女，但相较洛神，这样的诗句较少。洛神在唐诗中常被用以同妓女或贵族女子比较，或是成为她们的代称。如“玉颜红烛忽惊春，微步凌波暗拂尘。自是当歌敛眉黛，不因惆怅为行人。”[4]3712（羊士谔《彭州萧使君出妓夜宴见送》）其中“微步凌波暗拂尘”一句乃化用《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11]191，可见这位妓女体态之轻盈，身姿之曼妙。罗虬曾为一位名为红儿的妓女创作出一组《比红儿诗》，其十四写道：“若教瞥见红儿貌，不肯留情付洛神。”[4]7685其三十五写道：“有个红儿赛洛川。”[4]7687薛馧也为友人写过“艳阳灼灼河洛神，珠帘绣户青楼春。能弹箜篌弄纤指，愁杀门前少年子。”[4]9083用洛神代指郑女郎。孟浩然也尝以洛神喻妓女：“画堂观妙妓，长夜正留宾……倘使曹王见，应嫌洛浦神。”[4]1664而陈嘉言则描绘上元节的桥上丽人：“宝马金为络，香车玉作轮。连手窥潘掾，分头看洛神”。[4]791

（二）内在气质及意蕴不同

首先需要区分一下唐诗中“游女”所指，笔者以为可分为普通的出游女子和汉水神女两类，其中与“汉皋”“解佩”“弄珠”“罗袜”或其他神女或貌美女子联系的才是指汉水神女。在唐代诗人笔下，汉水神女是清艳脱俗、行踪莫测的形象。张九龄直陈“汉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4]576，并以“紫兰”“皓露”等作比感叹其气质如兰。唐代中与汉水神女相关的诗歌，其背景常以自然为主，神女在自然中回归天性，自然因神女所具有的人文内涵而更动人。如李白在襄阳岘山怀古所写，“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见游女，醉月怀山公。”[4]1853储光羲“谪居临汉川”时也忍不住追思汉水神女：“路断因春水，山深隔暝煙。湘江见游女，寄摘一枝莲。”[4]1414沙渚、远峰、寒沙、春水、南浦、碧沙等景色与汉水女神在江面来去无迹的自在形象有契合之处，这体现了汉水神女的自然性。

另外，唐诗中汉水神女与其他女子一起出现时通常会有服饰或容貌的描写，而当她自己出现时，却往往是通过诗人表达仰慕的方式来体现其气质，诗人将汉水神女当作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来寻觅，也作为自己精神和理想的寄托，孟浩然的“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4]1631既表现了美好事物不得的黯然惆怅，也体现出理想难以完成的苦闷低落，这种写法使汉水神女显得更加缥缈难觅。

唐诗中洛神的形象有三重意蕴：一是受“感甄说”的影响，唐人对洛神和曹植之间的凄美爱恋总是颇为关注，诗人笔下的洛神婀娜翩跹而又痴情不移。刘沧作《洛神怨》描摹洛神在子建离开之后独自思念的情景，内心戚切，“心寄碧沈空婉恋，梦残春色自悠扬。停车绮陌傍杨柳，片月青楼落未央。”[4]6856李商隐也有诗云：“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4]6214洛神也由此成为痴情失意女子的象征。如李贺《宫娃歌》：“啼蛄吊月钩栏下，屈膝铜铺锁阿甄。”[4]4420阿甄即喻失意宫女。王諲的《后庭院》将甄妃与班婕妤，陈阿娇等并举，写后宫女子不得恩宠的失落。“甄妃为妒出层宫，班女因猜下长信。长信宫门闭不开，昭阳歌吹风送来。”[4]1473

二是被用于讽谏，这体现在李商隐的《东阿王》和《涉洛川》中，前者写“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4]6235后者说“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4]6232清人屈复评此句是自写被谗之恨，也有学者推断这两首诗是李商隐暗讽自己写艳诗而遭谤毁。

三是洛神在唐代成为广而人知的神灵，深入民间，这与武则天有直接关系。武则天为给自己登基造势，命魏王伪造端石，并称于洛水发现，之后便封洛神为显圣，写下组诗《唐大飨拜洛乐章》。于是洛神身份在民间传开，百姓立庙祭祀。这一举措也使得宓妃更加远离最初自然神的形象，变得更有历史韵味。

总之，汉水神女在唐诗中与自然联系更密切，而洛神则有更深厚的人文内涵。

三、差异原因探析

汉水神女和洛神的相似性大体上为神女共有，这些基本特征在“湘水女神”“巫山神女”身上也可发现。笔者认为二者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出身不同，根本原因是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

（一）出身不同

汉水神女最初的形象“游女”便是来自民间，《诗经》中她是不可求的游女，《韩诗外传》中是勤劳知礼的浣衣女，《列仙传》中是大度宽容、美丽聪慧的神女、《神女赋》中她光彩夺人，《拾遗记》中是坚贞不移的延娟延娱。从始至终她都温婉大方，自然真实，照应出平民女性的一切美德，唐诗也继承了她的这些性格，所以人们看到汉水神女在唐诗中走下神坛后，走向的是天地自然，可以说她生于自然而又回归自然。

与汉水女神由凡女变成神女不同的是，宓妃一开始就是神女，洛神最初的形象“宓妃”出自贵族文人屈原之手，她身份尊贵，性格骄蛮且“日康娱以淫游”。洛神在唐诗中，常被用作妓女的代称，远超汉水神女，一方面与唐代尚妓乐，才情出众的妓女较多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与屈原的塑造有关，她不受人拘束、容貌艳丽而任意纵情。而曹植的《洛神赋》赋予其端庄有礼、虽有情意而终不逾矩的性格，这一形象恰好与唐诗中洛神的另一形象——痴情甄妃相关联。洛神出身较高，唐代之前与洛神相关的人物又总是贵族子弟，由此看到唐诗中即使洛神走向世俗，也还总是与青楼闺阁、深宫密苑相联系。

（二）地域文化不同

汉水神女的故事当诞生于汉江流域，汉江位于荆楚之地，高山围绕，湖泊众多，宜人的环境才能养出如水一般的汉水女神，才能有神女于水面来去无影的传说。加之离中原较远，受礼法规矩束缚较少，形成活泼烂漫的气性，同时糅合汉水人美丽善良、贤惠聪慧的性格。唐代诗人在创作与汉水神女相关的作品时也多延续了这一内在气质。

而洛神的形象源头虽然最初是在屈原笔下提及，但是后来却是因为曹植的《洛神赋》而声名远扬，相应地便染上中原文化的气息。中原注重礼法，曹植笔下的洛神大方得体，贤淑端庄，唐诗中的洛神也更符合中原女子的气质。

四、结语

尽管关于汉水神女的作品可以称得上蔚为可观，但不得不承认，汉水神女相较于高唐、洛水、湘水神女来说在知名度和传唱度上逊色一些，如美国学者薛爱华所述：“由于缺乏由杰出作家创作的、完全为纪念她而写的一篇举足轻重的赋颂或者叙事作品。”[12]81汉水神女太自然清新，围绕她的典故仅“解珮”“弄珠”，神女与郑交甫的故事也略显平淡，像是一场过客般的爱恋。相比之下，其他三位神女的爱情显得更无奈和悲凄，自然能唤起人们更多的同情与共鸣，也便有更多的作品赋予她们新的内涵。但笔者并不赞同薛爱华称汉水神女“已经退居到了文学史的壁橱和角落之中，变成了无人注意的流浪者和日渐凋亡的幽灵”[10]81，汉水神女同其他神女一样，寄托着文人的审美意趣和价值理想，鼓舞着人们不断前进，是中国古代女性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丰富素材和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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