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宪

(苏州科技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9)

2020年12月16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了一场“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讨论会”，邀请40余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对面地进行讨论，旨在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和融合，以促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虽然有人批评“这场名曰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来得有点仓促，架势还未摆开，铜锣还未敲响就提前开场了，且又类似于自由搏击与太极拳那种不搭界的擂台赛。这场对话因话语体系的不一致，因此有一些沟通困难”。①然而，举行这样的对话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华文明起源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按照史书记载，夏王朝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代的纪年确定为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考古学家在豫西晋南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段的二里头文化，并发掘出具有都城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基本上坐实了夏王朝的存在，就像破译甲骨文与殷墟发掘坐实了商王朝的存在一样。然而近几十年考古学家又在各地发现了一系列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重要遗存，如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凌家滩遗址、石家河古城以及年代更早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这些遗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内涵丰富，出土的器物显示出高超的制作技术，但是它们本身却都没有文字(二里头文化也没有文字)，而且史书上对它们都毫无记载。

考古学家以长期艰苦的劳动从地下发掘出古人的遗物与遗迹，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历史学家以前只见过文献上记载的历史，从未见过这些遗存。这些遗存连司马迁、左丘明甚至孔子也没有见到过，甚至根本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由于那是一个尚未发明文字的时代，后世也没有关于它们的记载，因此当历史学家努力把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联系起来想把被疑古派否定的古史落到实处变成信史的时候，发现困难重重，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各种解释与假说纷纷出现。

“文明”与“国家”这两个词古已有之，但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而且还在不断地更新，所以在研究与阐述历史的时候双方就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由于学者们的认识存有歧义，因此就有了这一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对话，但是对于民众来说，“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本来耳熟能详的名词，经过学者们一解释反而变得糊涂了。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地下挖出的遗存来考察与认识历史，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古籍记载的文字来考察与认识历史，他们都在努力探讨“文明”与“国家”的问题，只是方法与途径不同。然而，不仅在以史学理论诠释考古遗存和以考古遗存证实文献记载这两个方面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存在着诸多分歧——从表面上看是双方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实质上无论考古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面对着共同的哲学问题，那就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即“文明”与“国家”究竟是什么？怎样认识“文明”与“国家”？用什么方法认识“文明”与“国家”？

一、“文明”是野蛮时代的产物

考古学家探讨的“文明”实际上是在摩尔根“蒙昧—野蛮—文明”②的语境中所说的。

摩尔根把人类的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大阶段，但是他并不认为蒙昧阶段与野蛮阶段是一无是处的洪荒时代，而是认为“人类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③他认为：“近代文明吸收了古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使之面貌一新”，而古代文明“是在此以前的野蛮阶段的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也大量地吸收了野蛮阶段这方面的成就”。④“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⑤也就是说，文明社会的各种因素其实在野蛮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正如夏鼐先生所说：“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⑥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石峁古城的成就都是“野蛮时代”的“野蛮人”创造的“文明”。这些“文明的曙光”“文明的萌芽”“文明的迹象”都出现在野蛮时代，是野蛮时代的产物。如果一见到出现了文明的因素就认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那么野蛮社会在哪里呢？

摩尔根把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各分为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把文明时代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阶段，他罗列了每个阶段的发明与成就，但是他又认为“如果想找一些衡量进步的标准来标志上述各期的起点，并求其能绝对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说这不是决不可能，也得说这是很难办到的”。⑦这是非常正确的。他还认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⑧这一点非常有见地，恩格斯不是也说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⑨吗？因为，如果没有文字，如果没有文字记载，我们连有没有这段历史都不知道，怎么知道是文明呢？我们可以把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精美玉器、宏大石城称作文明，但是怎么知道已经建立了国家呢？

20世纪的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许多具有高度发达物质遗存的考古文化，如印加文化、纳斯卡文化、玛雅文化和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它们有的有文字，有的没有文字。这些都是摩尔根没有见到过的，如果再以文字作为“文明”的唯一标志就显得有点不合适了，于是学者们就提出了种种修改“文明”标志的动议。1950年柴尔德首先提出以出现“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⑩1958年克拉克洪提出以“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三项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志。1985年张光直提出“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为中国文明的标志。夏鼐则强调其中的“国家、城市、文字和冶炼金属”四项。在2020年底的讨论会上王巍提出八项“文明”的标志：“1.史前农业发展，产生社会分化。2.手工业显著进步，专业化程度加剧。3.人口增加，大聚落出现。4.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5.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珍稀或高技术含量的器具。6.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7.都邑与族邑形成，出现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城市。8.暴力与战争较为普遍，形成王权管理的国家。”这八项标志是根据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凌家滩遗址、石家河古城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归纳总结出来的，其中恰恰没有前人公认的“发明文字”这一项。摩尔根把发明文字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其本身没有文字而后人又没有记载的话，那么我们连它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虽然考古学家用探铲使它们重见天日，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社会制度与结构组织；如果已经建立了国家，我们连它们的国名也无从知晓。我们可以用现在的小地名来命名考古文化，但是总不能用“良渚”、“陶寺”、“石峁”来称呼夏王朝之前的古国吧？

二、“文明”是一个过程，一部人类史就是“文明史”

“文明”一词在中文与英文中的内涵是有差别的。英语中作为名词的“文明”(Civilization)是指文化形态，作为形容词的“文明”(Civil)是指彬彬有礼。汉语中“文明”的词性是名词，但是内涵却更接近于形容词。所以，自从把西方引进的Civilization译成“文明”以后，学术界对汉语“文明”一词的理解与诠释就产生了很大的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西方学术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更多地用Culture来取代Civilization，意思是指文化、文化模式、社会、生活方式等等。

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明”(Culture)是指一个人类共同体(社会)共有的生活方式，即文化模式，也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自从猿进化为人就有“文明”了，因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其他所有的动物都不同，如果说其他的动物都是野兽，那么人类就是文明的动物。刚刚脱离动物状态的直立人尚未开化，但是他们已经能够打制石器和使用火，从而使人和其他动物有了天壤之别，可是没有人把打制石器称为“文明”，而只称其为旧石器文化，把旧石器时代称为蒙昧时代。一万年前的智人开始种植庄稼、饲养牲畜与制造陶器，出现了所谓的“新石器革命”或“农业革命”，但是因为还没有发明用于传递信息的文字，所以学者们认为他们仍然还是野蛮人，把他们所处的阶段叫做野蛮时代，只称其为新石器文化而不称其为“新石器文明”。

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考古学所说的“文化”含义与此相同，而民众对“文化”的理解比较浅近，一般只是指生活方式中的识文断字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文明”与“文化”一样也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学者还是民众都认为只有精致的、美好的、高雅的文化才能称得上“文明”，例如知书达礼、琴棋书画、礼貌道德。其实，打制石器、使用火、发明农业畜牧和烧造陶器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是与以后更加伟大的发明相比，它们都被苛刻地排除在“文明”之外了。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列举了野蛮时代人类所做出的种种贡献，如制陶术与农业、畜牧与纺织、建造居所与城墙、制造车船与武器、冶炼青铜与铁等等。所有这一切现在都被考古学家视为“文明萌芽”、“文明曙光”或“文明迹象” 。由于这些文明的因素实际上都出现在发明文字之前，而文字记载就叫做“史”，因此可以把它们称作“史前文明”。“文明”与“野蛮”并不是两个绝然分离的段落，而是一个从无到有、融为一体的过程。摩尔根为了研究与叙述的方便人为地把人类历史分为三段八期，并不是说古代社会本身是分为若干段落的。分段的标志见仁见智，只是摩尔根和恩格斯都选择了以“文字”作为“文明”的标志。

不管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人类的每一项发明与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但是文字的发明决非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创造出来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可是从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算起至少经过了四五千年才臻于成熟。面积达到几百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城址，但是几十万、几万平方米的城址算不算古城呢？有围壕而无城墙的遗址算不算城址呢？村落与城邑的区分仅仅在于面积大小与有无城墙吗？琢磨玉器、冶铸青铜、烧造陶器、磨制石器、夯筑城墙等技术进步都有一个从无到有的漫长过程，如果要以“史前农业发展”与“手工业显著进步”作为“文明”标志的话，怎样来定性与定量呢？

社会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见证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所以历史学家在文献中看到的每一项发明与成就都被记载成为一个事件。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每一个文化层都要跨越几百年，一个考古文化甚至要延续上千年，但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断面。当一个遗址或考古文化透露出“文明曙光”的时候是以它的始年计呢还是以终年计呢？要知道从晨曦初露到日出也有一个过程，究竟以哪个时刻算作“天亮”呢？在2020年底召开的讨论会上介绍了凌家滩、良渚、石家河、陶寺、芦山峁和石峁六处遗址，跨越的年代大体是距今5500—4000年，如果说它们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或者建立了国家，那么在5000年前不过是刚刚出现，要到4000年前才最终实现。

三、“国家”不等于“文明”

历史学家所讨论的“国家”是在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语境中说的，他们认为国家一旦产生就意味着社会进入了文明阶段，然而把“国家”与“文明”混为一谈是一种误解与误读。

摩尔根认为野蛮时代人类的社会组织是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文明时代的社会组织是国家，最早的“希腊罗马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帝国和王国的政治结构；民法；基督教；具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贵族式兼民主式混合政体；具有议会和人民大会的民主政体；组织了受过军事训练的骑兵、步兵部队；建立了熟悉海上作战的海军；形成了具有市政法的大城市；海上贸易；货币的铸造；建立在地域和财产基础上的国家”。恩格斯全盘接受了摩尔根的理论，只是他比摩尔根更加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对于国家产生的重要性，他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句话并不是对“国家”的科学定义，而是一种富有文采的表达方式，意思是说国家对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具有巨大的意义，并不是说国家与文明是一回事，因为“概括”不是“等于”。

“国家”与“文明”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国家是社会的组织形式，文明是社会的表现形态与人类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国家与文明并不是同步出现的。如前所述，“文明”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文明曙光”“文明萌芽”“文明迹象”的种种成就其实都是野蛮时代的野蛮人创造的。按照摩尔根的说法，文字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而实际上许多国家在建立之时尚未发明文字，不要说被视为夏王朝遗存的二里头文化没有文字，就连商朝前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也没有发现文字，至于早于夏王朝的“古国”——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更没有发现文字，所以最新的“文明”标志就把“发明文字”这一项排除了。

我们曾经认为早期的人类社会和其他动物的群体一样是没有任何规矩的，婚姻关系是没有任何禁忌的“杂婚”，所以称之为“原始群”。其实只要看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就可以知道，在各种动物群体的内部都是有规矩的，连蜜蜂与蚂蚁这样的昆虫群体内部也遵守着严格的法则。原始社会的人类也一定是有规矩、守法则的，只不过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不知道罢了，把不知道的东西当作不存在，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类社会的规矩如果用文字记载下来就叫做法律法规，而不成文的法则叫做风俗习惯，只是尚未发明文字的原始人无法告诉我们这一切，因此就被误解为是没有规矩与法则的“原始群”了。尽管考古遗存可以提供许多古人的信息，但是比文字记载所提供的信息要少得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前人那么重视发明文字的原因。

在文明时代之前的野蛮时代和蒙昧时代的社会决不会是杂乱无章的，那时一定也有氏族、部落之类按血缘、地缘组织而成的社会群体，只是单凭化石与石器我们无法知道它究竟是母系还是父系，至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社会组织。从氏族部落到建立国家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摩尔根把这个阶段称为“部落联盟”、塞维斯称之为“酋邦”、弗雷德称之为“阶层社会”、许倬云称之为“复杂社会”、苏秉琦称之为“古国”、田昌五称之为“万邦”等等，不管如何命名都可以统称为“前国家”。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是夏王朝，那么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和考古学揭示的龙山时代就处于前国家阶段。前国家是躁动于社会母腹中的胎儿，还没有呱呱坠地，不能算是国家。这个阶段历时很长，把它划归文明时代是不合适的，应该单独划为一个阶段。

《周易·乾卦·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尚书·舜典》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的古意是华美亮丽、光辉灿烂的意思，毫无疑问是一个褒义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遵守交通规则叫做“文明行车”，把不遵守交通规则叫做“野蛮驾驶”，本义意义的“文明”也是一个单纯的褒义词。

然而从摩尔根开始，学者们所讨论的“文明”概念中都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指物质与技术的发明，第二层是指精神意识的建树，第三层是指社会组织的进步。文献典籍中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与考古发掘的龙山时代的材料也都包含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把物质与技术的发明视为“文明”即所谓的物质文明，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把精神意识的建树诸如信仰、宗教、道德、礼仪视为“文明”即所谓的“精神文明”，学者们也都涉及到了，但是并没有展开讨论，如果深入讨论的话，究竟算是“文明”还是“迷信”？学者们一定又会争论不休，因为鉴定精神文明与价值观的取向密切相关。至于把“国家”与“文明”混为一谈却造成了认识上的极大混乱，因为国家是暴力的产物，产生国家的过程充满了血腥杀戮，怎么能把它也说成是“文明”呢？如果“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暴力与战争较为普遍”都是“文明”的标志，那么什么是野蛮与邪恶呢？

国家不仅是暴力的产物，而且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国家产生以后还用各种新的技术与发明来加强自身的暴力，与野蛮时代的野蛮人相比，国家的野蛮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巩固统治，国家还会推行愚民政策，这是要把社会带回蒙昧时代的节奏，怎么能把国家等同于文明社会呢？摩尔根在谈到最早的国家——希腊罗马的王国与帝国时列举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成就，但是却没有说众所周知的奴隶制。希腊罗马国家实行的奴隶制能算是“文明”吗？中国殷商国家的人殉人祭也绝对不文明，秦汉大一统帝国的独裁专制更加不文明，把国家等同于文明、认为建立了国家就进入了文明社会，不仅违背了人们的常识，也掩盖了国家所犯下的罪行。学者们把国家等同于文明的解释与其本义相悖，把本来很清晰的概念搞糊涂了。

文明是人类公认的美好状态，文明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而国家既不等同于文明，也不等同于文明社会。当人类走出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机构由前国家的部落联盟、酋邦或其他形式发展成为国家，在人口众多、日益复杂的社会中建立了以国家为标志的新秩序，但是并不等于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就是文明的。如果认为最早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那么国家产生伊始就不文明；如果认为国家是通过阶级斗争或武力征服建立的，那么产生国家的过程也不文明；国家产生以后愚昧与黑暗、野蛮与残酷、暴力与奴役、邪恶与奸诈始终与文明并存，把“国家”等同于“文明”或“文明社会”值得商榷。

四、“国家史”不等于“文明史”

考古学家接二连三地发掘出诸多龙山时代的重要遗存，大大超出了人们对夏朝之前这一千年的想象，也改变了学者们对五帝时代的认识。历史学家努力把丰富的考古成就与有限的文献记载联系起来，试图证实关于五帝的记载是信史而非传说。夏代之前一千年间先民们所取得的物质成就与技术进步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因为没有发现文字和缺乏文献记载，他们的社会性质与组织形式究竟是“古国”抑或“酋邦”？这还存在着争论，不过这一千年属于前国家阶段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前国家”算不算“国家”？如果算的话，那么就坐实了“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即使认为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国家，那么这五千年也是一部“国家史”，而不能叫做“文明史”。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人类的群体叫做社会，所以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一部社会史。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存在形式叫做文化，所以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史。文化史与社会史一样悠久与广泛，只是两者关注与表述的侧重面有所不同。国家是社会发展演进到最近几千年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组织形式，所以国家史只是社会史的一部分，它的时限与范畴都小于社会史；国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所以国家史也只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它的时限与范畴也都小于文化史。

建立国家以后，由于国家处于管理社会的强势地位，因此无论私人著史还是官方修史都着眼于国家，用国家史取代了社会史，二十四史都是国家史而非社会史，只有司马迁能够关注一点社会民生。由于掌控国家的王朝把国家视为自家的私产，因此国家史又被写成了王朝史，它们都着重记载帝王将相的事迹和国家的典章制度，而忽略了作为国家与社会主体的广大民众及其方方面面的生活，所以被梁启超斥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金为矿石中主要有益组分[11-12]，矿石中银与硫呈次要伴生组分存在。工业矿平均金品位5.27×10-6，平均银品位5.00×10-6，平均硫品位2.55%，银、硫可作为伴生有益组分加以综合回收利用。伴生的有害组分中砷含量(6.89×10-6)远小于0.2%，达不到规范要求的最低含量，对选矿无影响(表3)。

社会史、文化史、国家史、文明史是四个不同的概念，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外延最大，在社会史中包括了国家史与王朝史，在文化史中不仅包括文明史，还应该包括野蛮史，例如《三千年文祸》所叙述的就是一部野蛮史。

文明是人们认可的、美好的、精致的生活方式，文明始终与社会文化相伴随，但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却并不都是文明的：制造石器的人可能还会吃人，发明农业的人不仅用牲畜而且还会用人作为牺牲去祈求丰收、敬神与陪葬，建立国家的人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饱读四书五经的人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口蜜腹剑、暗箭伤人。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文明与愚昧、野蛮、邪恶、杀戮就像是一张扑克牌的正反两面始终并存。一部人类的历史并非前半部是蒙昧史与野蛮史、后半部是文明史，而是一部逐渐摆脱愚昧与野蛮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历史。“文明”并不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文明史不等于文化史，而只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如果用文明史取代文化史，那么就掩盖了文化中不文明的负面内容。

文明是人们向往的、美好的生活状态，国家是社会的组织形式，两者的内涵截然不同。按照很多学者的说法，建立国家就意味着进入了“文明社会”，如果国家能够建立文明的社会当然非常美好，但是并不见得所建立的国家都是文明的，例如法西斯国家就是邪恶国家。国家建立以后社会上仍然充斥着野蛮、暴力、杀戮、奸诈、奴役与愚昧，而“文明”却是一个褒义词，如果把国家说成是文明社会，那么就掩盖了国家的丑恶与黑暗的一面；如果用文明史来取代国家史，实际上是掩盖了国家所犯的种种罪行，那就不只是偷换概念、指鹿为马，简直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我们的祖先不仅在史前时代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建立国家之后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与此同时也积淀下了厚重的糟粕，例如独裁专制与包裹小脚。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不能陶醉在“五千年文明”中盲目地一味歌功颂德，不辨香丑、不分良莠，这不会加强文化自信力，而是徒增文化虚荣心。

五、一切起源问题都是假说

宇宙起源、太阳系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是五大起源问题，现在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文明起源问题。人们对事物的起源总是充满了好奇，于是编织出无数神话传说、创制了许多理论学说。任何事物的起源都始于遥远的过去，没有人能够回到源头去看一看；任何事物的起源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人能够见证全部过程，也无法用实验再现与复制这个过程。因为起源问题无法用实践来验证，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民间关于创世与始祖的故事都只是美好的传说，而学者们提出的种种理论与学说则都是假说。假说与神话不同，假说并不是臆想出来的，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与科学论证，所以假说也可以被视为真理。不过，任何假说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要根据新的发现不断地进行修正，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旧的假说总会被新的假说所取代，正如歌德那句名言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注 释：

①郭伟民：《考古学与历史学对话——参加一场会议的学习体会》，湖南考古网，http：//www.hnkgs.com/。

②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③摩尔根：《古代社会》序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⑤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⑥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9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⑦摩尔根：《古代社会》第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⑧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1888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⑩柴尔德：《城市革命》，陈洪波译《考古学导论》第96—99页，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