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杰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引言：在城市中更新城市

城市更新活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纵览罗马、雅典、西安等世界古都的城市发展史，不难发现城市营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演绎变迁。无论在东西方国度，自有城之日起，持续性的城市建设与更新便从未停止。在孕育了人类早期高度文明的两河流域，“不管是私人家屋墙的重建还是国家层面上的神庙建设。实际上，建设的持续性是任何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特性”[1]。而这一特征同样可以在东方文明里觅得踪迹。根据《中国古代建筑史》记载：“天平元年(公元534年)，东魏自洛阳迁都于邺，在旧城的南侧增建新城。新旧二城的总平面略如T型。”[2]或因旧城被战争损毁难以续用，或旨在营建都城彰显新朝气象，像邺城般大兴土木建设新城的做法在封建王朝时期绝非独例。无论中外，城市更新在正式成为一项现代性议题以前便作为一种城市自我调节机制深嵌于城市的发展脉络之中。从这一角度出发可得推论：城市未有完工之日，更新鲜有停止之时。

在进入城市的权利实现以后，如何于城市中实现更好发展的追问在城市更新议题中得以延续。从城市史角度审视，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生活的推动，影响着城市的生命周期。工业革命的巨变使得城市的功能与结构开始出现转型，而各类矛盾的涌现也让城市更新作为一种突出问题得以显露[3]。此外，不同时期的城市更新面临差异化的城市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政策与方式也不尽相同。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等国掀起了城市更新运动，其主要目标是缓解日趋严重的内城衰退问题。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生态则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侧重。总体而言，城市更新既是一种美好愿景，又是一种综合行动。它导致城市问题的解决，并寻求让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地区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能得到持续改善[4]。

以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为标志，中央政府对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注拉开了城市更新领域盘活存量的大幕。在随后的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原则。2015年，时隔37年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市工作“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7]。2021年8月3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正式下发，这无疑宣告了昔日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穷途末路。其中，“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拆建比不应大于2”“就近安置率不宜低于50%”等原则性约束更为今后的城市更新实践划定了底线。在此基础上，“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上升为国家行动。一系列中央文件与会议精神要求城市工作迅速开启转型，实现存量语境下的城市更新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规定。一言以蔽之，囿于资源困境，“一张白纸好作画”的新城新区建设时代已经宣告结束，现阶段中国城市更新的真实写照无疑更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通过政策话语的证成，城市更新既形成了认识上的全面统一，也促就了实践中的共同行动。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应往何处去”的追问开始成为各方关切，这同时也是本文尝试厘清的关键命题。现如今，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信息与通信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城市变革与社会变迁。智慧化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方向，并在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8]等地付诸实践。中国的城市更新首先应立足于基本国情，在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追求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一、智慧城市更新：科技描摹下的空间图景

当城市更新通过政策的形式横向展开以后，研究者转而从纵向的历史脉络中找寻它的内在动力与关联机制。讨论的核心问题自然转向为：在城市更新进程中，何种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人类发展的悠长历史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更新迭代，长久以来，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城市见证了其与科技间的共生关系。从古老悠久的苏美尔城邦埃利都开始，与将泥质屋墙推倒重建性质接近的物质层面的城市更新便从未停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更新并不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的建筑修补，它还承载了人类社会关于美好城市生活的无尽想象。必须予以强调的是，在未来城市的设想与建构过程中，技术不仅从未离场，反而经由“规划之手”与自发秩序持续投射到城市空间之中。

首先，工业革命引发城市本质变迁。在现代意义的城市更新活动中，科技的引领作用是在工业革命后城市地位不断上升的进程中被逐渐发掘的。根据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的观察，中世纪的西方城市是利己且排他的，邻近城市被视为“对手或敌人”，周遭农民也被竭力阻止进入其中，“城市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在城墙之内享有的自由给自己保留着”[9]。这种城市被物理城墙所制约与保护的情形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诞生并崛起才得以终结。其中重要的内在动因是，“新的经济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城市的破坏和换新，就是拆和建，城市这个容器破坏得越快，越是短命，资本就流动周转得越快”[10]388。进入16世纪下半叶，尼德兰革命拉开了欧洲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序幕，也推动了中世纪以来的城市复兴。在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为了更好适应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要求，部分早期资本主义商业城市已经提出了城市局部更新的要求，但始终未能引起城市本质的变迁。

这一境况的改变发生在工业革命率先在西欧启动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城市也随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8世纪80年代，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后的蒸汽机被率先投入纺织部门的生产之中，宣告“蒸汽时代”来临的同时，还意味着原有的城乡格局即将发生深刻转变，工业和人口的大规模集中使得城市作为一种工业时代的生产所需逐渐走向时代中心，并且这一趋势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仍在不断深化。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有发现：“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11]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兴起使得商业扩张进程中的消费性城市逐渐转变为生产性城市。从1800年到1900年，伦敦人口从86.5万人增至453.6万人，巴黎人口从54.7万人增至271.4万人，柏林人口从17.2万人增至188.9万人，纽约人口从7.9万人增至343.7万人[12]。城市人口激增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普遍现象。由此，工业能力开始主导着城市的发展进程，工业水平日益成为衡量城市能级的重要尺度，但更为直观的是，工厂、车站、港口取代了教堂、广场的中心地位，从而迅速更新了城市景观。

其次，城市规划与更新持续探索。尽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标语的全球熟知还是相当晚近之事，但是有关于其实现机制的探索却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早在古希腊时期，通过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的开拓性工作，西方乌托邦主义的传统就已经完成奠基。及至16世纪，作为集大成者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举亚马乌罗提城为例，以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笔法描摹出建立在理想社会组织架构基础上的城市形态[13]，从而在工业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擎起了建构未来完美社会与理想城市的大旗。尽管城市更新的远景目标以一种“空想”的形式出现，但由此也彰显出人类经由科技进步探索未来城市与美好城市生活的恒久努力。

工业革命迎来了城市大发展，也使得城市更新一改以往的自发、缓进状态，转而以摧枯拉朽之势蓬勃展开。1909年，世界上首个城市规划学院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成立[14]，成为城市规划学科标志性事件的同时，也促使城市规划与更新进入科学时代。随着城市的扩张，规划师借助于当时科学技术一次性解决城市问题的冲动开始从理念走向实践。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等人继承了前人衣钵，并用新协和村、田园城市、光辉城市、广亩城市与有机疏散论等理念重新定义了乌托邦思想在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规划主流。在理论层面，随着城市规划研究的深入，城市更新的关注焦点经历了从美学意义到工具理性再到复合价值的转变。而在实践维度，为了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广为出现的“城市病”，西方国家和中国先后开启了新城新区建设运动。随着中国城市化速率的攀升，大尺度的城市更新活动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在快速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全面铺开，更遑论小规模的渐进式更新，数量上则更加不胜枚举。如今，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科技城市”“创新型城市”等城市理念层出不穷，从某种侧面反映出科技进步下城市规划与更新理论的持续推进。概言之，城市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城市更新持续推进的过程，城市更新成为城市这一有机生命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维系与行动轨迹。

该社已定于下月初旬进行公演，所演之剧，已定者有《茶花女》《子见南子》《住在二楼的人》及田汉所编之《一致》等剧，近正请田汉先生导演。[17]23

再次，科学技术对城市的双向改写。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发展与繁荣。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发现的那样：“如果说，以蒸汽机为动力、为世界各地市场生产商品的工厂，是扩大城市拥挤地区的第一个因素，那么，新的铁路运输网在1830年之后就大大促进了城市的扩大和拥挤。”[10]426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和拥挤”本身即是城市更新的方式与缘由。随着工业革命的渐次推进，“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相继到来。汽车、火车、电话、计算机、移动互联网——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一经诞生，便迅速推动了城市更新的进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科技创新推动下的产业迭代升级引发了城市空间的裂变式更新。从互构性视角出发看，城市因其集聚效应提供了科技进步的必备环境，而技术创新则为城市发展迈向更高台阶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二者相互支持，彼此促进，共同刻画出新兴技术推动下的城市更新图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轮驱动”下，城市形态得以迅速改写，并且这一趋势将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与应用而继续深化。

另一方面，科技应用中的非预期性后果造就了普遍发生的“城市病”。工业革命的层层叠加并非有益无害，不难发现，旧有城市结构及运转方式已经较难适应快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和机械化大生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迁，因此，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城市成为各方所需，城市更新借由科学技术的媒介作用拥有了全新的内涵与实质飞跃。但是，即便最富远见的城市规划师，也无法超脱当时的认知局限，科技成果在城市更新领域应用的非预期性后果还为城市带来了诸多困境：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城市病”的出现让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与再城市化在不同城市周期性上演。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更新本质上仍是一种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城市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更新。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时下的热门话题。作为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城市，既象征着繁荣与活力，又成为各种城市治理顽症难题的显现之所。尤其在现代化城市，数量庞大且种类繁多的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汇聚一地，高度开放、层级繁多、要素庞杂、又彼此关联的城市运行子系统共同构成了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的基本样态，因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便成为现阶段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的棘手难题。幸运的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为发展数字经济、感受数字生活、体悟数字治理提供了关键工具，上海“一网通办”、杭州“城市大脑”等数字化转型探索都是现代城市变治理技术为技术治理的突出实践。在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5]探索已然成为现阶段城市政府一项重要课题的背景之下，由于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城市更新的智慧化目标之间的耦合，智慧城市更新迅速演进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新近方案。

所谓智慧城市更新，是指在现代规划理念指导下，面向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总体目标，运用新兴科技手段对城市建成区进行空间综合整治、功能布局优化、人居环境改善等实践的活动。现如今，建立在数字革命基础之上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无论从发展速度，还是从波及的广度与深度来看，第四次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系统性变革所产生的综合影响都要比前三次工业革命来得更加迅猛与深刻。被并称为“5ABCD”的5G、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大数据(big data)不仅是快速发展的新兴科技，而且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变革与革命性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因素。新世纪的城市更新必须要将这些数字创新考虑在内，并尝试利用新兴科技成果来发展城市更新过程和决策方法。从智慧规划到智慧建设再到智慧治理，易于发现的是第四次科技革命为数字时代的城市更新描摹出未来城市的可能图景与基本范式，但更为重要的是第四次科技革命为几近与时代断裂的城市衰败区提供了走向复兴的智慧化端口。

二、智慧城市更新中的规划引领

城市更新，规划先行。长期以来，城市更新的各相关主体被空间规划科学性要求与城市系统复杂性表征之间的张力所困扰。尤其是伴随着全球化、城市化、数字化浪潮的交叉推进，人口、资本、技术等诸多要素在城市场域中相互交织、彼此作用，使得现代城市日益被刻画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而这一基本观点了也取得了国内外城市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共识。因此，考虑到城市系统的冗杂特质以及多元主体的差异诉求，立足于城市更新基础上的空间规划则变得更加复杂。作为最早在城市规划研究领域开始重视复杂理论的学者之一，格特(Gert de Roo)认为，空间规划是一项充斥着理性主义色彩的行动，它引导城市从现实境况走向理想未来[16]。基于规划视角下的智慧城市更新力图在理论、设计与技术体系上实现突破。

其一，城市更新理论的智慧转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西方，经过一百余年的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在理论与范式上也获得了创新及变革。总体上，形成了“三代规划理论”：第一代理性规划理论，以1933年《雅典宪章》为标志，强调功能主义与工具理性；第二代倡导性规划理论，从反思理性规划着手，注重规划过程中的公平议题，突出价值理性和程序理性；第三代协作性规划理论，汲取了后现代主义的营养，聚焦集体理性基础上的共识性决策，衍生出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等代表性思想[17]。一方面，城市更新作为城市规划的微观实践长期以来受到西方规划理论的影响，存在与中国土壤的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更新是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基于解决现实问题形成的实践探索，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形成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在早期旧城改造过程中，大拆大建式的更新模式割裂了城市肌理，破坏了城市文脉，造成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因此，城市更新所遭遇的现实窘境迫切需要理论上的转型。如今，城市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城市更新面临诸多变化：一是数字化赋能已经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底层逻辑，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支撑城市更新是现时代智慧规划的重要思路；二是从智慧城市到新型智慧城市，实践中的迅猛发展已经具备在理论上进行归纳总结的基本条件；三是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以外还形成了数字空间，数字时代的城市更新必须要综合考虑三种空间的协调平衡。从数字化描述到智慧化转型，城市更新理论的智慧转向是更好指引实践有序开展的先决因素。

其二，城市更新设计的范型迭代。在城市规划编制中，作为一种重要方法的城市设计既引导城市更新面临困境的策略性解决，又推动城市更新从纸面蓝图走向空间实施。随着“数字地球”“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等理念的先后提出，运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城市空间进行数字化描述、大数据建模、可视化分析的设计方法逐渐为主流规划师所青睐。在数据成为重要生产力的智能时代，通过手机信令、出行记录、路网监控等路径，城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断生产出高价值数据，海量的政务数据、产业数据、社会数据在塑造数字社会的同时，也推动城市更新设计走向大数据基础上的方法论演进。在此背景下，王建国院士提出，城市设计在代际递进中形成了四代范型：传统城市设计、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绿色城市设计以及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18]。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的提出，解决了城市更新设计的方法论难题。从目标来看，数字时代的城市更新所瞄准的是科技发展的最前沿，试图通过更新让城市建成区焕发时代光彩。从路径来看，数字化城市设计既包括有建筑智化、数据采集等基础性工作，也涵盖了建模分析、关系挖掘等分析性工作，还囊括了规划编制、动态纠偏等实施性工作，三层次工作彼此推进构成了数字时代城市更新设计的方法论主流。

其三，城市更新技术的多维突进。智慧城市更新规划的实现有赖于科技进步促进下的工具支撑。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埃尼亚克(ENIAC)在美国诞生以后，包括规划在内的诸多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人类社会快步进入数字时代。自20世纪中期开始，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来模拟和描述城市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做法开始为城市规划师所接受。地理和空间信息被转换为若干字节，基于数据的空间规划与城市更新从技术层面重塑了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开展。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化以及对城市认识水平的提高，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充分认识到用区位模型和图纸来对城市进行物质与空间层面的理解已经无法适应于21世纪各类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从这一角度出发，城市更应当被看作是“通信、相互作用、交易和交换等各种模式的集合”。在此基础上，巴蒂进一步提出将数理模型与城市实践相结合，建立城市科学的主张[19]。概言之，数字时代城市规划与更新领域中所运用的智能技术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computer aided design)、城市定量分析技术(urban evaluation model)、城市动态模拟技术(urban dynamic simulation)以及城市智能交互技术(urban responsive model)[20]。智能技术的运用使得城市更新得以在质量与效率上实现突破，尤其是随着融合了新型测绘、三维建模、场景仿真等技术的数字孪生城市平台的推广，可以预见的是城市更新的科学化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智慧城市更新中的建设赋能

城市更新，建设筑基。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目标任务之一，具体而言，包括加快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全面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和运行效率。加快推进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打造智慧城市的基础操作平台。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高运行效率和安全性能[21]。建设领域对于智慧城市更新的赋能从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现有建筑的智能化改造。从城市更新的种类来看，既有面向单体建筑的改造翻新，也有针对都市街区的综合整治，还有旨在促进文物保护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焕发新机的保护与再利用。但无论哪种类型的城市更新，从物质角度而言，都建立在对城市建成区环境尤其是现有建筑实施改造活动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对使用者而言，城市建筑智能化改造是顺应了数字时代发展要求提升建筑居住使用体验的重要路径。在商业楼宇中，通过楼宇自动化系统、通信网络自动化系统以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的构建，建筑智能化系统为智能建筑的使用者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增进工作效率、改善工作环境、提升使用满意度的舒适环境，从而适应了城市更新对于现代化产业的集聚要求。在住宅小区，高度自动化的智能物业管理服务致力于为住户提供安全、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新技术能更精准识别居民需求，从而服务于建设未来社区目标。另一方面，智慧城市更新的基础是城市建筑的智能化改造。要想建成新型智慧城市，首先要实现对城市系统的一体化感知与监测，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深度应用，为既有空间创造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条件。全域数字化的智慧环境使得城市更新有据可依，从而有力促进了新型智慧城市的实现。

第二，智慧技术的基础设施化。城市更新并不仅仅满足于楼宇翻新，智慧城市更新同样也并不停留在对现有建筑进行智能化改造。通过更新，促进城市发展、满足市民工作生活所需才是城市更新的追求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具体而言就是要推动符合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发展方向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词最早出现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并在随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被频繁提及，显示出党和政府对于这一工作的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是囊括了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三方面内容在内的“新基建”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国之重器”，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共享技术进步红利的关键举措。必须认识到，城市更新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筑改造，还是以产业为内核的城市核心竞争力重塑。第四次科技革命见证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促使城市评价体系的标准从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能力渐次过渡到智能时代的数字能力。现阶段的城市更新是以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智慧社会为目标的智慧城市更新，“新基建”的持续推进是优化新型产业生态的基底。从湾区“硅谷”到纽约“硅巷”，科技重回都市的背后也体现出“新基建”对于城市数字化转型以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作用。

第三，新型智慧城市的整体塑造。从建筑智能化到智慧技术的基础设施化，建设赋能智慧城市更新的第三层次是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从城市更新的目标来看，在智慧城市理念提出以前，信息化建设就已经在城市中萌发。1993年，国务院提出启动“三金”工程(“金桥工程”“金卡工程”和“金关工程”)以更好推动国家经济信息化建设。20世纪末，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千年，思想家们对于未来数字时代城市生活的思考渐趋丰富。根据威廉·米切尔(William J.Mitchell)的设想，“21世纪的城市将是互相连接、互相作用，到处都是硅和软件的智能化、灵敏度高、响应及时的系统”[22]，这种智能化的新型城市被米切尔亲切地称呼为“伊托邦”(E-Topia)。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在IBM公司等的倡议下，智慧城市不断发展为一项全球性实践，并深刻主导了数字时代的城市更新与发展轨迹。但是，由于缺乏顶层设计、统一协调、过分偏重技术等原因，使得智慧城市“千城一面”的现象十分突出，此外，系统互不联通、数据难以共享等情形也制约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更大绩效。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面向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设想应运而生。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理念是以人为本，依托于“新基建”形成的坚实数字底座以及数据融合、城市共建等，旨在形成市域范围内的智慧生态圈，为城市问题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一言以蔽之，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是新时代、新技术共同作用下智慧城市更新的未来愿景。

四、智慧城市更新中的治理跃升

城市更新，治理助力。现代化语境中的城市治理是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宗旨的系统行动。同样，城市更新也不仅是建筑、街区等的硬件更新，更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柔性提升[23]。伴随着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城市治理的重新定位以及公共服务的系统优化，产业为核、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更新得以在治理现代化层面实现新的飞跃。

首先，智慧城市更新对于产业升级地再尝试。城市更新的核心与支柱是产业更新。2013年7月18日，曾经的“汽车之城”底特律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底特律庞大地方债务危机形成的背后，尽管存有金融危机的余波，但真正的深层次原因是作为其核心支柱的汽车业竞争力衰退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以底特律为代表，危机之下的西方城市正从增长机器政治逐渐转向紧缩都市主义[24]。底特律的教训对于中国的城市更新显然具有启发：对一座城市而言，产业无疑是其参与全球竞争、谋求未来发展的核心，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抓手。21世纪是培育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中国短期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等风险。而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应势而动，加速与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对冲疫情和国际形势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的不利影响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也是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主要经济体的重要原因。面对新的发展机遇，2022年1月正式公开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作出了明确展望：“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25]在充分适应新兴技术快速变革的前提下，数字时代的智慧城市更新必须在空间改变以外，为城市引入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数字产业，通过产业转型、业态升级、生态塑造为城市发展构筑强劲的内生性动力。

其次，智慧城市更新对于城市治理的再定位。一方面，以智慧化为主要导向的城市更新对于城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迈入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已经完成了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的模式转换，尤其是掌握了前沿技术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为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但是，科技异化现象的产生要求发展智慧城市更新既要寻求多元共治，又要避免因戴上“技术障目镜”[26]所导致的视野狭隘。因此，在实施智慧城市更新行动中，必须要以整体智治为导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面系统地推进智慧城市更新。这不仅是持续推动科技赋能向优质实践成果转化的历史必然，更是面向人民提高生活幸福感，面向全球增强城市吸引力，面向未来塑造科技创造力，全方位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另一方面，智慧技术在城市更新中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新的挑战。21世纪以来，期望建设未来城市的活动有增无减，作为新技术的试验场，技术的好与坏无可避免的同时涌入智慧城市之中。无论是旨在打造全球智慧城市典范的韩国松岛新城，还是以建设世界上首个零碳与零废弃物城市为目标的阿联酋马斯达尔城，这些饱含了人类乌托邦情结的勇敢尝试最终均未达到预期。智慧城市更新既是运用新型科技改造城市建成环境的历程，也是城市治理能力适应技术变迁脚步的经过。面对数字时代的诸多新挑战，智慧城市更新要求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尽早实现。

最后，智慧城市更新对于公共服务的再优化。日趋深刻的数字化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但更加需要深刻认识的是智慧城市更新是技术为媒、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公共服务优化是嵌入城市高质量发展逻辑的内在规定。昔日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更新使得社区联系被迫割裂，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公共服务精细化目标并未因居民搬迁得到根本实现，反而形成了问题从都市核心区向边缘的空间转移。智慧城市更新是技术作用下的空间优化与服务提升，“关注街区的社会资本建设而非仅只是地理空间建设；关注城市社区微更新而非彻底的搬迁，从而留住城市的社会脉络”[27]。一方面，智慧城市更新带来了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直观感受。无论是建筑智能化，还是智慧技术的基础设施化，乃至建设中的新型智慧城市，伴随着新兴科技的运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必然产生质的飞跃。例如：“随申办”“浙里办”等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兴起正是科技赋能城市治理的外在表征。另一方面，基于数据的城市治理为公共服务精细化带来了可能。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智慧城市更新中的应用，为精准识别公共服务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遍布智慧城市各个角落的传感器和其他智能设施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充沛的数据资源，从而为提供个性化公共服务和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扫除了工具障碍。

五、结论与讨论

在经历了四十余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迅猛扩张以后，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从追求速度增长转入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长远地看，大拆大建式的更新改造不仅有悖于城市发展规律，而且必然面临难以持续的窘境。小规模的渐进式更新成为资源困境倒逼下的必然之选。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后，城市更新通过政策话语的证成被进一步固定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央地统一行动。此后，对于如何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探索一以贯之，并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耦合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思考。

城市更新是内嵌于城市发展全生命周期的一种空间优化机制，旨在通过改造翻新、综合整治、保护利用等手段，寻求城市问题的阶段性解决。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就了城市的增长与繁荣，也形成了科技引领城市更新的基本格局。尤其是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来日益勃兴的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实现了城市更新在理念、方法、技术等多层面上的根本性变革。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本文提出了智慧城市更新理念，从规划、建设与治理三重路径描摹出未来城市的可能图景与基本范式。智慧城市更新的提出，在理论层面为几近与现代性断裂的城市衰败区提供了走向复兴的智慧化端口。

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长久以来存在的乌托邦思想从未离场。城市更新，作为承载了人类对于未来城市美好想象的物质路径，在政策赋权与科技赋能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通往智慧化的道路。从某种角度看，“城市的未来似乎与‘智慧’牢牢地捆绑在一起”[28]。但无论是韩国松岛新城，还是阿联酋马斯达尔城，美好想象与现实境况间的落差无不提醒我们一点：技术仅是手段，而非目的。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智慧城市更新的实现扫除了工具障碍，但落入“技术解决主义”的陷阱无疑将把城市更新引入歧途。必须谨记：智慧城市更新是建立在满足人民美好需要基础上的智慧化改建，是保存城市肌理与历史文脉的时代行动。智慧化是城市更新的新近方案，而美好城市生活的实现才是智慧城市更新的最终旨归。

注 释：

①2005年5月16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中国共产党深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将制约深圳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总结为四个“难以为继”：一是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三是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参见蒙敬杭主编：《深圳年鉴2006》，深圳年鉴社2006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