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辉 钟明华

随着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日益从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数字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是“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①［日］森健、日户浩之：《数字资本主义》，野村综研（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5页。它不仅实现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使劳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劳动呈现出新形态，包括诸如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和技术科学劳动，以及跨越生产范围的护理劳动等。劳动打破了工厂的边界，渗透到所有的社会生产形式之中，整个社会都渗透着工厂制度，也就是渗透着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则。①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8．劳动合作网络日益复杂，劳动过程普遍计算机化，诸如此类的特征塑造了当代劳动的现实样态。“在后工业时代，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工厂社会全球化的时代，在计算机化的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劳动处于生活世界的中心，以及社会协作在社会的每一个场所扩展。”②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9．事实上，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使资本逻辑的剥削和奴役穿越时空的界域，生活时间被完全纳入工作时间的整体框架。劳动并未因为技术的革新而实现解放，反而使劳动者受到新的剥削和压抑。面对新自由主义和网络信息技术导致的社会危机，各种关于劳动、工作的理论、学说竞相登场，以期应对劳动的新异化，实现劳动解放之重塑。以赛尔哈特为代表的自治主义者认为，依托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非物质劳动使主体形成自我组织与合作能力，基于自发形成的生命政治主体对抗国家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最终实现劳动解放目的。③See Serhat Kolo glugil,“Digitizing Karl Marx: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in Rethinking Marxism,Iss.1，Vol.27,2015,pp.123-137．霍耐特试图通过劳动的承认，塑造劳动的有机团结，从而实现劳动的解放。④［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60—68页。福克斯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的数字劳动异化现象，提出通过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彻底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实现数字劳动解放。⑤See C．Fuchs and S．Sevignani,“What Is Digital Labour?What Is Digital Work?What Is Their Difference?And Why do This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in Triple C，Vol．11，No．2，2013，pp．237-293．大卫·哈维从社会关系平等、着眼于公共善的制度安排和技术、组织创新、劳动生产的直接组织等方面探讨了劳动解放问题。⑥［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国内有学者阐述了后工业时代工作未来状况，认为摆脱无意义的工作及其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控制，让工作不再成为生活和社会的中心，通过消灭劳动分工创造出更加民主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⑦王行坤：《工作意识形态与后工作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本文基于数字资本主义崛起的后工业时代背景，力图回到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理论和批判学派代表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审视两种劳动解放理论的独特视角及其建构路径，试图表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理论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未能找到劳动解放的现实出路，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实施基本收入制度、消解劳动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如此方能摆脱数字资本逻辑的剥削和奴役，实现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

一、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主体解构生命权力，实现劳动解放

非物质劳动概念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建构帝国的社会本体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塑造作为生命政治存在之主体（即大众）的物质基础。非物质劳动概念最初是由拉扎拉托提出来，主要指一种集体的、以网络和流动的形式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劳动模式。哈特和奈格里在汲取拉扎拉托关于非物质劳动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它的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二是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三是生产和操作情感的劳动。①［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页。尔后，哈特进一步将其界定为指生产包括诸如观念、形象、交流方式、情感或社会关系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形态。②［美］迈克尔·哈特：《非物质劳动与艺术生产》，《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从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多维阐释中，可以说明非物质劳动的场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工厂，其赖以维持运作的场域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非物质劳动虽然打破了工作的层级结构，工作更具机动性，但是这种劳动形式消解了休闲时间和工作时间之间泾渭分明的边界，生活和工作已经融为一体，因而导致劳动被资本过度剥削。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赋予非物质劳动以本体论的基础上，阐释了一种关于劳动、剥削以及价值生产的当代模式和生命政治的架构。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非物质劳动为生命权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哈特和耐格里借助福柯的生命权力概念来建构资本统治形态，揭示资本主体所形构的权力网络。在福柯的理论框架中，生命权力与作为政治问题的人口有关。生命权力通过包含和补充惩戒、规训技术等内容实现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卫生、寿命等方面的责任，亦即“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福柯的生命权力揭示了在政治上对作为生物过程的生命的支配和治理所产生的人口情况的变化。奈格里汲取了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反思方式，并将规训权力纳入生命权力之中，延展了生命权力的覆盖和吸纳范围。在他看来，“生命权力这种权力形式在内部规范社会生活，它追随社会生活，解释它、吸纳它，并把它重新表述。只有当权力成为一种内在的、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也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接纳权力的职能作用，并按照他或她的意愿启动权力的职能作用时，权力才能达到对民众的全部生活的有效控制。”③［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24页。哈特和奈格里所理解的权力已经超出了关于人口的管理和治理层面，并且内含规训权利的政治支配和意识的塑造。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考察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变迁过程中，揭示生命权力所富有的历史性，并认为现代信息网络通过即时、快捷的信息传播施加持续的控制，传统封闭的惩戒形式被现代自由而快捷的控制形式所取代，生命权力在这种社会变迁过程中获得了最终实现。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生命权力之所以能得以实现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在于资本对劳动力的实质吸纳，这是对整个社会有机体，乃至整个市民社会进行全方位实质吸纳。在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形态中，资本穿透身体和灵魂，不断吸纳劳动者的生命时间，从身体、精神和意识上对劳动者进行全方位支配和控制。因此，这种同非物质劳动形态相对应的生命权力实际上表征一种被操纵和控制的社会生活的现实样态，二者之间的联动塑造了资本权力的时空布展。

非物质劳动揭示了后现代社会劳动的受支配状况，是资本权力得以建构的物质基础。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面对劳动和资本二元对立的客观现实，如何实现劳动解放，获得更多的劳动时间，形塑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对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而言，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权力二者之间是多元和对抗的，而非单向的。非物质劳动、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相互关联的。“生命政治正是阶级斗争的扩张。”④刘怀玉等：《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主体的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逻辑跨越时空的全面扩张，建构了生命权力，使资本主体得以建立，从而实现对劳动者身体和灵魂的全面支配和控制；另一方面，伴随着生命遭受权力编码和支配，以及基于相同的生存境遇和相同的斗争对象，劳动过程中形成了顽强抵抗的主体，由此生命政治存在得以建构。这种全新的政治主体就是大众。换言之，非物质劳动概念虽然弥合了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之间的边界，但是同样塑造了共同性，消解了劳动者之间的异质性，创造了摆脱资本支配的生活形态，为大众之间的自由联合创造条件，真正的民主得以实现。“非物质性生产里面，合作是非物质性生产劳动的内在的一部分，劳动本身生产出社会合作，而且就是对社会本身的生产。生产合作的中心形式……是从劳动自身的生产能量中产生出来。”①罗岗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页。非物质劳动打破了年龄、性别、种族、阶层的界限，包含一切网络化的社会力量，社会工人取代技术工人，在资本逻辑的剥削和奴役之下，这些群体以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创造共同的关联与合作。因此，非物质劳动不仅是资本主权得以创造的社会本体论，而且是大众得以形成的劳动基础。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转化为非物质劳动理论，并将其置于理论和政治工程的核心，继而使这种本体论与福柯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概念融为一体，实现马克思化的诠释，从而赋予作为新政治主体的大众以社会劳动基础。然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基于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逻辑，认为立足于非物质劳动的实践场域，通过社会群体自身自发的合作而不需要发挥政党、工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就能冲破数字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桎梏，实现劳动群体之间的联合，进而拒绝劳动，实现劳动解放。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在缺乏现实的物质经济基础，以及政党、工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的情况下，仅仅依赖科学、知识、情感和交流的力量组成的虚拟性共同体，社会群体之间的团结是否可能，以及团结是否真正具有凝聚力，拒绝劳动，进而实现劳动解放是否可能。有学者认为，只有物质性的产品才能真正维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通过一种有限的非物质劳动来证成一个无限的大众主体是尚待商榷的。②刘怀玉等：《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主体的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有必要在更隐秘的现代性异化控制形式中探寻一种实现劳动解放的更科学、全面的方案。

二、霍耐特塑造有意义的劳动，实现劳动的承认和解放

继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霍耐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着手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劳动解放，并且竭力为之重构。霍耐特指出：“如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努力捍卫一种解放性的和人道的劳动观念了，这是过去二百多年前所未见的。”③［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59页。这种转变正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发生变化之后。“福利国家使雇佣劳动成为一种安稳的生计这样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即将终结。劳动组织形式的发展产生这样一种倾向，即回到无保障的临时工作、兼职工作和家庭工作中去。”④［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第59页。霍耐特正是在当代批判理论无意关注工作领域的时代背景下，直面社会劳动的实际状况，审视后福特主义时代不合情理和压迫性的工作条件，试图提出一种有效的、具有实践后果的批评，为塑造有意义的劳动，实现人的承认和尊严提供一套方案。

劳动解放问题是霍耐特学术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纵观其40多年的学术道路，其劳动解放学说呈现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历经“批判的劳动概念”“劳动成就原则”“承认和社会团结”等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批判的劳动概念”是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抗争实践这一事实推论出工人劳动本身所蕴含的道德正当性，亦即工人对劳动过程中自主性的追求。这一路径被哈贝马斯批评为犯了“起源学上的错误推论”而失败。“劳动成就原则”进路则在汲取黑格尔的承认理论的基础上，借助米德社会心理学的相关内容建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以此来揭示社会抗争的规范性内涵。但因这一原则可能演化为一种新的压迫方式，加剧劳动竞争，引起社会加速，从而产生新的异化现象，使劳动解放重新陷入困境。

本着重振劳动解放研究的理论抱负，霍耐特在第三阶段将视角转向现代劳动组织形式，以期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劳动解放的规范性维度，从而批判现代劳动生产方式。霍耐特基于一种内在批评方式使有意义且有保障的工作理念成为内嵌于社会再生产结构的理性要求。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其运作预设了一套道德规范，它们构成社会生活世界的基础。他一方面汲取了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合理内核阐释了社会层面的承认；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涂尔干劳动分工组织理论阐述了劳动空间的承认。黑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社会整合形式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能满足于单一的物质成就，否则就丧失伦理性的支点，缺乏必要的道德合法性。“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其主要的整合功能在于把‘主观的自私性’转变成为‘其他所有人的需求的满足’而工作的意愿。”①［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第67页。根据新兴经济体系的这一规范性要求，社会成员应该摆脱个人对于懒惰的偏好，并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共同利益做出贡献。每一个服务交换的参与者在工作中以一种能够增加普遍资源的方式去发展其技能和才干是一种普遍性的义务要求。同时，他还具有获得一种相应的服务作为回报，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生计的权利。这就是黑格尔承认概念所表达的道德意蕴，即“在市场调节的交换体系中，主体作为私人的、自主的、为彼此而行动，并因此通过他们的劳动对社会做出贡献来维持生计的存在者，彼此承认。”②［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第68页。霍耐特充分肯定黑格尔承认理论所表达的规范性内涵，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的道德预设要求，在市民社会中，所有人不仅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被承认而获得报酬，而且通过从事那份工作展示自己的劳动技能而获得自尊。社会承认的劳动不仅是个人获得收入的根本前提，而且是个人展示技能从而获得尊重的载体，是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得以形成的根本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承认无疑是抵制不合理的工资或者劳动权利被剥夺的最佳道德诉求，承认自然可以成为劳动的规范性主张。

如果说霍耐特借助黑格尔的承认理论阐述了劳动的社会承认的话，那么借助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阐述了劳动空间的承认，揭示了劳动形成有机团结的条件和形式。涂尔干也认为个人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劳动具有获得社会承认的道德要求，并且基于社会劳动分工产生的对劳动的相互承认将有助于形成诸多特定的、有机的团结形式。“由市场调节的关系引发了一些社会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社会成员能够形成一个个特定的、‘有机的’团结形式，这是因为对他们各自为共同利益做出的贡献的相互承认，给了他们一种彼此相联的感觉。”③［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第73页。与此同时，涂尔干认为，要使劳动空间的承认成为可能，就必须赋予社会劳动分工的公平性价值，不仅要以公平正义的方式将劳动关系组织起来，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同等水平的竞技场，而且“个人性的活动要以一种尽可能透明的、被清楚安排的方式彼此关联起来”。①［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第73页。劳动组织过程中的公平正义，将为人们营造社会归属感。基于上述劳动价值原则和行为标准的预设，在霍耐特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一方面，劳动者为共同利益合作努力而相互之间形成了合作性联系；另一方面，诸多不同的劳动活动复杂和技术含量高，从而有助于同其他劳动活动之间形成一种有意义的关联。“对于有意义的工作要求是一项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规范性条件中的权利。”②［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第74页。因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形塑劳动者之间的有机团结是可能的。

霍耐特试图通过社会整合的视角取代市场经济的系统整合视角，从而确保市场在社会生活世界中规范性的嵌入。他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黑格尔和涂尔干内嵌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道德观点，对于工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赋予了道德力量，有助于工人发出合理、正义的道德诉求。正如他所言：“市场的运作需要依赖于对道德承诺的履行，而这些道德承诺要以‘自尊’、‘一天的工作支付一天的报酬’和‘有意义的工作’这类术语来描述。”③［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等译，第75页。然而，在后福特主义的当代社会，工作的社会形态与工业化时期完全不同，现存的完全不受管制的工作关系，在泰勒制劳动组织模式下，劳动者去技术化、工作场所被不断切割，劳动剥削超越了时空局限，劳动呈现出更为隐秘的压迫性。因此，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的技术分工，涂尔干关于有意义的劳动承认的理想憧憬犹如空中楼阁。无论是泰勒制下的产业工人，还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形式的各类数字劳动者都面临着工作去技术化和丧失工作意义的现实困境。正如米尔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生活在自身之外，除了我们自己的幽灵、毫无色彩的身影外，很难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因此，我们是为外部而不是为自己活着的；我们说话，但没有思考；我们受人驱使而行动，但却缺少特立独行。自由自在地行动才能重新拥有自我。④［美］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8页。因此，面对着当代人新的生存境遇，霍耐特仍然借助黑格尔和涂尔干的承认理论，赋予劳动解放的道德力量，他的这种努力和情怀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其理论的力量是虚弱的。事实上，霍耐特所信奉的“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等观点是马克思曾经猛烈抨击的资产阶级的道德箴言。马克思反对道德说教，认为道德、思想、观念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迷惑性的社会功能。他进而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在劳动和资本仍处于二元对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如果不主张消灭资本逻辑的统治，很难实现劳动过程的自由化和劳动契约的公正化，获得有意义、有尊严的工作，实现劳动解放的愿景将会化为泡影。

三、劳动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实践，重建劳动的社会性

在资本逻辑加速渗透的后福特时代，单纯从大众生命政治、劳动承认的伦理主义等领域展开分析，尽管有其价值，但却无法真正撼动数字资本的统治根基，也无法洞悉当代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因此，只有通过重新审视劳动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理论，依靠资本逻辑批判，才能真正揭示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物质基础，探索劳动解放的合理路径，最终实现自主、尊严的生存方式。

（1）消解劳动意识形态，实现劳动的内在价值和需求。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仅是人们收入的来源，而且是人们实现人生意义的源泉。劳动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中西方文化史上经历过一段演化过程，即从低贱的活动转变为财富和人生价值之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以手工业、农业乃至家务劳动为表现形态的体力劳动被视为低贱的活动，这类劳动只具有外在价值，是专属于被统治阶级的活动。而与社会统治相关的各类政治、管理和文化活动，需要更多闲暇，具有内在价值，属于统治阶级从事的高层次的活动。然而，劳动所呈现的价值等级秩序随着资产阶级新教伦理的崛起而被打破，劳动曾经作为私人领域，被底层人所从事的受必然性支配的活动，跃升为公共领域备受激励的高尚、荣光的活动。韦伯认为，新教形塑了现代社会的工作伦理，新教徒的现世注定是为了神的自我光耀而存在，其使命就是在现世里各尽本分来增耀神的荣光。①［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在新教劳动伦理的感召下，劳动成了行动的绝对命令。新教徒的懒惰不仅有损神的荣光，而且将面临道德的谴责。现代工人的懒惰，不仅会影响资本家的利润，而且会对家庭生活产生影响。基于此，汤普森指出：“懒惰之人若把手藏在怀里，而不是投入工作，……，那么他只能指望贫穷作为他的报酬。劳动者不得在市场上游手好闲，不得在市场上浪费时间。”②E.P.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in Past and Present，Vol.38，no.1（December 1967）.劳动伦理所包含的劳动天职、珍惜时间、职业成功和节俭致富等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创造了精神动力。可见，劳动观在古今演变之中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从低贱的创制性活动跃升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活动。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飞速发展，新教的劳动伦理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一步糅合，演化成了资产阶级的工作意识形态。“道德和智力的任何东西；耐心、毅力、忠诚、方法、洞察力、聪明才智、精力；总之，一个人内在的力量将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中体现……生产！生产！”③DanielT.Rodgers，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p xiv.现代社会的工作意识形态使勤劳观念有增无减，并且基于对工作伦理的尊崇，人们不断地疲于奔命，以免因失业产生物质和精神的压力，由此导致人们深陷“工作至死”的生存状态而难以自拔。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各种意识形态迷惑性、欺骗性和遮蔽性，认为：“他们在幻想、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益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主体对象化、自我实现的内在性活动。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工作意识形态的迷惑之下，劳动是极度异化的，是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劳动者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在后福特时代，如果欲摆脱工作的两难和魔咒，就应该首先破除资产阶级的劳动意识形态，在合理的社会分工之下，让工作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快乐的有效劳动，彰显其内在价值功能。

（2）立足于社会主义实践，实施基本收入制度，摆脱资本逻辑的统治。一方面，打破资本垄断，摆脱资本逻辑对劳动的时空挤压。数字资本凭借对资本和信息技术的垄断，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对数字劳动者进行操控，使身处不同虚体空间中的数字劳动者无偿生产剩余价值。数字资本逻辑正是通过对劳动者时间的完全吸纳和对空间的整体渗透来谋求利润最大化，实现资本增殖。马克思曾经对产业资本进行时空批判，揭示了资本逻辑的逐利本性。在马克思看来，产业资本攫取剩余价值实质上是对劳动时间的占有。“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对此，最大限度地缩短资本在生产、流通等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以及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这是加速实现产业资本积累最大化的根本方式。

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形态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数字资本时代，数字资本逻辑加强对数字劳动者的时空管控，通过向虚体空间的最大化延展，试图全天候、全方位侵占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最大程度地挤压其自由时间，最终实现了资本权力的内嵌。换言之，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大数据网络通过架构虚体空间，将劳动与数字勾连和捆绑，数字资本深入人类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空间资本化”不断凸显。同时，基于空间资本化的这一事实，数字劳动的时间被无限延长，工作地点的不确定性消解了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明确界限，人们的生活不断被数字资本逻辑裹挟。“通信工具的不断普及，与其说工作变得轻松，不如说人们的精神压力增加了，私生活时间不断被工作挤占。”③［日］森冈孝二：《过劳时代》，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36页。由此，数字资本把一切都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体系，把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发挥到最佳程度。整个社会被塑造为劳动社会，任何时间和空间都被不同的劳动任务所占据，所有人都成为无限时空中的数字资本控制的劳动者。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只有对资本逻辑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数字劳动异化产生的原因，进而打破资本垄断和技术垄断，消解资本逻辑对劳动者的时空剥削和控制，使信息技术和网络虚拟空间真正成为人们获取技能和信息，充实闲暇生活、获取个人乐趣的一个主体化场所。

另一方面，立足于社会主义实践，实施基本收入制度。马克思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资本主义的生产使人陷入严重异化状态，人经由专门化成了机械般的毫无个性的行尸走肉。这就是说，在不撼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仅仅基于塑造大众的生命政治和建构一种承认的伦理主义，是无法实现劳动解放的。因此，要实现劳动的解放，就应该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劳动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为自由、自主的劳动创造根本的制度性前提。当前的零工经济时间弹性而不稳定，很难给劳动者带来可观的收入和社会尊严，很多人之所以忍受这种工作带来的诸多痛苦和挫败，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份得以养家糊口的收入。如米尔斯所言：“工作可能仅仅是一种生计来源”。⑤［美］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5页。为了获取一份基本的生活来源，很多人的身体和灵魂被掏空。鉴于此，我们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依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税收、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制度性安排，实施基本的收入制度，引导资本逐利的合理性，消除雇佣劳动的社会消极性，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为创造性劳动创造空间。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会与“得其应得”的分配原则相背离。然而，事实上，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十多亿网民每天贡献了海量的免费数据，为相关数据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利润。“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生产的符码、图像、信息甚至社会关系等都可以被资本所捕获，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进社会的生产中，为社会提供‘免费劳动’”。①王行坤：《工作意识形态和后工作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劳动形态的变化，赋予劳动权利和分配正义以新的内涵，支持基本收入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只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通过做强做优大型国有企业，支持私有企业的发展，全民基本收入就能获得经济上的重要保障。同时，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安排，使收入分配既坚持效率，又兼顾公平，从而使共同富裕的目标最终获得实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现实期待。在人们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摆脱了雇佣劳动带来的异化状态之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有内在价值的工作，而不用再迫于生存压力长时间从事没有意义的劳动。未来的劳动状态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没有特殊的范围，一个人既可以是脑力劳动者，如政治家，又可以是体力劳动者，如渔夫。这就是说，当代人的职业不局限于教师、医生、公司白领、数据分析师等职业，还可以担任钢琴、舞蹈演员和歌手等等，使个体的职业技能、兴趣爱好和个性性情都得到充分彰显。到那时，工作将会接近实践的理想状态：“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享受到个人的乐趣”。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工作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自我实现的活动。

结 语

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合符人之本性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和技术耦合，劳动过程演化为劳动者为资本服务，充当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劳动被形塑为个体获取成功的意识形态，导致人们深陷“工作至死”的生存状态而难以自拔，劳动最终失去了其作为人之本质的生存价值。在以全面掌控金融资源、网络信息技术等资源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虽然生产方式和劳动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但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无论是通过塑造大众主体解构生命权力，拒绝工作，还是试图塑造有意义的劳动，实现承认和社会有机团结，都无法克服劳动所陷入的新异化境遇，真正实现劳动解放。唯有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的架构中，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实施基本收入制度、消解劳动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如此劳动者才能摆脱数字资本逻辑的剥削和奴役，最终实现自主、尊严，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