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恺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89)

一、科技进步与文艺生态

这里所说的文艺，主要指文学类，以及新技术革命催生的一些新的文艺形态和艺术现象。艺术生态，则指一定历史时期艺术的生存状态，包括艺术的品类、形态、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相互关系，以及传播途径、接受影响等等。

众所周知，文艺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形式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而历经变化的，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就优秀的艺术品自身而言，它既要顺应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态需求，同时具有引领作用，即引领社会向不断进步的方向前进。纵观人类艺术史，其存在形态、撰写工具、文艺载体、话语方式、传播手段及影响程度都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及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演进。在中国，从早期的以岩石、陶罐为文艺载体的绘画及文字雏形，到后来商朝的甲骨文以及青铜器上的金文，再到简牍上的篆书、隶书，之后随着文字载体由竹简过渡到纸张，最终形成了成熟书体的草书、楷书、行书等。文字演变史反映出这样一个规律：技术进步推动文明的进程，而这种技术的进步，在写作领域里首先直接体现在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材料的变化上，伴随新材料而来的往往是艺术创造方式的更新，包括使用的工具、表现手段及完成艺术品的路径和传播方式等。早期的绘画及文字雏形其本身就是一种描述，一个图像或一个字便代表了一句话、一件事，其目的也只是单纯的表征性记事。到了商朝，出现了甲骨文和金文，由于其载体(甲骨、青铜器)的稀缺及书写工具的限制，往往只用来占卜或记述重大事件，因其载体的限制记录时惜字如金，通常几句话便将一个事件叙述完毕。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字数最多的一块甲骨，仅404字，而字数仅次于前者的“帝辛巡卜甲”，加残字也仅有262字。书写工具及载体的限制，其传播功能也相应受到了限制，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也是固化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商周时期由于竹简的发明使得载体的成本降低，于是文字的传播范围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直至周早期其传播依旧受到文字载体及社会体制的限制，所以官师不分，只有官学而无私学。在这一时期，文体有所增加，更多的古文经典逐渐孕育而生。到了周后期，随着制简技术的成熟，以及王室权力的衰弱，一些官吏失去职位转而讲学，私学开始出现，知识不再是个别阶层的专利，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百家争鸣”；同时，集中记载相关文献的简牍和帛书写本也产生了。东汉造纸术的发明，使得载体自身以及传送和储存的成本降到了社会更多人都能承受的水平，但是撰写工具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所以文字开始向楷、行、草等方面发展，以提高书写的速度。直至唐朝印刷术的出现，才使得纸媒大幅活跃，此时作为新闻载体的“报”便应运而生了[1]。而北宋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则使街头小报开始流行。小说能够在宋代出现繁荣的局面，也与这种载体的特征、功能和书写成本的下降，以及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频繁、市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有关。电力革命之后，现代印刷术的出现，则造就了纸媒的鼎盛时期，报社、出版社林立，个人著述的出版更加便利，读者的购买成本进一步降低，使得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得到极大地丰富和扩大，这种状况持续直到当下。期间，电影及无线电的发明，催生了广播和电视艺术，广播电视以电光声影配合的高效传播方式，将文艺形式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新的行业和文艺领域应运而生，催生了故事广播、电视剧等文艺形式，知识和艺术的传播也变得更加便捷。但这一时期，电台、电视台基本都是官办的，媒体活跃度相对较低。随着电脑和新媒体的普及，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文艺载体的改变越发猛烈地冲击着现有的文艺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主页、文学论坛到博客和个人空间，再到当下以微信、微博为写作平台的大众写作时代，从专业公众号到各式小程序，从抖音到快手，新的媒介的每一次出现，都深刻地改变着现有的文艺生态。

二、技术革命引发的艺术新变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来，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文艺领域在内。新旧世纪之交以来，技术革命的颠覆性更是超越此前任何时候，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别样的现代”时期，我国文艺领域在躁动中湍流滚滚，以下几类新变成为惹眼的风景。

1.网络写作

在最近二三十年发生的写作变革中，影响最广泛的莫过于网络写作，从国家到地方普遍设立了网络作家协会，网络写作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日渐形成自己的审美规范。20世纪90年代网络刚进入我国时，网络用户大多是通过电话线和计算机相连、网速也很慢，一般在十几kb到几十kb之间，这一时期网络内容主要以门户网站的新闻为主，人们的交流是通过网络聊天室和个人主页(早期自媒体)以及论坛实现的。由于上述限制，这一时期网络文艺形式，主要以各种媒体消息，Flash动画，萌芽时期的网络文学为主，视频内容都很少。后来随着网速的进一步提高，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ICQ、OICQ等社交工具，此时个人空间开始逐渐流行。随着时代的进展，个人主页逐渐被更易用的个人博客和个人空间所取代，网络文学开始流行。再后来，由于知识爆炸，生活节奏加快，开始流行短小说、微小说这种碎片式写作，随之出现了微博这种文字载体形式。经过了一段时期知识爆炸的狂轰滥炸后，太短的东西读后人们往往感到意犹未尽，所以在社会需求以及商业运作的背景下，百万字甚至千万字的网络小说时代终于到来。过去，文学在人们心目中是高雅和神圣的，许多作家也视自己的写作为无功利写作。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这些年文艺作品的商品性质逐渐得以凸显，市场需求的导向使类型化作品大量涌现。类型化写作开辟了网络文学的黄金时代，特别是网络小说，为适合粉众的口味，赢得高的点击量，类型化已经成为作家写作运筹时的一种“必须”，逐渐形成了玄幻、穿越、悬疑、推理等获得热捧的写作模式，并不断拆解、分割、重组。目前，个性化依然是严肃文学坚守的高地，但市场经济诱惑下的位移也在发生，向来以独特性为创作灵魂的文艺，迈进了同质化和差异性并存的写作年代。

随着网络进一步提速，以及4G网络的普及，以Android系统为代表的智能机迅速普及，移动终端生态已然形成，各式App孕育而生，在我国尤其是以微信这种社交软件为中心向外发散的自媒体生态圈，对社会的影响比重已经非常之大，微信等自媒体写作，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突出而普遍的写作现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的个人化或小团队式的短视频创作，也成为当下的热流，甚至发生了美国“明抢”抖音海外版Tik tok的现象。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媒体时代，让人人都可能成为媒体人、摄影师、录像师、作家，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全民写作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文艺创作，并通过自媒体将其传播出去。在这个几乎人人都有手机的年代，移动端阅读已经成为民众文化生活的常态。这种短平快的写作、传播和即时互动的文学样态，迅速改变着世界进入现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学生产与发表机制、载体形态和接受习惯，大众化、圈子化和智能分类的齐头并进，已是和社会个体文化生活关联最为密切的时代景观。其中，以短视频为主的“草根写作”异军突起，创作群体非常广泛，群众基础异常庞大，而且创作成本低，且创作者与观影者往往身处同一社会群体中，熟知群体喜好，非常容易产生共鸣。再加上目前的AI算法在推荐视频时，往往会对受众及视频进行智能分类，使人与作品标签化，在这种算法的作用下，系统对受众会“投其所好”以留住用户。这样做固然会产生可观的商业利益及良好的用户体验，但是却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算法对受众的喜好进行投机，会加强受众的自我认同，并加强受众对某一事物的信念，这种强化发展到后面会使受众的社会认知固化，很难再跳出自己现有的阶层圈子。

2.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是2010年以来中国文学界十分流行的一种写作主张。“非虚构写作”，是一个来自域外的概念。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文学术语词典》中提出20世纪历史小说的三种变体，其中的两种变体都和“非虚构”有关：变体之一是被称为“纪实小说”的历史小说，它不仅包含了历史人物和事件，还结合了当代报纸关于日常事件的报导。这类小说以《美国》(约翰·多斯·帕索斯，1938)、《爵士乐》(E.L.多克特罗，1975)和《比利·巴斯盖特》(E.L.多克特罗，1989)为代表；历史小说的另一种变体则直接被其创始人杜鲁门·卡波特称为“非虚构小说”。这类小说不只是一种历史的记录，还常常建立在作者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私下访谈上，在表现手法上运用多种小说技巧，如违背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描述事件参与者的精神状态等，以此生动地刻画人物和事件，《冷血》(杜鲁门·卡波特，1965)、《刽子手之歌》(诺曼·梅勒，1979)为其范例。[2]而“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写作术语引进我国并较早产生影响，来自《人民文学》杂志开设的名叫“非虚构写作”的专栏。其实，“非虚构”写作现象在我国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的大部分散文从古以来基本都是纪实性的，作为现代文体的报告文学也是如此。但作为一个口号被学界一些人强调并且形成潮流，却是近几年的事。“非虚构写作”近年成为热词，反映了人们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急剧变化让人眼花缭乱，渴求洞悉世界真相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信息的重要地位和人们对真实信息的心理需求。

“非虚构写作”固然反映了纪实性写作的回归，但是已经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我国以往通常意义上的散文及报告文学的“写实”有了质的区别。“非虚构写作，作为取代报告文学的‘时代文体’，它偏重于民间立场和个人视角，以寻找真相为旨归，是一种介入现实、强调在场、直面社会问题，带有质疑性、揭示性和批判性的‘危机叙事’。”[3]梁鸿指出： “非虚构文学为当代文学带来一种新的生产框架和认知模式。它扩张了文学边界，人类学、社会学、口述历史、新闻调查等，不同学科的形式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新的使用，并最终构成新的文学结构和审美维度。”[4]有学者把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写作潮流归结为“新伤痕文学写作”“蜕化了的现代主义写作”“非虚构写作”和“科幻写作”四种流向，指出“它们分别对应着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主体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虚构(摹仿)的真实性与文学的社会意义问题。它们不是在虚空中形成的问题意识，而同时也是一种反复和延续，承接着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的紧张关切。”[5]实质上，“非虚构写作”不止影响着当下散文和小说写作，也影响到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表达，“叙事”已经成为21世纪以来诗歌形式构成的一个最显著的元素。从技术和艺术生态之关系的角度来看，非虚构写作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在近年来互联网提速背景下的新媒体和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将一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极具颠覆性的发明和认知带到众人面前，迫使我们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同时，当今社会所发生的种种真实的戏剧性事件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戏剧性程度甚至超出了作家刻意的想象，而便捷的社交网络又迅速地将其发掘并发酵，并将与之相关的各类信息堆叠以网状结构快速传播给个体。由此可见，非虚构写作的应运而生是自然而然的事，诺贝尔文学奖被记者摘得也在情理之中。

3.跨界写作

跨界写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坛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收获》杂志和《收获》APP甚至推出“无界”文学行动。“跨界写作”，首先表现在作品形式上的跨界融合、“不伦不类”，给文坛增添了新的气象，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继而促使了多向度跨界写作局面的出现，改变着中国当代文艺的面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国台湾先于大陆出现了被称之为“数位诗”的超文本诗歌实验，为现代汉诗的发展拓出一块全新的空间。须文蔚先生把它们分为新具体诗(视觉诗)、多向诗、多媒体诗和互动诗四种类型。[6]近年，这种“另类”或“异质”写作现象在大陆也非常引人注目。还有作者的跨界写作。作家或诗人跳出固有身份写作在其他文体创作获得新声誉者，远超历史任何一个时期；更有非文学圈子的人的越界式写作，成为惹眼的风景。为此，《花城》杂志社从2017年推出了“花城关注”栏目，开宗明义提出关注的“大都是主流文学界之外的青年写作者，他们有着更具延伸性的身份，比如导演、编剧、媒体人，他们与大部分体制内的写作者不同，他们是‘边缘’的，‘隐秘’的，是不被评论界密切关注的一些‘另类’写作者”。当然，这里重要的还不在于身份的跨界，而主要是在写作上打破了文学文体惯例的“跨界”，在于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在文学史上，“跨界”写作现象并不鲜见。有学者在评论白话文初创期作家的创作时，就指出其“拿来”英、法、俄、日等其他语种的文学，实现了汉语和其他语言间的跨界写作。[7]新文学时期的所谓“跨界”，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整体转型时期对域外文学的借鉴和引进，是文学革命背景下的思想意识领域和语言方式的大变革。而当下新技术革命语境下的跨界写作，则是在语言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语境下的跨文体跨身份写作，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形成较大面积的陌生化气象。

4.新技术写作

目前，新技术写作主要出现在游戏、影视和实验性创意艺术领域。此前，在众多科幻电影中已经出现过大量与全息影像、光波传送、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太空航行有关的描述，这些电影在不断地告诉我们，未来，这个世界将与今天截然不同。新的技术承载的信息引导人们遥望未来，然而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刚好就处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艺术新变层出不穷，从视觉层面来看，有火爆一时的全息投影技术、裸眼3D技术、光雕投影艺术和无人机交互艺术，还有曾经盛极一时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正在逐步从概念炒作走向技术落地，再加上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其效果的加成，它们都给人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这些发生在艺术领域的新变，虽说在表现方法和技术实现上各有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虚拟和现实两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互动”[8]254，创造了新的表现形式。

5.人工智能写作

机器人写作的横空出世，是近年最具颠覆性的科技文化现象。小冰这类聊天机器人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机器能够写诗并且还写得确实不错。微软和阿里巴巴开发的人工智能在SQuAD数据集测试上部分阅读能力已经超越人类，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人工智能将来在阅读能力上是否会全面超越人类。而机器人写小说、新闻稿等等现象的出现，更是让我们担心其是否会在文字工作上取代人类。这并非杞人忧天，以OPENAI开发的GPT-3模型为代表的NLP语言模型已然是近几年的热点，从目前的表现来看，GPT-3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确实已经有了语出惊人的效果，有人用其在Reddit上回帖，并在一周时间里成功欺骗了不少用户，多次获得了比较高的赞同率，甚至有人使用自己已去世的妻子的聊天数据对GPT-3进行训练，更是得到了惊人的情感模拟效果，就像是在和去世的妻子聊天。而GAN对抗神经网络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早在前两年也已通过艺术图灵测试。人工智能写作的表象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哲学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的高调回归，“深度学习”“强化学习”“无人驾驶”“自然语言处理”，这些近年来的热门术语连同全新的技术内涵越来越广泛地与人类社会的众多领域相结合，切切实实地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引来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比如冬奥会期间小冰虚拟主持人使用Xiaoice Neural Rendering技术生成的新闻视频，其实就是新的人工智能写作成果。

6.“元宇宙”现象

美国作家斯蒂芬森(Stephenson)在 1992年出版的科幻小说《Snow Crash》(雪崩)里创造了“Metaverse”，即元宇宙这一概念。2021年元宇宙作为一种引流热点迅速进入大众视野，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则借机迅速抢占这一命题的高地，Facebook甚至直接将其母公司改名为“Meta”，微软则高价收购暴雪，加速布局元宇宙。

元宇宙之所以能这样火爆，与近些年的几部热门电影，如《头号玩家》《失控玩家》等对大众的影响关系密切，电影叙事中所体现的世界观，为观众编织了一种在虚拟世界生存的合理想象。如《头号玩家》中描述人们对现实世界失望，只是想活着而不是解决问题，大家都在逃避现实，希望在虚拟世界里成就自己，甚至有名叫“i-R0k”的反派角色用了十年时间为自己经营虚拟分身，该影片还设想了“X1”皮肤衣等虚拟现实交互，为观众提供了极佳的虚拟与现实连接的想象；而在《失控玩家》中则是设定了虚拟世界中NPC银行出纳员盖的自我觉醒等桥段，提供了一种元宇宙下去人类中心化的想象。这些另类的“合理”想象，主要来自生活现实中一些新技术的支撑，其中最直接的就是这些年软硬件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合理期望，随着芯片算力的提升，以及在这种算力提升下支撑起的神经网络类AI的快速发展，使得创造一个规模庞大的虚拟世界，或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虚拟翻版已经成为可能(如谷歌通过Bock-NeRF将旧金山的谷歌街景照片渲染成3D世界)。人机交互和数字货币等技术的前沿成果似乎已经有了能够辅助这种大型虚拟世界平稳运行的可能。也正是这些不同的技术的合力，让元宇宙这种合理想象具有了现实基础。所以，元宇宙目前来看只是一种概念，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就是一类热点命题下的技术整合的想象，是对几十年来网络社区发展的一次总结，该命题借助了网络游戏以及单机游戏数十年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吸取了类似《我的世界》《虚拟人生》《侠盗猎车手》等游戏的开放式架构、积木式世界重塑或对现实世界模拟重建等创意元素，同时，在网络并发处理上又借鉴了《EVE》《魔兽世界》等大型网络在线游戏，以及人机交互技术领域继续承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及动作捕捉技术的最新成果(如类似丰田公司T-HR3仿人机器人的“Master Maneuvering System”控制外骨骼系统)，同时吸纳了主打触觉感知的电子皮肤技术的成果，最终形成元宇宙框架下的技术想象。目前的元宇宙想象就是人类生活的“第二世界”，可以是完全虚拟的、也可以是仿现实的，这里所说的“第二世界”只是与现实世界的区分，实际上元宇宙里可能会有无数个不同的世界相互连接。人们如同在现实世界里一样生活在相应的作品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相应的元宇宙世界里的未来产生直接影响，蝴蝶效应充斥在虚拟世界中，甚至影响现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脑联网实现，将会对目前元宇宙的交互技术的想象进行重塑，就如同《黑客帝国》里叙述的那样，模拟世界里的感知都直接转变为对大脑神经元的刺激信号，这种技术重塑，也就变成了对人类世界及人类感知器官的重塑。通过脑联网进行交互的元宇宙，将使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上述艺术新变的发生，不但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活，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文艺创作和接受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过去的认知中，文学是黄钟大吕的庙堂之声，它披着神秘的面纱，与普通民众有着天然的边界。80年代初的‘启蒙文学’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占领着文学的统治地位，民众是被‘教化’、被启蒙的一方。随着上世纪末开始的科技技术的进步，网络媒介的无门槛性使得文学的边界逐步扩大，写作可以成为一项大众化的活动。”[9]“网络叙事的意义不是确立一种价值标准，更不是确立一种真理或本质标准，而是生成一种新的趋向，是人的总体经验的构成之一部分，网络叙事也相应地成为一种美学形式。”[10]上述论者对于网络文学的论断，大体概括了当下艺术新变的一种趋势。由于艺术价值观和写作主体的变化，“爽文”成为许多作者和受众追逐的一个热词，写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生命体验，均呈现出“向外转”的倾向。这类“向外转”的倾向，一方面表现在对作品叙事“现场感”的推崇；二是在内容表达和接受上由原来的看重来自内在的灵魂的触动向审美感官化转移。传统经典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尽管从图书市场的调查来看，经典的根基性地位尚未被撼动。

近年出现的艺术新变气象，敞开了文艺写作广阔的可能性，它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写作时代就要到来!与时俱进的写作者，应具有这样的意识自觉：“必须从一个多么广阔的视野出发，来借助我们今天形势条件下的技术条件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形式或题材种类的观念，以便找到构成当前文学活力切入点的表达形式”。[11]

三、应对与展望

美国学者布莱克(C.E.Black)指出，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伟大革命性转变(即百万年前人类的出现、人类由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由农耕或游牧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目前，人类历史或许正进入第四次转变，即人工智能带动下的又一革命性转变时期，文艺领域的革命自然在所难免。

与之前人类诞生后的几百万年(南方古猿被认为是最早的人科成员，其最早出现接近400万年前)的历史长河相比较，自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尤其是近百年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绝大部分变化是人类自身行为所导致的，人类利用自己发明的工具改造自然、创建文明，不断地毁灭旧有秩序并建构新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一方面领受了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而另一方面地球的生态环境却因遭遇空前规模的开发而造成连续性破坏，物种的灭绝速度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随着传统生存方式的改变，民族服饰在日渐消亡，大量特有语种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消失，许多民族逐渐失去了过去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积淀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个性。在趋同式的城市建设以及文化影响下，旧的平衡、和谐关系被打破，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使用工具改变自然、创造未来的时候，我们自身也被改变了！表现在艺术领域，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竞相追新求变，用自己的艺术观探索未来，先锋的艺术创作此起彼伏，一些新的艺术形式随之诞生。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一些艺术家将自己对科学与哲学的认知融入到了新的艺术创作之中，对以往多在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艺术规范进行“解构—重构”或颠覆，乃至逐渐沉迷于光和色彩本身。随着科学认知的影响在艺术领域的逐渐扩大，在时间、空间维度上，艺术家的探索也非常激进，如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就是想把三维世界降维到二维世界中进行表现，而杜尚的《下楼梯的女人》则是想用二维世界来表现四维世界。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关于世界会不断产生新的认知，这些新的认知往往是互通的。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学科创新优势凸显，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愈发剧烈，各学科之间的名词互借也越来越频繁。如最初诞生于热力学中的“熵”的概念就逐渐延伸到了多个领域，其中之一就是信息论中的“熵”，它的值越高，传播的信息就越多，反之则越少。不少作家和艺术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运用于创作领域，展开对作品复杂度及作品内部的关联性、和谐性之间的量能关系的探索，挑战人脑认知及对视觉信号处理的极限，期望借用这种复杂度，以及对人脑在处理图像时神经网络的自动填补与舍弃之间的探索中，能够提取到某种愉悦。现在的很多所谓“烧脑”的电影，其实都在应用这种方法。

固然，激进的文艺创作能够造成新颖乃至震撼的效果，对于打破僵化封闭的艺术思维定式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并不一定就能传达艺术真谛，也不一定就是世界本真的艺术表现。这类极端的艺术探索与当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更少不了资本增值的欲望和权力操控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艺术评论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类艺术光环背后的阴影，并不断推波助澜，任畸形不断增长、扭曲，而不是由社会去自然淘洗，让污垢自然凋落。在激进的艺术潮流中，曾经出现过杜尚的小便池和皮耶罗·曼佐尼的大便罐头等一系列疯癫的“艺术作品”，让人们将对“什么是艺术”的质疑，转移到是“什么是艺术家”身上，从“何为艺术”到“万物皆是艺术”，最终走向了“万物皆不为艺术”的艺术虚无主义。这就如同人身上某些细胞发生了基因突变，它的变异有可能是进化的方向，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来源，正常的机体会让那些错误的细胞自然凋零，如果不管不顾持续为其供能，最终，它们可能变成癌症杀死整个机体。

当下，我们处在一个万途竞萌、八方求索的时代，又是一个平庸的复制和炒作的时代，喧哗与躁动是其常态，而探索与创新，则是旋流和泡沫之下代表着时代前进方向的最有价值和生机的历史大趋势。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解放，必然会对同时期社会其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当前科技迅猛发展背景下的艺术新变，我们应看到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近些年来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似乎已超出现阶段人的预期，其催生的“异类”艺术形态使人应接不暇、无暇消化，在资本和权力的运作下，社会机体已部分丧失了吞噬错误的异变细胞的能力。文艺理论界不能忽视或无视它，而是要面对现实，及时追踪艺术新变，更新和调整我们的艺术观念，去感受它、认识它、研究它、甄别它，以求能够适时地做出反应，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同时，要警惕其中可能出现的非自然的人为利益操纵的艺术“圈套”，还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不断出现的新事物，不要为新的“物”所累。比如微信带来了言说和交流的便捷，但太沉迷了也确实“累”人；自媒体写作没有了门槛，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弄不好也会使不健康的写作现象失控。由于当下大众写作者中大多数人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其知识结构是不健全的，甚至往往是片面的乃至情绪化的，这种片面性在其创作中就可能被无限放大，甚至会出现很多常识性错误。而对大多数自媒体读者来说，其知识体系往往更加零散，很多人没有常识性判断的能力，所以传播者的错误思想，会进一步影响到这些受众，错误或片面的知识点会由一个点迅速向外扩散，影响整个社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些受众中有大量尚在成长中的少年儿童和青年，其所学到的错误知识可能会伴随其一生的成长，在心灵深处埋下谬误的种子，并传输给他的下一代，从而导致常识性错误的隔代遗传，严重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机体的良性生长。自媒体背景下，还有许多是为经济利益而进行团队作战的文章写手，它们的文章极具迷惑性，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难辨其真伪。比如前些年就有过“官方封杀45本SCI”的假消息，让很多院士和杰青都被蒙骗。当下自媒体时代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威的消失，因为权威不再权威，一些人的意识中除了金钱和权力，已经没有以往道德文明向往的制高点，这就需要特别警惕这类写作的庸俗化和任性化，警惕其对人们灵魂的侵蚀。近些年，部分热度较高的文艺作品所体现的价值观相较之前的作品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尤其是一些短视频创作，过于突出在灾难面前社会秩序失效后，人类为了自保而进行的一系列丛林化，野兽化行为。这类作品最大的问题，是放弃了人类社会的核心命题——“信任”与“合作”，以及在这种关系下每个人所能获得的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须知，正是这一核心命题，才让人类能够持续发展到今天，而不是被灭绝，或变成独狼式的野兽。当下这类凸显恐惧思想的作品，借助传媒时代的高速传播，对受众尤其是底层受众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

如上所述，一方面是势不可挡的文艺新变，一方面是文艺新变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始料不及的一系列文艺生态和文艺伦理问题。目前，有必要重提文艺的价值观及其重建问题，在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受众的精神需求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使文艺有补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的身心健康。“所谓文学价值体系重建，是寻求发挥文学价值属性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最佳状态的过程，而不是建立一个完备的、封闭的、固定的、‘皆准的’、唯一的模式。重建文学价值体系，就是调整新形势下文学与人、与社会的效应关系，明确文学向有利于人类和世界美好方向发展的目标，倡导积极健康的精神向度。”[12]我赞成程金城教授的这个观点。目前，针对自媒体的写作泛化现状，特别需要提倡有难度的书写，要鼓励作家、艺术家创作表现时代生活和人生体验的精品力作，以对普泛化的大众写作起到好的引领作用。而优质公众号的出现，便是呼唤权威回归的一种表现形式，暗合了历史行进中的自我调适。同时还应该看到，欲维持普泛化的大众写作的良性生态，国民素质的提高乃必由之路，现代文学时期提出的“立人”目标还远没有实现，依然是我们今后长期的任务。

那么，新技术革命影响下未来文艺和社会发展有哪些可能性，又该如何应对呢？

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技术革命，“不同于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和人文主义，而是去人类中心化的智慧再造。”[8]257近些年来几乎所有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热点所表现的内在逻辑，都是一种信息整合，如大数据、物联网、神经网络及脑联网等都是这样，追随这种智慧再造和信息整合，很有可能会是文艺发展的大趋势。从VR、AR角度来看，落地的产品已经可以让人们相对便捷地体验部分维度的虚拟现实世界，尽管效果还不算理想。但未来艺术领域必然要受到VR、AR等技术的影响。因为这些技术可以实现以前艺术领域里无法做到的一些事情，可以让受众本体、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共时态语境中直接交融互动，使非同一时空里的事物和元素，共时态地巧妙融合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下，这也就实现了写作者主体意志与客体反应的充分互动，真正进入一种创作和“后创作”共时态并存状态。此其一。

在习惯认知上，人与物的根本区别在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文艺即是情感的产物，而机器人写作则把我们带入“非情感写作”(从目前的技术来看，其作品所表现出的情绪词汇都是情感模拟)的全新天地。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和大量应用技术的落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强大冲击，甚至冲击到了既有认识论的根基。从Alpha go，我们看到了人类创造出的工具，竟然会产生某些创造性的“想法”，并且开始在思想上“反哺”人类，这可是人类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颠覆了固有的传统写作和传播影响模式，将以前由人主导的“思想——实体——思想”的传统影响模式，改写为“思想——(人造)实体|实体(自我创造)——思想”[8]254。将过去人是知识创造者也是知识接受者，人造物体只是个人精神的表述者、传递者的事实，转变为——人造智慧体本身也可以是精神创造者，从而影响整个人类的现有秩序及发展进程，用多元交互的思想实现去人类中心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者们已经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人脑记忆力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效果。这些成果让人们不得不追问，我们的大脑究竟是如何写作和创造艺术作品的，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既有的知识是不是可靠。可以预见的是，人类大脑通过自然选择进化来实现一些方面能力的提升，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未来社会及科技发展的需要。更为致命的是，一些因为长期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形成人类的某种天然优势，其实也存在严重的隐患(比如我们的视觉系统，会选择性模糊一些所看到的东西，并且会自己填补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脑补”)，而通过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以及未来借助人工智能的手段很有可能会修复这些先天性缺陷，并帮助人类增强自身的能力。未来，随着GAN网络的发展，以及新的可以直接处理流媒体的神经网络的诞生，当其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结合后，将会迎来艺术家和人工智能各自独立创造文艺作品之艺术共生并存的时代。此其二。

从康德写出“人为自然立法”，到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人类由蹒跚学步，渐渐成为物种竞争中的主宰者与审判者，几乎真的成为了这个星球上的“上帝”和“立法者”。然而，人类自己的创造物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它在近几年飞速发展的态势，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另一种超智能形式的存在正在成为可能，几千年来世界只由人类这种唯一的超智能生物主导、改造的格局已在悄然发生改变，正逐渐走向去人类中心化的多智能并行发展、创造新世界的新阶段。两种不同的可以改变世界秩序的超智能体在我们这个时代共存了！生命与非生命体在智能层面的合作，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以往的认知。“以5G为标志的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的快速扩张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而全面的融合；针对这种融合，一些未来学家和社会物理学家断言以大数据为底蕴的科技人文主义，将会替代以历史、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文主义。”[13]科技人文主义时代的到来不是没有可能，而几近是人类的宿命。那么，去人类中心化后，随着科技人文主义时代的迫近，人类该如何应对？是赛博格化的合二为一，还是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寻找何以为人的纯粹的人的存在呢？

两者并不冲突，从科技史视角看人类社会几百万年的发展进程，即人造工具不断演变的过程，这些工具其实一直在扮演人类“义肢”的角色。今天之所以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只是“义肢”进入了巨变阶段而已。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上，工具的变化分为五个阶段，即天然工具、人造初级工具、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在前三个阶段，工具对人类的帮助都是一种外挂式的硬件增强，而到了信息化工具阶段后，由于强大的信息搜集、传送能力，这种工具实质上已经开始参与人类决策了。到目前的智能化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已出现了工具对于某种知识及决策的再创造，在某些领域人类已经成了执行者，而智能化工具则成为了决策者。有人担心，智能化阶段人类社会分工中人的角色的这种转变，会使人类真正地被边缘化，其实这并不是问题，中国古人早已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即使江山易代，通过“文化认同”即可赓续既有格局。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不管是生命还是非生命体，不管是哪一种存在，只要他继承的是人类思想的衣钵，从精神层面来看，他就是人类的延续。当今世界，早已经从发展生产力进入到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阶段，就现有职业而言，许多已不具备先进生产力的特征，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必将有更多的人由于职业原因会以“落后产能”的形式被淘汰。因此，发展与建设好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下的利益分配机制，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到那时，人们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不必为以往劳作获得的那点收入的失去而烦忧，因为更先进的生产力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保障。

时至今日，人类已经研制出了数十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原型和长距离的量子天地通信，2019年谷歌宣布自己的量子计算机“悬铃木”用3分20秒就完成了世界第一超算Summit需要计算1万年的实验，而2020年末我国“九章”量子计算机原型更是实现了76个光子的构建，计算速度远超谷歌的“悬铃木”，我国也成为全球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实现了“量子优越性”的国家。这些技术的发展，都为更高效的数据计算、更高速的数据传输提供了物理上的可提升空间，如2021年谷歌联合了数十名物理学家成功利用量子计算机构造出了时间晶体。对于现在的神经网络来说，即使算法依旧如此低效，在硬件极大更新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今天会有天壤之别，况且算法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时至今日，物质与能量的地位仍无法撼动，但就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信息也许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体量，未来可能是一个全数据时代，艺术创造和美学思想都将会因之而发生重大改变，我们应该有这个精神准备。

机器对艺术的独立创作，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以下问题的思考：首先是关于艺术的定义。机器独立创作的艺术作品，如果没有超越人类的创作水准尚且好说，如果超过了，恐怕我们就要重新定义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艺术家了。接下来，如果人与机器合作创作了某个作品，并且该作品得到了广泛认可，那么就会引申出新的问题，这个作品究竟是以人为创作主体的创作，还是以机器为主体的创作？如果是以人为主体的创作，我们可以继续归之为人对工具的操作，但如果是以机器为创作主体的创作呢，不仅要回到上一个问题上，还要对谁才是这一创作过程中的起工具性作用的辅助体进行再辨认。接下来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完全由机器创作，或者是机器不同程度参与的创作，都有一个署名权的归属问题，创作者不为机器署名，是否会构成剽窃等不端的行为呢。总之，这一新的事物的出现，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艺术创作生态平衡，势必会引发新的文艺伦理危机。

综上所述，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新的生态伦理问题已经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艺术伦理方面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更新艺术观念，建构适应时代发展和历史前进方向的艺术生态伦理体系，维护好多样化的艺术生态，促使其良性发展，已是当下时代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