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庆培

(浙江警官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与实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语境的变迁而不断调整适宜自身叙述的表达路径、话语范式和精神姿态。除了源于文学自身要求的譬如“人文性”“审美性”等内在特质外，其政治、社会及历史属性也时常被放在重要位置进行特别强调。实际上，当代历史化叙述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外部与内部、政治与文学、历史与审美等非此即彼的两极判断中，这种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新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为历史化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与话语坐标，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文化社会学、“永远历史化”等西方后现代理论方法的引入，使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学历史化实践包括对文学研究的历史评价总结、文学史料的厘定与建构等几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文学史写作的合法性和经典性问题是“历史化”最为根本的、处于核心位置的问题。鉴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紧密关系，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的生成首先应该从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寻找讨论的依据，王瑶、唐弢、贾植芳等现代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观、写作立场、结构设计、研究方法与叙述方式等都为当代文学史著述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话语经验，正是参照了现代文学历史化的实践方式，当代文学历史化才获得属于自己的主体性表达。

一、“不宜写史”与当代文学史写作

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王瑶、唐弢等前辈学者为当代文学历史化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尤其是在后期，他们直接参与了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立场、观念等问题的论争。比如，关于当代文学能否写史的问题，唐弢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发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以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不错，从时间上说，昨天对今天来说已是历史，上一个时辰里发生的事情也可说是这一个时辰里同类事情的历史；但严格地说，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1]

文章认为作为时间概念上的“当代”，由于其“瞬间的流动性”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无法支撑起文学成史的物质基础，历史意识、历史规律的生成与显影也只有在时间具备一定阶段的沉淀和积累后才成为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现代文学作家施蛰存写作《当代事，不成史》和《“当代”已经过去？》两篇文章来进一步阐述“不宜写史”的时间因素和客观条件，“我同意唐弢同志的建议，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一切还在发展的政治、社会及个人的行为都没有成为‘史 ’。”[2]王瑶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本话题的争论，但他在其他文章中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并进行了精要的阐释：“对文学现象或作品的考察必须从它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着眼，必须照顾到历史进程和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就必须有一定时间的沉淀和凝结，使文学现象的意义显露得更充分，文学作品有时间得到读者的反应和考验，这样才有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准确的描述和论断。”[3]175-186尽管如此，在文学研究理路、文学历史观念不断更新的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史编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热潮。据统计，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近50部，相比当代文学“前30年”，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时期。如果没有关注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具体情形和研究个案，单纯通过数据构成的事实表象来回答唐弢等现代学者所提出的“不宜写史”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容易。

可事实是，当代文学历史化实践因没有建构一个具有完全统摄能力的话语框架而一直处于“不稳定”与“不确定”的状态中。从几部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来看，研究模式与写作路径的多种选择为当代文学历史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文本，其中包括对时间和距离的理解与把握方式；另一方面，写作主体正是在面对时间和距离的压力时不再保持自如与从容不迫的叙述姿态，而是表现出判断与选择的迟疑或“犹豫不决”。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曾多次强调这种困惑与矛盾的心态。他的当代文学及文学史研究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其文学史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获得极高评价，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与同时代史学著作相比较，其价值在于对相应的历史嬗变逻辑与内在线索的精准把握上。“显然，这里的有‘史’并不是指当代文学此前没有历史叙述，而是指这种历史叙述的有效性。”[4]可以说，“历史叙述的有效性”应该理解为洪子诚文学史对当代文学历史化话语秩序的有效把握，尤其是对“前30年”“一体化”历史规范的梳理和认识，可谓新颖独到、极具史家眼光，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样：“‘当代文学’规范的确立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取向的全面实现。”[5]洪子诚文学史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50—70年代的文学”，主要分析“一体化”文学规制的实现方式以及在此之下的文学呈现形态。下篇是“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则揭示了这种特定规约解体的过程，以及当代文学在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中的多元化图景。有学者指出，文学史上下两篇差异较大，“上篇”明显比“下篇”分析得细腻且深刻，而“下篇”对外在的文学规约比如制度和权力等方面描述则显得相当薄弱。[6]针对以上问题，洪子诚作了认真的回答。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确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和评价系统，很难把他们整合进一个统一主题的叙事框架中，尤其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时缺乏信心。“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肯定，我是否有兴趣和耐心去面对‘当代’大量的诗歌、小说文本，包括现在引起一些人兴趣的文革小说、红卫兵诗歌。因此，如果让我重写这部文学史，恐怕也不可能解决这样的犹豫和矛盾。”[6]洪先生的坦诚令人感动，但激发问题的客观层面也不应回避。一方面，当代人写史在占有原始材料、深入历史现场、见证历史事件等方面具有某些先天优势；从另一方面看，文学史写作者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现场的情绪感染而始终保持纯粹的“价值中立”，偏见往往来自于个人的喜好以及由于现实恩怨引起的背离事实的评判，更为重要的是，纷乱芜杂的现实问题和各种现象如何进入观察者的视野，面对偶发的、异质性因素带来的纠葛缠绕甚至冲突局面，写作者是否能够暂时搁置“本质主义”的话语预设，通过对“事实真相”的除蔽来实现历史意识、历史话语逻辑的显影。显然，以上这些问题对正置身于流动状态中的写作者构成了考验和挑战。有研究者认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进行的硬性拼接，“上篇”为“50—70年代的文学史”，“下篇”指“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虽然定义了“当代文学”的性质，却没有厘清其时序范围[7]。这里，判断的标准依然包含着时间和距离因素。为避免遇到同样的难题，有些文学史写作便另辟蹊径，不再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编码，舍弃以历史时序作为组织文学事实的坐标，代之以凝聚丰富历史内涵的、具有价值范畴整合力的原创性话语概念为贯穿主轴编织而成的共时性结构。从此点出发，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下简称《教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教程》寄希望于“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它不是一般地突出创作思潮和文学体裁，而是依据了文学作品创作的共时性来整合文学，改变原有的文学史风貌。”[8]与传统以社会政治文化为中心的历史化叙述模式不同，《教程》体现出的写作主体个人的文学史观和价值观最为明确和坚定。令人瞩目的是《教程》写作者对几个有关当代文学概念的命名，极富才情和元话语的创设能力；正是由于借助“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共名与无名”等关键词为线索构架，《教程》摆脱了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经济形式等外部因素的过于纠缠。唐弢曾说过当代文学述评比写史更重要，《教程》恰恰是“以作品为主型”，引入文学批评的话语范型，并在作品内部融入写作主体的历史观念和自我意识。

二、“文学现代化”诉求下的话语实践

以唐弢、王瑶为代表的现代学者一方面反对当代文学现象入史，另一方面却为当代文学进入历史化叙述的可能性进行着各种探索和准备。作为现代文学史写作和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简称《史稿》)的文学史观念、写作立场、结构安排和叙述方式等，不仅承认了现代文学在构建自身历史化路径选择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同时也为当代文学历史化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话语经验和模式范型。《史稿》初版后面附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年10月—1952年5月)，对这只有短短3年的文学实践，王瑶敏锐地觉察到了一种年代学意义上的新动向，并把它归于“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重新论证现代文学史的起止点时，他特意撰写学术文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加以分析讨论：

就现代文学史说，我认为可以把1976年“十年浩劫”的结束作为它的讫止点，即以1919年到1976年间的文学历史作为它考察和研究的对象，不包括这以后十年间的新时期的文学。当然，讫止点与开端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稳定沉淀的情况，以后还有可能向前延伸。[3]175-186

首先，这里把1949年以来的文学纳入到现代文学史整体叙述中，以突出其同质性；既然当代文学“不宜成史”，那么属于当代文学范畴的“前30年文学”是如何进驻到文学历史化视野中的，这些问题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结合整篇文章看就会获得一个较深入的认识。王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与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作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自觉承接了“五四”新文学“人民性”和“现实性”的历史传统，又合乎规律地延伸到属于“当代”范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中。由此，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学在“文学现代化”的总体性话语统领之下完成了对接与整合。在他看来，“文学现代化”包含文学观念、文本内容、叙述结构、话语形态、表达方式的现代化，相较现代文学的“他者化”意识形态追求，“文学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的概念。”[3]175-186“文学现代化”既然体现出如此强大的话语统摄能力，那以其为价值尺度来衡量文学的范畴和属性应具有“文学本体论”意义；当然，对文学历史时期的划分不排除考虑政治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更要尊重文学内部的运行规律，王瑶说过，文学史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唐弢认同王瑶的观点，所以，在对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在时间归属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基本一致。“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完全可以延伸下来，延伸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期。也就是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已经可以放到现代文学史中去写了。”[9]5-8

在讨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性质的时候，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有研究者甚至使用“断裂的时间”类型来强调其与现代文学的区别和差异。这种叙述方式是建立在以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意识形态主型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比具有“新民民主主义”属性的现代文学处于更高层次的判断之上，这一认识被许多学者理解和接受。随着对当代文学历史化观念的调整与转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到对问题的探讨中，且大多数不再坚持以前的观点，例如，洪子诚就否认了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置放于文学/非文学、现代/非现代等模式化的二元对立中进行确认的合理性，他认为：“这三十年的文学，从总体性质上看，仍属‘新文学’的范畴。它是发生于本世纪初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产物，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20世纪中国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矛盾、焦虑和希冀的文学。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10]虽然洪子诚所阐述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继承与对接更多地从“一体化”角度来考察，但把现代文学和建国后“前30年”文学连起来，并看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叙述的出发点却是一致的。只是需要追问的是，“文学现代化”是如何在“一体化”文学规范下被描述出来的，或者说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想要准确地回答以上问题，首先须了解“文学现代化”提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语境。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第二个五四”时代，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的思想意识获得了世界性视野。作为正遭遇深刻危机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急于确认一种自我未来发展的理想化形态。中国知识界根据自身的历史实践和话语条件，把自身置于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地域/世界等话语框架中进行了历史定位与反思，从“思想解放运动”到“新启蒙思潮”，从崇尚“方法论”到“文化热”，处于地缘政治位置的现代性诉求被反复激活与强化，“现代化理论”话语由此自然而然地构成了“80年代”叙事的主要修辞形式与核心表达。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确认的“现代化”观念、意识与“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发生了关联。“它以更突出的‘文化启蒙’的方式，强调了80年代与‘五四’的历史同构性。”[11]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代化以“启蒙现代性”的形式对“五四”进行了回应并形成了现代化对接。

有意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范式的再生产，首先实践于人文学界与人文学科，“20世纪中国文学”论、“重写文学史”等运动，运用“现代化”理论工具重构了文学的历史化视野，并对王瑶关注的“文学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与实践。在此，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文学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其中蕴含多种可能性阐释。“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的多。”[3]175-186看来，王瑶已经意识到“文学现代化”概念中所隐含的多质性、歧义性和复杂性。根据王瑶的理解，“现代”与其说是一个时间概念，不如说是它代表了一种含有“新质”的理论学说更为准确。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12]唐弢持同样的观点，“现代文学应当是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全新的文学。”[13]简言之，王瑶、唐弢二位现代学者关于“现代文学”的“新”的观念定位是建立在对“五四”前“旧”的文学否定之上，“新”自然等同于历史的进步，两者互为前提。相对于“现代文学”以“旧文学”为评判依据，“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把40—70年代文学设定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它们关于自身的合法性表述不再在“新”与“旧”的两极判断中展开，而是构筑了一个传统/现代、政治/文学(审美)、中国/世界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其叙述模式的合法性依然取之于“五四”传统，一个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五四”观。这种叙述的目的在于发掘被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压抑和遮蔽的异质性文学形态，让文学回归本质、回到自身。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审美”“文学主体性”“文学性”“纯文学”等文学本体化吁求，内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运动思潮的“历史化”话语冲动之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者用“文学独立性”来替换“文学现代化”的叙述策略，不能理解为是对“文学现代化”话语谱系的压制，而是通过对传统/现代、中国/世界、东方/西方等对立结构的认知与审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有关“文学现代化”的话语表达范式。“20世纪中国文学”对“文学独立性”的坚持，一方面来自于对50—70年代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话语模式的体制化文学的纠偏，另一方面源自处于全球性“文学现代化”的“外部”与边缘位置的焦虑，由此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文学独立性”的诉求。这种诉求在稍后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体现得更为强烈。“重写文学史”通过对“纯文学”“审美性”“个人性”等话语知识体系的构造来延续“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命题。与既有的在政治学视阈下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不同，“重写文学史”则进行了研究视阈和范式的双重转换，一方面体现为从“纯文学”“审美性”角度进行的文学历史化路径，“它的分析方法也自然不再仅是那种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要深入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尤其审美的分析方法。”[14]另一方面，承认并赋予研究者个人以重构文学史经典序列和历史图景的主体性资格 “文学史是那样一个主观性和个人性都很强的东西。”[15]但无论如何表述，“重写文学史”在“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化诉求方面与“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史领域里的“现代化”理论话语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多元的、反思性的“现代性”知识。相应地，文学历史化策略和话语方式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叙事向以文本为中心的经典解读转型。与“重写文学史”旨在瓦解“40—70年代”的“一体化”叙述不同，“再解读”“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16]116黄子平也认为，“解读”意味着“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构架，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17]很明显，在“再解读”视野中，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历史化运动制造了对“40—70”年代“左翼文学”的压抑，尤其对“大众文艺”中“现代性”表达的主动遮蔽。在唐小兵那里，延安大众文艺被赋予为 “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16]116，与“五四”相比较，它同样是一场具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李扬等学者则用“反现代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等概念来命名。在他们眼里，大众文艺中的“大众意识”能够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找到逻辑起点，“五四”启蒙主义本身就包含“救亡”、民族-国家想象等现代性期待。“再解读”释放了“五四”的多元化和多质性，把它从单一的历史寓言中解救出来。詹姆逊在分析这种“单一的现代性”的基本准则时称“现代性”为一种“叙事类型”，“现代性概念本身就是现代的，它戏剧地展示了自身的主张。”[18]26詹姆逊实际上强调了“现代性”的修辞性质，一个自我指涉的能指。从以上认定出发，詹姆逊自信地认为：“一种‘正确的’现代性理论不可能通过将它们排列成某种等级的综合体获得。在我看来，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获得，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叙事的选择，以及讲述故事的其他可能性。”[18]2421世纪以来，很多学者都从反思“现代性”角度探讨了其修辞性质、话语方式和意识形态质地。在詹姆逊的立场上质询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历史化策略就会发现，所谓的与“五四”“同构观”，只不过是建立在对“五四”“单一现代性”的规划和确立上，由此得出的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叙述而非历史化结论。这也就理解了王瑶对“20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质疑：“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的影响？”[19]作为对王瑶的回应，“再解读”运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知识、理论与方法，来辨认和梳理“五四”开启的“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踪迹。按照“再解读”的叙述逻辑来判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一体化”文学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形成了承续关系，其总体性话语依然指向“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呈现。总之，“再解读”开启的文化研究范型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历史化方式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检讨，其叙述的有效性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和接受，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史研究方法比如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知识社会学等都被看作是“再解读”文化研究的补充和深化。再者，“再解读”将王瑶、严家炎等现代学者提出的“文学现代化”问题置放进历史中加以讨论和考察，丰富了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方法与范式，其引发的问题思考一直延伸到新世纪以来的当下。

三、当代、当代性与文学史分期

当代文学历史化自然包含文学史分期问题。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起止时间，学界虽已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仍不乏质疑之声。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王瑶、唐弢为代表的现代学者就对文学史分期的依据进行了论争和辨析。季镇淮的观点是应把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因此，文学史时间的确定原则必须建立在历史学时间划分的标准之上。李何林进一步认为文学史时间与社会史和革命史时间能形成同步关系，具有一致性。“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20]唐弢支持王瑶的观点，他也主张文学史分期应充分尊重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文学史分期应根据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分，至少应当根据文化发展或思想发展的规律来分。可以参考历史分期和政治分期，但不一定去生搬硬凑，一定要跟政治分期一样。”[9]5-8贾植芳则从文学史观念问题入手，分析了政治立场上的文学史分期对文学史研究造成的局限，“常常将革命史和文学史混为一谈，因此造成了文学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或遗漏，这样一种偏狭的文学史观致使我们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有两点明显缺陷，即在整个文学活动中以政治立场划线，非左翼不要；而在左翼文艺内部，又以宗派划线，排斥和贬低不同意见。”[21]客观地讲，文学史分期既关乎主体性、文学研究及文学史观念，又包含着历史认识、方法论等理论问题。首先，历史分期的方法论原则应该被充分考虑。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是一种从现实问题出发的历史观。柯林武德也同样基于问题史学而坚持历史的主体性，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存在脱离思想的自在历史。“科学历史学根本就不包括任何现成的陈述。把一种现成的陈述纳入自己的历史知识的整体之内的行动，对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乃是一种不可能的行动。”[22]强调历史的主体性自然会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象的选择标准与价值判断问题，新康德主义学派认为历史是一门与价值相联系的科学，若以此来理解的话，在价值意义的话语框架内，所谓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都是个含有目的论的概念。可以说，克罗齐、柯林武德及新康德主义学派对历史本质的认定，为年代学和编年体意义上的文学史分期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理论和方法。

当然，文学史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和规律，“文学史就是对时间之流意义的文学文本及其相关的文学生态状况进行拦截编排的一种努力。”[23]文学史分期应该最大限度地突出“文学的历史”，在有效借鉴历史分期经验的同时，更加重视研究文学文本、文学生态状况与历史、社会、文化与思想的联系，使其充分历史化。在这个意义上，王瑶、唐弢等文学史家确认的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问题就获得了合理性解释。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主张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设定在1919年至1976年间，既基于一种“文学现代化”的总体化话语逻辑，又是来自于对年代学与断代史意义上进行历史判断的结果。这与他们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主张并不违悖，恰恰是因为1976年前的文学已经不再隶属“当代”的时间范畴，反而与现代文学形成无缝隙对接和同质性显现，1976年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属于“当代文学”的领地，在这里，“当代”含有“当前”“当下”的意思。事实上，王、唐的文学史分期主张在后来的文学史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但问题所激发的当代文学历史化思考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许志英就沿着王瑶、唐弢的思路承认现代文学的可延伸性，他认为只要没有出现颠覆性的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范围就可以一直向下延伸。然而，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并不是无限地向下扩张，一旦文学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文学内在的规定性被打破，下一个文学形态的命名事件才有可能发生。至于“当代文学”，他说：“‘当代文学’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始终指近十年的文学。如再过十年，我们又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划入现代文学时期，当代文学则指21世纪最初的十年的文学。”[24]可见，在许志英那里，“当代文学”的提法只是个权宜之计，一方面为处于变动中的现代与当下文学的切分提供事实参照依据，另一方面为将来的文学历史化预留空间。当代著名文学史家陈思和也深受王瑶、唐弢、贾植芳的影响。他曾撰文专门探讨“当代”一词所涉及的文学史问题，他认为“当代”是一个时间统称性的概念，不应当是文学史的专属话语，“当代”与“现代”不具备对称性质，两者意指差异明显。“‘现代’一词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意义的，而‘当代’一词属于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概括，要区分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其实无甚意义。”[25]

显然，陈思和所指的“当代”，从王、唐的立场上去理解，只是个与当下生活同步的时间概念，还没涉及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与区分。文章虽然针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特征和“当代性”论述，但“当代性”一词特定的含义并没有展开讨论。实际上，“当代”与“当代性”不是同一个概念，“当代”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是个自明的时间性称谓，而“当代性”则比较复杂，由于文学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学史家那里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在西方哲学史或思想史领域，“当代”“当代性”可与“现代”“现代性”联系起来理解，有时候甚至是同义的。哈贝马斯对“当代性”哲学含义的揭示是从黑格尔的“现代”这一概念分析开始的，他说：“在黑格尔看来，‘新的时代’(Zeit)就是现代(moderne Zeit)。”[26]5哈贝马斯认为“当代”是从“现代”中独立出来的，也属于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当下从新的时代的视界把自己看作是现实之中的当代，但它必须把与过去的分裂视为不断地更新。”[26]8这里，哈贝马斯给予“当代”以新的特质，并使其获得了区分过去，面向未来的可靠性功能。在《时间的政治》这本“现代性”研究名著中，彼得·奥斯本首先阐述了利科对“现代”一词的哲学认识和把握。按照利科的理解，“现代”呈现的是“历史的时间化的总体化”[27]5，因历史哲学中的“现代”包含着“当代”，所以“当代”的历史总体化也不可避免。但如果要特别强调“现时代”特定的历史内涵，则必须把“当代”与“现代”剥离开来，并进行合理化的话语分配。对此，奥斯本坚定地认为：“‘现代性’扮演了历史分期范畴所具有的独特的双重角色：它把一个时代的当代性(contemporaneity)指派给了作出分类行为的那个时刻；但是，它借助于一个在性质上新异的、自我超越的时间性来表明这种当代性，这种时间性在把现在与它所认同的最切近的过去拉开距离方面，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7]30从“现代性”角度出发，奥斯本梳理了伯曼、詹姆逊、福柯、阿尔都塞等关于现代性与历史分期的关系论述，透射出“当代性”的话语逻辑。“当代性”的主体来自于历史的自我定义，以及自我定义对主体实施的认同和筹划行为，它建立在“现时代”与过去时间区分的前提下，反过来又超越了年代学的时间秩序从而使现时代获得了“当代性”意义。“当代性”作为对于“当代”的诊断性话语，被认为是社会历史学中的一个经验范畴，用来揭橥一个时期的奠基性、统一性的内部多种可能性趋向，它经常与自我指涉之间形成张力，“因为无论何时，只要现在之中的变化这个问题还处于争论之中，它就必然要标示出它所表达的时间。”[27]30而“当代性”观念正是在这个张力点上构成的。套用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定义，“当代性”是质的范畴，“当代”只是个年代学上的时间称谓。至于此，可以出示“当代性”的概念了，在此借助于陈晓明先生的描述来归纳“当代性”的内涵。“何谓‘当代性’呢？这需要放在历史的、哲学的审美的语境中去考察，尤其需要放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激进实践中去把握。‘当代性’说到底是主体意识到的历史实践，是主体向着历史生成建构起来的一种叙事关系，在建构起‘当代’的意义时，现时超越了年代学的规划，给予‘当代’特殊的含义。”[28]

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语境中来看，王瑶、唐弢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把50—70年代的文学归于现代文学史范畴的建议，是基于一种对这段时间内的文学已形成了稳定的“当代性”的判断之上；当然，在王、唐的视野里，此“当代性”肯定不是对近十年间的“当代”的本质体现，而是来自于“五四”的“文学现代化”传统并与现代文学构成同质化话语形态的自我指认，或者说，50—70年代文学史所显现出的“当代性”因不具备断裂性的“新质”最终回归到现代文学历史化统一的话语框架之中。由于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的区别，文学的“当代性”在不同的文学史家那里会得到不同的表达。与王、唐不同，洪子诚那里的“当代性”，体现在一体化和规范化形成建立的过程中，并以此为“新的规范”支撑起“当代文学”的概念，陈思和认为“当代文学”概念虽然有时间上的考虑，但主要是包含了对进行中的文学性质的某种可能性的预判“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以后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29]陈思和意义上的“当代性”，集中蕴涵在他所提出的“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等几个重要的文学元话语里面。他认为“潜在写作”在文学相当贫乏的年代“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9]12而“民间话语”在一体化语境中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真实，更能触及当代史的内在层面。董健先生在与他人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将当代文学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特征和形态都进行了精到的分析与提炼，在总体性话语尺度的参照下，五个阶段又紧密联系，前后相接，互为一体。这个总体性话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指“基本的价值判断”也就是“人、社会、文学的现代化”。[30]这样，在以“人、社会、文学现代化”为价值坐标的衡量下，文学的“当代性”表现为“文学现代化”从消解到复归、从搁置到承续的曲折发展之路。在这里，与王瑶、唐弢相比较，“文学现代化”诉求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及“五四”启蒙精神多样化理解和实践方式的结果。

总起来说，王瑶、唐弢、贾植芳等现代学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不同方式、从不同侧面参与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进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提出的问题及激发的思考，如“当代文学史否成史”“‘五四’新文学传统”“文学现代化”“文学分期”“文学史观念”“当代性”等，影响了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与叙述的整体面貌。后继的研究者都无法也不可能绕过或从这些问题中全身而退。新世纪以来，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程光炜的《文学史的兴起》《当代文学历史化》及他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人大讨论课程、吴秀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文学形象及历史经典的当代境遇》、李扬的《文学史写作与现代性问题》、贺桂梅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旷新年的《文学史视阈的转换》、杨庆祥的《重写的限度》等从以上问题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与研究进行了新的探讨，当代学人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精湛的知识结构将当代文学历史化引入到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