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鹏程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中国百年来的文学有三次比较集中地描写“新人”的追求。第一次是在晚清“五四”阶段，文学界有了强烈的描写“新人”的要求；第二次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到“文革”这段时期，我们确立了塑造工农兵“新人”“新英雄”的中心任务；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我们又兴起了一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热潮。这三个时期都是现代中国变化最大、最深刻的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每一次时代巨变的重要时刻都能够通过及时书写“新人”形象来捕捉时代的先进思想，与时代前进方向保持一致，以此推动社会的进步，保持自身与时俱进的先进性，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品质与鲜明特色。三次集中的“新人”叙事是文学回应时代巨变的自觉要求，是对每一个新的时代前进方向的审美反映，而且与社会的三次大进步保持同步。这些“新人”的内涵虽然不尽相同，而且难免有一些概念化的不足，但他们都是所在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其所在时代的先进人物，他们也因此具有了典型性与艺术的真实性。文学“新人”形象的世纪变化正是中国百年来时代思想范式变化的生动写照，为我们美学地勾勒出了一幅历史的生动画卷，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汉语语境中，“新人”一词本身并不陌生。中国古代诗词里就经常出现“新人”一词，如汉乐府里著名的《上山采蘼芜》就有一连串“新人”和“故人”的对比：“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1]这里的“新人”就是相对于前任而言的新媳妇的意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所指。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百年来文学里的“新人”则是指感受时代风气之先的人，是他所在时代的先进人物，这里的“新人”是具有新思想、新品质的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新来的人的意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人就是具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反映时代的要求，体现了时代前进趋势的先进人物。各个时代都有一批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即时代的新人出现”[2]，中国百年来文学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表现“新人”的热潮出现在晚清至“五四”时期。

一、启蒙与革命的新人

晚清以来呼唤“新人”来拯救国家危亡的呼声伴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而爆发出来。晚清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蹂躏，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水深火热，灾难深重的民族强烈期待具有新思想的能人志士来拯救中国，这时候对于“新人”的呼唤与期待成了时代共同的心声，渴望“新人”的出现成了时代的集体无意识，人们把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了“新人”身上。作为中国思想界的“盗火者”严复在《原强》中敏锐地指出中国今日的积弱不振人人都能看得出，必须标本兼治，所谓“标”就是收大权，练军实，而“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3]思想界已经认识到必须有新的“民智、民力、民德”才是救国之本，这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出现，所以梁启超提出当时中国第一急务就是“新民”，他说：“新民为当务之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4]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来，要令国家富强，首要的就是要有一大批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新人”来打破那铁桶般的沉寂，整个时代风潮都在呼唤有新灵魂的豪杰之士来拯救中国，鲁迅先生当时批评旧的国民性而别求新声于异邦，寻找具有摩罗精神的战士来挽狂澜于既倒，就是要寻找“新人”来拯救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股寻求新文化，创造“新人”启蒙思潮的高峰。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正是要创造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新道德、新观念、新人民、新社会。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青年杂志》变为《新青年》，就是希望青年们成为新的青年，成为一代“新人”。那么这个“新人”有什么特点呢？陈独秀在其《新青年》一文中指出新青年应该在生理与心理上都与旧青年不同，生理上不能再做旧青年那样的“白面书生”，而要像欧美青年那样“面红体壮”；而心理上则要杜绝旧青年满脑子的“做官发财”的思想：“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5]而《新青年》的宣言则是创造政治、道德、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它明确宣告：“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6]总之，一切都是新的。以科学、民主为核心思想的新文化开始成为一代中国人的新理想、新目标，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新人也由此开始成为时代的主人。

晚清至“五四”时代的文学“新人”背负的就是这样一种时代使命，他们具有的新品质正是这样一种除旧布新的先行意识，他们第一是对旧中国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像“狂人”那样看出传统文化吃人的一面；第二是追求独立的个性与解放，像娜拉一样追求个人主义的觉醒；第三是具有西方现代的知识视野，能够随口说出一些西方的人名与概念；第四是具有青春的热情，正如郭沫若在《天狗》中所呐喊的那样：“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7]，这一代新人具有一种新文化带来的激情，“五四”新青年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个性与激情具有一种狂飙突进的浪漫精神、理想主义精神。“五四”时期以劳工问题、子女问题、家庭问题、伦理问题、教育问题、国家问题等为中心的“问题小说”，正是一代新人觉醒后的反思与追问。丁玲、冰心、陈衡哲、茅盾等都塑造了不少现代新女性的形象，正如丁玲在其《韦护》中所说“她们都是新型的女性”[8]，这些新女性是当时一些受到新式教育、外国思想影响的都市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她们一般都具有反抗家庭束缚的思想，追求自由恋爱，具有新的性爱伦理观念，受过新式教育，拥有新的知识视野，如茅盾《幻灭》中的新人抱素、慧女士随口说出的一些时髦词汇如“克鲁泡特金”“巴黎”等，而郁达夫小说中的新人则捧着华兹华斯、艾默生或者海涅的诗集。同时这些新人的外貌打扮上也很“摩登”，如田汉《三个摩登的女性》中的人物打扮就争奇斗艳，这些“摩登女性”就是当时文学作品中的“新人”。鲁迅先生《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都是当时“新人”的代表，他们有着新思想，反对传统文化，追求个性与自由恋爱，头脑里装着外国的大文学家，涓生在破屋子里谈的是反对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以及男女平等问题，同时畅谈伊孛生、泰戈尔、雪莱等大文豪；而子君分明而坚决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9]这无异于是五四这一代新人独立觉醒的宣言，是他们反抗传统束缚的精神独白，这些“新人”代表着当时社会进步的方向，是先进思想的代表，个性解放与自觉是这些“新人”的核心精神。用周作人的话来说，这时候的文学是“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精神上觉醒的一代新人当然非常重要，但面对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切实的行动去推翻旧制度，赶走外国侵略者，这样投诸实践的人是新的时代最需要的新人。近代以来，从技术救国到文化救国，从变法救国到科学救国，我们最终找到了武装革命的救国道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优秀的中华儿女逐渐认识到武装革命才是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强国的首要道路，由此阶级革命、民族解放的战争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价值谱系中的最高价值，武装革命也就取代了启蒙成为最紧迫的事情。郁达夫1928年8月曾经在《语丝》上撰文不无调侃地指出：“现在革命最流行，在无论什么名词上面，加上一个‘革命’，就可以出名，如革命文艺，革命早饭，革命午餐，革命大小便。”[10]这一说法虽然有一些调侃，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来，革命思想的流行与广泛传播。随着军阀割据、外敌入侵日益严重，人民大众的阶级革命、武装斗争思想逐渐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范式。我们寻找的救国之路也从文化革命转移到武装革命的道路上来了，文学也由此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的时代。茅盾当年因为在《蚀》三部曲中塑造了幻灭的小资产阶级，不够革命而受到落伍的批评；连鲁迅在革命文学的热潮中都被批评响应革命不积极，被太阳社诸君批评为落伍，可见激进的革命思想已经广为传播了。一代青年人已经像巴金《家》里的觉慧一样逐渐觉醒，从家庭走出，走上了革命反抗的道路。

这时候塑造勇于参加武装革命的新人、新英雄成了革命文学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已经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把他们作为文学新人的主角成了文学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必须做的事情。大力倡导革命文学的蒋光慈1928年在其《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读了〈文学周报〉的〈欢迎太阳〉以后》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定有新的时代的表现者，因为旧作家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11]蒋光慈所说的“新作家”是大力描写革命战争的作家，而那些旧作家则还在做着他们风花雪月的梦。这时候那些积极参加革命的工农大众开始进入革命文学的视野，成了文学的“新人”。蒋光慈的《新梦》《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等都是以劳苦大众的革命作为主题，塑造的人物形象完全不是过去那种感伤忧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具有革命意识的劳苦大众的新人，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习仲勋、胡耀邦、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经谈到他们受了《少年漂泊者》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这些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说已然成为新小说，比如同时期丁玲的《水》就被称为“新小说”，冯雪峰1932年在《北斗》发表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指出：“新的小说家，是一个能够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站在工农大众的利益上，特别是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所写的小说，才算是新的小说。”[12]用无产阶级的视角反映工农大众阶级革命与斗争的小说是新小说，这时候的文学新人已经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革命的劳苦大众。

一种新的观念已经形成，那就是文学应该表现那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战的劳苦大众，他们才是时代真正的新人与英雄。胡乔木1936年2月在《时事新报》发表《新的题材，新的人物——读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中就称赞萧军《八月的乡村》的成功在于“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13]这个“新”的核心是第一次让读者看到了满洲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认识到了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人民英雄的精神。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人民战士是“新人”的主角，那些武装起来的工农大众是“新人”的主角。抗日战争的爆发，像这样武装起来的千千万万抗日英雄更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更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新人，周扬1938年在《我所希望于〈战地〉的》中提出，他所寄希望于文学的就是要表现：“抗战怎样在改变着这东方古老的民族，怎样在发挥出它内部蕴藏着的力量，怎样在产生着新的民族英雄的典型。”[14]230这时候描写那些守土卫国的民族英雄，记录他们英勇壮烈的事迹，便是作家最神圣的使命，他提出：“表现抗日英雄的典型是我们作家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14]248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文学中的新人自然是那些为了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抗日民族英雄们。这些新人形象最可宝贵的品质就是为了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幸福而出生入死，英勇善战，他们是《新儿女英雄传》中牛大水、杨小梅一样平凡而伟大的革命新人，是中华民族的新儿女，这一时期文学的新人是和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二、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新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的一切都是新的，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群众是这个国家的“新人”，新中国的文学自然是以表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人作为自己最中心的任务。周恩来1951年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文艺工作：“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15]而周扬1951年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报告中则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表现出新的人民的这种新的品质，表现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以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年。这是目前文艺创作上头等重要的任务。”[16]59在第二次文代会的大会报告中，周扬又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16]251而1958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扬又提出：“表现新时代新人物是我们这一代文学家的历史任务”[1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首要任务”“头等重要任务”“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塑造新人形象。

事实上创造新人形象在延安文学时期就是整个文学界头等重要的任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里就提出文学应该表现“新人”的主张，他指出：“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18]876，这里的人民是“新的群众”，我们的作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18]876，要写出新的人物，“大后方”的读者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武训传》的批评中，毛主席指出很多人之所以赞扬武训那样的人，是因为作者们不去研究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与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实际上再次提出了要重视描写“新人”的问题。毛主席强调文艺上的“推陈出新”，对于舞台上那些旧时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次表示不满，要求用新形式表现当前时代的新人，可以说毛主席一直高度重视文学要描写人民大众的新人问题，这是新中国文学一直致力于表现新人的动力。(1)新中国文学全力塑造新人，在“双百”方针时期也曾提出不反对塑造“旧人”。1956年4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谈到文艺问题时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那个旧社会写一写好得很。毛主席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当然随着反右斗争的迅速发展，这种也可以写旧人的说法也很快不提了。

毛主席延安《讲话》发表后，延安作家们就纷纷对照自身缺点，改造旧文艺，开始了表现工农兵新人新生活的文学创作之路，延安文学也为之面貌一新。何其芳、丁玲、周立波、刘白羽、陈学昭等都发表文章深刻反省自己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表示要对工农群众“缴械投降”，告别自己的过去，真正融入到新的人民群众的文艺中去。作家们纷纷深入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解放区文艺中掀起了一次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新人新事的文艺运动。周扬1944年春节观看了延安秧歌剧后发表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他认为延安秧歌剧的“这些节目都是新的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14]437表现新政权下觉醒的人民大众这样的新人开始成为解放区文学的自觉追求。柳青的《种谷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都是解放区表现新的人民群众的新文学，像小二黑、小芹这样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命运而斗争的新农民形象正是解放区文学塑造新人的杰出成果。这些富有生活泥土气息的小说与《莎菲女士日记》《幻灭》《动摇》以及《边城》一类的文人气的作品相比，完全是一种新的气质，新的味道。这种新艺术具有“新的主题”“新的人物”与“新的语言、形式”，它们写的是人民新的国民性，而且采用民族、民间的大众化形式，带有浓厚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艺术正在形成。在这些新艺术中一大批人民群众的新人形象扑面而来，新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人民新人”的时代。

新中国文学的核心是表现工农兵的新人形象。一个沸腾的全新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文学提供了各种各样新题材和新主题，各行各业涌现了大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由此出现了大量新的人物：比如解放军和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工厂和农村的劳动模范以及新型的妇女和儿童等，他们不是过去作品中那种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的形象，而是新生活的主人翁、新中国的创造者的形象，他们身上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贵的革命品质和崇高的道德信念。作为农民的新人形象，他们除了传统的勤劳、善良、朴实等优秀品质以外，最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具有了新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的觉悟，反对资本主义的道路以及顽强的反抗精神。康濯的《春种秋收》被称为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物的颂歌：“是作者对于农业合作化中涌现出的第一批新人物的颂歌。”[19]229这些农民新人具有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优秀品质，如《放假的日子》里的喜奎老汉，总是忘不了欠合作社的几十斤黑豆；《赛》里的张万连在劳动竞赛中主动把自己的犁铧送给对手；《在白沟村》里的放牛娃白成茂在新社会里不几年就从一个“笨人”变成了有文化、能够看书看报的新人；而《创业史》中的农民新人梁生宝则是：“朴实，正直，大公无私，燃烧着伟大的理想但又融合着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一切优秀的品质构成了梁生宝性格的晶莹闪光的内容。”[19]186而作为革命农民的代表，《红旗谱》中的朱老忠身上体现的则是农民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些农民新人成了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闪耀着集体主义的光辉。

作为新中国文学新人的革命战士，他们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1950年周扬在剧本《长征》的座谈会上谈到塑造新的革命英雄人物的时候指出，必须表现新英雄人物坚强、乐观、勇敢的精神，对于牺牲、悲惨、感伤的一面应当适当避免，这可以说是新英雄人物的总基调。《林海雪原》的杨子荣表现了解放军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和机智勇敢的无畏精神；《保卫延安》的周大勇，《红岩》的江竹筠、许云峰等英雄形象，他们身上都洋溢着革命的豪迈激情，显示了革命者为理想燃烧着的不屈不挠的崇高品质。《不死的英雄》中的王西阑，《上甘岭》中的石东根，《党费》中的黄新，《董存瑞》中的董存瑞，《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万水千山》中的李有国，《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五壮士”，《红日》中的沈振新等等，这样的革命英雄战士形象不计其数，他们翻雪山、过草地，对革命事业都是忠贞不二，立场坚定，意志刚强，视死如归，他们都是新英雄战士的优秀代表。巴人曾经在其《积极的典型与新英雄》中指出：“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在中国已经培养出一批新的人物、新的性格，这跟新的社会，新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这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对革命忠诚，党性已经成为人的性格中主要而不可分的一部分。”[20]作为长期革命培养出来的新人，他们最突出的一个品质就是他们的革命性与党性。歌颂新人的另一个代表作是《欧阳海之歌》，郭沫若称这部作品“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凯歌，是文艺界树立起来的一面大红旗。它不仅是解放以来，而且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部最好的作品，是划时代的作品。”[21]554这样一部典型作品塑造的新英雄欧阳海被称为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优秀品质郭沫若认为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典型的英雄形象。”[21]556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新英雄先进品质中最重要的品质。

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新人形象，他们具有的是集体主义精神与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胸怀祖国，胸襟坦荡，在生产岗位上敢于创新，锐意进取，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扬1950年在《论〈红旗歌〉》中指出，描写工业生产战线的英雄需要描写他们：“在生产竞赛中必须强调个人模范与集体模范相结合，先进的帮落后，英雄带动大家，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16]25《火车头》《原动力》《铁水奔流》《百炼成钢》《五月的矿山》《钢铁动脉》《共产主义的火花》《上海的早晨》等都为我们描绘一幅幅工人阶级新人、先进人物为了祖国富强而在工业战线艰苦奋斗的壮丽图景。胡万春《青春》中的技术员李小刚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把娱乐作为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那太不值得了”[22]，他把自己所有时间、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工厂的生产，把别人跳舞娱乐的时间都拿来加班工作，为了改进技术、多生产产品而忘我劳动，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废寝忘食，这就是我们新的无产阶级工人的先进形象。而《谁是奇迹的创造者》中的钢铁工人老洪、钢铁厂罗厂长、许工程师、钢厂的张书记以及新方法方案执笔人王小毛等人，他们创造出了在世界冶金工业中都是一个奇迹的“熔炼后期兑铁水”崭新冶炼方法，但他们都不计名利，都不把这个创新方法的功劳归于自己，而只是艰苦奋斗、默默奉献，他们是新一代工人形象的代表。

这些工农兵的新人形象，他们最可宝贵的品质表现在他们绝不会为任何困难所吓倒，也绝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胜利而停步不前。他们抱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而艰苦斗争，他们永远在前进，永远走在生活的最前面，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新英雄，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这与过去文学作品里那些英雄所谓的“忠义”之道，“仗义疏财”“劫富济贫”“济困扶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朴素道德感与江湖义气相比，是一种全新的境界；与过去文学作品中那些英雄形象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奸臣”，“反叛朝廷”等所谓斗争相比，我们文学作品中的新英雄的先进人物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周总理1959年在庆祝新片展览月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说：“我们新社会里的新人新事，新的英雄，是富有劳动精神、战斗精神、集体精神、向上精神的，电影首先要反映这些新的英雄、新的事物。”[23]周总理概括的这“四种精神”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中塑造的新人、新英雄的共同品质，新中国文学中的这些“新人”是崇高理想和实干精神的完美结合。

这些处处显示出理想主义光彩的新人形象，当然有艺术的集中概括、提炼加工与综合提高，但他们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符合生活的逻辑与艺术的逻辑，并非不真实。正如严家炎先生曾指出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任务和两结合的艺术方法，都要求我们塑造的新英雄人物能够强烈地体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给读者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巨大鼓舞。”[24]新中国文学中这些具有崇高品质的新人是新社会与新文学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与文学的必然。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时候已经被看作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之所在，周扬1963年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做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是同那些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的文艺势不两立的。同资本主义的没落、颓废的文艺相对照，我们的文艺是革命的、生气勃勃的文艺，是鼓舞劳动人民起来改造世界、进行革命斗争的文艺。这种文艺描绘了广阔的人民的世界，表现了劳动群众的伟大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兴盛，反映了共产主义新人的诞生和成长。”[25]以此看来，塑造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代新人正是新中国文艺的本质所在。

在全力描写工农兵新人新事的思潮之下，那些以“知识分子新人”为对象的作品则主要写知识分子对自身缺点的克服，写知识分子成长转变为革命战士的过程，最典型的就是杨沫《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我们夫妇之间》的李克，《红豆》中的江玫等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新人，但这些知识分子新人因为自身的知识分子特性都受到过批评。当然那些描写“旧人旧事”的作家作品就更容易受批评了，比如赵树理描写落后群众的做法被批评是专注于旧人旧事，丑化群众，魏天祥就批评赵树理作品中落后人物满天飞，而对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则竭力丑化，他认为：“赵树理对‘旧人旧事’和‘新人新事’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和立场，实质上是反对文艺工作者着意地去熟悉新人新事、突出地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而连篇累牍地去写‘旧人旧事’。”[26]这样，写人民群众的缺点变成了反对写“新人”，成了落后的事情。在“十七年”时期文学中因为描写了工农兵的缺点而被批评为丑化正面人物、美化反面人物的作家作品有很多，从《我们夫妇之间》到《赖大嫂》，从《林家铺子》到《不夜城》，从《田野落霞》到《山河志》，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到《洼地上的战役》等等，都因为写了工农兵的缺点而被批评。这就把写“新人”、写先进与写落后对立起来，导致写新人的概念化与口号化，新人形象不够丰满，导致写新人的作品反映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复杂性减弱，这种僵化的做法当然不利于文学的丰富与发展，所以如何把表现新人的先进性与其艺术性圆满融合，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但这些“新人”本身确实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新的精神面貌的真实记录，而文学也因此与社会的进步保持了同步。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人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因为十年“文革”的干扰而出现了萧条，毛泽东1975年在谈话中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27]文艺这种困境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步入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国家的各项政策开始了调整，改革开放为中国插上了再次腾飞的翅膀，我们又进入了一个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这样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文学也从阶级斗争的工具下解放出来，第四次文代会向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28]正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事业，我们的文学又踏上了表现社会主义改革者、创业者新人形象的道路。这时候的“社会主义新人”相比于过去的无产阶级英雄来说，题材更广泛了，那些在生产劳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具有社会主义新气质的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站在时代改革创业潮流的前列的先进人物都是这时候的新人。这些社会主义新人的“崭新面貌”，邓小平在《祝辞》里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是“革命理想”，第二是“科学态度”，第三是“高尚情操”，第四是“创造能力”，第五是“宽阔眼界”，第六是“求实精神”，这六种新品质概括起来就是思想政治方面具有“革命理想”与“高尚情操”；在业务能力方面则具有“科学态度”“创造能力”“宽阔眼界”与“求实精神”，强调了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科学与创造能力。

第四次文代会后，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热潮，一大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涌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结果，正如陆贵山先生在《塑造新人形象和反映社会矛盾》中曾经指出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都涌现出一批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实践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所以文学要塑造新人形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再到“寻根文学”都在试图塑造新人形象，这是文学自觉反映社会生活，融入社会的必然结果。[29]81-84这些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最典型地表现在当时的“改革文学”上，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三千万》中的丁猛，《开拓者》中的车篷宽，《船长》中的贝汉廷，《泪痕》中的朱克实等，他们都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乔厂长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中的革命热情与拼命精神，又具有新时代革命党人的高度事业心与责任心，为祖国的电机工业打一场翻身战而兢兢业业，将理想与实干结合在一起，也不是单纯地蛮干苦干，而是具有现代化的技术知识修养与社会主义的高尚理想的完美结合的社会主义新人。《三千万》中的轻工业局长同不正之风坚决斗争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凛然正气；其他如《泪痕》中的朱克实，《信任》中的罗坤，《内当家》中的李秋兰，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特殊时期表现出革命激情与现代眼光，宽阔胸襟与豪迈气魄，高尚人格与科学态度，他们这种精神正是时代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应该具有的特质。这些社会主义新人在新的形势下敢于解放思想、大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一心一意钻研科学技术，敢于用新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工农业生产，勇于改革、锐意进取，善于扭转被动局面，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标兵，是社会主义的新人。这些新人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具有现代的科学态度、科学意识与实干创业的拼搏精神，这时候的新人强调的是“四化”建设的新人。

当然这些社会主义新人除了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同样也有新时期为保家卫国而献身的解放军将士们，为国防现代化而奋斗的战士们，如《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与《红岩》《红旗谱》《霓虹灯下的哨兵》《保卫延安》《红日》等作品中的革命者是一样，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出现的郑志桐又有新的特征，比如他有文化、有知识，而且喜爱艺术，总之更加富有新的时代色彩，不再只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钢铁战士，而是一个性格更丰富，精神层次更多样的钢铁战士，他是一个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战士。同样，《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也是这样一个新战士，他身上带着一些“文革”的伤痕，对生活有些冷漠，但当我国边境受到侵略挑衅时，他又义无反顾投入到了战斗之中，直至为国捐躯。这样的战士不再是简单“高大全”的英雄，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他身上具有更复杂的生活意味，但是他们的勇敢坚毅，为国捐躯的精神是相同的，他们是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还有像《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作品，为我们塑造了20世纪80年代最可爱的新军人的形象，如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与雷凯华等鲜活的人物，他们都具有战士英雄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但同时他们又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战士。这些“新军人”形象与以前的英雄战士相比，具有更多的生活化色彩，他们有自己的个性，甚至有缺点，比如赵蒙生在部队要开进前线之前却想到过要“调走”；而靳开来被封为“牢骚大王”；雷凯华参战自称是为了“元帅梦”；梁三喜在遗书里嘱咐妻子遇到合适的人就从速改嫁等等，这些新战士形象的生活气息更多一些，他们身上的口号化、概念化少一些，但是他们身上为国而战的斗志与英勇从没有半点减少，他们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他们都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

新时期这些社会主义新人始终怀着远大的理想，他们没有在苦难面前畏缩，没有一味埋怨生活的不公，而是始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的事业中去，这些新人总是平凡而伟大。《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静原本是“文革”中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与受害者，经过沉痛反思而毅然走出办公室，主动到风气不正的汽车队工作，与“刺头”打成一片，科学管理，最终让汽车队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成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解静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没有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之中，而是以自己的理想情操与顽强奋斗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是一名右派分子，他的生活极其艰苦，但他对党却一直充满着强烈的热爱，对共产主义充满坚定的信念，他这种在苦难中奋发向上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他的这种执着与奋斗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优秀品质。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除了工业改革、革命战争等重大题材外，特别注意这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眼科医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她对技术精益求精，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没有什么牢骚怨言，她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一位普通又不平凡的社会主义新人。同样《凡人小事》中的顾桂兰，清贫而繁忙，但她并不心灰意冷，而是满腔热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女儿翠翠发着高烧还是坚持去上课，这样平凡而伟大的女教师正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新人的主角。注重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闪光品质，这是新时期文学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特征。(2)康濯在《努力描写社会主义新人》一文中曾经提出，社会主义新人具有时代性、战斗性、真实性、多样性、理想性与社会性，这几个特征是各个时期的新人的共性，每个时期新人的具体内涵则各不相同。康濯：《努力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

百年来的文学为我们创造了很多鲜活的“新人”形象，也由此成了记录百年中国进步的精神史。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人们对“新人”的塑造也有不少批评意见，最集中的批评是为了表现“新人”的先进性，回避了一些阴暗面，一些“新人”过于理想化，显得简单化、概念化与公式化，有不真实的成分。周扬曾多次批评“文艺表现新的人物、新的生活不够有力”[16]148，陷入口号化的循环之中。相比起表现“旧人物”来，“新人”形象有时候显得比较单薄，陈涌就曾多次批评孔厥：“一方面对新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但比较起来，表现得更有力的也仍然是还没有得到解放或者还没有觉悟的旧人物。”[30]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新人”本身是正在成长中的形象，“新人”往往还正在萌芽和发展中，所以写不好，正如王淑明在《论文学上的乐观主义》一文中曾指出的：“我们大多数的作家，都是写正面人物，不及写反面人物；写正在成长中的形象，不及写过去时代的形象；这当然由于新人，还没有已成定型，其性格还正在变化与发展，其思想感情，更不容易取得亲切的体验。作者创造这样的典型，当然是困难的。”[31]另一方面也由于文学描写“新人”有时代政治的使命，与社会政治的距离比较近，在描写“新人”时说教的传声筒意味比较重，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复杂，反映社会矛盾的深刻性与真实性不够，从“五四”新人到社会主义新人都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概念化的弊端，这是我们毋庸避讳的。陆贵山先生就曾指出，在处理塑造新人形象和反映社会矛盾的关系上，往往有两种片面性：“要么离开反映社会矛盾塑造新人形象，使其失去生活根据，成为没有生命的稻草人或威严、虚妄的神灵，流于空洞的歌颂；要么脱离塑造新人形象反映社会矛盾，有可能形成单纯的暴露，甚至失之灰暗阴冷，限于悲观和绝望。”[29]82这两种现象在“新人”塑造过程中都有表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中国文学能够始终以塑造“新人”为使命，百年来的文学才能够始终站在社会进步的方向上，与社会的进步保持一致，这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品格。我们应该克服“新人”塑造过程中的缺点，勇于塑造时代的“新人”，发扬光大表现“新人”的文学传统，塑造更多思想性与文学性完美融合的新时代的新人形象，以此与时代的先进性保持一致并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