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偉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經濟增長 應對策略

引 言

人口問題是影響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的重大問題。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中國得益於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施和快速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①蔡昉：“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人口研究》2(2004)：3。，成就了其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迹並成功躋身於中高收入國家行列。近年來，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2020年，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以上人口近2.64億人，佔總人口的18.7%；65歲以上人口1.91億，佔總人口的13.5%，分別比十年前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上升了5.44和4.43個百分點。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於2010年達到最高點74.5%，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於2013年達到最高點(約10.06億人)，此後每年以超過300萬的速度減少，2020年下降到96776萬，下降了近4000萬。202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衹有1.3，遠不及2.1的生育更替水平。如果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勢頭繼續維持，中國將很快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並在2030年前後迎來老齡化高峰，到2050年，老年人口中60歲老人將達到4.8億，比重將超過35%。②Data source：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9 Revision (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19),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人口老齡化對中國未來經濟、社會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咄咄逼人的人口老齡化態勢，中國應把人口問題擺到重要位置，在經濟社會發展政策上做好頂層設計，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準備。本文擬在分析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徵與原因的同時，從挑戰、機遇等角度提出應對老齡化、保持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模式與策略。

一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徵與成因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

1.人口老齡化進程較快，時間較短。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意味着一個國家進入淺度老齡化社會；達到14%，意味着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達到20%，意味着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過渡到淺度老齡化社會，一般需要50—100年時間；從淺度老齡化過渡到深度老齡化一般需要幾十或近百年時間，如瑞典用了85年，英國用了45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一般在十幾年到幾十年不等，如法國用了28年(1990—2018)，德國用了36年(1972—2008)，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觀察中國歷年人口普查數據，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衹有4.41%；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該比例上升爲5.57%；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該比例上升到約7%，意味着中國進入淺度老齡化社會；到了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該比例上升到了8.87%；而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時，進一步上升到13.5%；2021年，將超過14%；預計到2031年，將超過20%。中國大約衹用21年時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用10年左右時間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該速度甚至超越此前人口老齡化進度最快的日本。以中國現有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在2050年左右，將會成爲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2.老年人口數量較大。人口老齡化問題不僅要看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還要觀察老年人的絕對數量。作爲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同樣也具有最多的老年人口。在199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了1億；2000年達到1.28億，佔總人口的9.84%；2010年達到1.78億，佔總人口的13.26%；2020年達到2.64億，佔總人口的18.7%。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50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將高達34.6%。於此同時，由於中國人口老齡化具有累積效應，老年人口不僅數量較大，而且表現出高齡化趨勢。一般認爲，60—69歲是低齡老人，70—79歲是中齡老人，而80歲以上則爲高齡老人。目前，中國80歲以上老人以年均5%的速度增長，這個速度超過了總的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同時，9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以7%的速度增長。在1990年，80歲以上的老人總數爲801萬，2000年達到1201萬，年均增長爲3.6%。這個數字在2010年爲1700萬人，2020年則達到2612萬人。1990—2020年，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人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4.8%，遠高於世界平均3.0%的水平。

3.人口老齡化在空間上的不平衡。這種在空間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農村與城市之間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差異，二是東中西部之間的差異。(1）人口老齡化存在二元特徵。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將城鄉分開觀察，鄉村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鄉村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爲23.81%、17.72%，比城鎮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城鎮總人口的比重分別高出7.99、6.61個百分點。一方面，由於城市的計劃生育執行更爲嚴格；另一方面，由於醫療技術、生活水平更高等原因，使得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表現出相對於農村超前的人口老齡化現象。但由於近年來農村的勞動生産率提高，大量農村的青年人離鄉進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的人口老齡化，卻加劇了農村的人口老齡化。農村在未來會面臨更爲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2)人口老齡化在區域間的差異與區域經濟差異表現相一致，從東部到西部呈階梯狀下降。東部大部分地區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省份於1995年就進入了老年型社會，屬於中高度的老齡化地區，特別是上海早在1979年就進入了老年型社會；中部地區如山西、吉林、安徽等省份現今處於老年型社會，屬於中度和中低度的老齡化地區；西部地區如新疆、寧夏、甘肅等省份處於剛剛進入老年型社會的階段，屬於初級老齡化地區。值得一提的是，西部的新疆於2015年纔正式進入老年型社會，這與上海進入老年型社會的時間相差了36年。近年來，人口老齡化在空間上的不平衡，中國總體呈現出城鄉反轉、經濟發達地區如東部高於西部等經濟落後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現狀。

4.人口老齡化超前於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産物，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着正向的關係，隨着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也會逐漸提高；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後，人口開始出現老齡化現象。一般情況下，經濟發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三者大致是同步的，如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到老齡化社會時，它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處於發達國家的水平。然而，在中國，由於計劃生育的執行，人口轉變並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僅1000美元，說明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明顯超前於經濟發展水平，在經濟發展水平尚處於較低水平時，老齡化程度就已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徵。中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出現了在其他國家不曾遇到的問題，它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産生十分深刻的影響。

(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成因

1.死亡率下降，壽命得到延長。隨着經濟的不斷增長，醫療技術的不斷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健康意識的日益增強，中國人口的死亡率不斷下降。中國在1949年人口的死亡率爲20‰，之後一直處於下降狀態(除了1960年自然災害導致死亡率到達25.43‰)，在2020年下降到7.07‰。與死亡率相對應的就是人均壽命的不斷提高，20世紀40年代衹有35歲，新中國初期爲44.59歲，改革開放初期爲67.9歲，2020年上升到77.3歲。隨着死亡率的下降，人均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中國老年人口的數量在不斷增長，導致了人口老齡化現象。

2.生育率的下降。1949年，人口生育率爲36‰；1954年，增長到了37.97‰；1963年，達到了43.6‰。在此期間，大量的勞動力處於失業或者待業狀態。爲了緩減就業壓力，使人口的再生産過程與物質資料的再生産過程相協調，20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實施“晚、稀、少”政策，接着在80年代初嚴格執行獨生子女政策。由於計劃生育的有效實施，中國迎來了第二次生育低潮，人口生育率直綫下降。①第一次低潮發生在1958—1961年，由於“大躍進”等原因，對人口再生産造成一定影響。1976—1985年期間，死亡率基本穩定在7‰上下水平，然而出生率卻下降到20‰。此後的三四十年間，中國的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至2020年，人口出生率降至8.52‰，是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由於生育率的低潮期持續時間較長，導致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産生。此外，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部分中國人注重的不再是生育的數量而是生育的質量。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她們更加注重事業的發展，這也導致生育意願降低。儘管中國政府近年來加快了生育政策調整的步伐，在2013年年底和2015年底分別放開單獨家庭和非獨家庭生育二孩，但新生人口衹在政策放開的第一年略有上升，後續年份繼續呈現下降的趨勢，2020年中國的新生嬰兒衹有1200萬。2021年，中國全面放開了生育三孩，但可以預計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趨勢難以逆轉。

3.區域間的遷移。遷移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國際遷移，另一個是國內遷移。相對於歐美等發達國家，中國國際遷移的人口數量相對於中國的基數而言，影響不是很大。國內的人口遷移，隨着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由經濟不發達地區轉移到經濟發達地區。2020年，流動人口達到3.76億，較多的農村家庭成爲“空巢家庭”。這種人口的遷移，主要是體現在區域的人口結構的改變，但該因素不會改變全國的人口年齡構成。

二 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然而老齡化問題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很大程度是由於人們擔憂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會顯著降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幾點：(1)人口老齡化將增加社會的養老負擔並降低家庭的儲蓄，從而對物質資本的積累不利；(2)過多的資源向老年一代轉移，也很可能導致教育投資率大幅下降，人力資本的積累勢必受到影響，這些都會影響到經濟增長；(3)隨着老齡化的加深，總人口中勞動力數量的絕對或相對減少，將可能影響經濟中勞動投入的水平與質量，由此影響到經濟增長的潛力；(4)社會負擔加重，還會大大提高勞動力成本，降低産品的競爭力，也很可能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5)老齡化也會降低社會的創新能力，從而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6)勞動力短缺還會使中國經濟喪失資源重新配置效應。由於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力長期不能流動，即大量剩餘勞動力未能實現從邊際生産力低的農業部門到邊際生産力高的非農産業的轉移，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上的損失。在改革開放期間，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通過部門和地區之間的轉移，調整了缺乏效率的勞動力配置結構，産生了一個資源重新配置效應。據估算，這個效應對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爲16%—21%之間。①蔡昉、王德文：“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與勞動貢獻”，《經濟研究》10(1999)：64、66。因農村剩餘勞動力被逐漸吸納而導致農村勞動力存量減少，固然産生二元經濟結構反差縮小的效果，使經濟發展階段趨向於“劉易斯轉折點”，然而，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轉移規模的縮小，也意味着改革前期的一個重要增長源泉的式微乃至喪失。②蔡昉：“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經濟研究》4(2010)：4。

然而，這些悲觀的論點卻忽略了人們重新分配經濟資源、協調生命周期行爲的能力。事實上，理性行爲人如果體察到人口結構的這一變化，其在工作階段的儲蓄和消費行爲會隨之改變，有可能增加儲蓄，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當人們越來越長壽時，人們的“未雨綢繆”的儲蓄動機會形成新的儲蓄來源，通過參與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資源配置還可以獲取投資收益。③蔡昉：“未來的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開拓”，《中國人口科學》1(2009)：3。

人口老齡化雖然不可避免地帶來勞動力的短缺，但勞動供給短缺將激勵改進要素利用的技術創新，從而加速技術進步。在知識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物質資本投資的折舊率高，投資回報呈不斷下降的趨勢，相反人力資本投資的報酬率卻能持續維持在高水平。人口老齡化將誘發重視物質資本投資向重視人力資本投資轉變④蔡昉：“未富先老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國際經濟評論》1(2012)：89。，“倒逼”企業通過更多的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來提升競爭力，促使中國的産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升級，從而潛在地促進生産率提高，並且健康老人的經驗、技能等人力資本，也可以擴大人力資源的供給，從而使經濟中的生産力提高。因此，人口老齡化並不必然損害中國的經濟增長。

三 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策略

人口老齡化的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呈現不同特點。目前，人口老齡化已成爲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重要特徵之一。從整體上看，中國處於向深度老齡化快速發展階段。中國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長率目前已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生育率下降對經濟增長的“分母效應”漸漸弱化，而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加深，社會養老負擔不斷加重，國民儲蓄率和教育投資率也會隨之顯著降低，勞動力供給和勞動生産率均趨於下降，“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同時，老齡化也會減弱社會的創新能力，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未來幾十年間，人口老齡化進程將加速推進，中國經濟增長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負面衝擊。而在目前宏觀政策上，恰恰是提振消費、優化産業結構、加快技術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有利時機。所以，應對人口老齡化，需要從以下方面着手：

(一)調整生育及其配套政策，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

面對超低的生育率，中國政府審時度勢全面放開了家庭生育三孩。雖然生育政策的放鬆並不能完全改變人口老齡化的根本趨勢，但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育率，對修正失衡的人口年齡結構、減緩老齡化的速度有一定作用。生育政策的調整將會產生三大效應：一是會提升中國人口結構的生産性，有助於提高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二是會直接擴大家庭教育支出、撫養消費支出以及與政策相關的行業如嬰幼兒用品、家政等産品與服務消費需求，同時也有助於降低預防性養老儲蓄；三是有助於恢復中國的人口性別平衡，降低由於性別失衡造成的中國家庭的競爭性儲蓄動機動機。①S.We,and X. Zhang,“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t from Rising Sex Ratio and Savings Rate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2011): 511-564.這些都將爲提振中國的消費需求帶來新的契機。②汪偉：“如何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學術月刊》9(2017)：12。

生育成本高昂和養老負擔過重是年輕一代生育意願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國應儘早從過去的生育控制政策轉向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的政策，讓生育選擇權重新回到家庭。同時，應加快構建與生育相關的政策支持體系，充分發揮傳統“家本位”文化鼓勵生育的功能，利用生育津貼、教育補貼以及住房、醫療、養老等福利配套政策，降低年輕一代的生育成本與養老負擔，纔能有效提高家庭的內在生育意願，改變當前的低生育現狀，避免掉入“低生育陷阱”。此外，還應通過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宏觀層面政策去提高人口質量。從單一的生育政策向宏觀層面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應成爲生育政策的重心。

(二)加快城市化進程，充分利用人口轉移所產生的增長動力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爲63.89%，而且具有非農戶籍的人口衹佔45.4%，與發達國家平均8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但同時也意味着巨大的提升空間，城市化是未來新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農村剩餘勞動力不斷從低生産率的農業部門向城市高生産率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轉移和配置，能夠提高中國的勞動生産率；城市化也會帶來城市移民的消費需求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在城市化進程中，由於中國所具有的大國經濟特徵，通過勞動密集型産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區域間人口年齡結構的梯度差異，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區域之間合理配置，從而延長現有的人口紅利。此外，由於城鎮居民的教育投資水平要高於農村居民，從整個宏觀層面上看，隨着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總的教育投資率會隨着城鎮居民的比重上升而上升，經濟增長率也會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上升。③劉永平、陸銘：“放鬆計劃生育政策將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基於家庭養老視角的理論分析”，《經濟學(季刊)》4(2008)：1294。由此可見，政府應該改革導致城鄉二元分割並加大遷移成本的戶籍制度，逐步削去附着在戶籍上的歧視性政策，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將有助於緩解老齡化可能引發的經濟衰退。“十四五”期間及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應當以加快城市化發展爲契機，充分利用人口轉移所産生的增長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應當避免盲目追求城市化的速度而忽視城市化的質量，規避“城市病”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防止掉入“城市化陷阱”。

(三)深化勞動力市場改革，擴大勞動力資源供給

從退休制度來看，中國一直沿用20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制定的退休辦法，即男性的退休年齡不早於60歲，女性不早於50歲。與經合組織(OECD)國家和歐盟國家相比，中國的退休年齡和老年勞動參與率都明顯偏低。過早的退休年齡和過低的老年期勞動參與率，導致富有生産率的人口過早退出勞動力市場，造成中國勞動力資源嚴重浪費。①汪偉、王文鵬：“預期壽命、養老保險降費與老年勞動供給：兼論中國退休政策改革”，《管理世界》9(2021)：119。同時，退休年齡過早，也導致中國養老保險收支狀況惡化，養老金體系財務風險隨着老齡化的加劇而上升。未來，中國可以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制度變革，如延遲退休年齡、實行彈性退休提高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經驗和技能來擴大勞動力資源，創造“動態人口紅利”和“長壽紅利”，通過大數據、互聯網技術、時間銀行等實現老年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

受傳統文化與性別分工的影響，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低於男性。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女性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這制約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因此，應完善託育、教育、醫療、社保、稅收、就業等相關措施，通過鼓勵女性的勞動參與來擴大勞動力資源的供給。

(四)發展“銀髮經濟”，釋放老年人的消費潛力

人口老齡化會引導最終消費的規模和産品構成發生變化，使之反映老年人的消費習慣、偏好和消費能力，也將直接導致國內市場需求的轉型。②汪偉、劉玉飛、彭冬冬：“人口老齡化的産業結構升級效應研究”，《中國工業經濟》11(2015)：48。西方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的時間早，在應對老齡化的過程中建立了非常完備的養老服務體系，其老齡産業的發展迅速，已經成爲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早在1986年，美國老年人消費額就已達到8000億美元，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8%。又如，老齡産業已經成爲日本的支柱産業，預計到2025年，老齡産業産值將達到7000億美元。日本經濟産業省《21世紀經濟政策的課題與展望》認爲，老齡産業將帶動日本經濟走出低谷，並在21世紀前25年實現年均2%的經濟增長率。對中國來說，老齡産業也是爲數不多的“朝陽産業”之一，未來發展前景廣闊。一方面，由於中國老年人口多，老齡市場大，未來必將是國內外企業競相爭奪的市場之一，當前老年人設施等相關市場規模約4萬億元，而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將達到頂峰，市場規模也將成爲規模達到28.4萬億元的龐大産業。據《中國健康養老産業發展報告(2019)》公佈的數據與預測顯示，養老産業達6.57萬億元，2021年預計將達8.81萬億元，2050年有望增加到106萬億元，佔GDP的比例有望從2018年的9.78%上升到2050年的33%。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將進入老齡化的深度發展期，老齡人口數量將急劇上升，未來龐大的老年群體將形成日益增長的潛在消費市場，會爲老齡産業的發展與創新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機遇。準確把握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市場需求變化，既是政府和企業面臨的現實問題，又是中國內需拉動、經濟轉型中不可回避的課題。老年産業的發展與“銀髮經濟”的興起有助於擴大消費需求，中國應當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充分釋放老年人的消費潛力，將發展“銀髮經濟”作爲新的經濟增長點。

(五)順應人口轉變趨勢，推動產業升級

人口老齡化將對中國産業發展産生深刻影響。首先，由於人口老齡化負擔效應的顯現，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下降將導致國內資金供給趨緊，使得部分産業、部分企業的資金鏈出現斷裂，這就要求各級金融機構貫徹實施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産業引導政策，保證有限的國民儲蓄能進入優勢産業，退出過剩的産能和落後淘汰的産業，推動産業升級轉型。其次，人口老齡化會導致低勞動力成本消失，一些傳統産業退出、新興産業萌芽是順應人口轉變的趨勢。從這一角度看，中國正在進行的産業轉型升級，提倡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的統一，既是在幾十年粗放型增長後的自我反思，也是爲了順應未來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經濟轉變。再次，在未來三四十年間，東、中、西部地區間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差異將縮小，這一轉變可能帶來區域間經濟增長速度的趨同，使區域差距相對收斂。當然，東、中、西部地區間經濟差距縮小的第一步，是要實現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這需要根據東、中、西部地區特點，實施有差別的區域發展規劃。例如，東部地區應以第三産業、高新技術産業逐步替代勞動密集型産業；西部地區由於人均收入水平、工業化比重比較低，應抓住産業轉移的機會，以新型工業化進程帶動經濟起飛。①汪偉、艾春榮：“人口老齡化與中國儲蓄率的動態演化”，《管理世界》6(2015)：60。

(六)完善養老保障體系，發揮養老保障制度的激勵功能

從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與運行來看，中國的“統賬結合”模式兼具公平、積累和激勵功能。近年來，中國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大幅提高，參保人數已接近10億人，但也存在統籌層次低，過度依賴基本養老保險第一支柱(佔比超過80%)，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個人購買的商業健康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所代表的第二和第三支柱佔比較低，低收入群體的繳費負擔較重，廣大農民工還沒有被有效覆蓋等問題。在農村，雖然也建立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但養老待遇偏低，養兒防老仍然是最主要的養老模式。受人口老齡化程度快速提高、生育率並未明顯提升的影響，家庭的養老壓力會越來越大，因此，改變農村過度依賴家庭養老功能需要予以高度重視。

隨着老齡化高峰期的臨近，加上要消化歷史積累的轉軌成本，中國養老保障體系面臨巨大的財務困境。“十四五”期間，中國需要全面實施全民參保計劃，構建更加公平和有效的養老保障體系。一方面，應以中央政府爲主導，增強中央調劑力度，完善地區間養老保險支出的轉移支付制度，加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設計，提高國有資本劃轉比例，努力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資效益。未來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既要增強養老保障體系的自我積累功能並解決養老保障體系未來的償付風險，又要增強養老保障的激勵功能，以適應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提出的新要求。

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數據顯示，近九成家庭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照料需求。“十四五”階段，中國應完善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家庭養老與社會化照料體系結合以提供充足的老年照料是大多數國家的選擇，中國在加強對家庭照料行爲支持的同時，應加快推進社會化照料體系建設。

(七)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爲經濟增長注入內生動力

隨着人口的老齡化，工作人口數量逐漸減少，富有生産性的人力資本數量會趨於下降，如果能提高人力資本的質量，則能提高社會的勞動生産率，促進經濟增長，所以，人力資本投資應把重點放在提高人力資本的質上，而教育投資本質上就是一種提高人力資本質的投資。通過接受教育和培訓，使勞動者或潛在勞動者的綜合素質、經驗與技能得以提高，勞動生産率也會隨之上升。預期壽命的延長是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重要特徵，這也爲勞動者接受更長年限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了現實可能。②汪偉、咸金坤：“人口老齡化、教育融資模式與中國經濟增長”，《經濟研究》12(2020)：61。2020年，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已接近77.3歲，預計在“十四五”末將上升到79歲。

“十四五”期間，中國應將九年制義務教育延長到十二年。爲實現人口數量與結構紅利向人口質量紅利的轉變，中國需要深化教育改革，發展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擴大接受教育的時間並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通過市場化改革消除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的扭曲並形成有效的人力資本投資激勵機制，爲人力資本紅利的釋放掃除制度性障礙。通過發展教育來加快人力資本積累，實現人力資本紅利對人口數量與結構紅利的替代，完成從人口數量與結構優勢向人口質量優勢的轉變。中國還可以通過戶籍制度、就業、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宏觀政策的改革與教育領域改革的相互配合與協調，將經濟引入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調整路徑上去，並收穫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此外，在老齡化加速發展的未來，當人力資本投資的社會資源受到約束時，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經驗和技能也不失爲擴大人力資本存量的有效途徑。

(八)激發創新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需要通過激活創新的動力來應對人口老齡化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創新活力的激發應當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將市場競爭作爲創新的動力源泉。當人口老齡化來襲，企業可供選擇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時，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壓力，將促使企業將資源投入到研發與創新上，這正好是企業真正成爲創新主體的最佳時期。某個産業或行業的創新競爭會促使人才、資本從低生産率的企業向高生産率的企業流動，競爭中勝出的企業將獲得短期的生産率優勢並形成“效率壟斷”，而生産率優勢與“效率壟斷”的爭奪又會引發新的一輪創新競爭和資源的優化與再配置，這種競爭的資源配置效應將成爲全要素生産率不斷提高的重要源泉。①這種市場競爭帶來的微觀生産效率的提高被稱爲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機制”，對美國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高達30%—50%。參見蔡昉：“中國經濟增長如何轉向全要素生産率驅動型”，《中國社會科學》1(2013)：56—71。因此，政府沒有必要代替企業去尋找研發與創新的領域，也無需花費大量信息與成本去尋找幫扶對象，而是應爲企業營造公平的創新環境，完善市場競爭機制，加強知識産權保護，讓市場在優勝劣汰的競爭中挑選創新的贏家。

結 語

得益於快速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中國成就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迹並成功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告訴人們，“人口紅利”期衹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相對短暫的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階段，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僅僅是依賴“人口紅利”成爲高收入國家的。隨着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中國的勞動力資源逐漸從豐裕走向短缺。雖然中國已經全面放開了生育三孩，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減緩老齡化速度，但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將在不久的時段迎來老齡化的高峰期。當前，中國進入了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當勞動力資源變得日益稀缺時，人口老齡化會誘發人力資本對物質資本的替代，“倒逼”企業通過更多的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來提升競爭力，促使産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升級。因此，人口老齡化既是對傳統模式的挑戰，又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機遇。

中國已迎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這也是全面開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四五”時期，中國將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65歲老年人口比重超過14%)，國內外的經驗研究表明，應對未來的勞動力短缺，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生育政策的調整和勞動力市場的制度變革來解決，但這些政策都衹是短期的“治標”而不能“治本”。一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人力資本水平、勞動生産率、全要素生産率、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中國應當通過經濟轉型升級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並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在轉型目標上，應把經濟轉型的過程，變成人力資本與技術創新拉動經濟增長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在産業結構調整上，應把産業升級的過程，變成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産率和提升産業發展的人力資本與技術含量的過程；在要素投入上，應把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變成人力資本的貢獻持續擴大和經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的過程；在經濟增長驅動方式上，應把傳統的要素驅動模式，變成效率驅動並最終向創新驅動轉變的過程。上述四個轉型升級目標的實現，將使中國經濟擺脫對人口紅利的依賴，轉向通過依賴提高人力資本投資、勞動生産率、全要素生産率與技術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從而真正進入到可持續增長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