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尚贤”思想是墨子人才思想的精华所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才思想的瑰宝。探明墨子“尚贤”思想的源流、义理、启益，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才思想的时代要求。从任人唯贤的举贤之法、知人善任的用贤之术、赏罚分明的励贤之道等方面，把握“尚贤”思想，有助于当代领导干部树立求贤若渴的重才意识、培育举贤容众的育才思维、践行野无遗贤的用才实践。

关键词：墨子；尚贤；领导干部；启示

基金项目：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时代中国精神教育研究”（XJ2020G218）。

作者简介：马莹，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1-0059-04

墨子，名翟，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初始受业于儒家，后来由于思想、观点不同，弃儒倡墨，开展独立的学派活动并成为墨家学派创始者，与儒家并称“儒墨显学”。墨子不仅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且有着比较全面的人才思想，其中，“尚贤”是其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他对人才的珍视与渴求。科学借鉴和合理继承这一思想对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大有裨益。

一、墨子“尚贤”思想产生的源流

中国古代很多学派都提出过“尚贤”或类似的人才主张。“尚贤”即要求执政者崇尚贤能之士，并依据其德行、才能赋予相应的政治权力与地位，使其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对儒家而言，“尚贤”是对“亲亲”原则的有益补充；墨家则将其作为实现“尚同”之治的重要条件。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动荡、大变迁的时期，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中，如何实现从乱到治是统治者的当务之急，这其中“用什么人”成为关键问题。对此，墨子将人才的重要性上升到了关乎天下大势、国之存亡的高度，他的“尚贤”思想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基于其自身所处的阶级状况形成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从社会状况来看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走向崩毁、封建社会逐步确立的时期，其间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各路诸侯合纵连横，百姓流离失所，出现“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墨子·兼爱中》）的局面。在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彼时依靠出身步入仕途的世卿世禄制度已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为了巩固政权，统治者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以挽救国家危亡。面对家国破败的景象，墨子痛心疾首，立志救民于水火、使天下归于太平统一。他回顾历史、察看社会，认为天下大乱、彼此厮杀，主要是为政者不仁，无视人才、用人不贤，而过去圣王之所以实现天下大治，是因为自身贤且辅者贤，因此，整治天下必须重视人才。墨子从平民的立场出发，鲜明地指出，选拔人才应当不分贵贱、亲疏、远近、尊卑、贫富、官民，只要贤能就应当一视同仁地任用提拔。墨子的“尚贤”思想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中，集众家之所长应运而生。

（二）从自身因素来看

墨子出身低微，虽在“宋昭公时，尝为大夫”，但由于社会客观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后被谪贬为囚犯。在经历了人生的贵贱荣辱之变后，墨子清醒地认识到那些“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墨子·天志下》）的贵族只知追名逐利、餐腥啄腐，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忽视、抛弃甚至打压人才，致使国家“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墨子·非命上》）。墨子力求改变这种现状，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等振聋发聩的政治主张。他认为，社会振兴需要人才，只有历经苦难锤炼的人才，才有能力“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兼爱上》）。墨子大声疾呼为政者“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为此积极提出自己的主张，即治国安民须“尚贤”“尚同”“节用”等，其中“尚贤”乃为政之本，是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

二、墨子“尚贤”思想的精要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政治之道，首重人才”……古往今来，这些观点无不说明人才的重要性。作为墨子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要求执政者崇尚贤能之士，并依据其才能德行赋予相应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使之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墨子“尚贤”思想中关于举贤、用贤、励贤的一系列精要观点，对于领导干部全面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遵循和理论指导。

（一）选拔推举人才方面：任人唯贤的举贤之法

墨子主张“选择天下之贤可者”（《墨子·尚同上》）为君为官，这在当时世卿世禄影响仍盘根错节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大胆突破，为新兴的封建阶级和正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小生产阶级，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理论武装。他认为人才的选拔与推举应当打破常规、不拘一格。

一是德行为本。墨子在选拔人才方面有著极其深刻的认识，提出“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的规范，把德置于人才三条标准的首位，认为德行要起到统帅作用。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他认为，道德品行是君子为人处世的根本，因而也是成为贤能之士的首要条件；凡是缺乏道德或者不重视修身养德的人，意志必不能坚强，理想必不够远大，做事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一个人若没有德行，其学识技能越高，危害就越大，破坏性就越强。故而，墨子告诫统治者选贤用能必须坚持德行为本。

二是不避卑贱。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原本“贵中尊中有贤”的局面演变为大量的贤者存在于“卑贱”之中。墨子熟悉下层人民生活，了解激进的小生产者中蕴藏大量贤能之士，他们急于改造社会、建功立业，因此竭力主张选拔人才要不避卑贱[1]399。他提出为政者必须列德而尚贤，量才而用，即使是“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墨子·尚贤上》），只要德行出众且怀有经世济民之才，就应当大胆选拔，而不要考虑这些人的地位低下和出身贫寒；反之，那些“皇亲国戚”，如果无德无能，尽管他们有着显赫的地位和高贵的出身，也绝不能选拔任用，要做到“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他以尧举舜、禹举伯益、汤举伊尹、文王举闳夭、泰颠的例子来说明古之圣王在“卑贱”中得了大贤，以国家大政授之，终成天下之功，由此可见选拔人才时不避卑贱的重要性。

三是反对唯“亲亲”。“亲亲”是西周以来用人制度上的最大弊端，墨子批评当时的王公大人只知“亲亲”，由于他们不察其贤，唯亲是才，必所用不当，使得“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墨子·尚贤中》），由此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他还指出，古之圣王选贤用能时，即使“亲”被当作“贤”用了，假如在用时败绩也必将严惩不贷，对古之圣王举贤用能不唯“亲亲”大加赞扬，对当时王公大人的唯亲是用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二）培养任用人才方面：知人善任的用贤之术

中国社会尊贤尚贤的思想古已有之，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任用“吉士善人”的传统，到了春秋战国，广泛探访寻求贤能之士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墨子认为，发现人才固然重要，但人才选拔出来之后能否发挥其作用，还要看如何使用人才。對此，他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和方法。

一是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识贤是用贤的前提，如何识贤？墨子建议从言、行、能三方面综合考察。听其言就是听欲用者的言谈：一听他是言之有理还是无知妄说；二听他是公道大明还是泛泛而谈；三听他是雄辩有力还是不得要领；四听他是博乎道术还是孤陋寡闻；五听他是大胆直言还是献媚取宠；六听他是至公至明还是偏私为己。总而言之，要从谈话中听出他的德行才华。迹其行就是对推举对象的行动进行考察：他是乐善不倦还是胡作非为；是爱老慈幼还是不孝不悌；是胸怀天下还是贪得无厌；是忠于职守还是阳奉阴违；是仁义待人还是损人利己；是为民谋利还是离经叛道。察其所能就是对被举为贤者的人的能力进行考察，看他有哪些技能，最擅长的是什么。如已经为官，那么就通过他的工作去考察他的能力；未任的贤能，就从他的举动中察看他的才干，从治家中查看他的能力。以上衡量人才的方法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参用，在综合判定人德才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精深地委以不等的官职。

二是量才而用。量才而用，是量贤者之才，把贤能的人统统选拔出来，再根据贤者之能而授其职，使其“才”与“职”相当。墨子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根据弟子“从事”“说书”“谈辩”等各自不同的能力，使“谈辩”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从事”者或生产或百工，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2]。然而如何使贤能多起来呢？墨子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量功而分禄”（《墨子·尚贤中》）：才大做大官，享厚禄；才小做小官，享薄禄；无才不得官，则不得禄。对已为官的不肖者也要量其才，该降的降、该罢的罢、该罚的罚、该治罪的治罪。一方面，使贤者各得其所，国治民安；另一方面，以此来育民修德长才，化民见贤思齐，可谓用心良苦，见地卓越。

三是扬长避短。用人如器，应取其所长。墨子提出要尊重人才，是十分可贵的，这与“量才而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也与孔子“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颜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墨子特别强调要尊重人才的个性，他们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用时必须用其长，扬其短，假如求全责备，那就无贤可用，举贤用能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墨子反复阐明，举授者既要保持尚贤，使自己所举用的才不失为贤；又要坚持扬长避短，不能以小疵而失大贤。

（三）考核管理人才方面：赏罚分明的励贤之道

有功见知，臣下所悦。人才的行为源于内心的需要和外部的激励，相应的激励可以创造良好的氛围。在墨子看来，贤良是一心为国为民的，但也必须要有适合的环境和充足的条件，保障他们施展抱负和才华。他提出了许多激励贤能的措施，现在看来仍有宝贵价值。

一是厚待贤良之士。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无论大国小国，如果贤良之士多并被合理任用，国家的治绩就大，否则国家的治绩就小。因此，王公大人的要务就是增加贤能的数量，扩大贤能的队伍。墨子举出国家“射御之士”和“忠信之士”的例子，只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大家就会争相学习射御、效仿忠信，善射御的人和贤能之士必然因此而不断增多，更加积极地效忠君主[3]26。墨子认为，要想让民众敬重、信任、畏惧贤能的人，就必须给他们高爵、厚禄、权力，因为“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墨子·尚贤上》）。厚待，是墨子对贤能进行激励的重要措施之一，它主要包括高爵、厚禄、重权、尊敬、赞誉等等。

二是明赏罚。用人必须赏罚分明，赏当赏，罚当罚。墨子深深懂得赏罚的威力，认为只要赏罚用得正确，对贤能将是极大的激励，对小人将是无情的鞭笞。墨子反复规劝统治者要重视赏罚这一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墨子·尚贤中》）。墨子极言赏罚不公之害，他指出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之所以失国丧身，就是因为忠奸倒置、赏罚不明，以此提醒统治者，必须用明赏罚之手段去激励贤者、抑除小人。墨子阐明欲治、欲强，必须明赏罚，否则就会贤者不为用、智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战、民者不为使。

三是以功绩评价人才。墨子认为，一个人德才和能力的表现应是其建树的功绩，即战功、农功、政功。他提出以功绩衡量人才原因有二：其一，统治者需要人才；其二，臣民有施展抱负的主观愿望。当时的王公大人忙于战争，就想一举取胜，要取胜就要有人勇于立功，因此对能立功者国君尤为垂青，即“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墨子·亲士》）。显然，墨子的封官赐爵原则在当时是深得统治者之心的。墨子认为，人性是就利避祸、望贵厌贱、贪生恶死、求富脱贫、争荣逃辱的。民众之所以不避艰险、舍生忘死、克服万难去建功立业，为的就是升官加爵、争荣求贵。就贤士本身而言，立功才能建业，建业才能有成，因此，墨子以功绩评价人才的激励之法，在当时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并产生了振奋人心的效果。

三、墨子“尚贤”思想对当代领导干部的启益

国无人才无以立国，国无强才无以强国。人才关乎国家盛衰存亡、政权牢固、事业兴旺，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决定因素。领导干部吸收借鉴墨子“尚贤”思想的精华，有助于提高决策和用人水平，更好地在历史智慧中汲取知人用人之道、为官为政之道。

（一）为政万端，非贤不理：树立求贤若渴的重才意识

千金易得，一将难求。人才因为宝贵，所以难得；因为难得，所以重视。把人才作为最宝贵的财富，把人才资源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始终是我们党做好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4]418。作为领导干部，一是要有招揽贤才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广纳贤才作为自己的为政之责，识才荐贤、察表知里，以开放的胸怀和科学的方法铺平引进人才之路，用雅量容人之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领导干部充当“好好先生”，高明的领导干部必是“爱在下顺，威在上立”，寬严相济、恩威并用，发自内心地关心人才、关注人才、关爱人才。二要做好激励和保障。首先，给予人才必要的生存保障，这样才能使人才安定而不流失；其次，给予人才必要的尊重；再次，对人才充分信任。领导干部要重视人才的激励奖惩，正所谓“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除了物质保障还应当给予适当的情感关怀、精神激励，做到依靠人才、信任人才、善待人才。

（二）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培养举贤容众的育才思维

治国理政要达到良好状态，需要领导干部培养举贤容众的育才思维，对才能出众的人加以任用，对资质一般的加以培养，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尚贤”与“仁爱”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一要加强对人才的培养教育。历代治国者都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把育人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才的要求不尽相同，但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的理念上古今中外却始终一致。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个人的自我修养，更离不开社会、家庭、学校对其培养教育。人才的培养首先要有好的老师，其次还需要个人的努力，再次需要识人才、重人才的伯乐。璞玉经过雕琢，才能焕发光彩，人才通过培养才能通达事理、掌握技能。二要坚持以环境育才。人才的成长离不开环境，好的环境对人才成长和发展有促进作用，正所谓“尊贤之朝，虽有佞人，化为直臣；虽有奸人，化为良臣；何贤才之不尽，何治道之不闻！”（《潜书·抑尊》）领导干部应高度重视人才环境建设，加大人才教育培养力度，引导人才提高自身修养，为他们的成才和发挥作用创造各种各样的机遇条件，使“英俊豪杰，各以大小之材处其位，得其宜”（《淮南子·泰族训》），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三）量才使能，善任有为：践行野无遗贤的用才实践

如何用好人才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领导工作作为最富有创造性、挑战性和责任性的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5]。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举重若轻能把人和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有的领导干部忙忙叨叨，效率其实并不高，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用人的技巧。一要用德才兼备之人。墨子对“德”的推崇超越其他任何才能，他的选人标准是“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从古至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始终是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检验人才的一块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4]173。在德和才的关系上，二者看似是人才素质的两个方面，实际又是一个完成的统一体，互相联系、不可偏废。作为领导者，要将时代任务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善用德才兼备之人。二要用人之长。世界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指出，“一位管理者如果不能发掘人的长处，并设法使其长处发挥作用，那么他只有受到人之弱点、人之短处、人之缺失的影响，结果既完不成任务，又缺乏有效性”。领导者应当打破用人的陈规旧例，突破资格限制，弃短取长，不苟求全才，把握好用人规律，用当其时、用当其壮，只有用对了人、用好了人，领导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墨子“尚贤”思想启发领导干部要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借鉴、在守正中创新，以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态度，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参考文献：

[1]顾振权，等.中国古代诸子人才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张庆军.尚贤：为政之本[N].大众日报，2021-04-06（7）.

[3]张希宇.墨子新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5]刘毓航.领导艺术的审美解读[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责任编辑：钟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