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方以智是晚明诗学复兴的重要诗人，在明末清初的诗学演变历程中，其诗学思想的转向有其典型性，凸显出易代之际的“沉郁”之诗学特征。在诗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向中，方以智汲取深厚的家学与师学之素养，主要依据中和与变雅之双维对诗学思想进行调整。沿着中和一维，方以智的调整思路经历了“真情实感，不敢自欺”与“中和内涵之调整”两个阶段，完成了情感规范的重要理论内涵的调整，由温柔敦厚转变为温柔敦厚而不愚；沿着变雅一维，其调整思路经历了“纳入学习范围”与“上升为乱世典范”两个阶段，完成了创作典范的调整，由雍容之大雅转变为哀愤之变雅。

关键词：方以智 诗学思想 中和 变雅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博学多识，兼通哲学、文学、物理、历史等，是晚明诗学复兴的重要诗人，曾主盟复社，与晚明诗坛领袖陈子龙论诗相合，后者引之为棋逢对手的知己。陈名夏《方直之诗序》有过记述：“龙眠方子密之，年十八，游吴越间，诗名大著……云间陈卧子喜为闳丽之言，倔强侪辈，亦自叹密之为不可及也。”清词大家朱彝尊曾如此推许方以智：“纷论五经，融会百氏。插三万轴于架上，罗四七宿于胸中。早许、郭之人伦，晚结宗、雷之净社。乐府古诗、磊落嵚崎，五律亦无浮响，卓然名家。”方以智实为晚明的代表性诗人与诗论家，在明末清初的诗学演变历程中，其诗学思想的转向有其典型性。

在个人性情与易代政治的双重影响下，方以智的诗学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他曾于晚年将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愚少取何、李，遇陈卧子而声合；触事感激，遇姜如须而尽变，后此卮寓，比于骚之乱曲，候虫寒蝉，不自觉其悉索矣；老而放笔自作，节宣更何避焉。”方以智诗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向，即曾“少取何、李”，而后“遇姜如须而尽变”。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次转向。譬如，谢明阳先生曾指出：“崇祯七年（1634）以后，因为故乡桐城接连遭逢民乱，天下时局亦日趋纷扰，感于家国震荡的方以智，不禁苍凉悲歌，其诗风已发生变化而不复昔日风貌。”吴运兴先生亦指出：“方以智在遇姜垓之前，其诗风已悄然变化。”但是时贤并未特意聚焦于第一次转向，对其具体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本文指出方以智诗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向，主要依据中和与变雅之双维，完成了情感规范与创作典范的调整，形成并辔齐驱的双维转向之态势，显示出易代之际的“沉郁”之诗学特征。

一、转向之双维：中和与变雅

作为情感规范之中和的理论内涵，在方以智诗学思想第一次转向时，得到了明显的调整。在《熊伯甘南荣集序》中，方以智记述自己曾就中和之内涵请教父亲方孔炤：“智尝问中丞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贞谊孤孽感愤之作也，于中和也已伤。’”a方以智提出，《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是贞谊孤孽者所作，表达的是感愤之情，似与中和相违。可见，方以智此前对中和的理解仍停留在中和与怨愤情感相斥的层面上。究其原因，是方以智以温柔敦厚为中和的重要理论内涵。方孔炤以“思无邪”与“诗，志也；诗，时也”之论从理论上破除了方以智此前的固执之见，方以智方才豁然开朗。故而，在称赞好友熊人霖的诗论见解深刻而有其家学渊源时，他道：

温柔敦厚而不愚，南荣子奉宫声而转世，有渊源矣……我闻大司马公之论致中和也，犹我廷尉公也。……正望熊子之人，上以感谕，下以同风，余得以化其愚而深之，且书此以为报。b

经过调整，中和的重要理论内涵，由温柔敦厚转变为温柔敦厚而不愚，与怨愤情感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调节。

方以智的创作典范在第一次转向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大雅而变雅。这一变化在方中履的《诗说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无忝曰：“夫子昔贵宫商，今日之调毋乃变乎？”老人曰：“时哉时哉！《六月》《民劳》， 不知其然而变雅矣。八十四调孰非宫耶？三十年 前力倡同社，返乎大雅，伯甘公车，握手兴叹。鸠兹北风，巨源相许，然感时触事，悲歌已甚！卧子谓不详，岂能免乎？”c

方中履在跋中记叙了一场门人戴移孝与老师方以智之间的问答，戴移孝不解老师方以智何以在诗歌创作上由昔日的“大雅”变为今日的“变雅”，方以智对此进行解答。大雅是方以智于诗学早期所树立的创作典范，而变雅则在第一次转向后逐渐上升为实际的创作典范。方以智在早年就明确提出“一远鄙倍，返诸大雅”d，后屡次回忆早年的诗学主张，亦称“力倡大雅，归于中和”e，“三十年前力倡同社，返乎大雅”f。他在后期却以杜甫、元结的悲凉切直之变诗为盛唐之音，以此勉励创作变诗的好友吴德操g，亦屡屡在诗论中以“怨乃以兴”“温柔敦厚而不愚”之论为以怨愤哀伤为情感特征的变诗张目。

在第一次转向时期，方以智诗学思想的变化，集中体现于中和与变雅之双范畴。循着中和与变雅，显现出方以智诗学思想的转向之双维。

二、中和：情感规范的调整

通过对方以智的《膝寓信笔》《陈卧子诗序》《熊伯甘南荣集序》等诗论文字的分析，显示出方以智调和怨愤情感与中和之理论内涵的思路：一是真情实感，不能自欺；二是中和之理论内涵的调整。

在《膝寓信笔》中，方以智对陈子龙告诫其诗颓激一事时有过一则直接的、正面的记载：

陈卧子读余《七解》及答舒章诗文，大念之。寄书曰：“君近下笔颓激过当，人无故而如此，不祥。”农父亦深诫余。然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谓何，且当以考究之事，沉潜其飞扬跋扈之气可也。h

据《方以智年谱》，此事应发生在明崇祯十年（1637）。面對陈子龙、周歧等好友的告诫，方以智当下的反应耐人寻味，他竟然哑口无言，继而打算埋头于考据之事，但也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的思想情感层面，欲借考据之事涤除自己的飞扬跋扈之气。

作于崇祯初年的《陈卧子诗序》，显示出方以智已经走出所受冲击过大乃至哑口无言的状态，对自己思想情感的变化原因予以理性的思考，并从“真情实感，不敢自欺”的角度维护其合理性。

今之歌，实不敢自欺。歌而悲，实不在自欺。既已无病而呻吟矣，又谢而不受，是自欺也。必曰吾求所谓温柔敦厚者以自讳，必曰吾以无所讳而温柔敦厚，是愈文过而自欺矣。日当流离，故乡已为战场，困苦之余，蒿目所击，握粟出卜，自何能谷，此果不敢自欺与鸣鸠之渊冰者。i

方以智认为自己思想情感的变化原因在于社会现实生活，即自身流寓南京，生活困苦，而故乡陷入战火，亲友恐有性命之忧。既然悲伤颓放的思想情感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是真诚无伪的，那么纵然这思想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温柔敦厚的原则，方以智认为自己也不能在诗歌创作中文过自欺。此时，方以智的辩护仍停留在以“真实”论证怨愤情感的存在合理性这一层面，尚未触及中和之理论内涵的调整。

面对陈子龙对其诗颓激的告诫，方以智率先从“真情实感，不敢自欺”的角度进行辩护，这可能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深受桐城方氏做人为学贵真诚之教育的影响。方大镇《甯澹语》中有如此一则：

闽中陈布衣先生务为圣贤践履之学，尝曰《大学》“诚意”为铁门关，“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合肥蔡先生揭“无自欺”之旨，正相符合，人心二则欺，一则不欺。

方大镇认为圣贤践履功夫的关键正在于真诚不自欺，做人为学皆是如此。方以智从小接受严格家教，自然不愿成为伪饰自欺之人，自称：“小子未敢谈道，每事但行其心之所安，率真毋欺，切忌伪饰。”j

二是对后七子浮阔不情的诗歌实践之弊端的警惕。《诗说》第十一则：“王、李有见于宋元之卑纤凑弱，反之于高浑悲壮，宏音亮节，铿铿乎盈耳哉！雷同既久，浮阔不情，能无厌乎？”k方以智肯定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扫除宋元卑纤凑弱之诗风的功绩，但也认识到后七子的浮阔不情的诗歌创作之弊端。情感的矫伪自欺，必定会导致浮阔不情。显然，方以智并不想重蹈前人的覆辙。

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的《熊伯甘南荣集序》，则反映出方以智对自己思想情感之变化的思考已经上升至理论层面。除了延续“真情实感，不敢自欺”的辩护思路外，还开始触及中和之理论内涵的调整，力图使两者在诗学理论上达到调和的状态。

忽忽一纪，先后通籍，犹未获邕邕于明堂，且又癙泣，翻作好歌，何骤变与？贼躏江北，从此流寓，枕上蒿目，酒后呜呜。有父尽瘁，而以党逮，幸蒙召环，外逼内讧，督以疆画，而弗采其《刍荛》。柄者羃系死权，上下蹠盭，奚止乎《六月》《民劳》？变曷怪焉？l

方以智以社会现实生活的困苦动荡为诗风变化的原因，显然延续了《陈卧子诗序》中的“真情实感，不敢自欺”的辩护思路。但是，他此时论述的重点已转移至中和之理论内涵的调整上。这一调整思路来自方孔炤对方以智的中和之惑的解答：

（方孔炤）曰：“汝信‘思无邪’乎？怨即所以兴，发即所以止。苟为不然，蔚气倚之。倚则安能不偏？必且诋娸以媮快斗胜。琴太促则入慢，鼓太严则隐雷，贵中节耳。廷尉公不云乎：‘诗，志也；诗，时也。随时永志，有变变而不变者存。与时消息，感不自欺，知此几否？’今所谓浮阔者伤于不情，苛痒者伤于纤佻，苟而之俚，掉而之险，祇严词章之雅，未及乎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有知感之所自来者也？学为之养，节乃能中，不可不自问也。”我闻大司马公之论致中和也，犹我廷尉公也。m

正如上文所论，方以智此前以温柔敦厚之诗教为中和的重要内涵，但方孔炤在此处突出强调“思无邪”。“思无邪”所规范的是不合乎礼义的思想情感，并非喜、怒、哀、乐等情感类型。而诗歌是随时咏志的产物，即随着时事的变化而歌咏情志，其中合乎“思无邪”的真实情志是不变的，随时事而变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类型是可变的。换言之，诗歌的思想情感合乎礼义是最根本的，而对喜、怒、哀、乐等情感类型的表达不应过分设限。

三、变雅：创作典范的调整

通过对方以智的《陈卧子诗序》《与姜如须论诗》《鉴在变诗序》等诗论文字的分析，展示出方以智调整变雅之地位的思路：一是将变雅纳入学习范围；二是将变雅上升为乱世中的创作典范。

在《陈卧子诗序》中，面对他人对自己的诗风趋于变诗的质疑，方以智试图进行辩护。

或曰：诗以温柔敦厚为主，近日变风，颓放已甚，毋乃噍杀。余曰：是余之过也。然非无病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n

在一来一去之间，实则反映了质疑者与分辩者的正变观。质疑者对变诗持全然否定态度，认为颓放噍杀是变诗的固有特征，与温柔敦厚之诗教对立，故而对方以智作颓放噍杀之诗深感不满。方以智以“或曰”带出这一句质疑，读者无法确定这一质疑者的具体身份，或者这一质疑正是方以智对众多质疑者的观点的提炼。他针对这一质疑進行分辩，但分辩的话语却又分明不敢加以否定，可见这实是他此前所尊奉的诗学主张。此时方以智对变诗的认识，虽动摇了旧有的认知，但仍未突破消极负面的理解，变诗在其诗学观念中的地位并不高。

作于崇祯十二年（1639）的《与姜如须论诗》，记述了方以智与姜垓在此年夏日的论诗内容，反映出方以智已在理论上将变雅纳入学习范围，变雅的地位开始获得提升。

杜陵别裁有《六绝》，嗤点多师有论列。翡翠兰苕上可看，鲸鱼碧海中未掣。龙文虎脊谁能驭，历块过都经九折。此谓大家收众长，风雅正变求真诀。壬申即遇云间龙，己卯又与筼筜逢。骚雅汉魏合陶铸，协律唐宋合乃工。逐年蒿目多扼塞，卧子谓我太切直。始信昌黎横空盘，崩豁雷硠顾不得。

方以智曾自称“触事感激，遇姜如须而尽变”，与姜垓发生于此年的论诗给方以智带来了重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诗学取向的多元化与灵活化。“此谓大家收众长，风雅正变求真诀”“骚雅汉魏合陶铸，协律唐宋合乃工”等诗句，都显示出与昔日不同的论诗主张。方以智认为将“风雅正变”合而学之，方能探求诗歌的真谛。这就将变诗纳入了学习范围，说明方以智对变诗的理解产生了变化，变诗不再与颓放噍杀之诗划上等号，亦反映出他在诗歌创作实践趋近变诗之后，开始自觉地在理论上调整变雅的地位。

作于南明永历二年（1648）的《鉴在变诗序》，则强调变雅的再造王业的社会功用，其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昔子美麻鞋见主，拾遗以传。次山逃猗玗洞，名播南徼。二子之诗，皆变于唐之本调。后世慕其悲凉，感其切直，未尝不以为盛唐之音也。今吾子既著变诗，而天下方以中兴，采风者安知不以龙眠之变雅，当《六月》《民劳》乎？o

方以智为好友吴德操的《变诗集》作序，以《诗经》中的变雅《六月》《民劳》、杜甫之诗、元结之诗勉励吴德操，其共同之处便在于三者都产生于中兴之世，发挥了开启霸图、再造王业的社会功用。《小雅·六月》是“言周室微而复兴，美宣王之北伐”之诗p，《大雅·民劳》是“召穆公刺厉王”之诗q。周厉王被视为昏君，而其子周宣王却是周室的中兴之主；召穆公刺厉王暴政，作《民劳》，后为周宣王重用。故而，《民劳》与《六月》于周的中兴之世发挥了刺奸邪、美王政的社会功用。

杜甫、元結之诗则产生于唐朝的中兴之世，“皆变于唐之本调”。从社会功用角度对哀伤切直之变诗加以肯定，这并非方以智的创见。陈子龙曾在《流寓草序》中如此勉励方以智：

天宝之末，诗莫盛于李、杜，方是时也，栖甫岷峨之颠，放白江湖之上，然李之辞愤而扬，杜之辞悲而思，不离乎风也，王业之再造也。

虽然陈子龙其言有客套之嫌，但可见时人对杜诗的悲愤哀思之情感特征的体认以及具备再造王业之社会功用的认同。方以智在此强调杜甫、元结之诗的变诗性质，为变诗之地位的抬升提供有力砝码，又以杜、元之诗勉励吴德操，也暗含了对吴氏之变诗助益中兴之世的期待。相较此前以颓放噍杀为变诗的固有特征，此处强调变雅的开启霸图、再造王业之社会功用，方以智对变雅的认识从以负面为主扭转至以正面为主，俨然上升为乱世中的创作典范，变雅的地位得到了质的飞跃。至《诗说跋》中，戴移孝疑惑昔日高标大雅的方以智在三十年后所作已为变雅，从侧面反映出变雅已落实为方以智在后期的实际创作典范。

四、并辔齐驱：双维的联动

变雅之地位的抬升与中和之内涵的调整，两者之间息息相关。在第一次转向之前，方以智对中和的理解是以温柔敦厚之诗教为其重要理论内涵，而认为怨愤情感倾向于呈现尖刻、刺激、暴戾的风貌，与温柔敦厚断然相悖，进而将怨愤情感驱逐出诗歌情感表达的范围，这是理解温柔敦厚之诗教的惯常路径之一。加之，风雅正变又往往与时代兴衰相联系。商海锋先生通过《博依集》考察方以智早期的诗学理想，指出：

方以智自年轻时代起，就明确地认为诗歌的体貌及情感取向不仅仅是艺术上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跟国运的升降也有深刻的联系。这自然并非他所创造，而是儒家诗学一贯的传统。

早年的方以智既以怨愤情感与中和相斥，又将诗歌体貌、情感取向与国运升降相连，自然易将表达怨愤之情的变诗视作败坏国运的噍杀颓放之音。故而，此时包括变雅在内的变诗的地位并不高。

在第一次转向时，受到父亲方孔炤的启示，方以智接受了“思无邪”“诗，志也；诗，时也”之论，对中和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调整。“思无邪”所侧重的是礼义之思想，“诗，志也；诗，时也”强调诗歌是随着时事的变化而歌咏情志的产物。方孔炤认为诗歌合乎“思无邪”的真实情志是不变的，随时事而变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类型是可变的。方以智吸收了其父的诗论观点，将作为中和之重要理论内涵的温柔敦厚相应地调整为“温柔敦厚而不愚”，突出礼义之思想对情感表达之度的主导作用，给予情感表达以更大的灵活空间。

而且，甲申之变后明朝政权遭受重创几近断绝，归心于明朝政权的士人迎来乱世已是不争的事实。方以智极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当社会与时代发生改变，为了保持诗歌对社会的积极性功用，诗歌也应随之变化。在乱世中，变雅更适宜发挥扶大厦于将倾的社会功用。正如方以智的《诗说》第五则所言：

《经解》曰：“温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诗者也。”孤臣孽子，贞女高士，发其菀结，音贯金石，愤讆感慨，无非中和。故曰怨乃以兴。犹夫冬之春、贞之元也。五至而终于哀，三无而终于丧，志气塞乎天地，曾知之乎？此深于温柔敦厚，而愚即不愚者也。！ 8

愤讆感慨的变诗亦可符合礼义思想，在乱世中发挥“怨乃以兴”的社会功用，唤起社会群体中居于弱势的“中和”力量，而合乎中和的变雅在乱世中获得创作典范的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在明清鼎革之际，晚明政治局势恶化、社会秩序混乱的时局冲击士人心态，怨愤情感喷薄而出，诗歌体貌遽然一变，“此时旧士，无不激歌”，亦冲击了承平时代的诗学思想。方以智的诗学思想之转向提供了一则易代之际的典型案例。左东岭先生曾指出元明易代之际的诗坛存在“沉郁”与“闲逸”两种主流诗学倾向，显示出易代之际的诗学特征，前者即“主张诗歌应该随时代之变化而变化，作者生逢乱世就应该有变风变雅的声音出现，以针砭现实、指摘时弊，写出沉郁顿挫的诗作”，后者即“诗人虽身处世变而依然应保持自我的人格与操守，处乱世而不易其节，其诗风仍应有悠然之风度与闲适之状态”。方以智的诗学思想沿着中和与变雅之双维进行转向，“中和”的重要理论内涵由温柔敦厚转变为温柔敦厚而不愚，其创作典范的调整由雍容之大雅转变为哀愤之变雅，正符合易代之际的“沉郁”之诗学特征，其诗学强调书写时代真实，抒发愤懑情感，通向诗圣杜甫的忧国哀民之情怀。

abdeghijlmno〔明〕方以智：《浮山文集》，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页，第145页，第 13页，第 144页，第279页，第 501页，第55页，第 491页，第144页，第145页，第54—55页，第279页。

cfk！ 8〔明〕方以智：方以智：《方以智全书》（第 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第63—64页，第64页，第59页，第56页。

pq《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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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唐乙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