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杰

与你有缘之人，仿佛神交已久的朋友，自自然然就会闯入你的生活视野。诗人赵立功就是这样的“闯友”：衣着朴素，文静坦诚的立功先生；总爱斜挎一包，骑一辆破旧自行车行走于车水马龙都市中的立功先生；与之交谈，习惯于偏着头、两眼炯炯视人，言语缓缓的立功先生。这是诗人呈现给世人的“素描”。

我与立功先生多次把盏品茗，多次街头饭馆小酌，醉意朦胧中，彼此敞開心扉。与先生交往愈密切，愈能发现他的每个毛孔里似乎都散溢出诗性之气。读赵立功先生新出版的诗集《旅行诗笺》（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一下子就引发了我对“行走诗学”命题的思考。

“走”，中国古义为“跑”。也许在“鸿蒙初开”的古人看来，白驹过隙般的人生就是奔跑，芸芸众生都是“走虫”般步履匆匆的过客。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被学者称为“后物欲时代”里，无数的“跑族”们都在不同的社会跑道上马不停蹄地跑跶，气喘吁吁，行色匆匆；无数因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跑神”们试图摆脱暂时的苟且，幻想着诗意和远方，南来北往，摩肩接踵。但是，“诗意”往往被“到此一游”的外在满足所消解，所谓的“远方”也许正如海子所言，“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千百年来，多少人行走的足迹统统被岁月的风尘无情地抹平。正如泰戈尔所言：“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试问，亘古至今，“留下痕迹”的有几人？中国文学史，虽然如诗人伊沙的愤激之言：“是一部贬官的花名册和不得志者的难民营。”但是，历史的悖论恰恰就在于，文学家们在这些“贬官地”与“难民营”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生命轨迹，凭借一篇篇、一首首纤弱的文字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永远抗衡。文学是一种“恢弘的弱效应”（鲁枢元），是如马克思所言的“文学家的生命一万年”。诚哉斯言！

人生就是行走，行走就是人生。诗人赵立功的行吟，不但是在生命的记忆里留下了“词语的羽毛”（苗强），也是让苏醒的灵魂刻痕加深。“有时，真想抱住一棵树，痛哭生活/有时，真想抱住一棵树/把生命歌唱”（《生活三题》）；“让文字/更加紧密地生长吧/就像门外成熟的稻田/那饱满的，正把生活之脊背/压得愈加谦恭了的籽粒”（《油车巷》）。这是赵立功从生活中截取的诗句，也是他在生活之树上留下的深深刻痕，更是他从“感情人”到“行动人”的自我发展。艾青说：“只有诗人的世界里，自然与生命有了契合。旷野与山岳能日夜喧谈，岩石能沉思，河流能絮语。”赵立功用诗歌把打盹的灵魂轻轻唤醒，把张牙舞爪的现实功利之魔轻轻收服，把浮名虚利换成了行走中的“浅斟低唱”。

当今，旅行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常态。据说，中国“驴友”遍世界。我每与从国外旅游回来的友人谈及“游”感，对方常常轻描淡写式答：“好！真好！”你要追问“怎么个好法”，对方往往无言以对。此种现象是不是真应了卡内蒂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到过的地方越多，他知道的越少”。在卡内蒂看来，想象力才是唯一的真知。梦是闪闪发光的知识，没有文化去旅游都是瞎胡转。诗心枯竭、诗眼失明的旅游，只能是吃小吃、听小曲儿、见景就拍照式的“到此一游”。当年的梁任公先生大声呼吁“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的饥荒”，如今“精神饥荒”的旅行也变成了一种飘忽的行走。

“慢慢走，欣赏啊！”据说这是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可是，在这个人人都想弯道超车，时代不断提速的社会，也许，对于匆忙的人生来讲，慢走、漫游，都算是人生的奢侈，就如“诗人”在影影幢幢的“商人”“官人”“贵人”“能人”中显得另类，就如“诗歌”在此起彼伏的纷杂喧嚣中显得孤寂。在我看来，“慢慢走”，不但是对“奔跑”人生的有效制衡，更是对“奔跑”时代的真正反动。因为只有“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游行无碍”的“慢慢走”，更具有“等等灵魂”的地理诗学意义，才能让跑丢的灵魂找到回家的路。在司空见惯的“忙人”中，赵立功就是“慢走”之人。《旅行诗笺》就是他“慢慢走”中的“行吟”。

按照地理诗学的意义，我把当下中国诗歌分成“行走之诗”与“坐咏之诗”。所谓“行走之诗”，是如“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之诗，而绝不是“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或“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类所谓的先锋之诗，也不是当下那种“口语加上回车键”的“坐咏之诗”。立功先生的“行走之诗”是如霍俊明所言的“词语和生活相互磨砺的产物”，他把写诗“变成了生活中的片刻停顿”（耿占春），他在“慢”中把生活直接说白：“生活，以高铁的速度奔跑/一站又一站”（《春望》）。立功先生把“慢”作为忙碌人生中应该珍视的稀有生命元素，用“慢”冷却了滚烫的欲望，沉淀了思想的沼渣，氤氲了诗意的生活，雕塑了作为诗人的自身形象。他轻轻拂去现实表层的浮土，转到时间表盘的背后透视灵魂内部的隐秘构造和机制。“跳动吧，你珍珠的文字/就让我躲在你的海里/用苦咸的水/滋润我干涸的生活。”（《G》）曾有人说：“旅行者都是把脸朝向神的人。”赵立功的“旅行”面向“诗神”，更面向“诗魂”。

地理是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的结合体。赵立功先生诗歌中彰显出来的地理诗学，不仅仅是地理诗意的彰显，“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空间美学的构建”（张德明）。他在《夜宴四章》中袒露：“所谓好的诗/都是走在我前面的寓言。”“风景从不嫌贫爱富/如果一个富有的人/有一颗并不贫穷的心的话”（《中秋夜》）； “别说诗集那有限的字行/将纸张浪费/那大片的空白里/涨满了思想/而那填满了知识的页面/有时只不过是/一页页/被铅字污染了的纸张”（《扬州慢·别说诗集那有限的字行》）。行走是诗人的宿命。我回想中学读书时，台湾作家三毛的书正风靡大陆，尤其是那首“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的歌曲，逗引得年少的自己也时时梦想成为所谓“万水千山走遍”式的流浪汉。可是，多少人如我一样，在现实生活的威逼利诱中，在流浪都市的漂浮中，最终蜕变成了谋生者乃至“肉食者”，就如赵立功先生所感觉到的“一个人落在深夜的街头/城市/多么空”（《驻马店诗抄·驿城之夜》）。诗人王尔德言：“你喜欢什么，什么就是你的灵魂。”作为诗人的赵立功用诗歌裁抑猖獗的物质生活，始终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在行吟中把自己铺成了生命的诗章，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最单纯朴素的诗。立功先生“把一切忧伤和幸福/都函在自己的内部”（《海》），“用弹拨的音符/给世界披上一层明亮的忧伤”（《雨滴》），这分明是诗人“心灵失落的叫喊”（张新颖）。

“快”与“慢”皆由心生。“快”的本质在于压缩时空、追求速效。“赶不上趟儿”的社会焦虑、焦躁，挤压诗人的心灵，诗歌变成了一种无聊的聒噪，诗歌与市井之音合奏。快节奏的生活也分化着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各种碎片化日益泛滥的日常经验，让现实与诗歌出现严重的断裂，诗人们蜷缩在自己情绪化的茧房里作茧自缚，夫子自道，自编自演。唾沫四溅的情绪，让当下诸多所谓的“即事诗”“物感诗”面孔狰狞，诗“相”丑陋，火气很大。各种个人化、表象化的小烦恼、小愤怒，胡话连篇，横冲直撞，各种无厘头噼啪燃烧的“无名火”，烧红了暴躁愤激的诗歌枪膛，把诗歌这头“很可爱的大象”（流沙河）变成了鼻子里插葱的狼猪。

诗歌俨然成了引爆各种内心憋屈愤懑的火药桶。“娱乐化和道义化均有，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粗鄙化和典雅化共生”的诗坛驳杂乱象，缘于“现代社会抒放情态情志渠道的广泛打开，决定诗歌作为文学焦点和中心的古典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冷静、寂寞是诗歌生存的常态”（罗振亚）。诗歌沾附了太多的世俗油污，遮蔽了原本纯净高雅的审美之地。鉴于此，1921年成立的新诗社，就大胆地突破了传统诗歌在声韵格律和形式上的束缚，追求清新、自然、凝练的诗风。中国现代派追求“纯诗”的艺术观，诗的韵律靠诗情的抑扬顿挫来表达。如诗人痖弦的“一条很美丽的红金鱼/从《水经注》里游了出来”这样质地纯净的诗句，我们已经久违了。

面对被遗忘被消解的“纯诗”，诗人张枣大声呼吁：“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诗人洛夫甚至把“现实世界的萎缩，心灵空间的扩充”作为“一种修养”。但是，在当今呼呼作响、狂飙突进的“口语化”凌厉诗风中，“纯诗”早已被飞溅的口水之河淹没。

在这种时代诗坛镜像的映衬下，赵立功醇正、儒雅的诗风，愈发彰显其正本清源、回归中国新诗传统的时代意义。赵立功是诗歌的清道夫，为诗歌清污，回归“纯诗”的传统。在“慢慢走”中，他回到诗歌的“清水塘”畔。“在水乡，我的心/常常是干涸的”（《幽情七记·在水乡》）；“西塘/是一口陷阱/不必马头墙的伪装/走着，走着/就掉进了明清”（《嘉兴杂诗·西塘》）；“石家庄/是一個衣着干净的/农村后生/他质朴而清秀/站在北方的土地上/鞋子纤尘不染”（《北行·石家庄》）。在“慢慢走”中，他把生活树上凋落的枯叶踩响。“匍匐的灵魂/哪会有幻想”，“它是一条/管不住的狗/咻咻地，随时准备扑向/一切可以下嘴的现实”（《现实主义速写·新闻》）。这是一缕缕“纯诗”的阳光，是一面面“纯诗”的大纛，是如鲁迅先生所言的“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

慢慢行吟，不是诗人的行头，而是诗人孤独的本身。诗歌是孤独的产物，而不是如韩东所言的“诗歌是自然的做作之语。诗歌是剩余精神的产物”。诗歌不仅仅是为生活辩护，还应该是如艾青所言的“生活的牧歌”。当代诗歌的式微，根子就在于很多诗人把自身作为生活对立物的存在，在“结结巴巴”中饶舌，与社会较劲儿，与生活拧巴，拿时代开涮。诗人的血管里仿佛流动的不是热血而是冰碴，诗人对世界的要求过于刻薄，对生活咬牙切齿的诗人试图用寒光闪闪的诗歌之刀，手刃生活。诗人被自我封闭的黑暗所吞没，诗歌被冷酷的情感所冻结。“绝对理性是普遍的失眠”（耿占春）。可是，在这种诗歌愔然的灰暗中，我们面对赵立功诗歌中那些充满温情柔软的诗句，会倍感暖意萦怀，身心通泰，精神澄明。“掌灯的焦作张开双臂/温暖滋润心田/轻回身对着苍茫暮晚/喊一声：老家：河南”（《山西纪行·出晋》）；“一句梁兄啊/唱哭了世间/所有男人的心”，“汝南马乡镇的/青青麦田/泪井的水咸在腮边”（《驻马店诗抄·祝英台近》）；“我踏实地踩在/朴素的乡土上”（《小沟背重游·布鞋》）；“红柿子，是密集敲响的/鼓点”（《尖山写意》）。

赵立功诗歌有很高的柔软度、透明度。他不是“嗓门高高”的狂吼诗人，也不是“肺活量很大”的抒情诗人，而是吹着柳笛的牧童诗人。他写作家孙犁，“他厚厚的十几册文集/给大时代的冀中城乡/服了几片文化的安定”（《北行·孙犁先生》）。他写列车，“一排长长/闪烁着灯光的车窗/像一条条长长/发光的蜈蚣”（《鸡公山诗抄》）。他写嵩山，“抬头看，嵩山/好一尊立在天地间的/金刚”（《嵩山小札·登封》）。他写洛阳，“一片/被历史甩得/宽宽扁扁的烩面，贴在/黄河的案板上/朝来，夕去/时短，时长”（《洛阳》）。他写黄河，“撕开滚烫的胸/把肺腑/敞给地老天荒”（《花园口四题：花园口》）。万物有灵，赵立功的诗歌直接把物象之魂唤醒。

旅行之“行”，本身就是诗行之“行”。就如诗人于坚所言：“诗一旦诉诸文字就要分行。分行是语言的一种解放。”赵立功在“分行”中找到诗歌的“林中小道”（海德格尔），行行重行行，一路旅行一路诗行。诗歌就是诗人的脚印，赵立功把诗歌留存在他慢慢行走的温暖脚印里。这是诗人的运气，也是诗人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