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性意识在跳出妻子角色的过程中逐步壮大，又在守望爱情的过程中逐渐湮没。她的不健全的主体性使她既与原环境割裂又不能保护新的自我从而被社会抛弃，这是她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多次通过死亡意象隐喻人物的思想与命运。这些意象及其背后的特质彰显了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也为安娜的死亡埋下了伏笔。而安娜一直以来的处境也代表了同时期无数女性的抗争经历，从美学角度看，她的死亡更是对女性之美的一次升华。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 女性主义 死亡意象

死亡是众多优秀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通过一个角色走向死亡的过程，读者可以深刻清晰地感知到人物的心理活动、人格本质，或是作家本人的价值取向。在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死亡与毁灭往往与女性特有的生理与心理特征不可分割，女性意识有时甚至会成为促使死亡发生的动因。《安娜·卡列尼娜》成书于俄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宗法文化的冲突时期，在主人公安娜身上，人们既能看到俄国封建宗族观念带来的桎梏，也能看到当时女性觉醒的希望，以及纠结于两者之中的困境。

一、自我的觉醒与丧失

（一）安娜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主义理论家波伏娃认为：“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而安娜作为俄国贵胄的后代，命运赋予她的是与上流社会完美匹配的高官夫人身份。不管她与丈夫是否真心相爱，在上流社会眼中，她的身份都是不可改变的。在小说的开端，安娜远赴莫斯科为兄嫂讲和，其所凭借的不是高贵的出身，而是因为她作为女性最原本的自我，以及她天生具有的调停矛盾的职责。这场调解滋长了安娜的女性意识，而与年轻军官沃伦斯基的相遇则使得安娜对婚姻产生怀疑。遇到沃伦斯基前，安娜只是一个从不逾矩的已婚女人，遇到他以后，她开始跳出妻子角色看待世界，对爱情生出了无限的向往。关注自我、实现自我，甚至与自我产生矛盾，这是安娜女性意识觉醒的根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上流社會的婚外情是在不违背神圣婚姻的前提下进行的。安娜背叛了一直遵循的父权话语，撕裂了“夫妇之爱”的荒谬，勇敢地向自由主义者“权力高于善”的思想靠拢。

（二）女性意识与安娜的死亡

1.“夫妇之爱”

波伏娃评价有一种“夫妇之爱”是“眷恋、怨恨、仇视、命令、忍让、怠惰、虚伪的复杂混合”，正如陶丽与奥布朗斯基公爵、安娜与卡列宁之间。陶丽得知丈夫出轨大发雷霆，在被安娜劝解后不久便淡忘了对丈夫的恨，回归家庭；卡列宁目睹安娜走向背叛，本想主动离婚，又遵循宗教下的圣人心态宽恕安娜，还拒绝了安娜离婚的请求。陶丽处理婚姻危机的模式化方式反映了父权话语体系下典型的妇女形象，卡列宁则是基督宗教和宗法思想的代表。

安娜曾这样形容卡列宁：“他不是人，是一架官场的机器……”即使面临离婚，卡列宁仍然叫安娜“亲爱的”，这让安娜更加反感。虽然卡列宁宽恕了安娜出轨的行为，但他高高在上的权威实则是对安娜的折磨。没有理解，没有同情，过于尊重，过于克制，名为婚姻的枷锁实际上是沉重且名不副实的装饰物。安娜无法再像陶丽一样，甘于忍受无爱的婚姻。当安娜决定向丈夫坦白她的爱情，她便粉碎了曾经信奉“夫妇之爱”的自己，造就了一个新的自我。这直接促成了她与原环境的割裂，成为一个进步的异端，为最后的死亡埋下伏笔。

2.不健全的主体性

生育子嗣、调和家庭矛盾、参与社交活动是安娜原本生活的全部。在这样的处境中，她一心一意地服从她的丈夫和家庭，如同一个物件发挥她的功能。觉醒后的安娜不再把自己当作家庭的物件，而是一个“活的女人”，这使她有了逃出封闭环境的勇气。她因为追逐爱情，才追逐作为女性的自我，追逐身份认同；又因为失去自我，失去身份，最终失去爱情。如此恶性循环，产生了恶果。鉴于安娜相对封闭的成长环境，在她的观念里，男性一直是主体的存在，女性附属于男性。意外而来的爱情，给了她审视自我的机会，安娜发现自己作为女人的价值，于是她不再抗拒满足自我的渴望。但她没有意识到她虽然逃出了家庭，但并未逃出封闭的内心，她仍囿于一种自恋，一个自我虚无化的梦想，在妻子、母亲、情人身份的纠缠中逐渐迷失，最终放弃生命。

3.“歇斯底里症”

弗洛伊德说：“生理结构就是命运。”根据他的看法来看，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具有俄狄浦斯和阉割情结，女孩在发育的过程中，性目标由主动变为被动，并且具有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性别特质，如自恋、虚荣和羞耻感。文中安娜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的情态，看似可以理解为是由性别造成的，然而一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指出：“妇女的社会性别身份、性别行为和性取向不是生物学事实的结果。相反，它们是社会价值的产物。”倘若以女性主义观点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观点，性别特质正是父权制社会下一种对人性的剥夺，歇斯底里则可以说是女性被压迫后爆发的无助感。安娜被曾经的社交圈子抛弃，被家庭抛弃，被爱情抛弃，作为背叛父权制的异端，安娜最终被父权制的社会抛弃了。由于她的解放并不彻底，新的自我并不坚定，精神的脆弱和崩溃令安娜眼前只剩铺满风雪的铁轨，死亡成为她的归宿。

二、死亡的隐喻与表达

隐喻是一种修辞现象，指把一种事物直接比喻成另一种事物，本体和喻体用“是”“成为”一类的词连接。隐喻同样是一种认知方式，指在一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另一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作者多次运用隐喻暗示主人公的思想与命运。

（一）“凶兆”与噩梦

小说开头，安娜和沃伦斯基一行人在火车站遇见了一件不祥的事：“一名看道工，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因为天太冷把头都裹起来，没有听见火车倒车，被压死了。”安娜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后来，看道工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梦中。每当安娜在情感上遭遇重创，她总是会想到这个充满死气的景象。在小说第四部，安娜已全身心地爱上沃伦斯基而变得患得患失，又因为卡列宁的阻挠和冷漠而郁结于心，于是她在梦中见到了那个不祥之兆：“那是一个胡子拉碴的汉子，小小的，非常可怕……他一面翻腾，一面嘟囔着法语……我就问自己，这意味着什么。科尔尼就对我说：‘你要死了，死在生产中……’”小说第七部，安娜与沃伦斯基已经吵吵和和胶着许久，沃伦斯基最终忍不住对安娜说了重话。心灰意冷的安娜在梦中又一次见到那个场面：“一个胡子乱蓬蓬的小老头，弯腰摆弄着一件铁器，嘴里说着莫名其妙的法国话，不知在干什么。她在这次梦中也像往常一样，觉得这个小老头并没有注意她，但他用铁器干的什么可怕事儿就是对着她的。”随后安娜惊吓而醒。在赴死之前，安娜在站台上果然见到那个敲敲打打的邋遢汉子，从跳下站台直到死亡，他仍然停留在安娜的意识里。这个意象或许喻示着人物的直觉，每当安娜濒临丧失自我，老头都会悄然出现，他仿佛代表着死神不断带来的未知与恐怖，隐喻着安娜的情感、生命的结局，给人以无限遐思。

（二）手枪

沃伦斯基的手枪在文中发挥了两次显著的作用，一次是在赛马场，一次是在他自杀时。作者用了几章反复详写了一次牵动人心的赛马，包括比赛过程和观众（特别是安娜）的反应。比赛中，沃伦斯基因失误落马输掉了比赛，马也因事故摔断了脊椎不能再站起来，于是他举枪结束了爱马的生命，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中最痛苦、最悲伤的回忆，久久地留在他的心坎里”。这也与他间接导致安娜走向死亡的历程如出一辙。后来安娜生产后病危，沃伦斯基心痛至极，与卡列宁相见后又羞愧难当，在多种复杂的感情下，他向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子弹擦过要害而去，沃伦斯基大难不死，只能假称自己的枪走了火导致受伤。沃伦斯基的两次受难都危及性命，最后又转危为安。手枪是常年跟随他的武器，是他的第二个“自我”，也是他生命的见证者、参与者，它象征着沃伦斯基对安娜的执着和残忍的一面，也承载了他对安娜浓重而热烈的爱意。在安娜死后，沃伦斯基回到军队，想在战场求死，他与枪因为安娜再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沃伦斯基的手枪打破了男权社会下以男性为主导的恋爱模式，它隐喻着那个时代自由的灵魂也可以为爱情疯狂的信念。

（三）“病”与“药”

女性在爱情上的失意经常会反映为身体上的衰弱。在文中，基蒂因为目睹了安娜和沃伦斯基共舞而失恋，随后一病不起。和沃伦斯基回到彼得堡后，经历了精神创伤的安娜常常幻想死后的景象。她服用鸦片，麻醉神经，企图逃避生活的难题，然而她的自杀倾向慢慢在心中累积起来，最终令她选择放弃生命。波伏娃曾说：“（少女）不接受自然和社会给她定下的命运。然而，她没有积极地拒绝它：她内心矛盾重重，无法与世界作斗争；她只限于逃避现实，或者象征性地表示不满……因此，她注定要自欺，使用各种各样的诡计；她易受各种消极情绪的困扰，这些困扰反映了欲望和焦虑的矛盾情感。”女性在病中的形象即是对现实的不接受和内心矛盾的体现，她们无法消解的抑郁要么被新的问题取代，要么成为扼杀生命的凶手。基蒂和安娜从来不是真正的患者，她们的“病”因欲望而生，或无“药”可治，或寻“药”无果，她们身体的不适源于繁重又无解的思虑和自己对自己施加的禁锢，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畸形的婚恋观念。

三、女性的抗争与困境

（一）安娜所处的三重困境

“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卡列宁、谢辽沙、沃伦斯基，这三个出现在安娜生命里的男人，把她培养成了妻子、母亲、情人，这三种身份间相互缠绕、制约，将安娜置于困境当中。

卡列宁认为他和安娜的结合是神的旨意，这背后其实是权威和宗教精神的掺杂。他多次拒绝离婚，是想借神压制安娜心中萌发的自我。他和大多数人一样，不能理解妻子突然的疯狂，对此他只能以道德的高尚来表示抗议。从他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对安娜是怀有爱意的，但这种爱意不是源于爱情，而是范式化的夫妇之爱。他以宗教精神宽恕安娜，又以父权威严给安娜难堪，这使安娜对卡列宁时而愧疚时而愤怒，安娜的精神因此被百般折磨。

谢辽沙对安娜的爱是比较恒定的，但由于他过于幼小，没有话语权，使得这份爱成为他人要挟安娜的工具。安娜重视亲情，她可以放弃卡列宁和高官夫人的身份，但她不愿意放弃做谢辽沙的母亲，因此她在死前责备自己用一种爱换取了另一种爱，即用母爱换取了情爱，她放弃了谢辽沙，换来了失败的爱情，她对此感到厌恶和愧疚。

沃伦斯基对安娜的爱是安娜身陷困境的最大原因，而安娜的死恰恰也是对沃伦斯基的重大毁灭。安娜因沃伦斯基而觉醒，进而勇敢地选择出走、私奔，沃伦斯基也深爱着安娜，不惜为对方付出生命。但到后来，现实的问题、不同的观念让他们对爱情有了“内在的怨气”。安娜觉得沃伦斯基的爱情变得“淡薄了”，她说：“我的爱情越来越热，越来越希望爱情专有，他却越来越冷，所以我们相离越来越远。”沃伦斯基反感安娜让他处境难堪，实则还是父权思想在作祟。虽然他较卡列宁更理解、尊重安娜，但在内心他依旧和其他男人一样，觉得妻子要听从丈夫，不要矫揉造作。在与安娜争吵时他曾表示女子教育是不必要的，认为安娜对抚养的英国女孩有所偏爱，是“不正常”的，这也就间接证明沃伦斯基没有认识到安娜的进步性和她所做的牺牲，他对安娜的爱渐渐在向厌倦的夫妇之爱演变。

（二）安娜陷于困境的原因

小说第七部最后两节，安娜已经精神恍惚，大段的内心独白铺陈开来，将她反复而昏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身处困境的安娜，并不想脱离困境，而是抱着惩罚制造困境的人的念头为爱殉道。经过前文几次冒出的自杀倾向和噩梦描写的铺垫，安娜卧轨自杀将全文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安娜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毁灭为代价，在这场她与世界的战争中发出了最后一击，然而最终她还是没能赢得胜利，因为她无法改变世界对她的看法，世界对她也早已失去了怜悯之心，正如沃伦斯基的母亲无论曾经多么欣赏安娜，到最后还是恶毒地评价道：“她的死本身——就是不信教的坏女人的死。”

安娜无法得到同情，究其原因是由于在父权话语权的制约下，她的行为直接损害了她的丈夫、儿子、情人的利益。一直以来，女性被社会塑造成为第二种性别，一旦她们自我觉醒，就会遭到百般征讨，这种精神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女性再次回到家庭和男性的庇荫下，或者如同安娜在困境中消耗信念，最后走向毁灭。因此无论是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他们都不希望安娜脱离父权话语秩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安娜过于自我就会失去原有秩序，他們自以为在拯救安娜，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理解安娜，而是加重了她的痛苦和纠结。

（三）安娜之死的美学价值

安娜的困境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也可以理解为是美的困境。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许多作家受女性崇拜思想的影响将写作对象聚焦于女性，并从所创造的女性身上延伸讨论了诸多议题。在这些作品中，女性成为美的化身，女性的性别特质成为美的表现，对女性的困境的探索就是对美的探索。死亡是最重大的美学议题之一，安娜之死是托尔斯泰对女性、社会、宗教问题深入思考而进行的创作，是对女性之美的一次升华。

四、结语

自由主义思想很早就出现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中，女性解放的思想也正是孕育于此并逐步成长的。到了19世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西方社会所广泛接纳，俄国也不例外。在《安娜·卡列尼娜》成书期间，俄国国内正发生着各种变化，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让资产阶级逐步壮大，而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和宗教信仰在其背后负隅抵抗，自由与专制猛烈地对冲。托尔斯泰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拐点感受到了许多震撼与启发。他将他关注到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将他的信仰与现实的冲突很好地融入创作中，这是托尔斯泰作品的超越性表现。

回顾安娜的一生，女性意识的萌生使安娜拥有了自我，而环境的压迫却让她再度失去自我。她在困境中争取自由，最终也被困境折磨致死，读者从她的经历中既可以感受到无畏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可以看到传统家庭中妇女的处境和悲哀。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摆脱那些妨碍妇女发展的东西，女人必须探回自己内心深处，从精神上祛除原初首要的父亲的影响。只有那时，她才有空间重新思考自己，从而成为她有权成为的人。”她的经历令读者们深刻地体悟与反思了女性的处境，也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女性不应屈从于任何一种偶然性和必然性，而应当做自己的主人。安娜陨落的美在文学史中普照着后来者，她的存在不仅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典型参照，也为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抗争提供了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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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萌竹.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美学视域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研究[D].安徽大学，2017.

作 者： 刘凡嘉，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与媒介。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