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林外史》中士人的经济生活

2022-02-03于晓宇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1期

摘要：本文从《儒林外史》中士人的经济地位、仕途人情支出、文化活动支出入手，分析经济生活反映的士人的价值观念，主要包括追求功名富贵、崇尚名士风流、淡泊名利三种类型。吴敬梓受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影响，《儒林外史》蕴含着批判八股科举，提倡躬行实践、积极治生，以礼乐兵农改革社会，恢复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并对现今的教育问题有着启示意义。

关键词：《儒林外史》经济价值观念思想内蕴

《儒林外史》以探究一代文人的命运为中心，揭露了八股科举制造成的腐败堕落的社会风气，深刻地反映了科举制度下以士林为中心的众生相，揭示了在追名逐利的世风下，底层文人的困厄、挣扎，官僚士绅的空虚、贪婪。经济活动是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方面，能够折射出士人的内在价值观念。吴敬梓基于丰富的现实生活体验，十分关注文人的治生状况，在对士人经济生活的翔实描写中寄寓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

顾鸣塘在《〈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中，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儒林外史》中江南士绅的收入、物价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支出进行探究。徐永斌的《试论〈儒林外史〉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摹写》认为明清时期士人的治生方式以处馆、卖字作文、操选政、游食为主。

本文尝试通过对作品的整体把握，沟通人物的生平经历，从分析士人的经济地位的类型和变动入手，兼及士人除衣食住行外，在文化活动、官场人情方面的支出情况，分析士人的价值观念，以及作品的思想内蕴。

一、士人经济地位的類型及其变动

士人的经济地位是与政治地位紧密联系的，非独底层士人以考取功名为追求富贵之途，就连世家子弟为了维持其优越地位，也不得不留心举业，否则就会有阶层滑落的风险。

底层士人中的少数幸运者能够通过仕进致富。他们以科举或捐官等途径进入仕途，出仕为官僚，退居为乡绅。士人沉迷于八股科举的根源是当时狂热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风尚。作者细致地描写了周进、范进中举前后，周围势利之徒前倨后恭的态度。他们科场失意时的困顿卑微，与他们得意后的财富盈门形成了鲜明对比。马纯上笃信文章举业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对匡超人用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进行蛊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a这使得匡超人带着对荣华富贵的贪慕之心走上科举之路。王惠一到南昌知府任上就问蘧公子：“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b他很快就成了搜刮民脂民膏的第一个能员。荀枚从朴素的农家少年，一路仕途顺遂，直到贪赃被拿问。在已经被金钱腐蚀的官僚机器内，进入官场的士人的道德品格难免会受到利欲熏心的风气浸染。对提升经济地位的渴望刺激着士人狂热地钻研八股时文，甚至鼓吹科举是人生唯一正途。

而科举竞争是残酷的，尤其是《儒林外史》集中描写的江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达使得科考竞争尤为激烈。除了少数科举道路上的获利者，更多的是困于场屋的失败者。如杨执中、权勿用数十年屡试不中，只能依附娄家两位公子做门客谋生。马纯上补廪二十四年，然而一直科场不利，只得操选政维持生计。倪霜峰做了三十七年秀才，不得不以修补乐器勉强糊口，甚至将儿子们过继他人，骨肉分离。

屡试不第不仅造成了士人精神上的麻木、懦弱、卑琐，也使得他们家境困窘，生计日艰，因此士人不得不以各种手段治生。除了坐馆、编选时文、润笔等主流收入外，士人还通过堪舆算命、行医、经商等途径获得收入，例如周进、杨执中、匡超人都曾替商人记账。

世家子弟的资产来源于丰厚的祖业，与底层士人相比，他们缺少发迹变泰的迫切愿望。他们通常不善于治生，也无心于文章举业。有些世家子弟挥霍家财，追求所谓的名士风流。娄琫、娄瓒是娄中堂的公子，长兄现任通政司大堂，娄家正值鼎盛之际。娄四公子虽然在监读书，用心却不在文章举业，而是与娄三公子效法战国贤公子广纳贤士。他们为援助“名士”杨执中而挥金如土，又被假侠客张铁臂谎称报恩骗去五百两银子。他们效法古人诗酒风流，大宴莺脰湖，在座的却大都是招摇撞骗的无耻之徒。

而胡尚书家的三公子胡缜是出名的悭吝，痴迷金钱，守着尚书的遗产仍然不知餍足，要学洪憨仙的烧银之法。因为胡家眼下无人在朝中任职，还不如常与官员来往的诗人赵雪斋声势大。因此即使吝啬如胡缜，也须得参与斗方诗人的雅集诗会，传播自己的风流文名。

有些世家子弟挥金如土，不懂经营。国公府徐九公子毫不吝惜地将数百两银子赠予陈木南，却被陈木南当作嫖资挥霍殆尽。杜少卿则因为不善于经营祖产而致贫。他生性英豪豁达，常常扶危济困，又辞去征辟，轻视功名富贵，以至于“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c，被人当作世家子弟中的败类，最后落得需要典当衣服、靠人接济、卖文为生的地步。

也有些世家子弟继续走科举仕进的道路，试图延续家族富贵。蘧公孙原本冒名刊刻诗集，追求名士风流，不曾讲究举业。直到被马纯上一番关于文章举业的劝导说得如梦初醒，也投身于编选时文。天长县杜家“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d，是赫赫有名的科举世家，杜慎卿定梨园榜后加入贡，进京乡试，又中进士，铨选部郎。而同样沉迷声色，与戏子交往的汤镇台家两位公子汤由、汤实，却没有杜慎卿那样的文才，赴南京科考不幸落第。

世家子弟往往会继承优厚的祖产，但并非没有后顾之忧，若不懂得开源节流，也有可能将财产挥霍殆尽，面临生计的难题。

二、士人与仕途人情相关的支出

金钱是打通仕途不可缺少的敲门砖。参加科考需要盘费，童生应试必须请廪生作保，这就需要谢银。应试试卷要收费，考中后还要送给教官进见之礼，等等。此外还有种种疏通人情的支出，这更是寻常的农家子弟、城市平民所难以负担的。如张俊民儿子考学，需要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臧蓼斋用替别人买秀才的三百两银子给自己补了廪生，他们都只能向杜少卿打秋风。

虽然并非只要有金钱仕途便能畅通无阻，但有时必要的人情支出是官场进取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而这前期的投入比起未来的收益，显然是值得的。童生若没有考中生员名额，也可捐个监生参加乡试，如周进和蘧公孙。周进若无商人们替他纳监生，就无法参加乡试，更不可能中举出仕。金东崖为儿子进学，出五百两银子找人代考，又贿赂荀枚，“承他情荐在匣上，送了几百两银子”e。向鼎为王管家的儿子“买了一个部里书办名字，五年考满，便选一个典史杂职”f。凤鸣岐劝说秦中书花一千二百两银子替假中书万里办了个真中书。由此可见，在权钱交易的腐败世风下，富贵可以换得功名。而一旦考取功名，就会有士绅主动结交，乡亲送上贺礼，使士人顿改困于科场时窘迫的面貌。

而封建社会吏治的人治色彩浓厚，士人为了结官司诉讼，也时常需要疏通人情。严致和在衙门使费用去十几两银子，才了结了哥哥的官司。盐商宋为富打点官府以强留沈琼枝为妾。余特说了一个牵连人命的人情，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子，而余持为了结哥哥分赃一案，又不免衙门使费花了些银子。

鲍文卿出于爱惜向鼎的才华而为其求情免罪，却不受五百两的谢银。鲍文卿又拒绝替书办说情以获取酬劳。在用金钱打通人情成为风尚的社会中，作者肯定了戏子出身的鲍文卿的君子品行。而形成对照的是，一些科举选拔出的官僚将出仕做官当作敛财捷径，如严贡生提起高要知县的收入：“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g这就使得打通仕途的人情使费实际上等同于回报不菲的投资。

三、士人与文化活动相关的支出

为了显扬文名，有些士人自费刻印诗文，如蘧公孙在《高青丘集诗话》上添了自己的名字，印刷几百部，遍送亲友，一时间成为人人仰慕的少年名士。切磋诗文是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支剑峰等“名士”应酬达官贵人的媒介，景兰江声称：“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h牛浦郎冒用牛布衣的号，刻了两方图书，印在牛布衣的诗稿上，借此能够招摇撞骗，寄食于安东知县。尽管刻印诗文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但是这些诗文“名士”往往能够通过依附权贵，以游食、打秋风的方式，获得更高额的回报。也有些士人真正出于文化理想而編撰文集，卢德立志寻遍本朝名人文集，不惜花重金购买高青丘的文集。王玉辉生平有个志向，要编纂礼书、字书、乡约书来嘉惠求学，而终日著述，没有工夫坐馆。

当此礼乐久不作的世道，作者寄希望于民间的真儒名贤承担起恢复礼乐的重任。南京的众贤士修建泰伯祠，纷纷慷慨出资，目的是“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i。此外，还有诸如庄濯江拿着三四千两银子在鸡鸣山修曹武惠王庙、萧云仙在青枫城修城劝农而被工部核减追赔、虞华轩重修玄武阁、虞华轩与余特准备祭品送本族女性长辈入节孝祠等，反映了作者希望复归孔孟之道，振兴儒学的文化理想。

四、士人经济活动所折射出的价值观念

（一）追求功名富贵

许多士人以仕进作为追求功名富贵之途，这类人物主要包括官僚士绅和痴迷举业的底层士人。他们鼓吹八股科举是人生正途，实际上只是将八股文作为求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他们在乡间则为横行乡里、敲诈勒索百姓的土豪劣绅，如严贡生；出仕则为丧失品节的贪官污吏，如王惠、荀枚。

（二）崇尚名士风流

一众假名士追慕效仿魏晋名士的诗酒风流，或将财富作为自己附庸风雅的资本，如娄琫、娄瓒、蘧公孙、杜慎卿、胡缜等；或借助诗文才名来结交权贵、谋求财富，如景兰江、赵雪斋、牛浦郎等。他们纷纷参与游宴诗会活动，如莺脰湖聚会、莫愁湖评定梨园榜和西湖诗会。这些文人集会有助于众“名士”传播文名，甚至攀附权贵，提高社会地位。而这些雅集的与会之人却大都是些欺世盗名之辈，如招摇撞骗的假高士权勿用、假侠客张铁臂等，足以见假名士的诗酒风流背后的虚伪与庸俗。

（三）淡泊名利

真儒名贤在学识上通今博古，并且有着兼济天下的理想，却又因为世风浇薄而退隐江湖，不愿苟同于趋炎附势的流俗。他们不为自身谋求功名与富贵，而是有志于经世济民，构建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社会，当发现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后，毅然归隐保持士人的操守。如庄绍光上京献策后，意识到吾道不行而回乡隐居。杜少卿不愿受名利牢笼的束缚，装病辞去征辟，不再应科考岁考。即使如虞育德考取进士后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在任六七年也不过积攒下三十担米的一块田，与处处搜刮利薮的贪官截然不同。

如果说名贤隐士高蹈出尘的行为有一定的虚幻性，那么一些不齿于治生，同时坚持操守与爱好的人物则蕴含着作者对士人现实出路的思考。作者在市井平民身上发掘出能够自力更生、保持独立人格的宝贵品质，如市井四大奇人。商人庄濯江重义轻利，将两万金留给破产的合伙人，自己重新发家，并且将经商收入用于修建泰伯祠。他善于经营，又有志于经世济民。作者笔下理想人物的共同特征是不汲汲于富贵，与追名逐利的世风保持距离，并且看重文行出处。

五、作品的思想内蕴与当代启示

《儒林外史》第一回王冕就认为科举取士会导致“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j。作者以此为主线，通过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多侧面刻画，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金钱主义侵蚀下封建官僚机器的腐化，谴责了以科举制度为根源的腐败堕落的社会风气，揭示了科举制度给士人带来的经济重压、精神毒害，甚至于导致传统文化的颓败。

吴敬梓历经族人夺产、挥霍致贫、移家南京，长期的困顿使他切身感受到世态炎凉。“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k的身世经历，让他接触到社会下层的读书人，对士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有了广泛的了解。“吴敬梓思想感情上向平民的靠拢，使他自然地加强了批判现实的意识，从而也就更容易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吸取营养。”l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人将八股对人才的毒害等同于焚书坑儒。吴敬梓反思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八股科举制度，意识到理学末流的空疏固陋、空谈性理导致士人严重脱离实际，不善于治生养家。痴迷于八股的士人既无法修身齐家，又难以经世济民。

吴敬梓受到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的影响，强调躬行实践，提倡士人应该在保持品格操守的前提下，积极治生。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士人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强烈冲击。《儒林外史》中对士人的经济生活的摹写表明了士人应该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在此基础上才能保持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作者并不以一些儒士从事坐馆、医生等职业为耻，而对一味埋头于八股举业，思想受到理学糟粕禁锢的士人予以暴露和讽刺。

在改造社会的手段方面，作者承袭了明清之际进步思潮对程朱理学的质疑，意图复归孔孟之道，以礼乐兵农的具体实践来改革社会，以复古为革新。颜李学派的核心人物颜元提出了重视发展农业、选拔人才、复兴礼乐的政治主张，《儒林外史》中充满了对颜李学派礼乐兵农理想的形象化展现，如祭祀泰伯祠、重修玄武阁、青枫城兴农劝学等。

吴敬梓意图恢复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以对抗道德堕落的颓败世风。他希望作为社会文化继承者的士人能够弘扬以孝悌为中心的宗法观念，这体现在杜少卿、余特、余持等正面人物是传统道德的实践者，而以匡超人、荀枚、严贡生等人对孝悌观念的背离作为他们人格堕落的依据。同时希望社会上下都能遵守封建等级名分规范，抨击了金钱富贵对传统礼制的冲击。作者不满于一些贪图富贵、丧失品行的士人，也借鲍文卿之口讽刺了衣饰如同士绅、逾越礼制的戏子。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们总结明亡教训，意识到了理学的空疏固陋，而越过宋儒，直溯儒家原始经义，寻求改良社会的方案。实际上这样的政治理想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和虚幻性。而作者又在泰伯祠破败、贤人君子风流云散的幻灭感中，清醒地意识到礼乐理想注定要破灭的命运。作者重建儒家传统道德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因此以真贤士的退隐，表达对利欲熏心的世道的无声抗争，借魏晋风度超脱现实。《文木山房诗说·简兮》云：“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鸿飞冥冥，弋人何篡，何必以仕为？”m作者此时所理解的隐逸，并非想要科举仕进而不可得的消极之隐，而是在逐渐认识到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八股取士制度对人才的戕害之后，理性思索后做出的抉择。

名著具有不朽的现实意义，启发我们对于文化教育与现实生存问题的思考。教育选拔制度应该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即教育需要满足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做学问应当经世致用，而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社会需求。文化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学子道德品行的培养，增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abcdefghij〔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2页，第52页，第219页，第193页，第187页，第166页，第28页，第112页，第216页，第7页。

k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 309 页。

l张国风：《〈儒林外史〉试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页。

m吴敬梓著、周兴陆整理：《文木山房诗说》，《学术界》1999年第5期，第93页。

参考文献：

[1]吳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徐永斌.试论《儒林外史》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摹写[J].复旦大学学报，2017（6）.

[4]徐永斌.试论吴敬梓对文士治生生态的反思[J].文学遗产，2019（2）.

[5]赵爱华.论吴敬梓的思想及其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D].河北大学，2006.

[6]王春阳.论颜李学派实学思想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J].中州学刊，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