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安弈?潜伟

【摘要】在国家系统谋划推进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和利用，聚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地方古籍数字出版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多方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地方古籍数字开发和利用前期，受限于技术、人才、资金，加之开发理念与推广模式脱节，优秀的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难以充分实现。未来，地方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应借助数字技术新成果，着重做好应用导向的深层开发，注重多渠道人才培养和行业发展扶持，同时将丰富的成果与多元受众有效联结。

【关  键  词】地方古籍；数字出版；精细开发；特色文化

【作者单位】曲安弈，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潜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冶金史”（17ZDA178）。

【中图分类号】G237.9【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21.015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将古籍数字化作为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重要增量和工作着力点，并明确指出，到2035年，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古籍保护、 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成果丰硕，质量明显提升，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古籍普及深入推进，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更加突出［1］。在国家大力推进传统文化事业的大背景下，地方古籍的数字化资源建设和普及推进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有关学者对地方古籍数字出版工作展开了大量研究。王红和杨晴运用网络调查法，调查了我国31个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古籍数字资源建设情况，发现其存在自建古籍资源数据库较少且功能单一、利用率不高、开放性不足、重复建设严重、缺乏对古籍资源的深入挖掘等问题［2］。欧大伟重点讨论地方大型文献出版的问题，这些大型文献往往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但在项目考核、资金投入和紧跟时代性方面尚有欠缺［3］。王双梅认为地方古籍出版仍存在专业性有待提升、受众面狭窄、重复出版等问题，古籍数字出版单位须强化内容建设，促进古籍出版向立体化、多元化发展，打造地方古籍出版特色［4］。赵建黎聚焦地方古籍出版社，梳理三秦出版社35年来厚积薄发抓住时代机遇的发展历程［5］。范桂红指出，地方古籍出版工程的系统性、地方性和时代性特征鲜明，但在内容策划与管理运营层面仍有不足［6］。当前的研究较少涉及地方古籍针对性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特色开发、成果形式等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因其突出的现实意义理应更受重视。本文从地方古籍数字化工作存在的问题入手，结合现有数字技术应用的新成果，着重从地方古籍数字出版的意义和产品与区域受众关联的角度寻求地方古籍数字出版深度开发和高效利用的具体操作方案，为实现区域文化融入国家的文化自信建设，以文化软实力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一、地方古籍数字出版的意义

1．减少地方特色文化流失，保护文化多样性

进入20世纪，随着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广泛深入的碰撞与融合，人们逐渐意识到，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每個民族、每种文化，都在文明人类的生活中有其位置和贡献。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发展历史的多民族国家，这种认识对于我们充分挖掘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特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文化主要留存于地方古籍，其中多样的文化视野、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不同地区民族的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宝贵养料。然而，囿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地方古籍不可能大量存世，但其承载的地方人文资源必然是宝贵而脆弱的，需要我们着重保护。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地方古籍，是减少地方特色文化流失、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

2．以独特印记助力区域文化繁荣，推动地方融入国家文化自信事业

地方古籍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具有突出的区域特色，是历史上地域文化发展脉络的载体。如当地重要的历史事件、礼俗、天文算法、手工业技术、医药和技术、山川风貌、物产方言语音等，可谓包罗万象。不同于官修的系统性、通识性文献，地方古籍的地方性、多样性和稀缺性决定其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其显著的区域特点对提升当地受众文化自信的意义重大。建设区域文化是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伟大事业，是各地区域文化融入国家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桥梁。

3．打通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如果我们把区域经济比作“硬实力”，那么区域文化就是“软实力”。长期以来，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持续推进，而能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地民众建立直接关联的是地方古籍。地方古籍中的思想、艺术、工艺、伦理、法律、社会制度等以及各地民众关系密切的多元文化形态，亟待呈现更丰富、生动的数字化形式，发挥地方传统文化在铸魂育人、守护文脉、赋能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功能。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华各民族、各地区儿女精神家园之路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多元移动终端接入互联网，地方古籍数字出版深层开发的条件日趋完善，各地要重视用古籍深层数字化的新视野引领这项工作。

二、地方古籍数字出版的现状

1．开发程度较浅，缺乏地方古籍的针对性技术开发

目前，多数地方古籍的数字化基础性工作尚未开始，已有的数字化古籍开发程度只是浅表性的。所谓浅表性，是指古籍数字出版单位主要利用数字照相机或扫描设备将文字转换成图片，存储为电子文档数据，利用手工录入或OCR识别技术把图像中的符号和文字转换成可编辑的文本。但由于地方古籍体例多样、内容包罗万象，使用者在打开这些电子书籍前，仅凭浅表性的开发成果很难对文本内容有充足预判，使用时的内容筛选门槛较高。此外，地方古籍的针对性技术开发较少，如在“广西古籍文库”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麽坡塘》，是使用古壮字记载内容的地方古籍，数据库目前只提供了该古籍的全文在线阅读功能，没有相应的解释和翻译，没能充分体现古籍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对普通读者乃至研究者来说，阅读门槛都过高。这类用地方语言、文字记载的文献在地方古籍库中比比皆是，相关单位有必要对这类文献进行针对性技术开发。

2．大而全的出版设计理念模糊了地方古籍中的独特符号

地方古籍数字出版基本沿袭与通识性古籍资源开发相似的设计理念，追求当地古籍资源的全面数字化，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实现地方古籍的抢救性保护，却使地方古籍数字出版“全而不精”。这些未经精细分类、处理的数字化地方古籍，在原始媒介中呈现的样貌被“复制”，传统媒介的内容偏好影响数字出版物的转化成果，地方古籍中的独特文化符号在浩繁的资源中变得模糊不清。这种大而全的转化设计不能找准地方古籍数字出版的痛点，不能为地方优秀文化传承开出适用的“药方”。

3．珍稀地方古籍资源的商业化限制其价值推广

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因为一些地方古籍具有稀缺性特征，所以其价值对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来说极高。目前，一些商业资本已经在一定范围介入地方古籍数字化工程，其产品以商品形式在市场投放，专业研究者需要付费获取，增加了研究机构和高校在这些资源上的资金投入。高昂的使用费让社会大众难以触及古籍资源，导致古籍资源的社会价值大打折扣。同时，政府主导的地方古籍数字开发受制于资金不足的问题，存在公共实用性差，故事性、趣味性资源呈现方式刻板单一，联结多元受众的后期推广渠道有限的问题。

4．具有地方文化背景的古籍数字化人才不足，古籍数字化进展缓慢

地方古籍因其内容种类多样，地域文化特征明显，其数字出版工作不仅需要众多掌握数字新技术的专业人才共同推动，而且需要掌握目录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历史文献学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进行点校，还需要有地方语言、文化背景的人才准确解读古籍内容，更需要熟知地方民俗、文化的策划、营销方面的人才参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应用推广。各类人才互相合作，才能真正推动地方古籍数字出版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但目前人才紧缺的现状让地方古籍数字化开发推进缓慢。

5．产品具备基本的阅读、检索功能，但呈现形式单一

地方古籍数字库涵盖了丰富内容，如“广西古籍文库”就收录了包含壮族古壮字、京族喃字、彝族老彝文、水族水书、毛南族土俗字、侗族方块侗字等在内的多个文种的古籍，涵盖各民族民间信仰经书、民歌抄本、民间叙事长诗抄本、民族民间医药抄本等10多类代表性古籍文本。《广州大典》数据库收录了鸦片战争以来广州的政治和军事史料《夷氛闻记》《触藩始末》等，以及罕见方志康熙《清远县志》和地方农业专谱《龙眼谱》《槟榔谱》等。已有的数字产品主要提供检索、图文对照、繁简转换功能，部分数字出版物也提供简单的嵌入工具，如字典、干支转化等［7］。其中，检索功能是最为重要的功能，但官方主导的地方古籍数据库在检索方面提供的服务较为基础，主要是字段（类目、书名、作者、时代等）检索，部分企业库可以提供全文、分类（政治、经济）、区域检索，缺乏不同内容载体之间的交互、转换，如文字的图像化等，无法揭示已有成果的多维度价值。而且传统的数字古籍推广也较为官方、正式，一般仅限于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针对大众的推广渠道则较为匮乏，使本来与当地民众高度相关的地方文化资源无法与民众有效对接，其育人价值、传播功效未能充分发挥。

三、地方数字古籍惠及多元受众的对策

1．以应用为导向，对地方古籍进行深层次、针对性技术开发

首先，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应以应用为导向，为数字地方古籍制作“身份证”。为了降低内容筛选门槛，方便更多使用者，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在整合地方古籍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要建立信息提取标准，以标准为基础，为数字地方古籍制作能够体现其特征的“身份证”。除较为常见的题名、责任者、版本、分类外，古籍数字出版单位还可增加更详细的检索元素，标注古籍可能涉及的应用领域等扩展信息。

其次，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成果，除现有的Unicode编码字符集、OCR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与语义关联、图像扫描等技术外［8］，还应逐渐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充分发挥计算机的自动处理能力，对古籍内容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对于一些辅助功能，如字典、干支纪年等，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应尽量实现模块化嵌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研发工作。对于已经处理完毕的数字古籍内容，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可将其中包含的图像、场景描述等内容通过三维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实现立体可视化，并为使用者提供能够与这些内容互动的项目。

最后，面对地方古籍多语言的现实情况，古籍數字出版单位可以从地方古籍与受众联结的关键难点着手，为非汉字内容开发相应的翻译、视听模块，让全链条使用者都可以便捷地理解、使用地方文献。

2．结合地方古籍特色进行传统文化资源的精细开发，助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为提升地方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应当转变思路，集中人力、财力，找准地方古籍资源的独特基因，开展地方古籍数字化工作：准确抓取地方古籍中的当地人物线索，梳理姓氏关系，构建类似CBDB中国历代人物历史可视化系统项目所提供的人物关系网，为相关个人寻根溯源、制作家谱提供史料支持；模块化本地山川、地理、物产、工艺及贤达志士等适合打造特色名片的地方古籍资源，为农业、工业、文旅等产业提供“讲故事”的素材，提高特色地标农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当地传统工艺与现代工业联通，助力本地旅游网站建设，宣传本地文化；联合企业配备具有本土文化元素的材料包，投放本地文化活动场所及乡村旅游线路，提供沉浸式旅游项目，创造旅游收入；挖掘本土文化的远程教育资源，为学校的本土文化课程提供支持。

3．争取资金投入与减少资源浪费并重，深度实现地方古籍资源的社会价值

在争取更多资金投入方面，地方政府要更新观念，对接《规划》提出的古籍工作目标，将地方古籍数字工作所需的相关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优化支出结构，设立地方古籍保护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制定地方支持古籍事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细则，并鼓励社会各界以捐赠、冠名资助、依法设立基金会等形式参与地方古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使地方古籍数字工作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

在减少资源浪费方面，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对标逐步完善的国家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操作流程，提升工作质量。另一方面，各地应合力促成由国家主导的模块化数字古籍出版物开发，共享新技术，以降低在此项工作中的投入。同时，政府应通过统一采购的方式或后补助的形式购买商业公司进行数字化处理的地方古籍成果，存放在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节约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重复投入。此外，地方政府应以地方法规约束当地的古籍资本化行为，维护地方古籍中稀缺资源开发的公益性质。

4．针对地方古籍内容的特异性，多渠道培养本土综合素质人才

地方古籍独特文化内涵的挖掘需要了解区域内地方语言、文化、传统的人才，甚至是掌握一定的策划、营销知识的人才参与，保障古籍的数字化开发能够顺利开展，为其后续的推广应用提供便利。地方古籍数字化人才既是地方古籍的开发者，也是传承者、推广者，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家部委高校应发挥学科、师资、平台等优势，与对口支援高校联合培养地方高校所在区域的地方古籍数字化专业人才。地方高校应积极探索跨专业的地方古籍整理综合人才专业培养模式，充分利用本地生源比例大的优势，为区域内地方古籍资源丰富和辨识度明显的市县定向培养人才。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以增加地方语言、文化、传统技艺等方面的选修课程，从娃娃抓起，从培养爱好入手，发挥学校传承地方文脉的教育功能。

5．丰富成果形式，拓宽地方古籍融入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的渠道

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新成果，在地方古籍中嵌入文字转为图像、图像转为文字、听书等功能，加强内容和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性，为满足民众特别是特殊人群的多样化阅读需求提供便利。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广西地方古籍《粤西文载》是清代汪森编纂的一部广西历代文集，它收录了政治、军事、经济、山川、城郭、文教、气候、风俗、物产等内容。其中，山川、城郭等内容既可以用GIS技术标记空间关系，也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使其可视化，政治、军事等内容可制作成模块化故事，便于各类使用主体取用。

在保证公益性、文化性、严谨性的前提下，古籍数字出版单位可借助小红书、抖音、B站、快手等交互媒体以投放广告、短视频等形式对内容进行传播，挖掘创意，探索地方古籍文化热点，提升内容传播量级。这些手段能够让地方古籍中的“地气”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地方民众的精神底气。

｜参考文献｜

［1］2021—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規划［EB/OL］.

（2021-03-03）［2022-10-11］. https：//www.nppa.gov.cn/nppa/upload/files/2022/10/4efbd7cf503c081e. pdf.

［2］王红，杨晴. 数字人文视域下图书馆古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 图书情报导刊，2022（7）：1-6.

［3］欧大伟. 地方大型文献出版工程的实施现状与优化路径［J］. 出版广角，2022（13）：57-60.

［4］王双梅，陈为兵. 数字时代地方古籍出版探究［J］. 出版广角，2022（3）：65-68.

［5］赵建黎. 赓续文化血脉 展现时代风采：从地方古籍出版社的坚守与追求谈起［J］. 出版广角，2022（12）：11-15.

［6］范桂红. 地方古籍出版工程的内容策划与管理运营：以《贵州文库》为例［J］. 出版广角，2021（6）：41-43.

［7］卢彤，李明杰. 中文古籍数字化成果辅助人文学术研究功能的调查［J］. 图书与情报，2019（1）：70-79.

［8］范桂红，赵纯洋. 基于知识图谱的古籍数字化研究前沿热点及演化趋势分析［J］. 出版广角，2020（11）：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