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倩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和研究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具体表现为教材数量的丰富性与种类的多样性不断增长；教材编写理论研究不断深入；针对现有教材存在的一些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线对外汉语教师也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评价。然而，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对现有教材编排的分析和评价，还是对未来教材编写原则提出设想与建议，主要重心都围绕在结构、功能、文化等几个要素的编排上面。例如，1994年刘眴在谈到新一代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原则时，强调“应该以培养交际能力为基本目标；以学生为中心，坚持发展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原则；实现教材的现代化与立体化”[1]。2002年李泉从现有教材的数量、种类和理论研究等几个方面，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指出科学实用的配套教材不足、有关教材的理论研究不够的问题[2]；2004年李泉提出，对外汉语教材应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其中，科学性原则对教材的编排提出了“内容规范，编排合理”的基本要求。笔者发现，尽管遵循科学的编写原则已是学界共识，但在具体的教材编写层面，学界始终将重心放在教材语言知识编排的准确性、话题的全面性、课文语言的规范性，以及各项内容的系统性上，而忽略了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性别观念的重要性[3-6]。针对对外汉语教材内容呈现出的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目前仅有颜湘茹、施舒媛在2008年对此有过探讨，她们以《小学华文》和《快乐儿童华语》为例，对教材的插图和课文进行统计和分析，考察教材中性别呈现情况，并为将来的教材编写提供建议[7]。不过，由于这两套教材是由香港大华风采有限公司出版、在美国发行的儿童教材，在国际汉语教学界的使用率和普及率较低。针对目前在海内外广泛使用的主流汉语教材中的性别研究，目前尚属一片空白。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缺失，本文选取姜丽萍等编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SK标准教程》这套广泛使用的教材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男女性别分类，统计了其中中高级别（3—6级）教材中所有人物的出场次数、社会职业和家庭角色，分析了教材中呈现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探讨其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未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提供建设性意见[8]。

2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面向意大利暨圣马力诺境内13所孔子学院发放了调研问卷，统计了各孔院的课程开设、教材使用和开发情况。统计结果显示，《HSK标准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为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主流教材，在参与调研的13所孔子学院中，有7所孔院采用这套教材作为综合课和HSK备考课用书，占比达54%。这套教材的特点是内容针对性强，编写体例遵循《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分级分类目标，同时符合意大利孔子学院学期学时设置，一般1—2级学生通过一学期（50学时）的学习即可通过相应等级的HSK考试；3—6级学生经过两至三学期（100—150学时）即可通过相对应等级的考试，因此广受师生青睐，具有代表性。不过，由于1、2级教材内容较为简单，缺少贯穿始终、信息完整的人物形象，因此笔者最终选取了《教程》的中高级（3—6级）教材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7册教材共116篇课文中出现的人物角色按照男女性别分类，对男女人物的数量、出现人次、出现场景、相关话题、社会阶层归属、工作职业、家庭角色，以及外貌性格特征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描述。

3 结果与分析

3.1 教材中男女人物数量、出现次数

根据表1发现，在《教程》（3—6级）的教材中，男性人物的数量远远高于女性人物，前者为后者的2.07倍；同时，男性人物出场人次也多于女性人物，比后者多出51.00%。此外，以人物形象为主角的课文共34篇，其中主角为男性的有37人，主角为女性的仅有10人，前者为后者的3.70倍。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比重来看，教材中的男性人物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女性人物面临被淡化、被忽视的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女性群体深入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各个领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妇女能顶半边天”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强调和倡导的价值观，但遗憾的是，这一思想及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并未在该套教材中体现出来。

表1 教材中男女人物数量、出现次数

3.2 教材中男女人物所属的社会阶层、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

根据表2、表3发现，在教材中出现的75个女性人物中，其中大部分担任的是家庭成员角色，共有52人，占比高达69.33%；而担任社会职业角色的仅有29人，仅占38.67%，此外，无业的女性人物有12人，占16%，职业未知的有12人，占16%。 根据社科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标准[9]，这其中，属于社会上上阶层的女性人物数量为0，占比0%；属于中上和中中阶层的女性人物数量为19人，占比48.72%；属于社会中下和下下阶层的女性人物数量为20人，占比51.18%。

表2 教材中男女人物的社会阶层、职业角色（单位：人数）

表3 教材中男女人物的家庭角色分类（单位：人数）

由此可见，教材在塑造和选取男女两性人物形象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性别刻板印象。首先，绝大部分女性人物是以母亲和妻子等形象出现在家庭环境中，承担着家务劳动、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而绝大部分男性，是以社会职业身份出现在工作环境中，肩负着奋斗事业、赚钱养家的职责。这种编排，强化了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对男女性别角色分工的固有印象，但并不符合目前我国男女两性劳动参与率的实际情况。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15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63.00%，排名世界前列，远远高于教材中不足30.00%的比例。其次，分析教材中男女两性所从事的行业及其拥有的职业地位，也发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绝大多数女性人物的工作是教师、服务员、售货员等传统上被视为适合或只限于女性从事的职业，属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超过半数的女性人物处于社会中下和下下阶层；而绝大部分男性人物是以国家干部、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形象出现，属于国家管理阶层、经理人阶层等社会上上和中上阶层的男性人物比例超过70.00%。最后，进一步分析了34篇以人物形象为主题的课文，其中男性主角有37人，包括男性人物作为绝对主角27人、与女性人物共同作为主角的7人；女性主角10人，包括女性人物作为绝对主角4人，与男性共同作为主角的6人。同时，以男性作为绝对主角的课文，有24篇强调的都是人物的社会职业身份，着重描摹人物追求事业理想、实现社会价值的故事，占比高达88.89%，其中既包括历史文化名人，如诸葛亮、鲁迅等；又包括专家学者、职场精英，如航海家翟峰、“汉字叔叔”理查德·希尔斯等；还包括普通人如警察小罗、书店老板建伟等；人物形象积极正面，自我价值充分实现。仅有3篇课文中的男性人物是以家庭角色出场，这在以男性为绝对主角的课文中仅占11.11%；反观以女性人物为绝对主角的4篇课文，仅有1篇凸显了人物的社会职业身份，记叙了支教老师赫琳硕扎根乡村、激励学生奋发有为、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而其余的3篇无一不是强调女性人物作为母亲、女儿的家庭成员身份，展现其在教育子女、照顾家庭方面做出的贡献。通过对比教材中男女两性人物的职业身份和阶层差异，可以看到，男性人物在掌握社会经济资源、享有社会地位、发挥社会影响力等各方面，都以压倒性优势胜过女性人物，女性人物形象存在被弱化、固化的问题。

3.3 教材中男女人物的出现场景、相关话题

根据表4，可以看出，教材中绝大部分男性人物出现并活跃在社会公共领域，如职场、公共场所等，占男性人物出场总人次的84.49%，而仅有15.41%的男性人物出现在家庭私人领域；女性人物在社会公共领域出现的比例是68.65%，而出现在家庭私人领域的占比为31.35%，这个比例比男性高出两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男性人物数量和出场人次都远远高于女性的情况下，女性人物出现在家庭私人领域的人次反而比男性高出14.86%。

表4 教材中男女人物的出现场景、相关话题（单位：人次）

再看人物关涉的话题，教材中绝大部分男性人物涉及、谈论的话题都是与工作事业、个人发展相关联的，占比达45.96%，与休闲娱乐、兴趣爱好相关的话题占25.74%；而与家庭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仅占28.31%；比较而言，绝大部分女性人物涉及、谈论的话题都是与家庭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占比高达57.06%，与休闲娱乐、兴趣爱好相关话题的比例占24.18%，而与工作事业、个人发展相关的话题仅占18.82%，这一数据，不仅远远低于男性人物谈论同类话题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出现的比例，也就是说，即便是出现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女性，她们所涉及或谈论的话题也更多地围绕在家庭日常生活方面。通过进一步分析家庭日常生活的相关话题内容，还发现，在涉及婚恋、家务劳动、育儿、减肥等话题时，不仅女性人物出现人次远远高于男性，更是话题的主要引导者和活动主要角色的扮演者。试以“教育子女”话题为例，在涉及此话题的15篇课文中，共出现了23个女性、8个男性人物，其中，除了2篇课文的主题是谈父亲对子女的教诲，2篇是父母共同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角色，其余所有篇目都在刻画母亲对于子女的言传身教，父亲角色要么缺失、要么淡化，男女人物比例严重失衡。

由此可见，教材课文在情境设置、话题选取方面，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男女性别差异，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固有观念，以及社会对于男性追求事业、女性照顾家庭的不同期待，性别价值取向呈现单一、刻板。

3.4 教材对男女人物外貌、性格特征的描写

根据表5，可以看出，教材课文在人物外貌特征和性格品质描写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5 教材对男女人物外貌、性格特征描述的关键词列举

一是对女性人物的外貌特征进行描写和评论的词语数量和出现频次明显多于男性人物，其中出现最高频的是“漂亮”和“胖”这样带有明显主观审美倾向的词，分别出现了5次和4次；而对于男性人物的外貌特征进行直接描写的词语主要是“高”“强壮”这类描写客观物理属性的词。进一步分析涉及“减肥”这个话题的5篇课文，其中男性人物出现3次，女性人物出现5次，而从内容上看，所有课文都无一例外地呈现了女性人物发胖或忧虑发胖、男性人物安慰或指责女性的内容。例如，在教材第3册第3课的第

4 篇课文中，妻子周太太和丈夫周明的对话：

周太太：你看我这么胖，怎么办呢？

皇帝曾四次召见秀容月明，秀容月明来了，他降阶相迎，秀容月明走了，他送出宫外，临别了，还拉住秀容月明的手再三叮咛。眷遇之隆，宁国臣子，没一个比得上。

周明：你每天晚上吃了饭就睡觉，也不出去走走，能不胖吗？

二是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品质进行描写和评论的词语数量和出现频次明显少于男性人物，其中，除去“优秀”“热情”“诚信”等同时用来描写男女人物的形容词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较多地侧重于凸显其顺从、柔和的性格特质，如“善良”“贤惠”“温柔”“听话”等词；比较而言，对男性人物的刻画更多地侧重于突出其勇于拼搏、奋发图强的性格特点，如“顽强”“执着”“爱冒险”等词。这一结果，与前文对课文中呈现的男女形象差异分析相吻合，在人物的选取和塑造方面，教材刻画的男性形象不仅更多元、更丰满，也更侧重强调其积极进取、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社会价值的一面；而对女性人物的描写，则较为单调、刻板，凸显其作为家庭角色甘于奉献、体贴顺从的一面，缺乏呈现女性在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展示自我、施展才干的一面。

4 教材中性别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

性别刻板印象，是指对两性的生物属性、心理特质和角色行为的较为固定的看法、期望和要求。它一方面来自特定文化背景对待两性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性别群体整体性特征的经验概括，常常忽略了性别群体中各个成员的特殊性一面。性别刻板印象可能夸大或歪曲实际存在的性别差异，形成性别偏见，甚至导致性别歧视。它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社会压力的来源之一，可以影响和塑造两性的心理行为[10]。对外汉语教材中呈现的性别刻板印象，会给国际汉语教学工作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第一，这种具有性别刻板印象内容的教材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不认同感。结合笔者在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工作，发现中高级综合班 （使用4—6级教材4—6册）的学生对教材中呈现的女性人物形象认同度较低，普遍认为教材中含蓄、内敛、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传统妇女形象并不能反映当代女性的真实精神面貌，这不仅与他们周围生活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一些去过中国留学或短期交流的学生也反馈，这不符合他们在中国认识和交往的女性形象。此外，针对教材中出现的一些明显带有“以偏概全”的性别刻板印象的表述，学生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教材第4册第1课第4篇课文：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

第5册第16课课后练习：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年轻的女性朋友就更不必说了。在他们看来，苗条的身材是青春活力的象征，可以使她们对生活充满自信”；

第6册第40课课后练习：

“男人爱车，女人爱房，这话不无道理。女人对房子的渴望远高于男性……”

教材内容原本是服务于语言教学，如果类似话语反复出现，容易让学习者怀疑教材的科学性，从而对教材和汉语学习产生抵触心理。

第二，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教材会影响学习者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对外汉语教材既是学习语言的工具，也是学习者了解中国社会、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扇窗口。当学习者发现对外汉语教材呈现出的性别观念落后于其自身及本国社会普遍认可的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时，就会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偏见，认为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折射出社会大众的普遍观念，以及社会加诸性别角色的规训和期待差异，从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抵触心理，这就与我们编写教材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5 对未来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建议

针对《教程》教材中反映出的问题，对未来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工作提出4点建议。

首先，针对教材中女性人物缺失、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应增加女性人物尤其是以女性人物作为课文主角人物的数量，使男女人物比例、所占比重趋于平衡。我国不乏活跃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女性榜样，足以代表中国女性力量的典型。例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屠呦呦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张桂梅校长、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女士、奥运会冠军巩立姣、徐梦桃等。新时代的对外汉语教材，应该给这样的女性人物留出一席之地，以更积极的方式提高女性地位的可见度。

其次，针对教材中女性人物被弱化、固化，主要以家庭角色出现的问题，应做出调整，增加职业独立女性人物数量，真实呈现女性在各行各业发挥创造力、影响力，为社会建设做出贡献的场景。同时，减少对女性角色外貌、身材特征的过分关注。如有话题选取需要，涉及“减肥”的话题，不能单方面呈现女性人物的“身材焦虑”，而应在内容编排上做到男女性别平衡，强调健康的社会审美取向。

再次，对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应片面化、刻板化。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能够看出，尽管男性人物形象覆盖的社会阶层更广泛，相比于女性人物角色也更丰富、饱满，但总体上也没有脱离“事业有成、充分实现社会价值”的人物轮廓，而男性人物作为家庭成员，展现人伦亲情的内容却十分少见。事实上，成功的标准、社会价值的取向是多元的，对男性来说，事业上的成功绝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敢于承担家庭责任、追求美满家庭生活的男性形象同样值得社会尊重。从这方面来说，性别刻板印象是对男女两性的双重压迫，在教材编写方面，也应避免“男主外，女主内”“郎才女貌”这样加深性别定型观念的表述。

最后，在语言表述方面，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中文性别包容性语言指南》，应使用更具有性别包容的表达，不使用加深性别刻板印象甚至带有偏见、歧视性的语言。例如，“女强人”“男人婆”“娘娘腔”“婆婆妈妈”等暗示某个性别优于或不如另一性别的表述。

6 结语

作为实现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工具，教材既是汉语语言知识的载体，也担任着传播中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重任，教材中的性别角色会对学习者的性别意识产生影响，而进一步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价值取向的看法。针对教材中所反映出的性别刻板印象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希望未来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者能以此为鉴，提高性别观念方面的反思意识，将男女平等的观念作为教材编写工作的指导原则，编写出真正能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教材，实现教材男女人物比例协调、形象均衡，让对外汉语教材为全球的汉语学习者所接受、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