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昕，胡俊峰

（南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增加，大都市圈已成为区域或国民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和协调发展的代表。除了物质和自然资源外，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当今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本质，逐步取代物质资本，变成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在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人是第一资源，是城市创新、区域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春超和叶蓓，2021）[1]。人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也逐渐成为衡量国家或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已悄然掀起又一波“人才竞争”的热潮（熊井林，2020）[2]，人力资本流动在都市区经济发展中的关联效应日益突出。人力资本流动是我国都市圈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增强都市圈人才集聚力，加大都市圈对人才的吸引，提高都市圈的功能，提高都市圈产业一体化、经济协调性、资源的配置能力，从而提高整个都市圈的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为我国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上海大都市圈在长三角一体化格局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其中人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人才素质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高的根本因素。针对人力资本地区间分布不均的现状，我国政府层面极力推动人才引进政策，2021 年上海市发布《“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策》等政策，加强人才储备，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文献综述

人才是技术的重要载体，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人才的流动会促进经济发展吗？Zhou 等（2018）[3]深入考察普惠金融、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相互影响机制，认为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李培园等（2019）[4]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指出人才数量的增加及其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人才的合理流动能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一些学者持消极态度。Canibano和Woolley（2015）[5]认为人才的流动会剥夺来源国或地区的部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累积会产生一定的规模经济，从而降低规模经济的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楚尔鸣和曹策（2019）[6]研究人才流动与区域经济关系时，发现人才流动往往导致区域经济的分化，扩大区域经济差距，导致人才浪费的社会矛盾和落后地区的人才短缺，抑制了区域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Verginer 和Riccaboni（2020）[7]指出劳动力市场僵化、信息不完善和财政等外部因素的引入突出了人才流动的负面影响，认为人才流动加剧了国家和地区不平等，富裕地区变得更富，贫穷地区变得更穷。

国内外不少学者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人力资本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管星淼（2016）[8]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江苏省为例，研究了人力资本向苏南、苏中、苏北地区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效应，认为人力资本向不同地区转移，对缩小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白鑫（2018）[9]构建人才的吸引力评级指标，以东北地区为例，讨论人才数量和人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人才数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指出当前东北区域人才流失，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而经济萧条也将导致该地区人才不足。Nguyen（2018）[10]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自上而下的知识流动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缺失的环节进行了实证研究。李培园等（2019）[4]通过建立二阶滞后PVAR 模型，选取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18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人才流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关系。Crane 和Christopher（2019）[11]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根据人力资本存量评估社会资本流动，描述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可能采取的不同形式，扩展了知识存量和知识流动的概念。蔡文伯和莫亚男（2020）[12]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收集了11 年30 个省的面板数据，认为人才流动对提高省区域经济质量增长的作用显著，人才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的正相关关系。

一部分学者也发现人才流动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Zhou 等（2018）[13]的研究结果指出不合理的流动可能会加剧本已存在的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区间差距，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喻修远和王凯伟（2019）[14]指出人才流动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不利于人力资源有效配置，对人才的定义过于狭隘。柯江林和孙仁斌（2021）[15]指出我国人才流动的双流通体制中还存在着思想观念、信息平台、政策体制等诸多障碍，阻碍了人才从供给侧向需求侧有序全面的流动。

综合上述观点，一部分学者针对人才流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比如赵艺（2020）[16]的研究，提出要制定人才回流和引进政策。顾玲琍等（2019）[17]提出借鉴国内外在激励机制方面的政策体系、平台机制、流动模式和实践经验。顾雅君（2018）[18]建议挖掘人力资源的差异化优势，杜绝人才浪费。陈建勋和梁朝晖（2021）[19]建议要给予更为积极的人才政策支持，制定“20-30-40”梯度人才政策。洪欣平（2021）[20]建议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落到实处。

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和成果已经相当多，对探讨人力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有积极作用。对该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由于统计数据收集的困难程度及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其结论仍存在争议，但国内外研究者都认可人力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这一观点。但是大部分研究是从人力资本理论内容，人力资本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或者是单个省份的角度进行的分析，而关于都市圈人力资本合理流动的研究不多，或者不够系统不够深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上述方面的考虑，本文将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应用于上海大都市圈人力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性分析的实践之中，进一步探究上海大都市圈人才流动与都市圈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

三、理论与机制分析

综合文献和资料，人力资本流动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可以分为人力资本流入、流出两个视角。都市圈是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集合。都市圈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人力资本在都市圈内部的流动更加便利。

从流入角度出发，都市圈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流入关系紧密。都市圈是一定阶段城市化的产物，都市圈有非常发达的经济和生产技术水平，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丰富的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王海虹和卢正惠，2017）[21]。都市圈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流动，大量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流动有利于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本流入能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促进技术创新等方式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发展（王胜今等，2020）[22]。

从流出角度出发，都市圈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流出紧密相关。通过收入转移效应，人力资本流出可以提高流出地的相对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李兰冰等，2020）[23]。尽管人力资本流动有利于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作用仍旧有限，对于人力资本流出地来说，青壮年迁移后，剩余人口多为老人和儿童，劳动力供需匹配不当，就业结构矛盾，流出地会经历“人力资本流出-产业发展受限-结构性失业”的过程（俞会新和吕龙风，2021）[24]。

据此，人力资本流动会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力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李培园等，2019）[4]。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大规模外流会对流出地的经济发展起明显的抑制作用（李晓阳等，2015[25]；楚尔鸣和曹策，2019[6]）。因此，人力资本如何流动，究竟对都市圈经济有何种影响，取决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协力。

四、人力资本流动对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使用说明

根据上文的推理，区域人力资本流动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力资本流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考虑到我国关于人口普查资料，在各地区的统计年鉴中，没有不同教育程度和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分组数据，因此无法计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因此，采用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来近似替代区域间的人力资本流动。

在上海大都市圈中，除直辖市上海外，包括上海周边八个区域中心城市，分别是：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和舟山。本文基于2006—2018 年各地统计年鉴，使用人均GDP 数据，人口流入总数，人口流出总数。人口流入总数，人口流出总数即将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当地常住人口减去当地户籍人口，差额为正，则是说明该地区人口净流入，反之则是净流出。

（二）灰色关联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研究变量序列之间关联度的定量分析方法，首先根据系统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定量描述，然后比较。通过对动态过程发展状况的定量分析，得出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关联度分析的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用来表征系统行为的数据称为参考序，记为X0（t）；受系统行为影响的其他因素的序列称为比较序列或子因素序列，记为Xi（t）（t=1，2，3…n；i=1，2，3…n）。

第二步：变量元素的无量纲化，通常通过将每个序列的第一个Xi（1）除以自身和其他数来初始化序列，则Xi（t），X0，X1，…，Xn可变成如下形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汇总2006—2018 年人口流入和流出数据，得到上海大都市圈的流入人口总数X1，流出人口总数X2，以及上海大都市圈九个城市的人均GDP（X0）。遵循灰色关联分析的步骤，以都市圈内人均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X0，人口流入、流出数据序列作为比较序列。计算出13 年上海大都市圈人力资本流动与人均GDP（X0）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上海大都市圈人力资本流动和人均GDP 关联系数、关联度表

根据表1 可观察出上海大都市圈内人力资本流入与经济发展关联性非常显著。2007 年，上海大都市圈的区域人力资本流入和都市圈人均GDP 灰色关联度达到0.983 5，在13 年中最高。虽然从2012年开始两者关联度逐年下降，但均值仍保持在0.787 4。由表1 可见13 年间，人力资本流入对大都市圈经济发展起正向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大都市圈经济与社会发展。人力资本的流入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崛起发展贡献颇多，极大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年轻力壮，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是上海大都市圈打造成世界顶级城市群的核心力量，有利于地区生产总值的进一步增长。与之相对的，人力资本外流呈逐年下降趋势，下降速度缓慢。相比于2007年人力资本流出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0.904 9，至2018 年，关联度减少0.571 6，13 年中，均值只有0.583 2左右。可见，地区人力资本流出对上海大都市圈的经济发展关联度不大。究其原因，虽然人力资本外流在短期中可以缓解流出地区的人口密集，庞大的就业压力，但从长远来看，人力资本消耗的流出用于流入地区，但一些社会管理成本仍需流出地区承担。该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关联度不高的情况。

同时，由表1 可知，对于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上海大都市圈人力资本流入胜于流出的人力资本，从13 年的均值可以看出，即流入均值0.787 4 高于流出均值0.583 2，两者之间的比例也在逐年扩大。

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2006—2018 年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当地统计年鉴，可以得到上海大都市圈范围上海大都市圈人口迁移矩阵，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2006—2018 年上海大都市圈人口迁移矩阵

根据表2 可知，2006—2018 年间，即使在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基数庞大的前提下，人口迁入率也在逐年平稳增长，表明该区域对人才吸引力度增强。从人口迁出人数来看，数量不断递减，从逐年降低的流出比例可推断，上海大都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当地就业形式较为乐观，就业渠道日益丰富。人力资本结构也开始向相对高端转变，流动的效率在提高。

本文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流动对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综合关联效应。将表2 计算出的人力资本都市圈流动率与表1 的人力资本流入、流出关联系数相乘，计算出的结果就是上海大都市圈人力资本流动与人均GDP 的相关效应规模指数，具体如表3 所示。

由表3 知，流入综合系数从2006 年的0.050 9 下降到2018 年的0.039 8。又由表1 知，关联系数从2007年的0.983 5 下降到2018 年的0.476 6。由表2 知，人力资本流入量的变化没有很多，可推断关联数值的下降是其中主要的原因。结合实际，上海大都市圈地区的人力资本市场正趋于饱和，人力资本的流入所带来的经济反馈越来越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缓慢下降的趋势。流出综合系数从2006 年的0.087 8 逐年递减，到2018 年，系数下降至0.020 6。可以看出，上海大都市圈人力资本流动对地区GDP 的综合影响系数逐渐减小。造成的原因可能是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经济较为活跃，物质资源丰富，就业基数庞大，就业机会增多，大大减少了人力资本的外流。人力资本外流提供的经济反馈正在减弱，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也在减弱。

表3 上海大都市圈人力资本流动和人均GDP综合关联系数和总系数表

流动影响总系数从2006 年的0.138 7 下降到2018 年的0.060 4，呈现下降趋势。流动影响总系数由流入和流出两部分加总构成，这说明两者对经济做出的贡献均在减少。2009 年开始，流动影响总系数下降幅度较大，流入综合系数大于流出综合系数，流出综合系数下降幅度也较大。可见人才流失在某种程度上对上海大都市圈经济、产业的发展有所冲击。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分析人力资本流动与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定量角度出发，使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测度上海大都市圈范围内人力资本流入、流出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1）上海大都市圈内人力资本流入与经济发展关联性非常显著，人力资本流出对上海大都市圈的经济发展关联度不大。（2）上海大都市圈整体人力资本流动的效率在提高，人口迁入率逐年增长，随着人力资本迁入量的增加，经济也在增长，人口外流呈现逐年下降趋势。（3）上海大都市圈人力资本流动对地区GDP 的综合影响系数逐渐降低。即人口流入所带来的经济反馈越来越小。总体而言，人力资本流动对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呈正向积极作用。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率，都市圈应更加重视人才引进和提高人力资本净流入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二）政策建议

目前，各地纷纷实施人才政策吸引人才到本地从事生产活动，吸引更多有针对性的人才，确保人才吸引有序有效。基于此，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提高都市圈人力资本水平。高等院校学科专业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有助于提高学校人才就业率，还能加快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才培养不只是规模数量的增加，还应适应当地经济与人才的匹配。“十四五”开局以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中，对于各项人才的需求必将持续增加，因此，对于人才的培养应注重多样性，提升人才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人才调整。人才的继续教育也必不可少，经济发展也增大了对高层次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新人才的流入会对区域内已有人才产生竞争，人才自身应树立接受继续教育的意识，重视继续教育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必要性，积极吸收新知识，培养新技能，形成个人的核心竞争力。用人单位应按周期为公司员工提供与社会经济发展接轨的专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也应对继续教育进行积极的调控，提高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物质和精神激励有机结合，强化人才保障和配套措施。人才流动时往往关注的问题很多，例如当地房价、薪酬水平、过渡性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工作安置、随迁老人医疗资源使用等。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当地买房，子女学校就读及老人养老等家庭层面的问题。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房价相对较高，地方政府需要出台购房补贴政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加强教育资源供给，减少教育资源配置障碍，提高教育资源质量，教育资源不应只以户口所在地为标准，以防歧视，为人才子女转学提供政策便利。随迁老人方面，要增设老人便利设施，改革医疗保险异地结算，实现线上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全覆盖，降低资源使用成本。除此以外，要为老年人举办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以提高他们的社会融合能力。

第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首先，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不同，人才的需求和数量也不同。户籍制度改革应改变统一的户籍管理模式，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户籍制度。其次，要想实现地区间人才的自由流动，人尽其才，才适其职，致力于营造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流动环境，应从改革和户籍有关的人才流动管理制度入手，减轻户籍对人才流动的约束力，进一步消减户籍对人才流动的限制性。最后，致力于构建公平公正的。人才流动环境，户籍管理方式需进一步改进，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消除人才流动障碍。针对日益多变的多层次与复合型人才，采用不同类型的新技术管理方式，加快提升户籍管理水平。并且可以借鉴国际户籍管理经验总结，对其进行中国化实践，实行一种身份管理转变，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在流动的过程中，不受地域和岗位部门的限制，促使人力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化和自主化。

第四，加大交通设施建设，满足人力资本流动需求。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都市圈的发展密不可分，相互促进。以目前大都市圈人才多元化流动的现状来看，港口和机场集群的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合作有待提升，轨道层次的缺失已经成为开发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的缺陷。上海都市圈城市铁路建设速度滞后于人口、工业等因素的流动，铁路网密度仅为0.03km/m2，远低于东京和伦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来满足人力资本流动需求。除此以外，可详细规划城市慢行体系，例如公交路线，步行道等，尽可能提高人才出行满意度，吸引人才流入，实现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