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引

[關鍵詞]自然 社會 平等 差異 性別研究 學術體系

婦女/性別研究在當今學術界已經成爲一門顯學，不僅貫穿於知識生產的各個領域，而且對現實社會的改造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對它做回望與前瞻的同時，還需進一步追問：它作爲一門學問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貫穿於整個知識體系中的核心要義是什麽？性別規範在社會文明建設中處於怎樣的位置？它如何推動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執行中的公平與公正？對上述一系列問題的回答，既涉及婦女/性別研究學術體系的建立，也關乎這一新興學科的定位及其發展走勢。如果將中國置於世界之中，則會發現，當代中國的婦女/性別研究既是世界婦女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有着鮮明的中國特色。近年來，中國的婦女/性別研究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基礎理論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概念內涵的不確定，使學科間、學者間乃至國際間的對話嚴重受阻；碎片化與宏大敍事在知識生產中的二元對立，使“樹木”與“森林”之間的內在關聯難以凸顯；對西方概念的套用與現實問題的脫節，使日常生活裏許多自相矛盾的複雜現象難以有效解釋；系統性知識的缺乏，使大衆層面的性別平等意識難以普及。凡此種種，都限制了婦女/性別研究向縱深發展。本文嘗試從婦女/性別研究的一些基本問題入手，在歷史與邏輯的脈絡裏釐清概念邊界，以便爲學者與學者之間、學者與大衆之間、學者與決策者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廣泛交流奠定認識論基礎，進而理解各種不同身份的“女人”是怎樣被他者和個人共同建構起來的。

一 性別差異：人與自然之間

男性與女性之間是有差異的，這似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如何看待這種生理差異以及建立其上的性別文化和制度，是歷代學人始終糾纏不清的問題。如果拋開人的個性化特徵，將男性、女性作爲兩個相互獨立且相互對應的群體來看待，自然的生理差異就成了“類人”之間相互區分的一個標誌。問題的關鍵是，在未來性別文化和制度建構過程中，究竟該依據怎樣的標準賦予性別間的生理差異以社會意義，並形成一定的知識體系和人們認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對人的思想觀念和日常行爲產生影響。

（一）性別差異的文化建構及其哲學意蘊

性別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個重要維度。無論是文學藝術作品對兩性形象的塑造，還是日常生活裏人們對性別氣質的規制，性別差異都是人們認識社會和塑造自我的一條重要途徑。儘管人們在性別關係處理中因爲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特點，但在哲學層面，有知識的文化人常常會在主流意識形態與人們的日常行爲之間尋找張力，同時藉助語言、文字、圖像等符號系統，通過概念化、理論化的抽象加工，使一定的性別文化在社會上廣泛傳播。

回溯歷史，具有明顯性別特徵的諸多概念在時代變遷中會不斷被賦予新的含義。比如，丈夫/妻子、父親/母親、兒子/女兒、女婿/媳婦、兄弟/姐妹等稱謂所蘊涵的角色身份和社會責任的背後，性別差異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形成的男婚/女嫁、男外/女內、男耕/女織、父職/母職、賢夫良父/賢妻良母、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等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性別規範，不僅塑造着一個人的性別角色和身份認同，同時也劃分出了男人與女人之間不同的生活空間和活動範圍。因此，如何認識或定義男人與女人在公私領域的地位，差異(包括相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如果超越一定的歷史語境，在哲學或文化層面理解性別間的差異，產生於中國文化土壤裏的剛柔相濟、陰陽互補、主輔並舉、乾坤挪移、天地共生、男女和諧等概念範疇，無論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都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

在追求平等與公正的新時代，重視差異依然是人們分析認識問題的重要視角。人就其本質而言，首先是隸屬於自然界的，因此，將自然因素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一個必須強調的重要前提。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實體性的人之所以作爲相對獨立的類別被認作一個總集，主要是因爲其共有的社會組織和文化能力有別於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可以被抽象爲一個“同質性”的群。而在人類群體中，如果按性別來界定，男人和女人就分別是子集，其本質差別就在於自然生成的兩性生理差異。①李小江：“談談女性/性別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對女性本質主義批判的批判”，《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2020)：6。所以，在性別研究和性別理論的建構中，如何看待兩性之間的生理差異(比如，女人“生娃”這一問題)，始終與女性和社會的發展聯繫在一起，並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定義。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兩性之間的生理差異就成了人們思考性別問題的邏輯起點。

人類、類人、個人衹有正視自身的自然屬性，重新確認人的自然屬性在本體意義上與社會屬性所具有的同等價值，纔有可能掙脫純粹自然的羈絆，在順應自然的約束力中獲得現實的自由。②李小江：《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第7頁。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自然的和生理的與人文的和社會的之間，一方面在“萬物有序”的認識論中，兩者有着明顯界分；另一方面遵從“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兩者是不能截然割裂的。天/地、男/女、夫/妻、陰/陽等，相互對應而不對立，在互補中相互滲透。③李小江：“中西文化關鍵詞研究：性別(gender）”，樂黛雲、李比雄 主編《文化對話》(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第122～126頁。因此，人的生物性奠定了男女“同爲人類”的本體論基礎；同時，“生物性”(sex)成爲男女“類分”的根據。男女成爲兩種“性屬”，每類“性屬”又被認爲具有生物規定的獨特屬性。而男女的同一性和差異性的同步建構，可以說是同一棵樹結出的兩種果實。④宋少鵬：《“西洋鏡”裏的中國與婦女：文明的性別標準和晚清女權論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第180、195頁。

（二）性別生理差異帶給女人的種種困擾

家與社會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兩個重要場域，也是性別分工和角色定位的一個重要依據。女性之所以從古至今始終與“家”糾纏在一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女性的生殖功能在家族/宗族/民族/國族延續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如何看待並定義女性在人的孕育、生育、養育、教育過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就成了歷代學人和國家“定義”女性的一個重要依據。綜觀中國歷史上的“女人”及其生命歷程，真可謂成也子宮，敗也子宮。

1.古代社會：女神與女奴的交織。在人類漫長的遠古時期和古代社會，身爲女性，其存在的意義或價值始終與婚育相聯繫，存種和生存的需要使女性的生育功能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甚至因其神秘而備受崇拜。“女神”作爲女性的代名詞在歷代學人的筆下不斷被建構或想象。女人能生育尤其是生男孩，便可在家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榮譽或地位，否則就會被極度貶低。這種因姻緣和血緣在家庭中所形成的自然身份——如女兒、妻子、媳婦、母親等以及與此相適應而建構起來的孝女、賢妻、節婦、慈母等社會身份，作爲生活的重要內容貫穿在了女性生命的全過程(“自我”始終是隱而不顯的)。於是，女性是否能“生”會“育”，與家國的生死存亡聯繫在一起，就成了女性一生全部的意義之所在。

2.近代社會：女性與女人的糾葛。女性因生育功能無論被尊爲“神”還是被貶爲“奴”，都與“人”相去甚遠。隨着近代工業革命的興起和人權觀念的普及，表現在婦女解放領域就是女性從家庭走向社會，爭取在社會生活領域與男性同等的各種權利。這種婦女解放思潮與近代中國的國族振興相聯繫，在興女學過程中有關“國民之母”和“強國保種”的討論，在女國民身份塑造中有關“新賢妻良母主義”的倡導，在文化想象中有關“娜拉出走後又會怎樣”的爭議，在現實境況中有關“生育”與“生利”的關係述說等等，都離不開女性“生育”這一恒常主題，無論是女權論者還是賢妻良母論者。⑤[日]須藤瑞代：《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125頁；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第83頁。一些研究者指出，當身體作爲人的本體存在的基礎時，平權論者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面對和處理“同爲人類”和“男女類分”的內在困境。⑥宋少鵬：《“西洋鏡”裏的中國與婦女：文明的性別標準和晚清女權論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第180、195頁。因此，一些知識女性在對賢妻良母觀的現代轉換中，既反對舊式家庭女性的依附和無知，要求擁有現代文明知識與獨立自主能力，又反對新女性中以操持家務爲無價值無前途的偏激認識，努力建設和諧健全的家庭生活，承擔爲母爲妻的家庭責任。①夏一雪：“現代知識女性的角色困境與突圍策略——以陳衡哲、袁昌英、林徽因爲例”，《歷史書寫中的女性話語建構：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集萃》(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7)，第260頁。

3.現代社會：家庭與工作的衝突。在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下，女性大規模從家庭走向社會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隨之而來的是家庭與工作/事業之間的矛盾或衝突。歷史上曾多次出現的“婦女回家論”②范紅霞：“20世紀以來關於‘婦女回家’的論爭”，《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6(2011)：8。，就從一個側面說明婦女在現實生活中面臨的兩難處境。尤其是近兩年，不斷被網絡推上熱搜的不婚、不育、代孕、全職太太/全職媽媽等問題，使得女性與生育的關係問題再次凸顯；隨着國家“三孩政策”的落地，有關家庭與工作平衡的各種討論再度引起熱議。因此，生育作爲生命和身體的源頭，如何處理生物性母職和女性個體的身份以及身體的主體性問題③吳小英：“母職的悖論：從女性主義批判到中國式母職策略”，《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2021)：30。，就不單單是婦女解放和性別研究的重要議題，“人的再生產”作爲人類社會得以維繫的重要前提④李潔：“重新發現‘再生產’：從勞動到社會理論”，《社會學研究》1(2021)：23。，以及在整個社會結構和秩序中所佔的重要位置，無論把家庭與社會分離還是融合，性別及其勞動分工的問題都是其中的核心要義。從國家政策或制度建構的層面講，無論是《勞動法》還是《婦女權益保障法》，其中有關女性的各種保護、幼託服務、禁忌勞動等規定，都與性別間的差異認定緊密聯繫。

（三）性別研究中“本質”與“建構”的持續爭論

“差異”是婦女/性別研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分析範疇或解釋框架，而如何看待性別間的生理差異，本質論與建構論歷來就存在着激烈的爭論。在以往的研究中，波伏娃(S. d. Beauvoir, 1908—1986)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養成的”這一表述不斷被建構論者所引用，並在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然而，在李小江看來，人從降生的那一刻始，便先天地預示了他/她不同的性別生活道路，並因此造成了各種不相同的行爲方式和心態結構；⑤李小江：《性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第53頁。所以，“女性是天生的，女人是被造成的”，因而可以自我塑造，但前提是正視“差異”而不是否認它。⑥李小江：《女性烏托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第8、40頁。她同時坦言，強調差異，並不排斥相似性——相似性是抽象的，是人類社會共存的基礎；差異性是具體的，是不同文化賴以生存的根基。求同存異是一種理想的境界，可以避免在相似性中迷失自我。⑦李小江：《女性烏托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第8、40頁。

其實，這裏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承認性別差異，而是在現實中如何看待差異或站在怎樣的立場上定義差異，以解決人們所關注的“性”之“別”問題，進而說明生理上的“不一樣”與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係，以便爲“解構”提供依據，爲“重構”奠定基礎。一些研究者在對(西方)女性主義學術史的回顧中說道，本質論與建構論之間的爭論是一定歷史條件下女性主義自身發展的結果，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任何一種政治訴求都是文化的反映，女性主義是對現存文化權力結構明顯不平衡狀態的反抗。既然人們已經意識到人的局限性、理論的局限性，那就承認差異、接受差異，這較之於一味追求“平等”更有利於婦女解放。⑧柏棣：“平等與差異：西方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理論”，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第14頁。另外一些研究者則指出，性別本質主義與性別建構主義形成了一個二元論結構，這在實踐層面和學術發展上導致了種種困境，常使人處於無路可走的境地。具體來說，性別研究的目標到底是什麽？是要無視性別的男女平等，還是要男女有別的平等？由此導致兩種不同的行動取向。女性特殊論者強調，女性應當保持和發揚自己的女性特徵，同時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在實踐取向上對“母性”以及對傳統性別角色的認同，又將女性的活動空間限制在了家庭之內。絕對平等論者認爲，女性應當享有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包括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如果強調針對兩性不同的社會地位而制定兩性不同的法律或保護婦女的法律，將意味着使兩性不平等的狀況永遠制度性地存在着。①佟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289～290頁。因此，如何看待性別間的生理差異、社會差異以及歷史生成問題，到底應以什麽樣的理論爲基礎來建構當今的性別文化和制度，這樣的討論遠沒有結束。但無論從怎樣的角度出發，衹要事關人類存亡的人口再生產中的“十月懷胎”衹能由女人來承擔，性別間差異的討論就不會終結。

二 性別平等：人與社會之間

社會是由各種關係結合而成的複雜機體，就性別關係而言，自古至今就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和制度，涉及家庭與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並用以規範男女間的各種行爲。在當代，追求平等和諧的性別關係，既是人的一種情感或精神需要，也是對傳統不平等的性別制度的一種反叛。

“父權制”或“男權制”②李銀河：《女性主義》(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第9頁。不僅是婦女/性別研究的一個分析範疇，同時也是一種歷史存在。總體而言，父權制是壓迫女性的，因此，批判、改造乃至顛覆父權制度，建構新的適合於兩性共同發展的性別文化和制度，就成了婦女/性別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性別間自然的生理差異無論怎樣都不能成爲性別不平等的正當理由，但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兩性之間的生理差異通過姻緣、親緣、血緣等傳統文化的長期鍛造，不僅在家庭與社會之間劃出了一條嚴格的性別分工界限，並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規範，而且以此爲基礎建構了兩性完全不同的性別氣質，如男剛強、女柔弱的審美標準，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定位，男尊貴、女卑賤的倫理規範等等。儘管世界歷史文化的形成千差萬別，但父權制在歷史上的存在則具有驚人的一致性，其存在或表現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中國歷史上，以“宗族”“宗法”爲核心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文化系統。這種性別制度的設計，作爲國家治理的一種基本制度架構，貫穿中國古代歷史的始終。“男女有別”和“內外有別”，不僅將男性家族(內)與女性家族(外)通過一系列禮俗規範嚴格區別開來，並在實際生活中區別對待，而且將男性與女性的場域分工用“內外”加以區隔，把女性的性別角色定位在家庭之內、社會之外，將男性的性別角色定位在家庭之外、社會之內，進而通過各種道德、法律、習俗的規範來維護社會秩序的運行。在運作過程中，“以男性爲中心”的“經”和“因”作爲內核是始終不變的，而以女性主體能動作用的發揮爲核心的“權”和“變”作爲一種生存策略和生活智慧，則會因時、因地、因人處於一種流變狀態。具體來講，“經”是指由性別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模式決定的、建立在價值和權力關係上的尊卑貴賤以及婚姻家庭制度上的男性中心的、夫家本位的、父權—夫權至上的禮制習俗；“權”是指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彈性和空間。“權”的存在不僅可以在“經”對婦女的壓迫方面產生張力，同時也昭示了中國性別關係的複雜性和在地特色。“變”既是一種共時性的出於制度內在需要的“權宜”之變，也是一種歷時性的隨着時移境遷而顯示出來的量變和部分質變。③杜芳琴：“婦女研究的歷史語境：父權制、現代性與性別關係”，《浙江學刊》1(2001)：107～108；“華夏族父權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浙江學刊》3(1998)：50；“商周婦女地位與貴族婦女地位之比較”，《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1998)：61。

如何看待建立在自然性別基礎上的社會性別，學者們各有看法。一些研究者指出，家庭是人們的動物性血緣關係在精神上的反映，血緣關係以及塑造血緣關係的姻親關係在家庭內部表現爲三種自然情感關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它們在古希臘和原始儒家思想中都是基礎性的。而對這三重關係及其“隱喻”的不同理解，是考察不同文明以及同一文明之變遷的重要變數。而對自然情感的這種不同想象，是不同文明中社會政治倫理構建與分化以及支配形式選擇的起點。④肖瑛：“‘家’作爲方法：中國社會理論的一種嘗試”，《中國社會科學》11(2020)：177。而在中國歷史上，通過婚姻關係所形成的“夫婦”作爲“五倫”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僅規範着家庭內外的各種關係，而且維護着家庭/家族的穩定。因此，文化慣習、公共政策、法律條例建構性別的基本方法就是將人區分爲男人與女人，並以嚴格的公域與私域的劃分作爲其對應的活動空間。①楊菊華：“時間、空間、情境：中國性別平等問題的三維性”，《婦女研究論叢》6(2010)：12。在儒家的倫理秩序下，男女以“性屬”二分的類別及其觀念建立起來之後，對男女生理差異的社會意義或者說社會後果作出解釋就成爲理之當然。而儒家的人倫秩序作爲一種性別化的社會秩序，這個秩序的塔基就是“男女有別”。在中國家國同構的儒家倫理/政治秩序中，家庭和性別關係具有基礎性作用。②宋少鵬：“平等和差異：近代性‘別’觀念雙重特性的建構”，《婦女研究論叢》6(2012)：45。

縱觀華夏性別文化發展史，父權制建立後，“權力”交接和“生育”佔有始終是這一制度結構延續的軸心，由此，在父權制的結構系統之中，道、制、治也都有了非常大的解釋空間。在這一結構系統中，無論“男女有別”還是“內外有別”，女性的被排斥和被限制總是與女性在空間縫隙中施展才華並存，女性所處的屈從地位與女性抵抗性的主體能動同在。但在性別研究中，絕對不能把婦女的生存“策略”與父權制對婦女統治的“戰略”相混淆。所以，婦女/性別(史)研究要深刻揭示父權制變革和滯留因循的具體表現及其原因，並積極創造條件，促使性別關係朝着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方面轉化。③杜芳琴：“華夏族父權制研究的再審視與‘內外有別’概念框架的新探索”，《婦女與性別史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第3輯，第164～165頁。也就是說，推動婦女解放與發展，需要從根本上推翻壓迫婦女(同時也壓迫男性)的父權制性別制度；不從制度的結構性層面做出改變，女性的發展空間仍然有限。

將父權制作爲分析框架，婦女/性別研究就不衹是“婦女的”，而是與整個社會的運行機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自然、婚姻、生育、世系、血緣、姓氏(傳承)、軍事、祭祀、管理、土地、人力、財富、地位/位置、身份、聲望、資源、權力、利益等一系列社會生活的基本問題，通過空間/職事、家庭/家族、國/家(家/國)、男/女、公/私、內/外、陰/陽、乾/坤、天/地等分工和隱喻，以及建立其上的剛/柔、強/弱、尊/卑、貴/賤、親/疏、主/從等價值評判標準，男女之間的日常行爲就與社會機制或國家機器的運作緊密地聯繫起來了。④杜芳琴：“華夏族父權制研究的再審視與‘內外有別’概念框架的新探索”，《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第3輯，第166頁；“陰陽乾坤說與中國傳統性別文化”，《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1995)：65；“等級中的合和：西周禮制與性別制度”，《浙江學刊》4(2002)：207。由於父權制意識形態及相關的文化符號、儀式具有褒揚男性價值、貶低女性價值的傾向，而文化又通過社會化的過程將不平等的性別意識形態合理化、合法化，並形成代際傳遞。⑤佟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第11頁。這種男女二分的性別制度設計和行爲規範，使女性的勞動價值大打折扣，女性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因此，隨着近代工業革命的興起，如火如荼的婦女解放運動和豐富多樣的女權主義思潮，就成了社會變革的重要導火索或引爆器。

當然，女性主義不衹是“女性的”主義⑥暢引婷：“女性主義不等於‘女性的’主義”，《光明日報》2015-07-01。。它作爲人類思想文化的共同結晶和社會變革的重要理論資源，奮鬥目標一定是超越女性的，即從關注婦女利益擴展到關注全社會所有弱勢群體的利益，在實現性別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有學者甚至制定出了短期、長期目標：短期目標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長期目標是“從爭取兩性的和諧發展，到爭取性別界限的模糊化，最終使性別作爲一個社會分層因素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使所有的個人都能使他們的個性得到充分的發展和實現，從而不僅實現男女兩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實現所有個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時，最大限度地保留個性的差異，沒有一個人會因爲自己的性別感到任何一點壓抑”。⑦李銀河：《女性主義》，第304～305頁。儘管這一願望的達成還相當艱巨，但持續不斷的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把有關“婦女”的問題變成了公共的議題，把女人的特殊問題變成了大衆話語，無論對個人生活的改變，還是對社會公正的實現，都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

三 婦女/性別研究：人與人之間

世界範圍內的性別不平等由來已久，對其產生根源和改變路徑的探討歷來是見仁見智。如何認識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與平等，如何分析各種不平等產生的體制或機制，如何看待國家與個人在現實不平等改變中的作用或能量，不僅關涉男人與女人、女人與女人之間的日常關係處理，與人們的幸福指數和安全感密切相關，而且涉及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再建構中的理論指向，乃至方向路綫的確立，與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密不可分。事實上，性別關係的建構是一個社會實踐的動態過程，個人的性別認同與社會的性別認同是否需要統一，或怎樣纔能統一，始終與歷史發展和時代變革相聯繫。

（一）女學視域：改變不平等的性別關係

婦女學或婦女研究在當代的興起，與婦女的受壓迫境遇和婦女群體的覺醒密切相關。①暢引婷：“中國婦女與性別學科的發展演變及本土特徵”，《晉陽學刊》1(2009)：19；“在學科跨越中創新婦女/性別研究的知識體系”，《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6(2020)：34。當女人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困惑、困難、困境而無所適從或不能自拔時，當女人在傳統的書本知識裏找不到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答案而焦灼難耐時，她們開始將自己難以名狀的各種苦惱或煩悶訴諸筆端，昭告於世，並探尋出路。但是，婦女問題的提出，不單單是女性個人情緒的宣洩和群體經驗的書寫，它在社會發展中與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在女性主義的理論框架和思維模式下，女性始終是作爲一個整體與男性對應或對立的，強調婦女運動中的“姐妹情誼”和“婦女統一戰綫”，注重女性在不合理的性別文化和制度改變中的集體合力。儘管交叉理論強調性別內的階層或族群差異，但更多是爲了滿足不同層次婦女的現實需要或政治訴求，而不是消解女性內部的團結。所以，在婦女/性別研究領域，對女性聲音、女性經驗、女性感受、女性心理等方面的特別關注，不僅在知識生產領域帶來了革命，而且對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和再生機制形成了挑戰。

婦女學視域下的性別研究，在社會實踐層面具有相反相成的兩個特點：

其一，追求女性在社會生活領域與男性的權利平等。相對於家庭的狹小空間，社會場域的廣闊無垠更令人憧憬或嚮往。回溯近代以來中國婦女解放的歷程，實際上就是一部女性在社會生活領域追求與男性同等的各種權利的歷史。從要求法律地位上與男性同等的參政權、受教育權、財產繼承權、就業權、社交公開權等，到現實生活中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一切領域的實質性參與，無不證明着“女性不比男性差”。而爲了加速實現兩性間的實質性平等，在體制建立或機制運行中凸顯性別平等的原則，一方面是在“男女都一樣的”前提下，對男女平等進行對稱性保護(比如，在幹部選拔或代表選舉中對女性比例的限定等)，另一方面是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對婦女特有的需求進行保護(比如，對懷孕、生育、墮胎等女性獨有的生命歷程的關注)。因此，實質性男女平等的實現，需要充分考慮婦女的獨特經歷及由此所帶來的不利處境，並採取專門針對婦女的措施。②戴瑞君：“法律如何定義對婦女的歧視”，《婦女研究論叢》5(2021)：57。但也不可否認，承認性別差異在體制上給女性帶來好處的同時，女性也付出了代價——那些爲保護婦女的特殊利益而設計的措施，其結果恰恰阻礙了與男人一樣的發展機會。例如，婦女的“四期”保護政策確實保護了婦女的健康和安全，但也把她們從某些行業中排擠出去，或減少了升遷機會。③佟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第290頁。在社會實踐層面，差異路綫和平等路綫都容易造成歧途。平等路綫容易陷入以男性爲標準的僞平等，差異路綫則容易將性別差異本質化，在婦女勞動保護中，差異路綫還易於將生育病理化，過分誇大女性在生育期間的工作無能，並將兒童照顧責任女性化。①王向賢：《爲父之道：父職的社會建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第91頁。

其二，強調男性在家庭生活領域與女性的義務平等。從沿襲幾千年的性別分工來看，“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定位，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了兩性不同的勞動場域，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歷史文化特徵的性別運行機制，即男性在外掙錢以供養家庭，女性在內生兒育女以維持人口再生產或家族的興旺發達。儘管人們對社會勞動和家務勞動賦予了各種不同的意義，但“有酬”與“無酬”的區別使女性所從事的家務勞動完全失去了公共的價值。如果說在傳統的性別文化觀念裏，人們更多是在偉大母愛、無私奉獻等“美德”的包裝或激勵下，維護着家庭與社會機器的正常運轉，那麽，當女性大規模地從家庭走向社會、雙重負擔過重等問題日益凸顯以後，過去由女性單獨承擔的家務勞動，就不單單是女性個人的責任或義務，而是男性、社會、國家需要共同面對的。因此，從性別視角看問題，男性回歸家庭與女性共同承擔照料子女或老人的無酬勞動，也就順理成章。當今學界對“父職”的建構，實質上就是對傳統性別分工模式或男性氣質的一種挑戰。一些研究者指出，有關兒童照料的問題，在傳統性別結構和社會文化的影響下，父職角色被虛化和邊緣化。這種狀況又透過社會政策和制度的渠道和場景嵌入日常生活，成爲父親參與兒童照顧的父職實踐行動的脈絡背景，造成父職實踐的路徑固化。要想改變這種惡性循環，就要消除“密集母職”的迷思，喚醒男性的照顧意識與自覺，轉變傳統男性氣質形象，倡導“父母共同照顧”或者協同照顧以及推行性別平等的社會政策。②劉中一：“角色虛化與實踐固化：兒童照顧上的父職——一個基於個體生命經驗的考察”，《人文雜誌》2(2019)：106。強調家庭生活中的義務平等，一方面說明家庭生活中父職和母職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是對傳統性別分工模式的一種顛覆。私領域作爲實現平等的重要場域與公領域的有機連接，可以促進新的性別文化和制度的再建構。

（二）人學視域：確立女性的主體地位

如果說女學是爲改變女性命運和社會環境而誕生的一門學問，那麽，在人學視域下，女性則是一個與男性並列、並行的社會群體。她們不僅有能力、有信心改變自身的命運，而且可以爲社會乃至世界的改造貢獻力量，性別間的差異常常是隱而不顯的。

首先，在女性勞作方面。不論學界對家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家務勞動如何定義，也不論女性對自身所擔負的家庭角色是積極適應還是被動順應，家務勞動或家庭照料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不可或缺則是人們的普遍共識。逆境、困境雖然給女性的生存與發展帶來極大的阻滯，但越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越能磨煉人的意志，激發人的創造力。從古至今，由“女紅”所創造出來的諸多物質或文化產品(如嫁衣、小腳繡鞋、土布、繡品等)作爲生活必需和歷史記憶，凝結的不衹是女性的辛勞，而且融貫着女性的聰明和才智。吃苦耐勞、無私奉獻、艱苦奮鬥等作爲一種美德發展至今，也不僅僅是對女性單方面的要求，它已成了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在女性寫作方面。無論哪個階層、哪個族群的女性，都可以用文字來訴說日常生活裏五味雜陳的酸甜苦辣鹹。一方面，通過對女性生存狀況、生命狀態、生活經驗、人生體驗的盡數呈現，充分展現女性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另一方面，通過卷帙浩繁的文本/文獻纍積和不同的思想文化觀念傳播，將多元而不是單一的價值理念融會其中。如果說在女性不識字的古代社會，女性“寫作”還衹是有限個體的話，那麽，在當今社會，包含在婦女/性別研究和女性文學/文化之中的女性寫作，已經在社會生活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女性聲音的被聽見、女性作爲的被看見，使女性的主體能動作用得到了充分顯現。

再次，在女性創作方面。無論是環境所迫，還是心性使然，生活在不同境遇中的女性，運用繪畫、剪紙、美術、雕塑、音樂、舞蹈、影視、戲曲、建築、體育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僅在豐富的想象和無限的創造中放飛心靈，而且通過對千姿百態乃至千奇百怪的事物特性的呈現，爲人們認識世界和自我提供了多維視角。在藝術創造的諸多領域，女性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會自覺不自覺地隱含其中，並成爲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條重要途徑。

總之，在人學視域下，女性歷史的書寫和人類歷史的書寫是合而爲一的，而不是在性別間的比較中反襯出來的。從“人”而不是從“女”出發來定義女性，並不是要抽空女人的性別特性，而是試圖通過女性豐富多樣的社會活動，來展現女性“之所以爲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學術研究領域，女性文化、女性藝術、女性經濟、女性哲學、女性教育、女性心理等一系列與“女性”相關的命名或定義，反映的不衹是女性與知識或學問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蘊涵着不同時空中女性所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從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來講，男女兩性並無二致。在這裏，女性作爲一個整體被消解在了千差萬別的個體生命歷程之中。平等、尊重、自由、民主等，作爲一種理想信念在“挑戰自我”中不斷被賦予新的含義，進而使人類社會朝着更加文明與和諧的方向發展。

四 “婦女/性別研究”的學術價值何在

在當代中國學術語境下，無論是論文撰寫和著作出版，還是會議主題確定，“婦女/性別研究”或“女性/性別研究”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斜杠式表述已十分普遍且約定俗成。歷史地看，這種狀況的出現絕非偶然，其學術創新價值就蘊涵在平等與差異、方法與立場、男性與女性、知識與行動的互動之中。

（一）理論：平等與差異的辯證互動

如果把家庭與社會作爲人類活動的兩個重要場域，當人們從性別視角觀察事物或思考問題，乃至以此爲基礎來建構社會秩序的時候，男性/女性、男人/女人、男子/女子、男生/女生、男孩/女孩、父親/母親、丈夫/妻子、公公/婆婆、兄弟/姐妹、姑嫂/妯娌等一系列概念範疇的命名或定義本身，就已經隱含了性別間的差異。這裏的“差異”，既包括生理上的“不一樣”，也包括生活中的“不平等”。兩者相互交織，無論是對個人的日常生活，還是對國家的政策法律制定，都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性別間“同”與“異”的比較作爲婦女/性別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論原則，就成了人們在各種事務中處理性別關係的一種重要思維方式。“同”更多是在“人”的意義上強調性別間的平等，是性別研究和社會變革所要追求的價值目標；“異”主要是指因兩性的生理差異而建構起來的文化和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對兩性的“不一樣”對待。而如何看待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對兩性的各種“不一樣”對待，是當今學界爭議頗多並且難有定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有的認爲不一樣對待就是不平等，有的認爲不一樣對待不能與性別不平等完全畫等號。因此，“差異”這一重要的概念範疇，就不僅僅是在政治學的意義上指國別間、地域間、族群間、階層間、性別間、代際間現實存在的各種“不平等”，同時在歷史哲學的意義上還包含人們對兩性的“不一樣對待”所形成的各種具有不同地域特點或特色的文化傳統；無論經驗還是教訓，都是婦女/性別研究不可多得的一份寶貴資源。

從女性主義學術史的角度看，無論在文化與制度的建構中，還是在現實生活領域，性別間有關“同”與“異”的各種爭論始終沒有間斷過。李銀河對此歸納總結道，傳統的父權制性別觀念主張男強女弱、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男外女內，強調男女的區別和差異，並以此作爲性別不平等的基礎來構建性別文化和制度；現代的性別觀念不強調男女差異，提出“男女都一樣”，批判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刻板印象和二元對立；隨後發生了否定之否定，女性主義又重新強調男女差別，但更爲激進，最爲極端者爲女性氣質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價值或意義，試圖發掘各種“女尊男卑”的文化、倫理和道德理念，如讚美和平、關愛、養育等女性特質，貶低攻擊性、好戰性、毀滅性等男性氣質；後現代的性別觀念則主張弱化兩性界限，試圖以量的差異來代替質的兩分，認爲性別問題不再是簡單的兩極分化，而是一個複雜的、多側面的、動態的體系。①李銀河：《女性主義》，第18頁。“同”“異”問題上的兩難來自現實生活的需求：一方面，兩性的需求是有差異的，需要不同對待；另一方面，如果承認兩性差別，似乎又會強化男女不平等的現實狀況。因此，處理性別關係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爭取兩性政治權力上的平等，但應承認並保持其他方面的差異。並且，將性別問題上的立場區分爲戰略和策略兩個方面：在短期的策略層面，強調男女兩性的同一性，以爭取實現生活之中兩性的平等權利；在長期的戰略層面，消解男性與女性的性別身份，保留個人的差異，爲豐富多彩的個性的實現創造充分的條件。①李銀河：《女性主義》，第23頁。由此可見，無論在性別間還是性別內，平等與差異始終是對立統一的。在性別間，平等是絕對的，差異是相對的，如對女性的政策傾斜和法律保護，隨着技術革命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以及女性主體意識的增強，其差異性對待將會逐漸削弱。而在性別內，“相同”是相對的，差異是絕對的。不同的女性在不同的地域環境和生活境遇下，不僅通過千差萬別的人類勞動創造着女性歷史，而且通過文字書寫和藝術創造建構着多樣性的女性文化。

（二）性別：方法與立場的辯證互動

無論以女權/女性主義爲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而持續開展的婦女運動，還是把“女性”與“主義”相結合在“學”的意義上建構新的知識生產體系，“從女性出發”和“爲了女性”的政治立場都是極其鮮明且毋庸置疑的，或者說是必須要堅持的。但也不可否認，這種“以女性爲中心”的思維方式，有意無意將男女兩性放在了二元對立的位置上。從社會實踐的效果看，不僅遭到了男性的反對，而且在女性內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對何爲平等、如何平等、平等與差異之間的度如何把握等具體問題的認識，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婦女研究的深入和婦女解放的進程。因此，世紀之交前後，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中國婦女解放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性別”作爲一個核心概念在學界的廣泛使用，不僅在婦女研究領域掀起波瀾，而且滲透到了各個不同的學科領域，其意涵也在縱橫兩個向度得到拓展。

縱向來說，(社會)性別理論可以說是脫胎於女性主義，同時又是對女性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性別”一詞的表述相對於“主義”的政治立場，似乎更爲客觀或中性，也更容易被人接受；在研究策略上，女性“主義”的立場被隱含在了具體的性別敍事之中，甚至有一種被“性別研究”所取代的趨勢。橫向來看，自然性別與社會性別作爲硬幣的一體兩面，無論建構論者將二者“對立”看待，還是本質論者將二者“統一”處理，都是人類社會在性別秩序重建中最爲基本的結構性因素，衹是在認識中的思維路向不同罷了。建構論者強調人的主體能動性在性別文化和制度建構中的決定性作用，甚至認爲，人的自然性別也是人爲建構出來的，以便爲性別不平等的改造尋找理論依據；本質論者強調在時在地的歷史文化和制度對人的主體能動作用的制約性，認爲無論知識生產還是性別文化和制度建設，以及人與人之間新的倫理道德標準的建立，都應建立在一定的歷史基點之上，要求尊重性別間的差異，爲女性主體能動作用的發揮提供適宜的土壤。而爲了避免“將性別作爲方法”對女性主體身份的遮蔽，或是打着“性別”研究的旗號爲父權文化張目，斜杠前對“婦女”或“女性”的特別強調，便有了價值取向與研究方法相統一的深刻意涵。

對於社會性別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及其過程，一些研究者認爲，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舉辦之後，隨着西方女性主義的登陸，各種各樣的婦女研究名稱被“社會性別”(gender)所代替。因爲，“社會性別”是一個能夠將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個人體驗與宏大的社會結構問題勾連起來的全新概念和理論資源。無論研究者是否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大都會在研究範式上認同社會性別的研究視角；同時，性別分析方法也被視爲有別於階級分析方法，並在婦女和性別相關問題上更具適用性和批判意義的一種嶄新的方法論工具或知識生產方式。如此一來，也就等於說，爲婦女研究與國際接軌從而走向專業化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也爲相關學者之間形成學術共同體架起了橋樑。儘管不同學者對於這一新的研究範式的理解還千差萬別，但不可否認的是，從婦女研究到性別研究並不單單是名稱的改變，它體現的是研究立場從婦女本位向性別本位的轉換，顯示了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希望走出女性單一的性別、向更普遍的知識議題進軍和拓展的雄心。①吳小英：“性別研究的中國語境：從議題到話語之爭”，《婦女研究論叢》5(2018): 23。

關於女性研究與性別研究的區別，李小江認爲，“女性研究屬於本體論範疇，彰顯出‘她’的政治立場和鮮明的性別傾向，起於婦女解放並直接服務於女人的成長；性別研究屬於方法論範疇，主要用於歷史和文化解構，可以浸漫在所有與人相關的科學領域和社會生活中，服務於人類自我認識”②李小江：《女性烏托邦》“序言”，第1頁。。可以說，性別作爲當今國際社會所關注的重要議題，已成了知識生產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視角或理論指導。在社會變革的意義上，它是一種關於人們如何過好自己的生活，如何在醒着的每一天創造和再創造意義的理論。③[美]讓·埃爾斯坦：《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會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葛耘娜、陳雪飛 譯，“前言”第7頁。

（三）主體：女性與男性的辯證互動

婦女/性別研究雖然不是女性的專利，但女性在這一領域的獨特作用不可小覷。如果說在父權制佔統治地位的封建時代，女性是被男性塑造、爲男性服務的，那麽，百年婦女運動所帶來的女性覺醒，則爲女性經驗的書寫和女性自己定義自己提供了重要前提。女性在婦女/性別研究領域居多這一事實說明，性別經驗的知識化和性別知識的經驗化，不僅改變着傳統的知識生產體系和社會結構，同時也吸引了衆多男性學者的參與。而由男性參與其中的性別研究，既包括男性的女性研究，也包括男性的男性研究，男性的性別體驗和日常生活經驗在性別研究中的再現④徐琪：“從父職工資溢價到母職工資懲罰——生育對我國男女工資收入的影響及其變動趨勢研究(1989—2015）”，《社會學研究》5(2021)：15。，與女性的女性研究和女性的男性研究相對應，一方面在相互補充和制約中改變着性別研究領域的學術生態，另一方面在兩性視角的交鋒與融合中形成新的性別文化和制度。⑤林漫：“男性史：當代美國性別史的新視角”，《史學月刊》5(2021)：113。在這裏，男性的思想和觀點不一定都是以男性爲中心的，女性的認識和見解也不一定都是女性主義的。男女兩性和其他少數性別群體作爲“性別”的題中應有之義理應成爲被關注的重要對象，一方面在“人”的主體身份張揚中爲自我發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在“他者”或“她者”的鏡像裏看到不同層面的“我自己”，以及需要改變的地方。

與此同時，在社會的劇烈變革中，婦女運動將與男性運動彼此交融，共同推動性別不平等狀況的改變。但需要區分的是，進步的男性運動和保守的男性運動在婦女解放與發展中會產生不同的作用：進步的男性運動不是反女性主義的，而是真正反對性別歧視的運動，主張男性通過對女性主義的瞭解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包括正面的身份和反面的身份；保守的男性運動不能直面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狀，不願意承認性別不平等的客觀存在，其實質是希望保持兩性間的不平等關係，以維護男性在性別關係中的特權地位。⑥李銀河：《女性主義》，第287～293頁。婦女/性別研究以及建立其上的婦女運動，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喚醒所有人的性別覺悟，共同爲性別平等而努力奮鬥。如今，男性的女性主義者越來越多，性別歧視或性別不平等作爲認識問題的基本視角，在學術研究中日益受到男性研究者的重視，兩性間的互動在社會變革的諸多層面共同推動着新的性別秩序的建立。

（四）建構：知識與行動的辯證互動

與百年來起起落落的婦女運動相適應，以女性爲主要對象或把女性作爲“問題”的研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婦女/性別研究作爲一個學科或一門學問在知識生產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着知識生產的結構，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從發展趨勢看，知識與行動的互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對女性自身的建構。以女性爲中心的性別研究對女性自身所產生的作用是確定無疑的，女性的覺悟、覺醒以及對社會生活的廣泛參與，不僅爲婦女解放和社會變革提供了內在根據，而且使女性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尊、自信、自立、自強作爲女性的立身之本，使女性從根本上擺脫了對男性的依賴和屈從地位，“我的身體我做主”日益成爲人們的共識。比如，結婚不結婚、生育不生育、選擇什麽時間與什麽樣的人結婚和生育、生幾個孩子、孩子隨父姓還是隨母姓等等，在年輕一代的知識女性群體中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而女性在家庭和社會生活裏的各種抗爭，既是對父權制的一種反叛或顛覆，也改變着人們習以爲常的性別刻板印象，平等、尊重、自由、發展等新的倫理道德標準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

二是對女性群體形象的建構。近代以來，回到公共領域作爲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使得家庭與社會間的性別分工界限逐漸打破。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上的各行各業都出現了女性的身影。如果說起始階段女性對社會勞動的參與更多局限於與家務相對應的餐飲、護理、幼託、家政等服務行業，那麽，隨着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在教育、體育、醫療、政治、經濟、法律、新聞、軍事、科技、製造、地質、勘探乃至航海、航空、航天等領域，女性比例的不斷增多向世人莊嚴宣告了女性的獨立和自強，也充分顯現了女性的時代擔當和存在價值。

三是對女性文化的建構。婦女/性別研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文化實踐，任何實踐都是具體的，不同的問題會帶給人們不同的思考和期盼。當前，婦女/性別研究題材的廣泛、內容的豐富和方法的多樣，以及人們對未來性別關係和性別秩序重建的美好構想，都將作爲社會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影響着人們的思想和行爲。從女性視角看問題，或用女性眼光看世界，所生產出來的知識也不衹是女性的，其中所蘊涵的意義和所產生的能量，不僅爲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自我提供了多種可能的路徑，而且可以使性別平等真正成爲全社會共同遵循的行爲規範和價值標準，並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