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宜卉［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综观相关文献，关于梁斌（1914—1996）的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其文学成就和精神遗产展开。文学著作研究主要集中于《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脍炙人口的著作，其中又以《红旗谱》研究为最。学者们或聚焦朱老忠、贾湘农等人物形象，或追索革命历史图景下的社会转型，或探讨其从书本到荧屏的电视剧改编。也有论者从城市书写、家庭伦理、女性理想嬗变、土地意识等角度展开探析，较为新颖。而关于梁斌的精神遗产，学界主要论及其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时代性，以及由此展演出的红色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此外，对梁斌的书画中展现的文人精神也有所关注。

笔者认为，《红旗谱》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其内在的“成长”逻辑，这既包含微观具体的小说人物的成长，也包括“十七年文学”语境下其叙事语言的突破与创新。诚如有论者所言：“《红旗谱》的不同凡响的地方,是将一个中国农民的现代性的本质的生长过程包裹在一个传统的子报父仇的通俗小说故事中,以‘成长小说’这种现代艺术形式描述了这一抽象本质的生成过程。”本文便对《红旗谱》的展现的成长性进行剖析。

一、离去与还乡：朱老忠的成长

M.H.艾布拉姆斯认为，“成长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对于时年十五岁的小虎子而言，父亲大闹柳树林后过世便是这样一场精神危机。

小说开篇写恶霸地主冯兰池要砸毁长堤上河神庙台上的古钟，但朱老巩敏锐地察觉到冯兰池想霸占河神庙48 亩官地的心机，便决心要代表村民与冯兰池拼命。由此，“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作为小说的“楔子”，揭开了20 世纪初冀中平原农民斗争的序幕。最终阴险狡诈的冯兰池使用调虎离山计砸毁了古钟，朱老巩护钟失败，大病身亡，其子女难逃恶势力的迫害，儿子虎子（即朱老忠）被迫远走关东逃难。

三十年后，四十多岁的朱老忠携妻带子从关东返回锁井镇。历经岁月磨砺，朱老忠蜕去彼时小虎子活泼机灵、单纯乖巧的稚气，成长为爱憎分明、坚韧勇毅的侠义之士。他始终记得父亲临终的嘱托，“咱被他们欺侮了多少代……要记着，你久后一日，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父辈的英雄壮举和悲剧结局，在他心里烙下了对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二十多年饱罹苦忧的生活并未使他忘掉这份血仇。因而，朱老忠是带着为父复仇的信念和对故乡的怀恋“归来”的。同时，走京下卫、闯荡关东的人生经历还赋予了朱老忠农民英雄的性格气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和“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抗争精神。一方面，他侠义慷慨。如他仗义疏财为严家盖房子；拿安家钱为朱老明治病；卖掉心爱的牛犊为江涛出学费；运涛入狱，他帮助严志和料理了老奶奶的丧事又和江涛徒步去济南探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忠胆展露无遗。“二师学潮”以后，他的这种乐于助人的江湖义气更是升华为了阶级友谊和同志感情。另一方面，他爱憎分明，勇猛向上，正直无私，这从“脯红鸟事件”、大贵被抓丁、反割头税斗争等事件中可见一斑。此外，“出水才看两腿泥”作为典型的农业思维表达，成为朱老忠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的性格凝缩，生动质朴地显示了其刚强坚韧的斗争意志和“流水不争先”的智慧。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阐述了人的“被抛状态”和“此在的负担性质”。在突如其来的精神危机下，朱老忠陷入了“被抛”的境遇，被迫背井离乡，直面无常的人生，却也在不可预知的遭际中得以砥砺。偶然与必然、选择与命运、弃绝与承担，在时间的分岔点交汇。“离乡”与“返乡”之间，不仅展演了朱老忠在现实与精神困境中的突围，也描画了特定时空下无数平凡民众的无奈、抉择与成长。

二、引领与觉醒：遇贾湘农之后

出离家乡三十年的小虎子还乡时成长为朱老忠，这是小说所展现的人物个体的成长性，它演绎了历史与个人命运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小说还通过对共产党领导下朱、严两家的思想觉醒及抗争方式的转变，叙写了人物精神和故事情节的成长性，由此，进一步呈现了时代与社会的交互作用。

小说通过写朱、严两家三代人的革命斗争历程塑造了三代农民形象，而以遇到贾湘农为转变的关键点，其抗争历程又可分为前后两阶段。

朱老巩、严老祥等第一代农民的斗争发生在遇到贾湘农之前，体现了草莽英雄的特色。无论是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手抡铡刀力护古钟无果，还是朱老明“三告冯兰池”倒赔得倾家荡产，都形象地说明了：虽然封建社会下农民自发反抗的勇气可嘉，但有勇无谋、单枪匹马注定会失败。

共产党人贾湘农的出现无疑为锁井镇农民提供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理性导引，于是，他们的抗争动因便逐渐由传统农民的仇恨和反抗性，升华为由“时代”、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第二代农民如朱老忠、严志和、老驴头，第三代农民如运涛、江涛，既继承了父辈团结正义的精神品格，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因而具有了比父辈更高的革命激情和斗争能力，开始从自发反抗走向有引领、有组织的自觉革命。这体现在朱老忠得知运涛偶遇贾湘农、初识革命后的感慨——“扑摸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有前程了！”也体现在“脯红鸟事件”中运涛面对冯兰池无理讨要的义正词严；也表现在运涛在南方参加革命军时于家书中吐露的志向与豪情——“我要站在革命最前线，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客，铲除土豪劣绅！”还直观深刻地体现在春兰大胆穿起绣有“革命”二字衣服引起全村轰动时，江涛对其“不要把革命绣在衣服上，要绣在心上”的叮嘱……

“红旗卷起农奴戟”，在贾湘农的引领下，朱老忠、运涛、江涛等一大批来自农民行列的青年不断认识到党与农民革命的联系，并团结起来，纷纷加入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由此，小说前半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复仇”行为也转换为锁井镇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革命”新阶段。人们开始“觉得前面有希望了，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鼓励着他们往前走”——这种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为着人民解放和幸福事业不懈奋斗的辐射力和感召力；是党立足人民所盼，广泛动员、联结农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无数青年将革命激情注入无产阶级革命所迸发出的磅礴伟力；是科学理论指导与实践斗争相辅相成、日有所进的动力；也是“反割头税运动”的胜利充分表明的：农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抛弃旧的、自发的个人斗争方式，走向新的、自觉的、有组织的集体斗争道路，才能战胜黑暗势力，赢得光明和胜利。这便是小说人物和情节的成长性所昭示的现实意义。

三、突破与创新：革命历史与乡土叙事的交融

《红旗谱》不仅纵向体现了人物、情节的成长性，还从横向展现了叙述方式的突破和创新，即贯穿小说始终的融合乡土民俗叙写与革命历史叙事的独特话语实践。

由于特定历史时期共产党对文艺服务宗旨的要求，“十七年文学”以其站位鲜明的政治话语和壮阔的红色叙事阐释了新中国之“新”和政权的正当性，契合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氛围，发挥了特定时空语境下文艺于政治的引领和动员作用。但对宏大叙事的推崇和呼应、对乡俗日常的极度疏离，却也难免压抑了当时文艺的活力，使之流于单一、空泛和程式化。《红岩》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敌我斗争，描绘国统区阶级斗争情状，歌咏英雄人物大无畏牺牲精神和坚如磐石的道德信仰；《红日》围绕解放战争时期莱芜、孟良崮两大战役，描摹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对斗争场面的描绘、对革命英雄形象的摹状和对革命英雄主义的称颂是这一时期红色文学的常见主题。虽然这些文本多少也涉及普通大众的生活故事，却较少揭示农民在共产党带领下逐步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的历程；体现在语言上，则缺乏《红旗谱》式丰富鲜活的乡土味、民俗气和人民性。

由是观之，《红旗谱》将乡俗文化元素融入革命历史叙事的创新，无疑是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下的一次突破。如陈思和所评：“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小说简朴明快，语言鲜活生动、浑厚朴素，文中处处流溢着乡土情韵：有乡野景致，也有民俗人情，亦不乏“乡土中国”的结构秩序。

养育着锁井镇的滹沱河或恣肆奔驰或汩汩细流，镶缀出冀中原野的盎然生气，也见证着时代变迁和人事沧桑。那是严志和无力抗争、被迫出卖父辈“宝地”后的懊悔、委屈、痛恨和无奈——他“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跪在地下。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咬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一位中年农民踏在肥厚黑土上捶胸顿足、热泪横流的画面跃然眼前。这种极具泥土味的、贴近平民大众生活的细节描写，直抵人心。那是地主阶级的黑暗剥削下愈加迸发的黎民之性，是广袤中国大地上无数安土重迁的人民对泥土的珍视、对大地馈赠的敬畏和感激，那是亿万勤劳、善良、朴实的农民与土地血肉相连的深情！为小说增添可读性和活泼生气的还有那独具特色的民俗语汇——“摁窝儿”“鼓捣”行李回家过年，“烧柏枝”“燎草儿”“踩岁”样样不落，祈望来年日子“返韶”、人有“转花儿”、事“怪喜溜”：冀中年俗接通生活的气脉，满漾醇厚的地域风情，彰显出了民族气魄。

除了乡土情味，《红旗谱》还隐匿着乡土既有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秩序。恶霸冯兰池要“砸钟卖铜顶赋税”，朱老巩和严老祥决心代表村民誓死护钟，暗隐着血缘宗族关系在差序格局下、共同利益前所凝结出的勇气。而这种肇端于宗法血缘的家国同构传统也潜在地促发了朱、严两家等遇到贾湘农之后的革命觉醒及其由“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的转变。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到朱老忠决心为父报仇，到运涛、江涛、大贵等从军入党投身革命，再到更多锁井镇人民集结参与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学潮”……不难发现，这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呈现了显昭的代际传播力和辐射状的宗族谱系特点。

正是上述充满泥土气息和烟火味儿的民俗文化描写，赋予了《红旗谱》独到的丰厚情韵和朴质生趣。在乡土空间和革命空间交织点染成的画布上，《红旗谱》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描绘出中国北方广大农民的生活图景和思维逻辑，塑造出朱老忠等丰满立体、个性鲜明的地道农民形象；更自然地回溯中国乡村革命的起源和广大农民走上革命之路的历程；急徐相间地叙写出农民革命斗争的壮阔史诗。这种民间叙事和政治叙事的结合，兼顾政治标准与艺术价值，不落时代窠臼。由此，富有英雄主义历史感、时代感的革命叙事在鲜活生动的乡村叙事的烘托下变得更切实完整，更有传播力和感染力；《红旗谱》也因此具有深广的审美普适性，历久弥新。

而这种话语表达的背后蕴蓄着作者的巧思和匠心。梁斌在谈及创作经验时表示，“阶级斗争的主题是最富于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书是这么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正是出于这种自觉的审美建构，梁斌贯彻着“真正抓住生活写”的创作原则，通过生活的烘托描画出农民在党领导下的斗争风貌，更接地气地展现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在“党性”“阶级性”之外，又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人民’和‘生活’始终是他的生命和创作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梁斌怀着对家乡的赤子深情和深切体察抒写着对家乡的眷眷思恋和殷殷寄望，在清爽朗润的泥土气息里建构起一个流溢着革命理想和乡土情结的“红旗谱式的乡村”——锁井镇，在猎猎红旗声中娓娓叙写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踏上革命征途的壮阔历程，于忠诚笃实的革命理想和红色寄托中蕴蓄着一名文艺工作者“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担当。

《红旗谱》融合乡俗文化与革命叙事，以极具历史厚重感和青春成长性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姿、壮阔雄浑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小说通过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与一家地主间两三代的恩仇和争斗，紧缓有致地叙写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历史性地概括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状况，生动地展示了新旧历史时期中国农民斗争的不同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不断走向自觉斗争的历史过程。百载风云，历历征痕。泅渡峥嵘岁月，无数文艺作品风行又失落，而类如《红旗谱》的红色经典却业已成为历史的坐标，在路口久久伫立，为后辈指明方向。

（感谢周春英老师的指导）

① 梁斌：《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本文中原著部分均引自此，下文不再标注）

②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③ 〔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18 页。

④ 毛泽东：《七律·到韶山》。

⑤ 加引号的词语均引自原著，这些词语本无语义联系，此处“词语”串联是笔者基于本文行文逻辑的尝试。

⑥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⑦ 梁斌：《梁斌谈写作》，《新闻与写作》 1995年第4期。

⑧ 铁凝：《在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