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倩［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511400］

《命子》是继《爱妻》探究两性关系与夫妻婚姻中爱欲本质及可能之后，董启章又一人性关怀的力作。这部小说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史三部曲”所关注的“物种起源”问题，聚焦于“人的创造”，将人理解为被创造同时也不断在创造的存在，完成了从生理越界到物理发明再到生命伦理的繁衍裂变。通过写实、虚构、再虚构的书写策略，演绎父子角力的故事。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命子·果”采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以回忆录/生活散文形式，记叙现实生活中的父子相处，望子成龙的父亲与自有偏好的儿子，父亲的“忍”与儿子的“不忍”；第二部分“笛卡尔的女儿”，以全知视角虚构笛卡尔的人物传记，让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与传说中的私生女弗朗仙的灵魂进行对话；第三部分“命子·花”则安排了一个仿人机器“花”作为真实儿子“果”的镜像，以有着“爱文学、爱读书”的原始设定（吻合父亲期望）的儿子写给小说家父亲的书信为主体内容，展示了机器人儿子如何从父亲的局部替身成长为彻底的他者这一过程。三个部分构思独特，分别对“父子”“身心”“人机”三个议题进行了互文性思考。

一、父子母题下的价值之争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父与子的母题由来恒久。“父”往往代表着秩序和固守，“子”则象征着变化与发展；“子”既是对“父”的延续，又是对“父”的背离和超越。因此，在含有父子母题的作品中，往往暗藏着内涵更为丰富的隐形框架。《命子》也不例外。

小说题为“命子”，出自陶渊明的诗作。这首诗的前六章都在追溯家族史，正如小说“再后记·悼父”部分所言，父子、子父，子父、父子不断地承传、反复。曾经的儿子成了父亲，曾经的父亲成了逝者，一向善于在文本中玩转各种时间线索、遐想时间繁史的作者，终于确证了时间的不可逆转。这种生命延续过程中父子间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不但可以显示人类文化进程的延续由父辈到子辈的动态方式，亦可揭示任何形式的延续和发展都需要子辈对父辈的背离和超越。诗的后两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前一句道尽了天下父亲望子成龙的期待，后一句则是父亲面对子之不肖的自我宽慰。

经典的父子母题中，子辈与父辈角力是以父亲处于家庭权力结构中的核心、作为强权意志的象征为前提。而“命子·果”中的父亲并不位于此列，“我”对于儿子的背离和超越有着清醒的认识：“生命是没有人可以控制的。”“每一个人有自身的原厂设定。”“儿子的禀赋和取向，却不是父亲可以强求和主宰的。”父与子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价值判断上难以弥合的分歧：儿子不明白“我”为什么喜爱文学，“我”不明白儿子为什么热爱巴士。父子彼此对各自最重视最珍惜的东西都不感兴趣，“我”尚能克制自己不强迫儿子钟意文学，却时常被儿子强迫钟意巴士（虽然其本意为分享），以至于忍受成为“我”当父亲的经历中的主要感受。

在价值领域，并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这就带来了价值多元的困境。董启章以幽默的笔墨描绘了父子间多个场景下的价值之争，由于价值观念的冲突很难以理性化解，“争论的内容跟激烈的态度完全不成比例，产生了强烈的荒谬感”，这种荒谬感正是当下社交媒体上为各种议题打口水仗、陷入对抗与撕裂的真实写照。

然而，钟意巴士与钟意文学又并非单纯的价值之争，还渗透着作者对于人类理性的反思。生活在由工具理性所塑造的社会制度中，儿子果很自然地成了“一个注重形式、秩序和系统的人”“一个文书工作狂和官僚主义者”，工具成了目的，过程取代了结果。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存在绝对的规律和秩序，多的是混乱和偶然，于是生出了分别心。工具本无所谓好坏，为工具区分好坏“说到底只是对生命的偶然的不服气”。相比儿子的功利主义，“我”的爱好显示出了对价值理性的倚重，文学和历史是想象不同世界的路径，能激活生命的激情和灵性。尽管“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将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全盘建立在工具之上是无聊和荒诞的，但基于儿子在家庭结构中的支配地位（董氏企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家庭成员都甘心按照他所制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作者还是客观地写出了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事实。

父子的相生相克便在于价值对立所产生的争执、痛苦也是父子共同经验的重要部分，“隔了一段时间看，甚至会化为饶富趣味的记忆，或者津津乐道的笑谈”。事实上，父子间难以弥合的分歧，恰恰源于父子的相通之处：都是个留恋于舒适圈的人，都秉持着“纵浪大化、万化冥合”的生死观。“命子·果”的结尾，十五岁的少年依然相信圣诞老人这一神秘和超验之物的存在，他依然是无尽时空的参与者。科学和理性亦有无法触及的境地。

将对父子关系的思考融汇在精神和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对立的设置中，可以说，这也是董启章对于父子母题的背离和超越。只是儿子的不肖仍是父亲的心结，于是又行使小说家的特权，煞费苦心地虚构出一个想象的女儿和想象的儿子，这或许也是对生命的偶然的不服气吧。

二、从身心关系到自由意志的实现

相传笛卡尔为缓解丧女之痛，曾随身携带以女儿命名的自动人偶。在一次海上航行中，船长发现了笛卡尔的“女儿”，惊恐地将其丢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里，避免厄运降临。《命子》第二部分“笛卡尔的女儿”正是由这个传说敷衍而来。董启章在“自然史三部曲”、《学习年代》等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显露出“对近现代中西的知识论述作对话”的创作意图，这一次他将对话的目标锁定在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奠基人笛卡尔身上，以对话的形式再现了历史上笛卡尔与伊丽莎白公主关于身心关系的论争。

关于身心关系，笛卡尔认为身体与灵魂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身体和灵魂不存在同一性（身心二元论）。身体是一部自动机，其本身的运行与灵魂无关，人类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像了解机器那样透彻地了解身体（人体机械论）。灵魂与身体的互动发生于人脑中的松果体（“松果体”的概念从第一部分就开始铺垫）。小说借弗朗仙之口，指出了笛卡尔身心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非物质的灵魂如何能够推动物质的身体。并提出解决方案：与其把身体的运动归结于非物质的灵魂，倒不如把灵魂归结于物质，灵魂本身也不过是由物质的效应所构成。从而剥离出笛卡尔潜在的哲学动机：使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摆脱神的掌控，取得绝对的自由。同时也揭露了笛卡尔实为潜在的无神论者，在笛卡尔的学说中，神的位置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没有灵魂不灭，没有神的旨意，身体和灵魂的运行都呈现在人类理性的烛照之下。作为董启章小说常见的衍生裂变式人物，弗朗仙既可以说是伊丽莎白公主的化身，也可以说是笛卡尔“超自我”的存在，并在第三部分与就读哲学系的K 合体。

从神的理性到人的理性，又出现了新的奴役的力量——passions（激情）。激情问题是身心关系问题的一个具体难题。伊丽莎白公主之所以谈论这个问题，这和她所面临的复杂的政治和生活环境有关，公主本人经常受到悲伤等不良情绪的影响，身体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因此她希望笛卡尔能“对激情做出界定”，以便能更好地摆脱激情对人的奴役，从而拥有真正的幸福。笛卡尔认为，意志和激情是灵魂的两种样态，主动的行为是由意志所做的决定，被动的行为则是由不同的passions 所做的反应。激情的被动性使它倾向于夸大益处和害处，从而促使我们过分狂热地追求前者，并过分焦虑地逃避后者。如何克服激情的缺陷，笛卡尔开出的处方是：以理性分析事情的利弊，然后集中于有利之处，以唤起passions 的正面作用。然而当弗朗仙要求笛卡尔解释其对佣人海伦娜、对作为私生女的自己以及对公主伊丽莎白的passions 时，笛卡尔的“良知受到严重考验”，以为是“灵魂的复仇”，显示出思想和行动之间的裂缝，这又回归到了董启章小说思想/行动主题。弗朗仙的存在成了一面照妖镜，带着恶戏和嘲弄，将备受尊敬的哲学家父亲驱向了困境，照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执念和自己的心魔。

就阅读体验而言，“笛卡尔的女儿”这一部分无疑是艰涩难懂的，大量的专业术语和哲学讨论让缺乏哲学理论背景的读者望却止步，远没有第一部来得轻松动人。这也体现了董启章的创作理念：在有限的故事框架中包容对意义空间无限可能性的探寻。对董启章来说，写小说就是在建构一个世界，想象出来的文字建立的世界会有很多意义，与生活世界形成一种对照。“一部分的你可以住在文字世界里，但这不是逃避，文字世界里也有很多难题，你在其中思考的问题，也要用来反观自己的生活。”

三、人机隐喻：实践自由的限度

理性与激情的博弈延伸到了第三部分“命子·花”。自笛卡尔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以机器的方式理解人以来，人们就不断地以类比性的关系重述着人与机器、身体与心灵的命题，于是有了后现代语境的赛博格。通过机器的镜像功能（他者），人才能将自身转为认知的对象，灵魂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展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

花是作为小说家的“我”抱着对儿子不肖的遗憾，用想象和文字打造出来的机器人，有着“爱读书”“爱文学”“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的原始设定，这样设定在这个充斥着工具理性、技术乐观主义的社会被视为是“无用的”，“毫不值得骄傲”，“如果读书和文学不能令人变好，也不能令世界变好，那读书和文学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甚至这个设定本身也是矛盾的：“爱文学”是否意味着“爱写作”？机器人能否进行写作这一创造性活动？文学研究转向文本（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文学”本身成为被质疑的事情），这使得花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对人产生感受和共鸣。吊诡的是，花的哥哥、爱好和人生选择都偏向于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果，在“我”看来也像是来自星星的孩子。花和果看似二元对立的存在，实则是互为表里的衍生关系，并且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摆脱父辈（传统）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里成长为独立的自我，这便是近代以来的“世代撕裂”。

作者有意将花置于亲子、兄弟、朋友、恋人、师生的多重关系中体验人生，从“舒适自在地陶醉于自己的世界”到历经人事的复杂，其间逐步失去了自由，了解到自由与本性的天然对立。这尤其体现在花与玩长跑的同学以及K 的互动中，因同为异类而结缘，又因同样的“人间失格”而决裂。两次的“人间失格”显示了对于passions 的不当使用所带来的后果。Passions 的负面影响在花和K 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花的过分焦虑的逃避，K 的过分狂热的追求，都在一场略显荒谬的三角恋情中败下阵来。最后，K 以一种“fight for a lost cause”的自我毁灭方式摆脱了激情的奴役，最大限度地实践自由，确证自我的存在。换而言之，一个人如果总是听凭“激情”的驱使，不能使用自由意志去控制“激情”，那么他所能实践的自由和创造是非常有限的，人异化为机器，正所谓“后现代语境中人人都是赛博格”，身体与机器不再有界限，不再有主体和客体之分，都是他者与他者的关系。

“花—思想者”和“K—行动者”本是不可割裂的整体，当K 为了体验最大限度的自由，放弃了“真理和实际可行性”，便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这也意味着花的必然终结，那同时也是终极的自由。在这个悲剧性的成长故事里，从始至终只有花和K 处于激情与意志的夹击中，天人交战。而他们周围的人，无论是在恋爱中主动出击的R 还是在台上侃侃而谈没有爱的理论和学术的C 教授，他们或顺从激情，或埋首于现代化意识形态与科技理性中，在既定的人生设定中，在按图施工的固定节奏中，有限地思考和行动，度过单薄而异化的人生。机器人“花”的存在，起到了参照物和镜像的作用，董启章正是在“人机”这一科幻文艺母题下，探讨人如何协调激情与意志，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有行动能力的思考者，时刻警惕将自己平面化、浅薄化、机器人化。

四、结语

文章结尾的两篇后记，再次将小说从虚构拉回到写实，将对普遍性和科学性理论的上下求索收束在对日常生活的真切感悟中。回应了“悼父”篇中所言：历史伟人教人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亲人却教我们记住他们生活上的微末点滴。仿佛事情越细，铭刻得便越深；越琐碎，便越富有生命的质感。

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说过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作为书中多次出场的道具“狐狸”和“刺猬”，多少寄寓着董启章自己的创作理想。评论者习惯于对董启章“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津津乐道，其“狐狸”的一面显而易见。正如《命子》借助父子关系的形而上属性，融合了成长主题、笛卡尔学说、科幻元素、后殖民理论、音乐和文学史的漫谈以及对文学批判现状和自身创作的反思，以丰富的想象、深厚的学识，完成了多样的文学实验和阅读实验。其实董启章也有刺猬的一面，他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对于生命哲学体系的建构，正如《命子》所涉及的诸多命题，其实都统一于小说家对人类理性的矛盾属性的整体思考。

① 董启章：《命子》，九州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第273页。以下引用《命子》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冀桐：《“父与子”：西方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从“俄狄浦斯之谜”谈起》，《张家口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③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新星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第40页。

④ 王德威：《香港另类奇迹——董启章的书写/行动和〈学习年代〉》，《岭南学报》2017年第2期。

⑤ 张柯：《转化与统一 ——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旨意探微》，《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⑥ 陈竞：《董启章：写小说就是建构意义世界》，《文学报》2010年8月5日，第005版。

⑦ 陈静：《赛博格：人与机器的隐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2年第15辑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