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静雅［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06］

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他创作的《愚人颂》以第一人称撰写，托言于“愚夫人”，通常被认为讽刺了欧洲传统迷信和教会腐败等世态世象。南非作家库切不仅在论文集《给予冒犯》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是以伊拉斯谟的精神为主导的”，还曾以《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竞争与疯狂》一文对《愚人颂》进行深入分析，希望从新的角度阅读伊拉斯谟，“让人们看到《愚人颂》中那些迄今为止被遮蔽的特征”——即伊拉斯谟对“非位置”的设想。笔者认为，库切对伊拉斯谟的解读与库切自身的文学观相通，渗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了他对伊拉斯谟式“非位置”的实践和探索。

一、《愚人颂》设想的“非位置”

在《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竞争与疯狂》的开篇，库切首先介绍了伊拉斯谟在现实中对非位置的追求，并指出这种追求并没有为伊拉斯谟指明出路。面对宗教改革中教皇和路德之间的竞争，伊拉斯谟既不站在教皇一边，也不对路德给予支持，而是希望与两者保持距离。他曾这样说道：“我从未依附于任何党派，再没有其他事能让我如此庆幸的了。”然而，在动乱的时代，伊拉斯谟拒绝选边站的行为不仅没有让他从战场上逃脱，反而将两派的敌意都引向自己——“路德和罗马教会都指斥他不冷不热的态度”。最终，伊拉斯谟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那么，在明确了解到伊拉斯谟以失败告终的现实经历后，库切依旧要推崇的伊拉斯谟式“非位置”究竟是什么？在《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竞争与疯狂》的论述中，库切将目光从伊拉斯谟的生平上移开，而把答案指向了《愚人颂》的文本本身。

库切写道：“《愚人颂》为处于政治竞争现场中的批评家勾画了一个位置的可能性，这个位置不仅能让他们在竞争对手之间不偏不倚，而且通过自我定义，使他们完全脱离了竞争舞台，因而是一种非位置（nonposition）。”换句话说，《愚人颂》提出了一种设想：让评论家或作家既能对政治发表意见，又不被归类到任何政治立场之中，从而避免他们受到来自各方对手的攻击，也即库切所说的“在政治动态中又不在政治动态中的位置”。

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关于非位置的设想，借愚夫人之口表述出来。愚夫人自称为愚蠢之神，同时也自认是万千愚人之一。愚人，可以说是聪明人眼中的愚蠢的人、疯癫的人或白痴。愚夫人声称愚人可以不受报复地批评所有人，因为愚人不会被视为一个有政治欲望和野心的存在。原因如下：首先，人们能从嘲笑愚人的愚蠢行为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认为愚人给他们带来欢笑与愉悦，因此，尽管人们对其他同胞各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愚人却始终为公众所接受，“任其随便去说或做任何事”。其次，愚人所说的真理不仅不会被对手攻击，还能引起他人的难以置信的喜悦。愚夫人指出，比起贤人，君王更喜欢愚人。贤人以严肃的姿态说出真话，很可能会惹怒君王而受到惩罚，甚至丢掉性命，因此为自保更少坦率道真理；愚人则能说真话，即便他们挖苦骂人，包括君王的听者也会觉得妙趣横生，“愚人是唯一说话坦率真诚，道出真理的人”。这是因为真理本身具有使人愉快的力量，而众神只把说真话的同时不伤人的本领授予愚人。可见，伊拉斯谟笔下的愚人依靠自己的身份，既能够畅所欲言，又能免受对手的攻击，从而展现“非位置”的设想。

在库切看来，愚人能处于“非位置”，不被当成对手，重要的不是他们言说的真理具体是什么，而是真理出自谁之口。愚人的真理不遭受攻击是因为“不是来自‘智者之口’，而是来自被认为不知道和不讲真话的人之口”，也就是说，愚人是从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真理的位置上认识和说出真理。此外，从愚人不被他人当作对手这一点出发，库切还借用勒内·吉拉尔关于竞争和楷模的理论，对愚人的“非位置”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勒内·吉拉尔是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认为人是通过他者来激发欲望，而非自发地产生欲望。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一个介体，他者便是充当介体的角色，既是主体的楷模，又是对手。并且，他者和主体一起觊觎客体，对主体造成障碍，导致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激烈的竞争，即“模仿竞争”。模仿竞争既使人在模仿和竞争的同时消除差异、趋向同一，又在不断的冲突中催生了暴力。库切认为愚人能言说真理而不被他者作为对手，是因为愚人宣称自己处于疯狂状态，无法成为他者的楷模，因此更不会变成和他者竞争的对手。毕竟，“把一个宣布自己不在理性范围内的人当作对手并对其施以暴力，是不合理的症状”。

二、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新解：文学的“非位置”

笔者认为，库切对愚人“非位置”的分析过程，也体现了他对文学和历史（或作家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反思。愚人的“非位置”或许能帮助库切超越小说和历史之间补充和竞争的两重关系，从而发现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新解答。

（一）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在《今天的小说》中，库切把小说和历史比作在同一牧场上生存的两头牛，彼此将各自的空间挤压得几乎快要消失。于是他提出小说只有两种选择：对历史进行补充或者与历史进行竞争。第一种作为历史话语的补充的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代入式的第一手生活体验,附属于历史话语。第二种小说则与历史形成竞争关系，是按照自己的程序运作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小说，演化出自己的范式和神话，库切特别强调这类小说与历史话语的竞争关系。很明显，在只有补充和竞争这两种选择的情况下，库切将自己的小说置于后者的位置上。然而，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竞争与疯狂》中我们看到，库切在吉拉尔的理论框架下反思了竞争，意识到竞争的结果是让差异性没有容身之地，并且带来持续的暴力。竞争双方将对方视为对手的同时，也将对方看作模仿的楷模。因此，如果库切继续将小说置于历史的对手地位上，使小说和历史陷入竞争关系，那么根据吉拉尔的理论，小说必然会在竞争的同时模仿历史，使小说被困在楷模与对手的双重关系之中，无法从这场斗争中解脱出来，更无法如库切所说按照自己的程序进行运作。

在清楚了解与历史的竞争很可能会让小说陷入失利状态后，库切或许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中看到了新的可能——让小说既能克服与历史的竞争，又不依附于历史。如果库切和愚人一样将自己置于傻瓜的地位，置于真理的话语之外，那么他是否能找到“在政治动态中又不在政治动态中的位置”呢？对作家来说，这一“非位置”在实践中具体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呢？

（二）文学的“非位置”

实际上，正是文学本身指引库切走向“非位置”。只有借助文学，发挥文学自己的特性，才能让库切既对政治发表意见又不被困在政治舞台之中，以一种更为自由的方式参与到政治动态里。在《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竞争与疯狂》中，库切从两个方面对文学的“非位置”进行讨论。

第一，库切说明了作家是愚人似的作家，因此也具有走向愚人般的“非位置”的可能。他提到了柏拉图的一句话：“诗人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实上，他最好是不知道。”这句话点出了作家与愚人的相似，即他们都从一个不知道自己言说的是真理的位置上说出真理。就像愚人一样，文学的位置不是由它的内容决定，而是取决于出自谁之口。显然，文学出自作家的笔下，而根据柏拉图的话——作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和愚人一样都是在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位置上说话。因此，作家与愚人一样具有实现“非位置”的可能，他们都找到了一种方法，让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东西为自己说话，而同时又不让它被理性重新占有。

在《双重视角》中，库切重复了柏拉图的观点。库切指出，写作并不是一种具备两个清晰阶段的简单活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作家先决定自己想说什么，然后写出来。相反，库切说道：“你写作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写作向你揭示了你想说的东西。事实上，它有时构建了你想要说的东西。……写作显示或创造我们的愿望。”在库切看来，作家在写作前不能完全把握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因此作家的写作意图并不能控制文本本身，文本有它自己的生命力，“真理是在写作过程中产生的”。正如他在《内心活动》中所说：“我们着手要去写的故事有时候自己会写起来，这之后，是真是假便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作者的意图也会失去作用。”

第二，库切借肖萨娜·费尔曼的著作《写作与疯狂》，阐明了作家愚人似的“非位置”所具备的优势。作家实现愚人似的“非位置”的可能性根植于文学的特质——模糊性。不过，模糊性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一种局限，而正是一种优势，帮助文学走向“非位置”。费尔曼认为，古典哲学把绝对知识作为它的目标，而现代哲学想要知道的却是非知识，即文学中蕴含的知识。因此可以说，今天的哲学试图成为“文学的”东西。然而，现代哲学靠近文学的欲望并没有帮助它走出困境，反而造成了束缚，它想要知道文学拥有的非知识，但想要知道的行为表达的是将文学的模糊性明晰化的愿望，从而违背了文学的特性，因此注定无法成功。与之相反，文学性的东西包括一种恰恰不能认识自己的知识，一种不能说出它知道什么的知识。因此，文学恰恰能够利用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的非位置和自己的模糊性，从而更为自由地行动。

库切对费尔曼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与哲学家相比，“作家在玩弄思想时不会受到不适当的阻碍”。同时，文学的非位置使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体裁，具有自己的优势。他指出批评文章和评论等体裁“通常不给它们反省自己的空间”，小说则不同，它足以进行自我审问。在库切看来，批评的文本通常被置于评论家的主观意图之下，且受到批评体裁自身的话语特征的限定，很少能让文本具备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的空间。与之相反，愚人似的作家可以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所以能够对文本“不负责任”。他们没有太过明确的目标或意图，反而能使笔下的文本生发出活力，让文本一定程度上从作家意图的掌控下逃脱出来，从而具备自我审视的自由空间。因此库切才说：“写小说的感觉是一种自由，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

三、“非位置”的实践：迈克尔·K 的愚人形象

库切自认不是一位真正有创造力的批评家，无法通过批评让文学评论从理论话语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更愿意用小说去解放评论，解放立场，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愚人颂》中设想的“非位置”不仅出现在库切的评论文章或采访里，更重要的是，库切将文学的“非位置”融入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在本章中，笔者将以《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为例，对K 的伊拉斯谟式愚人形象进行分析。

库切曾在《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的创作笔记中直接指出，他希望把K 写得再老再愚蠢一点。评论家大卫·阿特维尔也认为库切在多次修改后，呈现出的K 的形象是“聪明的傻子，或者叫愚笨的贤士，或者叫圣洁的愚人”，这都表明了K 与愚人的潜在联系。笔者认为，K 的愚人形象与小说的叙事手法紧密相关。库切运用了两个叙事视角，即迈克尔自己的视角和医生的视角。通过分析医生视角下的K，我们会发现，随着医生对K 的认识由浅入深，K 的愚人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从普通人眼中不具备威胁性的傻子，转变为具有超越性的“非位置”的愚人。

一开始，医生将刚被送入集中营不久的K 看作普通的白痴，没有认识到K 的超越性。这时候的医生就像《愚人颂》中自以为聪明的人，屡次将K 称为“弱智”“傻子”，把K 比作一只“最弱的小鸭子或瘦弱的小猫崽”，认为K 口中的话都不过是“糊涂话”而已。因此，在医生眼里，傻子似的K 就像《愚人颂》的愚人一样，对自己和社会没有任何威胁可言，不可能成为自己和社会的敌人。于是当同事诺埃尔想要审问K，怀疑K 是反动分子中的一员时，医生会不自觉以K 是傻子为由反对同事审问K 的行为。

在这一阶段，医生的一句评价可以作为K 与《愚人颂》中的愚人具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我无法真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先从《愚人颂》看，愚夫人将女人比作十足的愚人，称女人为令人快乐、愉悦的愚人式伴侣。愚夫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诋毁女性，她说道：“须知我就是愚人，也是女人。”愚夫人为的是让自己在女人的身份下获得愚人的位置，即像库切所说审慎地提前解除自己的武装，将其阳具保持在女人的大小，避开权力的游戏和政治，从而走向非位置——自由批评所有人而不遭受对手的攻击。

结合吉拉德的理论，我们可以从《愚人颂》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女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模范或对手，她是毫无战斗力的，对如此可悲和不合理的东西生气，只会引出自己的不合理和疯狂。与之相应，在《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中，医生声称无法把K 看作是一个男人，潜台词是K 对他来说是一个女人一般的非对手，而诺埃尔如果将女人般的K 视为威胁，只能反衬出他自己的疯狂和不合理。正因如此，医生才会对诺埃尔说，在K 的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对于有理性的人来说，连半点有意思的故事也没有”。

然而，随着集中营中时间的流逝，医生开始在想象之中向K 忏悔：“我直到最后几天才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忏悔表现出了他对K 的认识的转变——从低自己一等的白痴到具有超越性的“非位置”的愚人。具体来说，K 的“非位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K 是医生口中所说的“超脱于等级分类之上的人类灵魂，一个有幸没有被教条和历史触动过的灵魂”，这意味着他不站在任何一端，而是处于逃避开和平和战争的“非位置”之上。换句话说，医生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任何立场和角色都不可以定义K，他既不是易改造营地里的易改造分子，也不是顽固营地里的顽固分子，既不反对战争，也不呼吁和平。K 追随着白痴之光，去无人的旷野里逃避着，是医生口中听不到历史车轮声的愚蠢、忙碌和专心的人。医生认识到了K 的愚蠢反而是一种对战争和历史的超越，希望和K 一样逃出集中营。这种希望与医生对战争的厌倦有关，在和诺埃尔的谈话中，他表示自己已经忘记了这场战争的理由，身处其中的他正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囚犯。而在K 的身上，他看到了从困境中逃脱出来的可能性，意识到了K 的“非立场”有多可贵，所以他才会称赞K是一个了不起的逃跑艺术家，并直接道出了K 的“非位置”——“存在一种体系之中却没有变成它中间的一个词儿”。

第二，K 和愚夫人所说的愚人一样，具备一种不允许知道自己知道的知识，从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真理的位置上认识真理。根据医生对K 的评价，K 对自己的意识本身一无所知。这里并不是说K 不具备思想，他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意义。大卫·阿特维尔也指出了K 身上特殊意义的存在：“库切逐步让K 本身的价值既不显而易见也非暗藏内里，但他的行为传达的意味又是他生活的世界所无法参透的。”对医生来说，K 意味着某种事情，但他无法将K 带给他的意义比作具体的物件，并用清晰的话语描述出来。然而，在与K 的朝夕相处中，医生的确获取了一种不允许自己知道的知识，从而帮助他意识到了作为愚人的K 的可贵，也让他不自觉地产生了从战争中跳脱出来的愿望。医生将K 的意义比作一个神圣而迷人的花园，指出这个花园的“非位置”——“不在任何地图上面，没有任何道路能通向它，只有一条路”，只有K 知道那条路。

四、结语

当然，库切对“非位置”的实践不止局限于《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这一部作品中，他在小说文本里穿插政治评论的做法，也体现了他向“非位置”的靠近。例如，约翰·盖茨玛认为《凶年纪事》构成了《愚人颂》中所说的“非位置”，使文本既能进行政治干预，又不陷入政治游戏。此外，在《伊丽莎白·科斯洛特：八堂课》中，库切既能利用科斯洛特之口发表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看法，又避免笔下人物的立场在现实中被定义为库切自己的立场，从而不让他完全陷入政治话语的竞争中。正如秦海花所说，库切的“思考和想法一旦进入小说内部，就改变了本质，被相对化，具有假设性和探询性的特点”。由此可见，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设想的“非位置”已经融入了他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显示出他对这种“非位置”的实践和探索。

①②⑤⑥⑨⑩⑪ Coetzee J M.[M].1996：9，85，84，84，94，98，89。

③④⑦⑧㉑ 〔荷兰〕伊拉斯谟：《愚人颂》，许崇信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第215页，第44页，第44页，第22页。

⑫⑬⑮⑯⑰ Coetzee J M.[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18，18，246，18，246。

⑭ 〔南非〕J.M.库切：《内心活动 文学评论集》，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⑱⑲⑳ 〔南非〕大卫·阿特维尔：《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与时间面对面》，董亮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页，第146页，第154页。

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 〔南非〕J.M.库 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邹海仑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第174页，第167页，第164页，第173页，第198页，第185页，第203页，第203页。

㉛ 秦海花：《论库切小说中的批评及其小说批评观》，《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3期，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