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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虓野小说二题

2022-01-26王虓野

西藏文学 2022年1期
关键词:格桑西藏

王虓野,本名王岳辉,1998年生于甘肃民勤,20岁进藏后开始小说创作。2020年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拉萨某中学。固执诚恳,遵守规则。处女作发表于《西藏文学》,是为故乡,愿终此生做个“小说作者”。小说《远去的未知》被《思南文学选刊》转载。有诗歌刊发于《草堂》诗刊,入选南京出版社《大学生诗歌2019》等。

鸥群飞上喜马拉雅

在小說的伦理中,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空调机轰轰地震动,格桑买了一杯冰美式咖啡,坐在连排沙发角落的暖光里,深圳的七月燥热难耐,汗液浸湿了短袖,空气里遍是潮湿的霉味。香樟树弥漫在城市街道,雨时停时下。这时阳光洒落在雨珠的表面,透过路边的玻璃窗格,映在格桑的笔记本电脑上。最近几周,他每日下午,都坐在咖啡店这个固定的地方。

他是个写小说的人,年轻,在一些刊物发表了几个短篇。他时时冷漠地观察着四周,与人交流很少,并且浅尝辄止。其实他很喜欢在人群中的感觉——暖洋洋的午后,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欣赏大人带着孩子在广场中央踢球。格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白达瓦,达瓦在藏语里是月亮的意思,而白字,是父亲的姓氏。白色的月亮,它孤独且静谧,如同一汪水停在山谷里。

咖啡店的氛围让格桑觉得舒畅,不仅是这样的暖光,他坐在靠窗的地方,抬头就能看见街边来往的人群和车流。这是一种生命的流淌,像河水,一旦静止,小说的生命力就不复存在了。行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表情举止,他们的目的地,或他们的心情都不相同,每一片凋落的香樟树叶,都有独特的归处。这些景观对格桑没有实在的帮助,但他觉得,这样忙碌的人间,让他的小说富有烟火气。几天前,他动笔写父亲的经历。

那是一九七五年,父亲在西藏教书,在一个日喀则的山村小学,父亲是唯一的汉语老师。学生只有二十来个,父亲教汉语和历史,校长教数学。当地人亲切地叫父亲白老师。父亲住村支书家,闲时帮助村民喂养牲畜,收拾牛粪。格桑问过父亲,为什么去西藏教书。

父亲说,当时是去西藏发财的。西藏解放以后,很多人冒着危险去那个神秘的地方做生意,像是沙里淘金。淘换了值钱的宝贝,拿到内地来卖,他们从没见过高原的宝贝,对这样的陌生事物充满了好奇,很多人因此发了财。但那时候公路刚刚修通,路途险塞,十有八九回不来。

父亲一行五人,两个死在了西藏。那时从康定出发,路上搭车,拿一些饼干和汽水当作路费。西藏买不到这些东

西,到了路上,吃食用品比钱管用。大多数时候只能拦到拖拉机,顺路走十几里地,当作歇脚。其余的时间只靠两条腿。每人背一个大包,颤颤巍巍地摸着路沿走,一边是石山,一边是悬崖。迷彩胶鞋走破了几双,有时运气好,能搭到解放车,就激动地把包里一半的物用都给了司机:手电筒、雨靴和一些压缩饼干,司机也情愿拉他们。他们就蹲在木箱子中间,用篷布盖着头,免得被路上的卡子发现。父亲的一个伙伴,在解放车行驶到一条江边的时候,用力挥着手臂,掉下山崖摔死了。剩下的人都跳下车朝山谷里叫喊,没有回应,解放车司机走下来瞅着他们,把装着手电筒和饼干的帆布包踢回给父亲,翻上车走了。

而通往西藏的路上,险象环生,也有的患了什么要命的病,被伙伴扔下了。父亲说,有一天太阳很大,一个伙伴扑进湖里游泳。没想到水冰得彻骨,四肢顿时就抽搐了。父亲几个把他捞上来,当天夜里,他咳嗽不止,得了很重的感冒。接连几天,每日只能行十几里。后来他开始吐血,脖子肿得像汽车轮胎,没几天就死了。父亲和同伴,用路边的碎石把他埋了,插了几根桃树枝。淘金的人脑子狂热,即便路上死人常见,他们也拼了命地往西藏发财(返回的路也不好走,只能硬着头皮往高原上)。

格桑听到父亲的讲述,脑子里总会有些奇怪的想法:他想,如果父亲那时候死在了西藏,自己会在哪里。他怪自己思想悖逆,但事实上,他觉得关于小说,所有的设想都无可避免,这是作为自然人的必需体验。就如同父亲和他的伙伴,他们的发财梦,本身就背离了道德。

格桑对父亲说,你发了财,并且活得不错。

父亲说,那时候,他们走到了日喀则的山地,去山沟里散布的村落和寺庙里寻宝贝。到西藏之前,他们已经看了淘金指南,外国人写的,说西藏遍地是金银。事实同样令他们欣喜。父亲走进藏族人家,用背包里的货品换了成箱的玉石珠宝。父亲感到惊讶的是,西藏人似乎并不看重这些。淘金者发财了,他们不再想起死去的伙伴。

父亲终于说,他差点没了命。到西藏的第三天,伙伴们继续走访牧民的帐篷,父亲借了猎枪去沟里打兔子。走得越来越远,看到一片冻湖。父亲穿着雨靴在湖面上滑冰,猎枪是他的拐杖,滑倒了几次,父亲愈发兴奋,滑向湖心处。

层层叠叠的阳光堆在草原和湖面上。父亲感到一阵晕眩,冰面剧烈地抖动,把父亲整个吸进了水里。他在水里扑腾了几下,很快,冰面恢复了平静,除了湖心处留下的一个窟窿。

他再醒来的时候,躺在一个牧民的家里,厚厚的羊毛毯子压在他的身上。屋子里生了火,空气干热,有草木混杂牛粪的气味。父亲抬起头,牧民家的女主人和孩子一齐朝他望过来。一屋子老少七八个人。一个孩子跑出去,叫他阿爸进来。

男人走进来,抖了抖身上的草枝。

他说,醒来了吗?

父亲头沉沉的,没有说话。

他说,这时候的湖不能下,看上去冰冻得很硬,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

父亲说,是你救了我。

男人端来一碗茶水,说,我正好放牛回来,看见湖中间一个窟窿,以为是牛掉进去了。走过去一看,是个人。

父亲坐起来,抱住男人的手。

他说,你是汉人,来做生意的吗。

父亲点了点头,喝了几口茶。

男人说,起来吃点东西,来几杯酒吧。

父亲靠在火炉边上,披着一块羊皮袄。他使劲地回想掉进冰湖之前的事,很多想不起了,只记得当时剧烈地下坠,身体很快失去了知觉。父亲命大,碰上了善人,他面容局促,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个陌生的男人。

几个孩子围在父亲旁边,好奇地望。父亲看了看,五六个孩子,最大的也只有十来岁,最小的躺在妈妈的怀里吮着奶水。

父亲说,都是你的孩子吗?

男主人手指团着糌粑放进嘴里,嗯了一声。

父亲叹了口气,说,这么多孩子。

男主人看了看妻子,很勉强地笑了笑。

他说着很生硬的汉话,女主人看起来听不懂。男人说,难,有两个饿死了,家里唯一的牛经常得病,孩子吃不上东西。

父亲看了一眼简陋的石头房子,光线很暗,中间生了一个火堆,干草枝堆在屋角,横斜地搭着几块木板。父亲站起身,找自己的背包。藏族男人从屋外取来了父亲的包,上面堆积了一些盐渍,交错着白色的歪歪扭扭的线条。父亲打开包,夹缝里的纸币都已经粘在一块。他小心地撕开,给了藏族男人。男人腼腆地笑,说,要走了吗?

父亲取出了手电筒和两罐可乐,塞给了男人的孩子。他点点头。

天已经黑下来,父亲问湖的方向。不远。他走回去找到了伙伴,伙伴正坐在牧民家里啃煮肉。父亲看到了堆在角落的几个箱子,跟他们坐下来。

伙伴说,明天就回去。他们互相挤眼睛,父亲知道,这些东西足够他们下半辈子生活了。

第二天,父亲告别了伙伴。

他说,要在西藏待几年。父亲帮伙伴们背上箱子,拍拍他们裤腿上的泥尘,伙伴们没再说什么,也没问昨天晚上父亲去了哪里。他们觉得这个走失的人应该是发了别的财,他们驮着箱子艰难地离开了,日光一缕缕地打在他们几十日来黑红的颧骨上,走向冰冷的灰色草原。

父亲说,他就留在这个村子做了老师。

格桑看着窗外,他把父亲的叙述梳理了一遍。他发现,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无法起笔。也许因为这是父亲的往事,他写出来,必须成为他所有作品中最出色的。格桑反复做了几次提纲,把小说的结构写在稿纸上,他有些犹豫,草草画了几遍,又撕了扔进垃圾桶。

父亲告诉他,因为他在西藏的经历,所以给儿子起名叫格桑。格桑是西藏遍地盛开的一种花,小小的,几乎绣满每个角落。在高原上,它明媚顽强,父亲很惊讶格桑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小说作者,他要格桑写出他的传奇经历。父亲是个商人,在他眼里只有钱和面子。但不得不承认,他很会做生意。

一九八零年前后,很多如父亲一样的人,涌进深圳改革开放的浪潮。那时,前途未卜,没有人知道未来如何,父亲下海淘金,做起他的本行。很多人被淹死在海浪里,而大多数人看到海潮汹涌,没走几步就退却了。

父親掉进过冰窟窿,所以这些风浪对他来讲不算什么。他的伙伴,在回到老家以后分了财宝,一个不知去向,一个留在深圳。留在深圳的那个,着实过了几年好生活,但好景不长,他去外地赌博,把变卖财宝所得都输尽了,后来人进了监狱。

格桑把父亲的几个伙伴都写进了提纲,不过是以支线的形式出现的,他尝试类似于蒙太奇的写法,把相似的片段迭摞起来。在格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他想去西藏看看,但几次都犹豫不决,像有什么东西在牵着他。

深圳像一个迅速成长的孩子,短短几年就生成壮年。现代的城市对格桑的冲击很大——他几乎是与深圳同时成长,从前的一个海滨小镇,到如今高楼林立,商区繁荣,似乎全中国的人都向这里涌来。格桑续了两杯咖啡,坐了一整天,什么都没写。他抬头望了一眼,墙面的巨大滚动日历上,写道: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三,深圳腾飞。

格桑回到家,说,我想去一趟西藏。

父亲愣住了,他问,你多大了。

格桑没抬头,他把白天的手稿整理在一块,用夹子别起来。收拾了半晌,他说,二十。

父亲把烟头掐灭,说,二十岁了。该去西藏了。

格桑望着父亲的脸,辽远而空洞,他很少这样。二十年以来,父亲一直生活得风生水起,从未有什么挫败。他想去看看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为他补充生命里的细节。

他没再说什么,二十岁,一个人已经足够面对了。他不想成为父亲的影子,并拒绝他所有的帮助,以至于父亲提出让他去自家公司上班时,他着实痛苦了一阵子,但终归他走上了自己的路。

格桑在收拾行李,父亲走进来,给了他一张字条。

他说,你到西藏以后,去这个地方。是他救了我。

格桑抹平字条,看了好几遍。

父亲脱掉外套,抱住了格桑,他肥胖的肚子贴在格桑的胸脯上,热乎乎的,有些酒精的味道。父亲说,你长大了。格桑的眼睛泛起酒精样的湿润。他坐上到西藏的飞机,又转了两次大巴车,第二天下午踏上日喀则山地。他按照字条上的地址,来到了一个村子,村子在山沟里,格桑坐着村民的手扶拖拉机,摇摇晃晃开到地址上的人家。

这里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格桑爬到山坡上,有个老阿妈在捡牛粪。他追上去问,老阿妈听不懂汉话,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格桑指向山沟里的房子,老阿妈似乎明白了,她摆摆手,往一座山背面看过去。

阿妈的小孙子说,这户人家搬走很长时间了,搬到了镇子上。

格桑问,在镇子什么地方。

他说,不知道。

格桑跟老阿妈告别,望了一眼这座石头垒的简陋的房子。他的心剧烈地跳动,又感觉从未有过的平静。山腰挂满了五色的经幡,黑牦牛星星点点撒在山脚下,一条河水流过去,彩虹色的光斑映在格桑的眼镜上。

格桑去了父亲曾经工作的学校,拍了几张照片。他搭了一辆东风卡车去镇子上。

格桑问司机,这所学校十几年前有位姓白的老师吗?

司机说,是汉人吗?

格桑点点头。

司机说,好像有过,又好像没有。这里许多年来经常有汉族老师,大多三五年就回去了,记不得了。

格桑垂下头。

司机问,你是内地来的吗?

格桑望着车窗外光秃秃的石头山,轻轻地嗯了一声。

司机大笑起来,说,你看起来像藏族。

两个多小时后,东风卡车驶到镇子上,格桑走进一间茶馆,要了藏面和甜茶。茶馆只有两排桌子,五六张,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杂物。格桑坐在门口的位置,嚼着面条。房梁底下的铁架上的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着“京九铁路”的建设进程,即将开通,由北京连通深圳。格桑四处张望,茶馆的女主人忙前忙后,给格桑递了一小盘点心,刚过了饭点,屋子里只有格桑和茶馆的女主人。

格桑到西藏已经有两天,他自然而然地构思起小说,包括父亲这次让他寻人的经历,包括他在日喀则小镇的所见所闻。他的内心盈起了一种宏大感,西藏厚重高原的天空和草原,让小说不再单调。老板娘很热情,一直看着格桑,但并不抬头,而是低着眼瞥。格桑也不抬头,他不愿与生人对视。他用力地嚼着藏面,用甜茶把硬邦邦的面条送进胃里,他想赶紧走了。

一直到出门时,与一个藏族汉子擦肩而过,格桑快步走进阳光里。他手心捏着那张字条,突然身后有人在喊——来自一个粗壮的男人的喉咙。

格桑,是格桑吗?

格桑怔住了,这个声音顿时击垮了他疲惫的身体,在阳光里,打了几个转,一次又一次钻进他的耳朵。格桑回头,看见茶馆门口,刚刚走进去的高大男人塑像一样定在路边,举起一只手。风静止了,格桑呆望着没有尽头的路。

他盯着藏族男人的脸,缓慢地挪着步子。他回到了茶馆的羊毛卡垫上。

女主人来来回回地走动,被桌角磕了一下,按着腿进了后厨。中间是暗红色漆成的长条桌,男人与格桑对坐,两只大手不停地搓动。女主人端了一壶茶出来,茶具精致可爱,镶着金丝边。一个细脖壶,六只银杯。

男人的脸孔很深情而严肃,他开口了。

他问,你叫格桑吗?

格桑说,嗯。

男人回头看了看女主人,她的眼泪已经浸透了面庞。

格桑念了字条上的地址,问,你认识一个姓白的老师吗?十多年前他在这个村子里当过三年老师。

男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星子,格桑明白,父亲的恩人找到了。

这无疑太过幸运,上天把一切经过都安排地妥当,格桑想,事情到这里,应当完整了。十几年后,自己替父亲来到西藏,当面对恩人致谢,这就是小说的结尾——他顺利地延续了父亲与西藏的缘分。他想尽快把这篇未完成的小说写出来。

男人把格桑带到后院的卧房里,燃上了香。

格桑打开电脑,一行一行地回忆。来到西藏,他的思路打开了很多:见到了小说的当事人,又在小说的發生地。格桑很快写好了底稿,天已经快黑了。他打开电子邮箱,同时写了两个地址,一个是杂志社的编辑,一个是父亲。

这时候藏族男人趴在窗口上叫格桑。格桑没有发送邮件,合上了电脑。

他们坐在下午的位置上,女主人扶着丈夫的肩膀,站在后面。

他说,你父亲还好吧。

格桑笑着说,一切都好。

男人的手把弄着桌下的小狗,眼睛望向墙角,他点了一支烟,开始叙说一些往事。格桑读过关于格萨尔王的传记。他想象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像是格萨尔王传的传习者。格桑拿出纸笔,草草地记录男人说的话,拉开与父亲所讲述的不同的往事。

他说,那应该是一九七五年,日子过得穷困,我每天去山上放牛,早出晚归。牛是村里大户的,我替人家养,他们给我工钱和吃的,勉强够生活,有时候碰上善心的老板,入冬时给我一些牛肉和奶渣。妻子去邻居家里借一些牛毛,织成毯子,并没有别的收入,孩子饿得呱呱叫。

秋天的一个下午,你父亲掉进了冰窟窿。我把他救回家,他把身上所有钱都给了我,还有一些新奇的小玩意。我们没见过这些,孩子们高兴了很久,那个手电筒现在还留着。那时候孩子们抱着它睡觉,更让他们高兴的是,你父亲留在村子里当了汉语老师。最初我不赞同孩子学汉语,你们汉人的生活,与我们大不相同。但我信你父亲,他不是来做生意的,诚实有善心。

我把孩子交给你父亲,他也很愿意。他说,西藏解放了,越来越多的人会来西藏,学汉语。我也会一些,是跟生意人打交道学的。想想也是,孩子不能再像我一样活了。

过了三年,你父亲几乎和我成了一家人。我没有别的兄弟,你父亲也没有亲人。有一天,你父亲说要走了,我很惊讶又很失落。但没问为什么,你父亲最后一次来到我家里。

他把院子前前后后打扫了一遍,给马喂上草。这里像是他的家。

你父亲说,孩子这么多,你养不活。

我羞惭地低下头。

他说,我把最小的带去内地,二十岁时叫他回来。

我张大了嘴巴,半天说不出话。

我没有问孩子母亲的想法。就像把小牛从母牛的乳头上扽下来那样残酷,我不忍让我的妻子承受更多悲痛。把孩子留在我身边,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饿死。

于是你父亲走时,把我最小的孩子带走了。那是一九七八年,他三岁,现在应该已经二十岁了。

他的乳名叫格桑。

藏族男人的故事讲完了,与格桑父亲的故事同样简短,如同格萨尔王传只唱了十分钟。茶馆的门半掩着,屋外狗吠声不停,这部关于父亲的小说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格桑未曾想到,他也是小说里的人。

格桑的脸平静得如同阳光底下那个岌岌可危的冰湖。

他站起身,穿过幽长的厨台回到卧房。打开电脑,他把藏族男人的故事补充在了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并不算补充,他只是把这个片段缀在了最后,他喝了一点酒,脸泛起潮红。这部小说的确好了很多,故事不再是单线叙事,显得厚重了。他感觉有些缺氧,把窗子打开,一只蛾子飞了进来。高原反应终于来了,格桑剧烈地喘气,在键盘上写下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的伦理中,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格桑点击了保存。再也没有什么阻碍,那一个晚上,他的泪水崩溃了。他的二十岁,至此被完全虚构——命运给他讲了个充满玩笑意味的故事。

格桑昏睡了一整天,他梦见山腰里斑斓的霓虹和经幡,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石头垒砌的房子。他骑马穿过草场,马儿在河边喝水,一颗大的火热的太阳笼罩整个山地和峡谷。秃鹫盘旋在空中,村里的人死去,一种神秘的咒语从身体里传出来,伴随着琴声,他梦见一个很小的孩子,睡在襁褓里,屋外男人在劈柴。火炉烧得很旺,快要冻死的乞丐躲在火堆里,红色的烟升起来。他躺在天葬台上,脚边僧人在念经,雨水浸泡着身体,慢慢地分解成肉块。梦被洗干净,留下一片孤独的漆黑。

格桑醒来以后,藏族男人带他去了寺庙。

喇嘛为格桑加持,给他起了名字,叫格桑达瓦。喇嘛带着格桑,从神山脚下转了三圈。格桑感到头晕,太阳射线聚在他的头顶,他和藏族男人坐在寺庙旁边的草坡上。

男人问,你在写什么东西吗?

格桑说,写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事。

男人眼眶红润,手指抠着地上的泥草。他说,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养育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坏,我都不知,但你来自喜马拉雅,你的身体里流的是高原的血。

格桑点点头,他向男人要了一支烟。

他说,命运如此,谁都没法左右。

河水枯了一半,河滩上的石块裸露出来,远处雪山底下风马旗哒哒地抖动。

格桑说,风那么远,没有一刻停止,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却是像风一样返回故乡,我听不懂你们说的话。但生命却是无穷的人赐予我的,在它来临之前就决定好了。

男人说,白老师是你的父亲,格桑,我想你能学些藏语,我知道这很难。对于我们,如果没有藏语,那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格桑问,月亮怎么说?

男人说,达瓦。

格桑笑了笑,问,那父亲呢,怎么说?

男人说,阿爸。

格桑打算在一周后回深圳。关于之后的人生,他还没有想好,但写小说注定是他血肉的组成部分。白天他在茶馆帮忙,女主人总是用怜爱的目光望向他,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女主人不会说汉话,只能打简单的手势。但他会偷偷落泪,他把这种直白的交流想象成母亲温柔的爱。对于母爱,格桑并不理解,活在阳光下的人,却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隐衷,并无恶意,而是小说里人物的命运,让他不断地惊讶和包容。

男人借了东风拖拉机把格桑送到城里,临走时给了他一个包裹。格桑走进车站,回头望了一眼这个高大苍老的藏族男人。

他挥了挥手,低声说了一句,阿爸。

深圳的天气一点也没有变,比起高原的清冷,这里依然拥挤沉闷。父亲开着奔驰车去机场接格桑。

父亲也是老样子,红脸上总浮着笑,他问,见到了吗。

格桑说,嗯,他给你带了东西。

格桑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件男式藏袍,还有一个锈得发黄的手电筒。格桑给电筒换了电池,推动按钮,一束遥远的光照向海面。

父亲与格桑坐在海边的石阶上。

风就这样吹着,从喜马拉雅的高原顶部吹向深圳海湾。风知道所有,又把一切吹散。有时热有时冷,有时凝固有时融化,海面上腾起鸥群,格桑看到,这与西藏盐湖的水鸥一样。一样的人间,一样的充满秘密。

鱼游至此

张况送了两条鱼过来——用一只浅绿色塑料袋装着,袋子痉挛了几下,之后就不动了。门响了一声,我站在张况对面,妻子坐在镜子前描眉毛,她翻出床板底下的一瓶酒,撬开瓶盖,给张况倒了两杯。她一手掩着没画完的半截眉,放下酒瓶回卧室去了。我与张况已几年没见过,他问了我几句,侧身挨着客厅右边的小沙发,望向阳台角落里的烤瓷花盆。

我说,这几株山海棠怎么样。

张况笑笑,他嘴边的八字胡翘起来,说,家中的花开得早,公园里的海棠还没放骨朵呢。

这是去年四月从湖边移过来的,当时以为种不活,没想到,活了一年,今年又开了。黛云照料得好,我经年不在她身边,黛云管家里的事。

黛云喜好养花吗?

算不上喜好,只是家中清闲,爱找点事做,以前养猫,后来猫投进水缸淹死了,她因此狠狠哭了一场,从此看见猫就低头了。

张况说,我知道,你们结婚有几年了。

四年多,黛云是个孩子,身上的稚气还没脱尽,她上学时就比别人晚熟得多。有些花开得晚,花期却长,有些花恰相反。

我给张况倒满酒。

这是我们结婚时的酒,当时在马来西亚,听说有个村子专酿结婚的酒。东南亚的天气太潮湿,酒浓,还有些粮食和花朵的霉味。

张况说,倒有些唐代的酒味,“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他捻了几瓣山海棠丢进去,这又有些东洋的风味了。

可惜是清早,也无雪可下,马来西亚不下雪的。

我同张况碰了几杯,送他出了院门,黛云在窗臺上看着我俩,披着一块玫红色的披肩。我进了屋,从背后抱住黛云。

张况还是每年这个时候送鱼来吗?

过几天清明了,昨晚做了梦,祖母在田边,河里鱼游得很多。忽闪忽闪的鳞光,祖母抱着一个竹筐,朝我笑。

祖母许是怀念打鱼的日子了。

黛云的故乡河网密布,鱼多,形状各异。祖母自小领着黛云穿梭在河流中,天晴时,看得到远古画本中才有的样子的鱼。我自然没见过,黛云的祖母很早就走了,黛云跟叔叔离开了故乡,也没再捕过鱼。

许多年了,黛云从没回去过,我几次想陪她去看看,她说不必了,那里如今不知已变成什么样子,回去也找不到家门。听黛云说,祖母变成了鱼,一种能飞起来数米高,长着银色翅膀的鱼。那时候她在河水中,穿着贴身的潜水服,钻上钻下,鱼儿围拢在她的身边,沿着河流的朝向荡起一个个漩涡。河网中的人都知道,祖母是大鱼变的,最后她的死,是变成了她本来的样子。黛云从不食鱼,那时候,祖母家有大水塘,打鱼回来,鱼儿就放回水塘里,一千条,一万条。祖母说,这些鱼在阳间的生命只有几年,在阴河里是水中的神灵。水塘里有一个通往马来湾的涵洞,鱼儿的一生,在涵洞中游,人间的几年里,它们只是经过了一个狭长的水沟,马来湾,才是它们真正的家。

它们在涵洞尽头,彼此剥开鳞片,血汩汩地冒出来。河水尽头的岸边,总是有一片红树林,那是鱼的血。一条鱼回到大海,就救活了一个世间受苦的人。

黛云的家离海很远,祖母也没见过海。

去把鱼放进浴缸里吧。我吻了黛云的头发,跟她说。

黛云没看我,踮着脚走到门廊,突然怪叫起来。我过去看,两条鱼已经翻白了肚皮,翅膀张开得很大,仍微微翕动着。

它们没等到清明,可能是太老了,也或许厌倦这里的生活,早早地去红树林了。黛云长吸了一口气,接满浴缸的水,把鱼滑进去。祖母昨天说,水塘的水草太多,淤泥也满了,让我去清理。这些鱼,许是被水草裹住了翅膀,勒死了,他来的时候,就死了吗?

谁?

张况,他送鱼来的时候,就死了吗?她的手在浴缸的水里摆来摆去,像鱼又活了过来。

我说,应该是,谁都没法预料生命的事,正像你说的,鱼游进海水里,救活了两个人。

黛云冷冷地退出了浴室,坐在客厅的垫子上叫我。

马来西亚的海风是咸的,咸得发苦。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一年里最闷的季节。其实四季都差不多,却总感觉那时候透不过气,许是喝了这酒,身子没有力气,眼里都是鱼卵浮在海面上。

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像晕船,又像是将人蒙进密闭的鱼腹里,腥腥的,有种在树林里做爱的味道。

黛云低下头,她倒了半杯酒给我,又给自己斟满。山海棠花瓣浮在杯沿上,我怔了怔,黛云端着张况的酒杯,深深地吸了一口酒。她拥住我,脱掉披肩,阳光从树隙照进来,打在她雪白的胸脯上。

我和黛云很少做那事了。结婚前几日,我们在马来湾,黛云腰里系着一块红棕榈的宽大叶子,身上湿漉漉的,在林子里跳来跳去。我拿着一根树杈,林子人很少,偶尔有马来的原住民上树采橡胶,他们也在这片密不透风的树林里玩窒息的追赶游戏。马来人很友好,他们皮肤黑一些,看到我们,用奇异的眼光扫视过来。黛云更兴奋了,在别人的注目下,躲在大棕树的后面,欢快地扭着腰肢。我想起过去的事,耸着脖子笑。

黛云系好吊带裙,似有似无地说,叔叔打过电话,快不行了。

我煮了汤面,说,吃过饭去看看,他从九岁把你带大,毕竟很辛苦,也没生养子女,死后只有你去坟上烧点纸钱。

你陪我去吧,你只见过他一次。

所有关于叔叔的事,我都只是听黛云说的,寥寥几句,再问就不肯说了。黛云对叔叔的感情,我始终捉摸不透。她说,祖母死时,叔叔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带着她离开了老家。叔叔对黛云很好,他没有妻儿,黛云就是她的女儿。他经营着一个水产门市部,赚的钱一分不少花给黛云,不算富裕但足够生活。后来黛云上了高中,十七岁,从叔叔家里搬出来,从此断了联系。

该去一下,血从父辈的身体流向你,不会变的。我几次怨黛云,说她感情太薄,黛云埋头弄着花,把干枯的叶子捋顺,添了一抷肥。

黛云与我去到叔叔的家。那是海边的一处沙滩,路尽头是叔叔的水产店,已经十多年不做了,盘给了当地的渔民。我们沿着海滨的卵石滩走下去,叔叔的木房子建在浪潮浸没的地方。

张况在院里抽烟。

我远远地看见张况,低声问妻,张况也来了?

妻捧着手中的黄色花丛,都是老家的人,叔叔没有依靠,他有时候来看看。我向张况招了手,他有些窘迫地背过我,向屋里探了一眼。叔躺在床边,地上撒着渔网,他像一根旧鱼竿,脑袋左右高低地颤抖着。

黛云。叔干枯的眼睛在屋里摸索着,他似乎用鼻子嗅到了黛云的味道,喘着粗气。

黛云轻微地哼了一声,只有她自己听得见。

张况跟着进来,立在一边。叔叔的眼直勾勾地盯着黛云,头仍摆动不停。屋中不时飘来一股恶臭味,呛得我打了几个喷嚏,黛云坐下来,远远地看着这个随时要折断的老人。

我拍了拍黛云的肩,叫她坐近点,好说话。叔叔的眼睛扫视着黛云,又看了看我,唇干巴巴的,用力把身子倚在床头上。我转过身,跟张况出去。

怎么成了这样。

不知道,他的眼睛盲了,只能看见一点亮。不晓得是患了什么病,他去岛上的疗养院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不住了,我接他回来。

岛上没说是什么病吗?

不说,签了保密协定,只跟亲属讲,黛云应该知道的。

我和张况坐在院门口的石板上。紫红色的霞从海面映过来,三三两两的渔船落在岸边,潮水涌起。贝壳翻了几个跟头,嵌进沙子里,我的鞋灌了一坑水。

几年前还好,叔叔来我们的婚礼,喝了很多酒,随了礼钱就回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黛云的叔,他身体不错,穿着蓝色的呢子西装,皮靴打了棕油,精神很足。唯一不合适的是他头顶的草帽,在礼堂里有些突兀。我跟黛云说,结婚毕竟还是要亲人做见证的,请叔叔来吧,黛云摇摇头,说简单一点就好,不用专门去请。而叔还是到了,一个人坐在一张空桌子上,喝了一瓶酒。我與黛云过去,敬了他一杯。黛云低着头,眼泪把下睫毛冲溃了。我搂着黛云,让她谢叔叔的多年养育。黛云搁下酒杯,跑去厕所了,叔叫我跟去,后来就没再见过。

张况说,当时他的身体已不太行了,店子变卖了,一直在岛上治病。你们结婚以前,他去打了半个月的点滴,不过那时,他眼睛还看得见。

怎么盲的,什么时候的事?

前年,从监狱出来,应该是喝酒害的。

冰凉的海水又一次涌进我的鞋口,脚心像火烧一样,我愣住了。犯了什么事,怎么进了监狱。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事,好像黛云也不知道。

强奸。

我背后一阵冷,海面上的腥风吹进我的眼睛。

黛云从屋里踱到栅栏边,轻得没有一点声音,你们来抬一下,叔死了。我望向她的脸——没有表情,嘴角挂着几粒冰凉的水珠。

我和张况把叔抬到院子里,放在废旧的床板上。张况陪妻进去,收拾老屋,我打电话给火化场。那边说,过几天清明,公墓人手不够,得停几日。我心里酸酸的,像坛子里醋泡腌鱼干的味道,我的家人死去,都没这么难受,也许是心疼黛云,她再无亲人了,唯一的叔叔以这样的方式草草地离世。黛云从不会表现自己的悲恸,她的脸总像冬天的海水一样冰冷。她把所有的故去的人和事都忘了,我无从知晓。

黛云拿了几件旧衣服老皮鞋出来,火化时要一块烧了。我偷偷地看着黛云,除了刚刚那几滴泪,几乎没有什么另外的情绪。

锁上院门,黛云把海棠花插在栅栏的缝隙里。我叫来了火化场的工人,他们把叔叔抬上货车的尾厢,顺着卵石路开走了。

回到家,我倒了一些酒给黛云。

别太难过,我去放个唱片,你早早睡,过几天给叔叔办丧事,还得辛苦一阵。我抱黛云上床,酒搁在小茶几上。

我们回一趟老家吧。

黛云从未提过回家,她似乎没有家。有时我摊开地图,她也只是目光闪躲,不愿与我多讲。

好,我看看车票。

黛云睡着了。我坐在露台上,想起今天和张况的对话,张况似乎在隐瞒什么,像是不愿告诉我。喝完黛云剩下的酒,我卷进被子睡了,黛云怕冷,我们各自盖一条单人被,偶尔起夜时,她蜷缩在床尾。我爬起来点一柱茶香。

我约了第二天医院拿就诊单,黛云还没起床,我去公园跑步。我找了一间咖啡厅,打电话给张况,他正在附近,我说过来坐坐。

张况在玻璃橱窗外跟我摆了摆手,走进来。

火化场我又打过电话,添了些钱,说可以给我们先做,尸体没必要停太久,没人守灵,又赶上清明,你们回一趟家,把骨灰扬过去。

你想得周到。我抿了口咖啡,黛云跟你说了要回去的事吗,她这许多年从没回去过,这次叔死了,也好回去看看。

没说,是叔提过,死后要回去见他母亲。黛云不愿去,她心肠软,怕回去了,再不是以前的样子。

是,你呢,你要去吗。

我前些天才回来,鱼就是从家里带过来的,死了,这些年鱼都过不好,没几条能回到马来湾了,鱼救人的命,人将鱼杀绝。

张况笑了笑,跟我碰了一下杯子,咖啡漾出来。

我问他,你知道黛云的祖母吗。

嗯,她是河神的化身,你听过那个大水塘,那时候,她白天在河里游,晚上月亮升起来,就在山谷里挖水塘。她的手指成夜地流血,几乎流干了,后来指甲全剥落了。一直到水塘挖好,她的手指已经全磨掉了,只剩下两个光秃秃的手背,像鱼鳍一样。

我咽了咽口水。

我不太明白,鱼在河里好好的,为什么要丢进水塘呢?

水脏了。张况吁了口气,仰在沙发上,我没再追问关于祖母和鱼的事。

黛云的叔是怎么了?

你们结婚的那天晚,叔走回海滩,已经快到夜里了。有一群孩子在玩水,风很大,灯塔的光也散了。一个孩子倒在了水里,叔冲过去,把她抱了出来,当时周围没有人,孩子们都吓坏了,跑的跑,哭的哭。

我说,海水那么深,晚一步就没命了。

是,差点死了,叔救出孩子时,全身湿透了,是抓住一条废船的桨板才挣了出来。

那怎么会——怎么会被押进监狱了。

他强奸了那个女孩。

我垂下头,胸闷得喘不过气,头皮同针扎一样。

黛云知道吗?

嗯,她叫我去公安局办理手续,后来好久没联系,叔从监狱出来,喝劣质的酒,从头天喝到第二天,这样过了快一年多。

张况仰起头,把咖啡倒下去,他有事要走。我独自在店里坐着,昏暗的灯光映着我的手臂,影子浮在桌面上。我摩挲着医院的报告单,那是一周前做的检查,没跟别人说过,包括黛云。关于这件事,我只当是一个陈封的缸子,藏在里面的,无需再带给谁伤害了。

黛云煎好猪排等我,桌上有些野菜和酒。

我问她,叔的丧事大都安排好了,到时候请个术师,念念经,就火化掉,是不是太简单了?

黛云说,快吃吧,凉了,都听你的办。

叔坐过牢,你知道吗?我低头吧唧了一口猪排,冰冷僵硬。

她頓了一下,右手的叉停在空中,嗯,张况说过,现在还说这个干嘛,人都死了。

人死后就成了神,赤裸地来,赤裸地走,所犯的错事也不过是尘世的蒙蔽罢了。你别怪他了。

黛云憋红了脸,泪噙在眼眶,她把叉指向我的脸,说,你不会明白,一条鱼费尽一生的气力游向红树林——最后才发现,它所做的一切修行,不过是人案板上的一块肉。我捏着黛云的手,把她放在椅子上。

叔叔在第二个清早被火化,除了黛云、我和张况,没有别人来参加葬礼。叔没有朋友,确切地讲,是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人们都觉得晦气。工人拿铁锨铲出骨灰,装进准备好的红木盒子里。热腾腾的,坑里散发着焦臭味,不时有几条乌鸦的灰影掠过去。火化场的来客都对着自己亲人的盒子大哭,柳絮随着燃烬纷飞,一片黑白分明。

清明前两日,我和黛云坐上了西去的火车,她把骨灰盒塞进行李箱,怕给车上的人不方便。火车晃晃荡荡,骨灰在盒壁激烈的碰撞,不时听到骨头在火箱中燃烧碎裂的噼啪声。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旅行,于我而言,像要揭开埋藏很久的秘密,而对黛云,她不知道故乡意味着什么。我睡着了,黛云一直望着窗外,山密密麻麻,似乎在热带雨林中缓慢流淌的河水,十多个小时以后,黛云叫我。

到了。

我听见她的声音,往模糊的玻璃背面看过去,这是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黛云的手颤抖着,从行李架上拿下箱子。外面雾蒙蒙的,有令人作呕的湿气,这个时候,黛云不愿说话,她从来是这样,在凝重的空气里,她就患了失声症。若不是身上的背包,黛云的背影就像一株枯瘦的芦苇。

我不打扰她,跟着她走,上了一个小型面包车。我实在很少走山路,中途打断司机,吐了几次。几乎走到了小镇的边缘,岩壁上的水泥路勉强够一个车通行,我闭上了眼,醒来时,黛云指向远处的山坳。

黛云清晰地说,这里就是她小时候的家。我把手搭在她肩上,点了点头,她像一个孩子,我远远地看着山坡上升起的烟子,看到了她九岁时离开这里的模样。她没再长大,直到现在还是那时的小女孩,各样大小明媚的花会开满山坡,她自顾自地游,并无目的。我抱着叔的骨灰盒,随黛云来到了旧房子。乱草已经长满了,长期雨水的冲刷让房板开了很多裂口。她卷起裤管,从草丛里锄开一条路。

祖母在时这里一定很美吧。

那时每个季节都不同,各有各的样子,现在这会,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鱼在水湾里产卵,三两个月,河流就热闹起来了,每条鱼有不同的样子,也有各自的使命。

黛云拿出一把钥匙,打开老屋的门。堂屋像一座庙的大殿,中间供奉着桃木神龛,这应该就是祖母。

黛云上了三炷香,以前人们信奉河神,祖母死后,经常有人来拂拭灰尘,后来水彻底脏了,鱼都死进藻里,没人再来。

我问,那水塘呢?

水塘越来越小,起初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替祖母把鱼放生,后来他们都死了。

黛云带我来到河边。

河水里长满了红色的藻,铁锈样的污泥沉满了河床,水流只有浅浅一层。河水拐弯的地方堆着掉色的塑料袋和烂水瓶,飘满恶臭味,偶尔有几条瘦鱼在泥水里翻滚,瞪着可怖的黄色眼睛。这里的鱼,同张况送来我家的一样。

后来,鱼不会游去海里,它们已经忘了属于大海。

我想起家里的浴缸,说,张况送来的鱼,没出水就死了。

黛云褪掉上衣和凉鞋,跳进红色铁絮的水塘中,她纤细的脚踝,像鱼尾一样拍打着水花,淡淡的红色波纹,把她的头发梳开。黛云光滑的脊背,在阳光下变得透明,风掠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响声。她爬上岸,打开叔叔的骨灰盒,将骨灰撒进水塘。我靠在石头上望她,陌生得像山里随意生长的一棵树。她的手指细细地扬着灰,直到树缝里染了暗红色的霞光,她飘过来躺在我的腿上。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知道树林里不止我们两个。

我拈着她的头发,说,还有当地的猎人。

不,你和她们也在树林玩过捕猎的游戏,她们的皮肤黑黝黝的,头发绑在腰里,屁股小巧有劲。我在酒店的窗台边看到了,喝了很多酒,但我没睡。

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算不上对你不忠。

鱼只能活一次。

人也一样。

黛云解下抹胸蒙住我的眼睛,人比鱼难过得多,鱼只想一直游,一直游,游到马来湾,而人却不知道自己为何平白无故地来,或者走。

我听见黛云转过了头,她说,爱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太单薄了,叔叔爱我吗?

我说,爱。

黛云在黑暗中狂笑起来。

他不爱,他把我当作一个玩具,从九岁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女人。我裸露在他的面前,眼看着他狠狠地压在我的肚子上。我是什么呢,是一个妻子吗,还是一条将要卖上市场的鱼,我不知道疼,也没有爱。

后来我的下体已经没有感觉,与你在一起时,早就麻木了。有时夜里做梦,我回到河流中,其实是小便失禁。

我最爱春天,那时鱼儿产卵,空气中有生命的味道,我想给你生个孩子。我看到了你医院的报告单,你没病,你可以生育,是我不能。

我为什么没有在九岁的时候死去,为什么父亲的弟弟,把我当作妻子——我应该恨他吗,为什么没有人能救下我。

黛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泪从蒙着的抹胸中挤出来,已经浸透了胸膛。我抱起黛云,轻轻地抚摸她的身子,把她抱回老屋。

我们抓了两条鱼,放进塑料水桶中,说过几天,多去海里放生几条鱼,以后就不再来了,张况也不会来了。我扶着她,沿着河谷爬上山,黛云头也没回。这里已不再是她的故乡,她的故乡在九岁时,就永远地死了。

我们回到家正赶清明,当天中午我们去海边。叔的房子要被征收了,这里规划了一个海滨公园。黛云说拿到补偿金,要捐给保护鱼类的机构,我笑了笑,那沿海的渔民,不都要饿死了。

黛云把四尾鱼放进海里,人和鱼都一样。

我陪她沿着海滩走了很远。祖母死后,每年清明,她总会放生一些鱼,但这一次,鱼儿已经早早结束了生命,她说,就算死了,放进海水中,回去的路就短了些。

我问她,那天叔叔跟你说了什么?

在那个岛上,他领养了一个孩子。后来进了监狱,疗养院把孩子收回去了,终身不许他再养。他说他罪孽很重,想行些善事。

那个孩子多大了?

十岁,也许是十一岁,她的父母将她扔在海滩上,被人捡到的。

唉,拥有了父亲,又失去了。

我们去岛上吧。

黛云找到了疗养院的主任,在阳光树影下一个台阶边上,看到了那个孩子。她无处可去,呆呆地望着院子里的树,鼻子怯怯地喘气。叔叔跟这个孩子生活了两年多,似乎她还保留着那架木房子的复杂气味。我看到她的时候,她低着头,手里摆弄着一根花枝。我心酸酸的,我没跟黛云说,我想说她或许也被侵犯了。我不是女人,我只是隔岸观火。但那时我庆幸,叔死了。

黛云办了手续,要把孩子接回家。

我说,她在这里不行吗?我们可以每周都来看她,你空闲的时候,都可以过来陪着。我爸妈不会同意我领养的。

黛云愣了愣,跟主任说了句什么,转头走了。

我明白黛云的心思,她与这个孩子一样。她想为自己的过去救赎,同样也为她的叔,但我告诉她,我还没做好准备。

我们回家,再考虑一下。

后来的一天,张况打电话来,说公园的山海棠开得正好,一起去看看。我穿上衣服,带了一瓶酒,床底的酒只剩一瓶了,黛云说,我不在时,她常自己喝一些,晚上睡得好。家里花快枯了,我浇了水,打开窗子,外面是四月难得的晴天,没下雨,雾也散了。阳光透映着花瓣上的水滴,房间里静静的,只有风拍打百叶窗的声音。

张况在公园里坐了一个清早,迎着我走过来。

天气不错,花开得正好。

可惜游人太多,常常变了味道。

张况打开酒瓶,说,黛云跟你讲过了吗?

嗯,我没想到她这些经历,她总是很神秘,在水塘里她像鱼儿一样游着,可她以前,从不会游泳的。我在塑料杯中倒了一杯底酒,张况捻下几片花瓣,放进嘴里。

我们沿着石板路走到湖边,湖里人工养殖了很多鱼,游人观望鱼从水中跃起,溅起几朵小浪花。我抬头,看见观鱼的人群中走出了两个人——黛云斜搭着一块羊绒披肩,手中牵着岛上的那个女孩。

她朝我走过来,说,我们离婚吧。

我望向黛云的脸,又望向张况。阳光很刺眼,毫无顾忌地在湖面上铺开,很久没有这样的好天气了。我吻了黛云的额头,从她的左手边经过。身后阳光碎裂发出巨大声音,斑驳的影子落在石板上,鱼飞起来,涌向太阳。

第二年清明,我又去了黛云的家,河水已经完全干了,祖母的水塘也被填作耕地。在河谷尽头,我看到水洼里,有两条小鱼。

我把鱼寄给他们,鱼腹中藏了一把刀。

编辑导语:

该小说构思巧妙,叙述角度新颖。两篇小说一写人性之温暖,一写人性之隐恶,背后蕴含宽恕、包容等人性之救赎力量。故事情节皆不复杂,读来却意味深长,触人感动,发人省思。这大概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正如有人所说,“小说之精妙在于,你无法用一两句话概括其复杂性,它必然包含着平白直敘的文章所无法表达的东西。”诚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责任编辑:子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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