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婷 赵晓娜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1］，表现为群体间的信任、积极的公民参与、平等的社会关系，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水平更是关乎各民族的和谐共生、区域的稳定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201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会议上作了新的论述，使这一理念的内涵趋于系统和完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既是民族关系的认识论，又是推动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的方法论。

民族关系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关注民族间积极的、亲密的接触形式，如具有合作、平等地位等特征的民族间友谊［2-4］，而民族间日常接触是否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改变尚未得到充分验证。交往、交流、交融分别代表群际接触的不同层次，分析其各自在提升社会资本中的作用及差异，对于理论建构是有意义的，Marinucci 等也呼吁研究人员深入了解如何调查表面的和日常的接触形式，以确定它们的影响程度［5］。本文将探讨不同层次接触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理，并在青海省开展实证检验。

一、交往交流交融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理分析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可以促进民族间的信任和团结，提升社会资本水平，本文构建交往交流交融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交往交流交融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理

（一）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内涵

“交往交流交融”理念提出后，学术界对“交往交流”的含义认识一致，对“交融”的理解曾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要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6］，有学者指出民族交融不是要消灭民族，也不是要民族融合和同化，而是要对我国各民族向着更加包容、更加亲近、更加认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过程进行科学的概括［7］。2015年，国家民委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中指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键是要正确认识交融、切实尊重差异、逐步缩小差距。”“交融不是要取消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不是要消灭哪个民族。”同时强调促进交往交流交融要反对“同化论”“固化论”两种倾向［8］。此后，学术界统一了对“交融”的理解。杨须爱指出，“民族交融”的提出填补了“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加”这一现象或状态标示的空白，“三交”理念主要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合”与“和而不同”［9］。

结合我国民族工作情况，本文认为交往是由于共同活动的需要而在人们之间产生的相互接触；交流是在生产、生活、宗教和艺术等方面学习借鉴；交融则是各民族相互认同、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对“交融”概念的界定中，将“相互认同、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作为交融中三种并行不悖的表现，其中“相互融合”为“交融”的一种形式，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民族融合是一种过程，是进行时，是“交融”的一种状态。正如王希恩指出，民族融合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种过程［10］。其次，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长期混合、交杂的过程，历史上兼并扩张、政权交错对峙时期也是各民族杂居、混合和融化的高峰时期，因此不能将民族融合与交融作为完全分割开的概念看待。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融合不应是人为的、强制的，而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自然产生的。

（二）交往交流交融的层次划分

本文将交往交流交融区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是交往、中层是交流，上层是民族接触的最高形式——交融，三个层次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代表了不断递进、深化、提升的过程。三个层次的发生频率由多到少，交往在民族地区经常发生，而交融则需要民族关系的逐层递进，需要主观意识和客观条件成熟，发生频率较低。三个层次间存在逆向反馈机制，即良好的交融体验会促进更多、更有效的交流、交往，正如Mendes 等研究发现，与非洲裔美国人进行过交流的学生，在群体间互动方面表现出明显较少的生理焦虑［11］。

（三）交往、交流、交融对提升社会资本分别起到“增加知识”“减少威胁”“形成共识”的作用

1.民族交往是各民族相互认知、联络、协作的过程，是增加知识的过程。民族间的偏见会导致消极态度或紧张关系，包括消极情感（厌恶）和消极信念（刻板印象），以及逃避、控制、征服目标群体的行为意向［12］。偏见源于对外群体的不充分了解，例如消极情感是源于对外群体的片面认知，外群体成员的不良行为往往被编码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如群体意图或性情原因，良好行为则被编码在更具体（个体）的层面上。刻板印象则是对外群体个体赋予同样特征，在不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倾向于用刻板印象中的信息来填补“遗失的数据”。民族交往是多维度的，其核心功能表现为交流与传播信息，通过交往，各民族能够减少陌生感，消除隔阂，增加相互的了解和认知，当新的学习纠正了对外群体的消极观点时，就能够克服消极情感和消极信念，减少偏见，为进一步深入沟通进而相互信任建立了基础。

2.民族交流是各民族相互呈现和沟通的过程，是减少威胁的过程。一般来说，不同群体间存在现实威胁（权力、资源和一般福利的威胁）和象征威胁（对宗教、价值观、信仰体系、意识形态等的威胁），对群体间信任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民族交流本质就是一种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思想交流与认同，我国各民族文化具有同一性。公元前6000年左右，我国各地文化区就已经开始汇集、吸收和交融，逐步形成覆盖各民族的共性文化，这一共性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同时，各民族文化受历史、宗教、地域的影响又具有独特性。民族交流有助于在互鉴互融中体现各民族的特长和素质，增强对各民族文化的包容和接纳，更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各民族文化也是共通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有助于缓解与外群体成员交往的焦虑，其他消极情绪，如恐惧、愤怒，特别是群体间的威胁，也可以通过民族交流予以缓解［13］。民族交流能够拉近民族距离，融洽民族情感，减少感知到的威胁，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

3.民族交融是各民族相互认同、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过程，是形成共识的过程。王延中指出，随着各族人民之间“三交”的不断加强和深入，共同性和一致性会增多或加强，差异性和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弱化［14］。民族交融有利于构建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即通过在更高包容性水平上构建一个共同群体，让互动者意识到另一个民族的成员在不同的维度上也是自己群体的成员。当加强一个共同的群体认同时，最初产生内群体偏爱的认知过程被重新定向到以前的外群体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对外群体成员的正面评价。我国的历史进程更是证明，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人们更为注重与享受的是精神层面的共识与共享，民族差异只是彰显出了文化的多元性［15］，各民族在基本原则上是有共识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是有共识的，并不断巩固已有共识，凝聚新的共识。

二、实证检验

（一）研究设计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青海省少数民族人口为293.04万人，占比为49.47%。青海省是民族团结进步大省。本文以青海省为调研对象，从三个方面开展问卷调查：（1）社会人口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就业、收入、婚姻状况、祖籍。（2）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借鉴Schmid 等的问卷［16］，根据青海省民俗特点进行调整，采用8个问题分别测度交往、交流、交融状态，具体为：民族交往采用“在小区内遇到，但是不打招呼”“与其他民族的人打招呼，简单聊两句”测度民族间短暂的日常接触；民族交流采用“在广场、公园锻炼身体，如跳锅庄等”“一起吃饭、打牌、看电影等”“到对方家做客”“经济上互相帮助”测度民族间文体健身、休闲娱乐、情感互动、资源互助等精神及物质层面的交流；民族交融采用“您的好朋友中有多少比例是其他民族的？”“您周围有不同民族居民互相通婚的现象吗？”测度民族间友谊和接纳认同，其中，能够跨越民族内婚的壁垒而发生的民族通婚是不同民族深层次渗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3）社会资本方面，归结于社会资本下的现象，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等，基于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采用4个问题测度民族信任和相处意愿，具体为：采用“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非本民族的人是可以信任的？”测度民族间信任；采用“您是否愿意和非本民族做邻居？”“您是否愿意和非本民族做同事？”测度民族间相处意愿；采用“您是否会鼓励自己的孩子与非本民族孩子交朋友？”测度对外民族的微妙偏见。

问题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通过随机抽样发放问卷2500份，收回有效问卷2387份，回收有效问卷百分比为95.48%，覆盖青海8市州。样本Cronbach's α系数为0.795；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交往交流交融维度、社会资本维度KMO分别为0.842、0.830，Bartlett的Sig值均为0.000，样本信度和效度较好。

（二）样本分析

调研对象男女比例较为接近，男性1268人，占53.12%，女性1098人，占46.00%，有21份样本的性别属性缺失。平均年龄36.33岁，30～39岁之间的居多。汉族1819人，占76.20%，藏族247人，占10.35%，回族169人，占7.08%。受教育程度方面，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到“研究生及以上”均有分布，大学本科最多，占42.14%。就业方面，72.06%的调研对象在企业工作，9.05%为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7.04%为事业单位。收入方面，59.87%的调研对象认为自己收入水平一般，23.88%认为自己收入水平较少。婚姻状况方面，大部分为已婚状态，“初婚有配偶，配偶为同一民族”占比达59.70%，配偶为不同民族的比例接近10%。62.17%的调研对象祖籍为青海省。

调研发现，青海省民族交往频率统计均值为2.349，介于“一年几次”“一月几次”之间；民族交流统计均值为1.636，低于“一年几次”；民族交融统计均值为1.842，低于“一年几次”（表1）。从理论内涵和已有研究看，交往、交流、交融频率应依次递减，但是本文数据表明，青海省民族交融频率高于民族交流，这与一般规律不同。究其原因，青海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历史文化独特性：（1）青海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动、聚居的地区，作为河西民族走廊、河湟民族走廊、唐蕃古道、藏羌彝民族走廊等的连接会通之地，各民族在此生息繁衍，他们的后代属于典型的中华民族。（2）青海是不同宗教文化和谐共存之地，如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中部一群特殊的穆斯林群体，他们穿藏服，说典型的藏语安多方言，保持着浓厚的藏族风俗习惯，却信仰伊斯兰教，形成独特的“卡力岗”现象［17］。（3）青海是多民族融合之地，青海民族混合户户数占比5.93%，位于全国第六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民族通婚将社会分类的边界重构，通婚的个人往往会无意识地充当两个家庭、两种文化的“中间人”，化解因不同文化差异而可能引起的误解和冲突，为交流交融提供空间。

调研发现，青海省社会资本水平较高，各测量指标的算数平均值为3.906（表1）。使用统计软件SPSS对社会资本各指标降维处理，提取1个因子，KMO为0.830，贡献率74.78%，保存为“社会资本”。对人口统计属性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年龄、教育、就业、收入、祖籍在社会资本水平上具有统计学差异（图2）：（1）分年龄看，“19岁以下”群体社会资本水平最高，50岁以下各年龄段社会资本水平较高。这从时间维度看与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推进基本同步。1978年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恢复以来，青海持续不断开展民族政策教育工作，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这一现象也与青海省交通建设的发展历程吻合。青海省在历史上曾交通闭塞落后，1959年10月1日正式启用西宁火车站，改革开放以来农牧区及偏远地区道路的修建极大地改变了青海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青海各地区之间、青海省与周边省区乃至内地接触逐步增多。（2）分教育程度看，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群体社会资本水平最低，“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社会资本水平最高，整体看社会资本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3）分就业看，学生、事业单位社会资本较高，社会团体、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退休群体较低。（4）分收入看，收入“非常富足”群体的社会资本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类别，收入“一般”群体高于“很少”“较少”群体，整体看收入水平与社会资本正相关。（5）分祖籍看，“祖籍为青海省”群体的社会资本水平较高，这一点与上文所述青海各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兼容的历史文化独特性有关。

表1 各测量指标描述性统计资料

图2 社会资本的人口统计属性差异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使用统计软件SPSS对交往交流交融各测量指标降维处理，提取3个因子作为主因子，KMO为0.842，累计贡献率74.22%，分别保存为“民族交流”“民族交往”“民族交融”。双变量相关分析发现，交往、交流、交融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依次递增，相关系数分别为0.065、0.092、0.245，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模型验证，模型5的R平方为0.087，因本文模型不用于预测，在社会学研究中该R方可以接受；Durbin-Watson值为1.708，表明回归残差符合独立性要求；模型5显著性（P值）为0.000，已达显著水平；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显示，回归系数均显著，方差膨胀因子较小。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社会资本=0.046×民族交往+0.093×民族交流+0.235×民族交融+0.099×教育程度+0.088×收入水平

研究表明，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对社会资本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交往、交流、交融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分别为0.046、0.093、0.235，逐级递升，验证了本文假设。研究也表明，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社会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程度的影响力略高于收入水平。

三、对策建议

本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应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社会环境，夯实教育基础，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一）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基础

语言文字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而且承载着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但能够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重要的是能够深化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如果不能掌握好通用语言文字，可能会因为语言不通而阻碍交往。因为语言运用偏差而产生误解，因为语言文化内涵差异而制约民族间深入的交流交融，即使在空间上形成了嵌入式居住格局，也可能只是“陌生的邻居”，形成隐形民族隔离。建议在各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牧区一以贯之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加强党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把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摆在民族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位置，从理论和政策层面讲清说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并不矛盾，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相对于地方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文字、繁体字、异体字而言的，它们属于汉族也属于各个少数民族；从实践和事例层面讲清说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交流交往能力，有助于个人成长、地区发展，是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通过生动、鲜活的案例宣传，为少数民族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注入内生动力。

（二）抓住“空间嵌入”和“社会嵌入”两个关键，塑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产生活格局

嵌入式民族结构包括空间嵌入和社会嵌入两方面。空间嵌入即推动各民族日常活动空间的重叠交错，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客观便利。空间嵌入可与青海省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在拆迁改造、移民安置、公租房分配时有意识打破民族界限，构建各民族的杂居、混居的居住空间；在交通建设中推进自治州和自治县支线机场、高速公路建设，保障民族地区乡镇和建制村公路畅通，优化公共交通网络，拓展各民族活动空间。在公共服务资源规划布局中，注重在各民族活动空间交集区域设立公共活动设施，丰富各民族共同的休闲健身空间。社会嵌入即提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参与程度，涉及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有研究表明，即使有机会在物理共享空间进行群体间的接触，个人和群体也往往选择不与他人互动，而将时间花在与自己相似的人身上。因此，推进社会嵌入是更为深层次的目标，应大力探索推动民族社会融入平台载体建设。如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推动个体与其他民族成员接触的基本力量，应加强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培养，鼓励各族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搭建形式多样、接地气有活力的交流平台。

（三）推动社会教育均衡发展，夯实社会教育基础

一般来说教育包括国民教育和社会宣传教育两大类。一方面，推动基本公共教育提质扩容、均衡发展，保障各民族群众受教育权利，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不断夯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教育基础。另一方面，注重民族团结进步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具有终身性、广泛性，不仅面对青少年学生而且可以面对社会的成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必要补充，例如，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退休群体由于日常活动多为个人事务性活动、娱乐休憩和家务劳动，活动空间相对固定，与其他群体接触较少，最为重要的是，其接受的价值主导和思想教育不足。应进一步深化教育的全民属性，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分层次、分重点、分区域开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教育新局面。

（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8］。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会造成利益群体意识增强，当利益冲突显现时，一旦为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暗示和引导，极易引发一般社会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青海省应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四地”建设为引领，转变发展方式，支持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创业带动就业、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让更多民族地区群众更公平地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增进人民福祉，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