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曾 毅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范丽君）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特别是经过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后，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标志，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传承至今的基本政治品格。三大作风不仅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人格的力量”，即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与光荣传统，也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真理的力量”，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

一、作为工作态度和方法的实事求是

毛泽东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二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366页）如果说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那么延安整风针对的则是洋教条。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是一场旨在打破思想迷信与束缚的“启蒙运动”。如何破除教条主义的奴役呢？答案就在于实事求是。因此，延安整风是从整顿学风开始的，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改造主观主义的学风。

实事求是是一种科学、谦逊的工作态度。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回信中讲道，“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1943年，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指出，“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实事求是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如此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正因客观事物是复杂多变的，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就需要开展广泛、深入、长期的调查研究。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局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指出，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地努力。“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二、实事求是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

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坚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并坚持把这些原则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出发。

一是在工作态度上，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毛泽东指出，“群众观点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同上，第475页）。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就要破除主观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以谦逊认真的态度，拜实践为师、拜群众为师。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特别强调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要防止骄傲，他说，“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骄傲像一个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这个包袱。现在是要放下这个包袱，放下这个包袱才能接近群众”（同上，第513页）。这里所说的“骄傲”，集中体现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上。“左”倾路线不仅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1945年1月30日，英国《新闻时事报》发表斯坦因写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文章记述道，在几次长谈中，毛泽东告诉斯坦因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页）1942年12月底，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很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同上，第419页）

二是在工作方法上，善于践行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坚持群众路线的科学领导方法，就要求我们在制订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发扬民主，群策群力。“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将原料加以制造成为精制品，即是决定政策，造成作风”，“人民可以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同上，第369、576页）。“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的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为什么说理论联系实际与密切联系群众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二者有共同的遵循：那就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由此可见，要掌握好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要在做决策、抓落实中切实贯彻好“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相反，如果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在思想方法上就会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6页）。同样，如果背离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就会造成党群关系上的割裂，具体表现为命令主义或尾巴主义。毛泽东批评道，命令主义的错误在于“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而尾巴主义的错误则在于“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总之，正如《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同上，第897页）。只有做到这两个“结合”，才能破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科学地制定政策，有效地贯彻政策。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总结道，“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同上，第1095页）。

三、正确的批评必是实事求是的批评

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之所以发挥很大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上，第1096页）。正确的批评使党内团结，错误的批评使党内分裂。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批评呢？

首先，正确的批评指向真理，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解决党内矛盾的重要方法，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工作中间犯了错误，哪一个会没有呢？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叫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其次，正确的批评指向党的团结，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批评。整风运动采取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讲道，“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同上，第592页）。在对该《决议》草案的修改中，他加了这样一句话：“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再次，正确的批评指向党的宗旨和事业。毛泽东曾经为共产党员如此画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共产党人“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这种襟怀坦白和光明磊落的背后，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大道为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同上，第243页）。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指向真理、指向团结、指向党的宗旨和事业的自我革命。而之所以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三大作风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页）。延安整风正是将“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为“实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大大推动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形成。这一历史过程表明，三大作风在思想基础与目标指向上是内在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