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飞 缴润凯,2 刘 丹 尹 航

(1 东北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长春 130024) (2 教 育部幼儿园园长培 训中心，长春 130024) (3 吉林财经 大学亚泰工商管理 学院，长春 130117)

1 引言

职业使命感是衡量个体获得生涯成功与幸福感的重要指标，职业使命感的寻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获得了广泛关注。职业使命感是指个体对某一职业抱有强烈激情，并视其职业为实现自我生命意义、帮助他人或社会贡献的主要途径（Dobrow & Tosti-Kharas,2011;Duffy & Dik,2013）。职业使命感是个体内在因素与其所处环境交互后的产物（Hall & Chandler,2005），其影响因素存在职业特异性，有必要针对特定职业探讨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幼儿教师是职业使命感尤为凸显的职业之一，使命感是专业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张丽敏,2012）。已有研究发现，高职业使命感的幼儿教师更容易有高工作绩效和幸福感体验，更不易产生离职倾向和职业倦怠（赵小云,薛桂英,杨广学,2016;Rawat,2011）。然而，近年来幼儿教师队伍面临着教师流失严重的问题，媒体也曾报道个别幼儿教师在工作中存在虐童等极端现象，这与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深入探讨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既能丰富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理论，也能为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的发现与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职业使命感会受到个体内主体因素（如人格特质）以及个体外客体（如领导行为）与环境因素（如组织氛围）的影响，且客体与环境因素会通过主体因素发挥作用（史珈铭,赵书松,吴俣含,2018;Zhang & Jin,2019），表明主体因素是影响职业使命感的直接因素。已有研究仅考察了环境因素（如薪酬制度知觉）对幼师职业使命感的作用（赵小云等,2016），而未考察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因素的影响。参考其他行业的职业使命感内在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其着重探讨了自我指向、未来取向或主动性的变量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如未来工作自我（Zhang,Hirschi,Herrmann,Wei,& Zhang,2017）、自主性动机（史珈铭等,2018）等。然而，职业使命感是一种自我超越与亲社会性质的召唤感（Duffy & Dik,2013），有必要基于他人指向角度丰富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他人指向的影响因素也更贴合幼儿教师育人的工作性质。对此，本研究将引入感恩这一具有利他性质的自我超越性特质，探讨其对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感恩特质是自我超越与利他导向性的美德，是“个体用感激情绪回应因他人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人格特质”（McCullough,Emmons,& Tsang,2002）。高感恩特质个体具有强利他性动机，更容易明晰真实自我并遵从内心真实地生活（Wood,Linley,Maltby,Baliousis,& Joseph,2008），获得人生目的感和生命意义感（Zhang,Mou,Tong,& Wu,2018）。发现与遵从真实自我是个体识别与发展职业使命感的关键条件（Hall & Chandler,2005;Zhang,Hirschi,Dik,Wei,& You,2018），且人生目的感或生命意义感、利他性动机均是职业使命感的重要成分（Duffy & Dik,2013）。可见，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实证研究也证实它们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Gorjian,2006;Smith,2010），但仍存在以下有待探究的问题。

首先，职业使命感包括寻求与拥有两部分，寻求强调个体正在积极寻求可视为使命的职业，拥有则指个体当前感知到自己对某一职业具有使命（Dik,Eldridge,Steger,& Duffy,2012）。职业使命感不是个体一旦体验到就立刻停止寻求的一次性过程，而是拥有后仍不断寻求各种方式去维持或增强职业使命体验的循环过程（Dik et al.,2012）。这表明职业使命感的拥有与寻求是理解职业使命感形成与发展过程的重要内容。但以往研究仅探讨了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拥有的关系，未关注职业使命感的寻求维度。本研究将同时纳入职业使命感的拥有与寻求维度，以全面了解感恩特质对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其次，已有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探讨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以往研究表明，感恩特质受个体自我和谐的影响（何安明,惠秋平,刘华山,2013）。职业使命感是个体内在多种自我达成和谐一致时的体验（Hagmaier & Abele,2015），表明强职业使命感个体会具有高自我和谐。那么，感恩特质可能会受到职业使命感的影响。横断面数据仅能反映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的相关关系，但不能反映它们之间关系的方向性。交叉滞后是纳入时间维度来明确变量间关系的有效分析方法。交叉滞后在控制因T1 时每个变量对自身影响所带来的误差基础上，通过探索变量间在不同时间点的相互影响来推断其中的先后顺序，进而提供明确有力的变量间关系（胥彦,李超平,2019）。因此，有必要采用交叉滞后的分析手段进一步验证与探索感恩特质对职业使命感的预测作用。

最后，以往研究在西方被试样本中展开，探讨美国文化背景下企业工作者的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的相关关系（Gorjian,2006;Smith,2010）。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开展实证研究，为职业使命感的跨文化相似性提供更多依据（Duffy & Dik,2013）。另外，Thompson 和Bunderson（2019）认为有必要去探索职业使命感跨职业领域的一般性问题，厘清职业使命感的强度、性质等特征是否会因职业而有所不同。为此，本研究将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的关系研究拓展至中国文化背景的幼儿教师群体中，为职业使命感的跨职业领域与跨文化研究提供更多实证证据。

从理论来看，感恩特质能够影响个体职业使命感的拥有与寻求程度。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积极的自我整合与完善倾向，这种倾向的发生取决于个体是否获得了自主、胜任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通过促进个体形成、增强或维持自主性动机，最终增进个体的繁荣发展（Deci & Ryan,2000）。感恩特质是影响个体幸福感最大的人格特质之一，其有利于个体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以及自主性动机的形成（King & Datu,2018;Wood,Froh,& Geraghty,2010）。职业使命感拥有作为个体获得繁荣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Leffel et al.,2018），会受到个体感恩特质的影响。且研究发现，当个体在工作中获得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以及高自主性动机时，他们更容易感知到高职业使命感（史珈铭等,2018;Zhang & Jin,2019）。此外，高感恩特质个体更容易形成自主性动机，如亲社会性动机、生命意义感寻求（李旭,2016;Wood et al.,2010）。努力寻求职业使命感意味着个体正在努力寻找一个自己热爱、符合自己人生意义且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职业，说明个体的职业使命感寻求受到自主型动机的驱使（Dik et al.,2012）。可见，高感恩特质个体更容易表现出高职业使命感的寻求与拥有的状态。

综上，本研究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采用交叉滞后设计，考察感恩特质是否会影响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基于已有实证结果与理论证据，本研究假设感恩特质能显著影响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感恩特质高的幼儿教师更容易去寻求自己的职业使命感，且体验到强职业使命感。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东部（天津市、广东省）、中部（吉林省）和西部（云南省）地区四个省（直辖市）中，选取10 所幼儿园（每个省市2～3 所）的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追踪调查。在2019 年11 月末进行第一次测试，2020 年6 月中旬进行第二次测试，两次调查通过手机后四位进行匹配。T1 时间共对347 名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312 份。T2 时间获得有效匹配问卷223 份。在有效样本中，幼儿教师以大专（101 人,45.30%）和本科（105 人,47.10%）学历为主；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9.93 岁（SD=8.31 岁），年龄范围为19～54 岁，平均工作年限为8.86 年（SD=8.92 岁），工作年限范围为1～36 年。调查过程中，因教师离职、请假等情况出现了数据流失。但有效样本与流失样本在T1 时间的感恩特质（t=0.65,p＞0.05）与职业使命感拥有（t=0.68,p＞0.05）、寻求（t=-0.13,p＞0.05）得分上并无显著差异，说明被试流失为非结构性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感恩特质问卷

采用McCullough 等（2002）编制，魏昶、吴慧婷、孔祥娜和王海涛（2011）翻译的感恩问卷（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GQ）。该问卷主要从强度、频度、密度和广度等方面评估个体的感恩倾向，包括6 道题目，采用7 点评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鉴于问卷题目“如果要我说出要感谢什么人或事，我需要花很多时间才想得出来”的低因素负荷量（小于0.40），参照Zeng，Ling，Huebner，He 和Lei（2017）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该问卷的修订做法，将该题项删除。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感恩特质越高。本研究中，5 题版本的问卷结构效度良好（T1:χ2=11.75,df=5,RMSEA=0.08,SRMR=0.03,CFI=0.99,TLI=0.97;T2:χ2=8.82,df=5,RMSEA=0.06,SRMR=0.03,CFI=0.99,TLI=0.98），两次测量的Cronbach’s ɑ系数分别为0.78 和0.72。

2.2.2 职业使命感量表

采用Dik 等（2012）编制，并由张春雨（2015）通过双向互译方式翻译的简式职业使命感量表（Brief Calling Scale,BCS）。该量表包括职业使命拥有和寻求两个分量表，分别用于测量个体拥有某一职业使命感的程度以及试图寻求某一职业使命感的动机强度。两个分量表各2 题，采用5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体验到的职业使命感程度越强，以及试图去寻求职业使命感的努力程度越强。本研究中，两个时间点下的所有题目在相应潜变量上的因素负荷量均在0.80 以上（T1:0.87～0.92;T2:0.83～0.88）。此外，拥有分量表两次测量的Cronbach’s ɑ系数分别为0.91，0.89；寻求分量表两次测量的Cronbach’s ɑ系数分别为0.84，0.83。

2.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24.0 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采用Mplus8.3 分别对两次测量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潜变量在两个时间点的纵向测量不变性检验，并构建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考察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拥有、寻求之间在两个时间点的相互预测关系。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构建单因素模型检验两个时间点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在T1 与T2 时，将感恩特质、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视为一个维度的单因素模型的拟合度指数均未达到可接受水平（T 1:χ2=318.62,df=27,RMSEA=0.22,SRMR=0.11,CFI=0.57,TLI=0.43;T2:χ2=289.17,df=27,RMSEA=0.21,SRMR=0.13,CFI=0.52,TLI=0.36）。因此，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两个时间点下幼儿教师的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拥有、寻求的相关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同一时间下的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拥有（rT1=0.55,rT2=0.42,p＜0.001）以及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寻求（rT1=0.22,rT2=0.25,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T1 与T2 时间上的感恩特质（r=0.49,p＜0.001）、职业使命感拥有（r=0.41,p＜0.001）以及职业使命感寻求（r=0.31,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两个时间点的幼儿教师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的拥有、寻求均具有一定稳定性与一致的同步相关，适合进行后续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

表1 幼儿教师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结果

3.3 交叉滞后分析

首先，检验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的测量不变性。由表2 可知，不同等值模型间拟合程度差异基本不显著（ps＞0.05），除感恩特质的形态与负荷等值模型间差异显著（p＜0.05）。依据测量不变性检验流程，感恩特质满足跨时间测量的形态、部分负荷、截距和误差方差等值，职业使命感满足跨时间测量的形态、负荷、截距和误差方差等值。总体来说，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具有跨时间等值，可以进行后续的潜变量交叉滞后分析。

表2 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两次时间的纵向测量不变性检验结果

幼儿教师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拥有、寻求间的交叉滞后路径系数结果见图1。模型拟合指数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良好（χ2=242.75,df=156,RMSEA=0.05,SRMR=0.05,CFI=0.96,TLI=0.95）。两个时间点间的感恩特质、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的自回归系数在0.18～0.54 之间（ps＜0.05），说明其在6 个月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自回归系数上，感恩特质显著高于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拥有:βdiff=-0.36,p=0.023;寻求:βdiff=-0.27,p=0.017），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间则不显著（βdiff=-0.09,p=0.635）。

图1 幼儿教师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的交叉滞后关系

控制自回归系数及变量的同时性相关后，结果显示，T1 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对T2 感恩特质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拥有:β=-0.02,p=0.882;寻求:β=-0.02,p=0.756）；但T1 感恩特质对T2 职业使命感的拥有（β=0.39,p＜0.001）与寻求（β=0.25,p=0.001）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感恩特质能积极影响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状态。幼儿教师早期具备的感恩特质越强，随着时间发展，越倾向于去寻求自己的职业使命感，也就会拥有更高的职业使命感。

4 讨论

本研究首次采用交叉滞后分析对幼儿教师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间关系进行了两阶段的追踪调查。研究结果与预期假设相符，即感恩特质可以预测幼儿教师6 个月后的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程度，反之则不成立。本研究聚焦职业使命感的利他性质，探讨指向他人的感恩特质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结果明确了感恩特质对职业使命感拥有的促进作用，深化且拓展了以往横断面研究中“感恩特质预测职业使命感拥有”的结果；同时，结果也丰富了对职业使命感寻求影响因素的认识。此外，本研究将职业使命感的实证研究拓展至非西方文化下的幼儿教师群体中，为探讨职业使命感的跨文化与跨职业相似性提供了一定证据。

研究表明，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具有紧密关联。感恩特质越高的幼儿教师更倾向去寻求一个可以视为使命的职业或寻求各种方式去维持、增强自己的职业使命感，也更容易体验到强职业使命感。其中，幼儿教师感恩特质与职业使命感拥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与以往西方文化下企业员工中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丰富了职业使命感的跨文化与跨职业的关联性研究（张春雨,2015;Dobrow & Tosti-Kharas,2011）。但相似的强度以及相似结果的具体机制仍有待探索，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元分析以及跨文化比较等手段进一步明确。

研究发现，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的跨时间稳定性弱于感恩特质。Vianello，Galliani，Rosa 和Anselmi（2020）认为职业使命感是类状态结构，并提出有必要比较人格特质类变量与职业使命感的变化趋势，对职业使命感的类状态属性加以验证。本研究结果通过与人格特质（即感恩特质）的跨时间稳定性比较，进一步支持了职业使命感的类状态性属性。

交叉滞后结果表明感恩特质是职业使命感拥有与寻求的前因变量。该结果支持了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提出的理论构想。相类似地，从激发个体内在动机的资源角度出发，感恩的拓展建构假说指出，感恩这种积极情感特质能够扩展个体积极思维，构建持久个人资源，进而促进个体获得幸福感（Fredrickson,2012）。感恩特质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和欣赏生活积极面，即使在逆境中也会激发积极应对方式并放大消极事件中的积极信号，这些适应功能有利于个体从压力情境中发现成长潜能，拓展与重塑对自己存在意义的积极认知（Wood et al.,2010）。根据生命肯定观，成长潜能的发现与存在意义的拓展会激发个体进行积极的意义寻求（李占宏,赵梦娇,刘慧瀛,刘亚楠,彭凯平,2018）。有研究发现，高感恩特质个体在体验到人生意义感的同时仍存在继续寻求意义的持续性动力（李旭,2016）。意义寻求则是职业使命感寻求的一个核心要素（Dik et al.,2012）。同时，感恩特质具有的适应性功能还有利于个体积累丰富的人际资源、心理资本等个人资源，可使个体有足够资源投入职业领域去探索自身与工作之间的契合点。找到自己技能、兴趣、价值观与职业之间的完美匹配是个体体验到职业使命感的重要来源（Duffy,Allan,Bott,& Dik,2014）。因此，感恩倾向强烈的幼儿教师会表现出更强的寻求职业使命感的动机，也会体验到更高的职业使命感。

研究发现，感恩特质积极影响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这一发现为幼儿教师职业使命感的培养提供了启示。研究表明，感恩记录、表达感恩行为等感恩干预策略能有效提升个体的感恩特质（Komase,Watanabe,Imamura,& Kawakami,2019;O’Connell,O’Shea,& Gallagher,2018）。通过园所氛围的熏陶以及感恩活动的引导，帮助幼儿教师拥有发现与放大工作中积极信号的能力，联系其生涯历程开展自我存在意义的积极重塑，建构其通过幼教职业帮助他人的亲社会意图，进而促使幼儿教师发展出高职业使命感寻求动机与体验状态。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只采集了间隔6 个月的两个时间点数据，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更多时间点以及更长时间间隔的追踪设计来揭示变量间稳定的因果关系，也可以结合干预实验研究加以佐证。未来研究还可以纳入其他变量，从中介和调节机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幼儿教师感恩特质会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影响其职业使命感的寻求动机与拥有体验。

5 结论

幼儿教师的感恩特质对职业使命感的拥有与寻求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但职业使命感的拥有与寻求却不能有效预测感恩特质，即感恩特质是幼儿教师拥有与寻求职业使命感的前因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