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彪

罗利军在实验室中观察稻种

1998年，这是罗利军聊天中最常提及的一个年份。那一年，他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一个星期天，罗利军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无意中看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其中一组数据引起了他的关注：在一个国家的国民总用水量里，农业用水用掉了70%；而在农业用水中，水稻用水又用掉了70%。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这不就意味着，仅仅水稻这一种农作物，其耗水量就占到总用水量的一半以上？”在触目惊心的数据面前，罗利军陷入了沉思。

在此之前，罗利军研究方向的重点正是水稻，并已在水稻杂种优势理论研究与利用、水稻重要性状遗传基础研究、水稻遗传资源保护和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参与到我国超级稻计划中，并培育出我国第一个三系法亚种间超高产杂交水稻“协优413”，亩产759公斤，刷新了浙江省的最高纪录，成为“七五”攻关期间的重大科技成果。

“仓廪实而天下足”，自古以来，粮食的生产储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人口近14亿、耕地面积20.3亿亩、年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粮食年产量6亿吨以上且逐年增长……这不是一串普通的数字，它展现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在粮食需求和水土资源的刚性约束下，创造的我国以世界6%的水资源总量和9%的耕地面积生产出占世界26%的农作物、养活了全世界22%人口的中国式奇迹。

这固然值得自豪，但是这一串醒目的数据也始终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以罗利军为代表的一批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