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鑫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康乾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还自如的双轨形式”［1］，该观点认为明清以来皇权在县级以下基本由士绅等民间势力控制。随着市镇商品经济异军突起，绅商阶层开始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襄助救生善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利益整合，一方面在官民冲突中充当“官民中介”的角色协调矛盾；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承担上。士绅以“私人主导”模式管理救生组织等公共事务。事实上，士绅之所以能够在此等公共事务中发挥较大作用，乃是官方主动“让渡”的结果。不同于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2］。从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受政治资源所限，中央政府只能对基层社会实行“间接”管理。关于水上救生研究，蓝勇等学者已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具体可参见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4 期）；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续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杨国安《救生船局与清代两湖水上救生事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1 期）；吴琦、鲜健鹰《一项社会公益事业的考察：清代湖北的救生红船》（《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4 期；杨斌、邓子纲《清代洞庭湖水上救助事业与社会成效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5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