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松,资 源

(南京邮电大学 a.人口研究院；b.高质量发展评估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42)

一、农村人口流动与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早期社会理论的重要命题，许多社会学家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马克思认为，社会交往与生产力发展、阶级的形成密不可分，它决定了民族的整体结构与阶级关系[1]。韦伯也将社会交往看成是理解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基础[2]。哈贝马斯则认为社会交往可减少社会系统殖民生活世界的风险[3]。随着社会理论的转向，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交往的直接探讨越来越少[4]，取而代之的是将其视为某些理论的一个维度，例如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交往仅被视为积累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在社会融合理论中，社会交往也只是社会融合的表征之一。对此，戈德索普和埃里克森等学者呼吁学界重新审视社会交往命题，重塑其理论中心地位[5]，因为社会交往兼具个体与社会双重属性，如果忽视对“社会交往”的考察，将难以还原个人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无法准确地把握社会历史进程。

本文拟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是对现有理论研究忽视社会交往问题的一种回应，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检视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联机制。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实践的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已有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向城市，截止2020年末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76亿(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