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金良

栏目编辑：杜 航

“官无二业，事不并济”出自范晔《后汉书·张衡列传》，意思是说为官者不能兼做其他职业，许多事情不可并行不悖。张衡给出的理由是：“昼长则宵短，日南则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该之。”在他看来，世上很多事情存在此消彼长或顾此失彼的关系，很难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为官者尤须慎之又慎。

“官无二业，事不并济”，作为古人给居官者立下的规矩，透过历代吏治和官箴不难看出，其意在引导和规范官员尽心理政、用权为公、守好俸禄，而不能一心二用、荒废主业，更不能与民争利、以权谋私。

“受禄之家，不与民争利”，是“官无二业，事不并济”倡导的为官之要。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就要守着俸禄过日子，不能与百姓争生计。据《天人三策》记载，公仪休任鲁国国相时，看到自家人织布，便大发雷霆，休掉了管家务的妻子；在府中吃到爽口的葵菜，得知是自家园子种的，便怒气冲天将其拔掉，并严肃告诫家人：“既然已经享受国家的丰厚俸禄，你们再去织布、种菜，这不是要让菜农和织女无处卖货吗？”公仪休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他本分为官、律己恤民的操守。

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是“官无二业，事不并济”从政观坚决反对的。在古代，从政就不能经商，经商亦不可从政，这样就能杜绝官商不分、亦官亦商，防止行业差别过大、贫富过于悬殊。倘若既当官又经商，既吃俸禄又发横财，收入便不可胜数。唐代《唐会要》明确规定“五品以上，不得入市”，以防止高官经商。明代《大明律》严格禁止公、侯、伯等四品以上官员及其家人和仆人经商。立下这些清规戒律，目的就是严禁“高级干部”既当官又发财。

专心政事、心无旁骛，也是“官无二业，事不并济”的应有之义。为官要管众人之事，责重事杂、不容分心，而人的精力又有限，此处用力专注，必无暇顾及彼处。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怠于“主业”、忙于“副业”，精力用偏、沉湎所好，必然吞下玩物丧志、玩物丧德的苦果。纵览历代王朝，因醉心于个人嗜好而怠政误国者，并不鲜见。宋徽宗赵佶爱好广泛，“艺极于神”，于书法独创“瘦金体”，于绘画有佳作传世，但这也注定了他在成为“皇帝艺术家”的同时，也难逃弃国捐身之命运。

再把目光投向现实，尽管我们党对党员干部从政行为要求得更严、规范得更细，但总有个别胆大妄为、我行我素者逾规犯忌。有的当官经商，身在官场心在商场，在“官商跨界”中大发其财。有的热衷嗜好、无心干事，于“特长雅好”中忙得不亦乐乎，甚至被别有用心者以此打开缺口。从近几年一些落马贪官看，“官商不分家”“一心忙两头”者不在少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何谓全心全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廖俊波等优秀共产党员以实际行动做了回答：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心一意、真心实意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把为官当责任、视岗位为天职，殚精竭虑、无怨无悔，把官做淡、把事做精、把人做大。

叶剑英元帅在《哀悼任弼时》一文中写道：“他是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党员干部当以任弼时同志为镜，经常照一照自己的为官心态、精神状态、干事姿态，内正其心、外正其行，做到用心不二、用权不苟、不负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