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家琪，李 柯，朱明波，罗 帆，李海航

(1.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3.中国计量大学 质量与安全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如SA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COVID-19新冠肺炎等，均通过人口迁移或流动产生跨境传播现象，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各个城市经济韧性、治理体系和危机应急能力的一场考验。作为人流密集、情况复杂的航空口岸，机场的安全管理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安检是直接对接旅客和货物的重要安全防线，同时也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的工作状态和行为进行监控，进一步剖析安检员产生不安全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成为保障机场安全运营的重要任务[1]。

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安检员不安全行为致因做了大量研究，如李磊等[2]通过网络层次分析法，构建出以矿工为研究对象的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网络结构模型，并利用Super Decisions(SD)软件计算出不安全行为各平行影响因素的权重；ZHAO等[3]对不同行业的900多名从业人员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情绪、友好和责任心等个体特征因素与不安全行为呈负相关关系，而组织约束、人际关系冲突等环境因素与不安全行为呈正相关关系；陈芳等[4]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民航机务维修员工不安全行为的干预模型，进一步依托计划行为理论，用Vensim仿真模拟软件探索出民航机修人员不安全行为个人影响因素和环境影响因素；ERICH等[5]采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研究机场员工不安全行为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自我效能与不安全行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组织氛围、工作特征、工作压力和人际关系等环境因素与员工不安全行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外，也有部分研究探索了环境因素在人为因素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中起到的调节效应，但涉及的变量较少[6-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将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两个重要的平行影响变量，分别探索它们与安检人员不安全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较少探究个人因素在环境因素与不安全行为中起到的中介效应，且以机场安检组织为调查对象的研究更少。鉴于此，笔者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机场安检员的实际工作情况，采用扎根理论构建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风险因素的相关范畴模型，并利用SPSS和AMOS软件对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以期找出个人综合素质、机场工作环境与安检员不安全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探索出个人综合素质作为中介变量的效应程度，为识别和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奠定基础，保障机场的安全平稳运行。

1 不安全行为风险因素分析

扎根理论是一种从实际问题入手，由原始资料数据归纳出相关概念与范畴，然后从下至上建立起实质理论的客观性研究方法之一，该理论能较好地为行为领域的研究提供方法指导。笔者通过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风险相关资料和数据的采集、质性研究的三阶段编码、饱和度的检验和关键风险因素的归纳，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和识别。

1.1 案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在保证案例信息具备可靠性、完整性和易获得性的前提下，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需经过系统的调查、资料收集与整理。

首先，通过机场监控系统、民航资源网、机场安检移动执勤平台、航空安全自愿报告系统等信息媒介，现场实地观察录音，以及对安检工作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等渠道收集了70条访谈资料语句和108条原始录音及文本资料语句。

其次，将收集到的原始资料数据进行初步的筛选、整理和提炼，反复阅读和推敲精炼化后的语句信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的风险因素形成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将70%的资料用于三级编码处理，而剩余30%的资料则视为饱和度检验素材的来源。

此外，还继续收集了21世纪以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由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引发的15起安全事故实例，作为进一步分析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和饱和度检验的补充资料，具体案例如表1所示。

表1 15起由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引发的安全事故实例

1.2 质性编码分析

在遵循逻辑顺序并可以实现重复性检验的前提下，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三阶编码方式对收集到的178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安检员不安全行为访谈和文本资料语句进行提取、分析和凝练，从而实现案例资料到理论构建的目的[8]。

1.2.1 开放式编码

作为理论构建的起始环节，开放式编码旨在对收集到的大量访谈和文本资料进行打碎、比较、分类和重新综合，进一步将信息数据完成范畴化和概念化的归纳，其编码过程类似于漏斗的汇流作用，数据逐渐被精炼，直至译码呈现饱和的状态[9]。在编码过程中，相同或近似的表达概念会被分类，继而形成具有一定维度和属性的类属，该阶段中的类属只具备暂时性，会随着分析和理解的深入而进行修改。笔者经过多次重复的归纳整理和对比分析，最终从资料语句中提取出126个概念和23个副范畴。

1.2.2 主轴式编码

通过开放式编码，得到对资料语句高度精炼的概念和范畴，但不同副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仍不明朗。基于聚类分析的主轴式编码是对概念和副范畴的深度演绎、归纳和探究，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复的推敲和比较，将近似的信息译码链接和集中在一起，同时将主范畴和副范畴关联起来[10]。笔者根据因果关系、相似属性和情境现象将所整理出的副范畴进行归类和梳理，得出了身体状况、工作技能、心理健康、安全价值观、工作压力、防疫安全措施、组织管理水平、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和无意识的不安全行为9个主要范畴，为下一步核心范畴的提取打下基础。

1.2.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的主要目的是提取核心范畴，并将核心范畴与各个主范畴串联起来[11]，以便进一步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现象的故事链及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给予验证。核心范畴是所有分析结论浓缩后得到的关键类属，足以彰显整个调查研究的内涵。笔者在对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进行系统分析、整合和归纳的基础上，提炼出3个核心类属，即机场安检员的不安全行为、安检员个人因素、安检岗位环境因素。

当机场安检员存在业务能力不强、身体状况较差、安全价值观淡薄、心理状态不正常等个人问题的时候，会下意识或主动实施不安全行为。同时，由于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突发效应，机场安检员的工作压力、工作环境、工作流程与机场安全管理水平等级会有很大的改变，安检员为了适应新环境，除了自身状态发生相应的变化外，个体也会进行适当的调节并表现出与日常作业时不一样的行为方式，这也印证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理念。

综上可知，搜集的资料语句在经过三阶段质性编码后，可以开发出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风险因素的故事线，在整合所有范畴后构建出相应的扎根理论模型。从故事线中可以看出，安检员的个人因素会直接导致其不安全行为的产生，而环境因素不仅直接影响着安检员的行为方式，还能使其自身状态产生对应的变化，间接影响到安检员工作时的举止行为。该模型中的编码结果及频数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可以直接反映出各范畴的关键程度。

表2 质性编码结果及频数统计

1.3 饱和度检验

饱和度检验可以验证所构建的扎根理论模型是否可靠和齐备[12]。将原始文本数据和资料语句的剩余30%部分作为检验的来源，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判断是否有新的范畴出现，并分析结果是否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关键风险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和所构建的模型脉络。同时，对额外选取的15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国内外安检员不安全行为事故案例进行三级质性编码，作为检验的补充材料，结果表明归纳的不安全行为风险因素同样可以涵盖安检员工作事故的各个方面，对于针对性地改善机场安检员的行为管理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故本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模型通过了饱和度检验，不需要更多的样本。

2 模型实证研究

2.1 研究假设

对上述15起安全事故实例进行深入的统计，发现46.67%的事故是由安检员自身人为因素导致的危险行为，从而造成恶性事件的发生[13]；33.33%是受环境因素影响，安检员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会无意识甚至被迫做出不安全行为[14]；剩余20.00%则是源自环境因素对个体潜移默化的影响积累，安检员处于超负荷或者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下，其身心健康、意识状态乃至工作技能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养成不好的行为习惯，间接导致安全事故[15]。基于上述调查情况，进一步查阅和分析相关研究[16-18]可知，人为因素是安检员不安全行为的首要风险来源，而环境因素除了会直接对安检员的行为方式产生干预作用，还能在人为因素与不安全行为之间形成跨层次的调节效应，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

根据所构筑的扎根理论模型，结合以上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安检员不安全行为案例事故风险与成因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安检员的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恶劣工作环境带来的影响越大，安检员出现不安全行为的概率越高；

H2机场工作环境与安检员个人综合素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在舒适且安全的环境下工作时，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安检员的个人综合素质；

H3安检员个人综合素质与不安全行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个人综合素质越差，安检员实施不安全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H4个人综合素质是介于工作环境因素和安检员不安全行为的中介变量，环境因素既可以直接作用于不安全行为，又可以间接地影响个人素质，进一步产生不安全行为。

基于上述假设，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安检员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相互关系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框架

2.2 调查问卷设计及收集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问卷设计时，针对扎根理论构建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风险因素，依托Likert五分量表围绕安检员个人综合素质因素、工作环境因素风险和不安全行为3个维度开发出23个题项。所有题项的答案分为“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的5个不同级别，分别对应1分到5分，被调查对象可以根据自身的理解进行勾选。本次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主要在国内W国际机场、Y国际机场、C国际机场等机场的安检部门开展，共计发放问卷210份，剔除6份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0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97.14%。

2.3 问卷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通过SPSS对量表数据进行信度分析，安检员个人综合素质、机场工作环境和不安全行为这3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22、0.706、0.744，均大于0.7的内部一致性标准要求，说明所获得的有效问卷量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数据可以用来作为研究来源。

采用验证性因子模型对问卷量表统计结果进行效度分析。个人综合素质量表的KMO检验值为0.687，Bartlett球形检验在0.000水平上显著，9个题项的公因子方差介于0.620到0.832之间，均在0.5之上，进一步通过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提取的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比例达到73.159%，这4个因子分别为业务能力与素质、安全价值观、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机场工作环境量表的KMO检验值为0.715，Bartlett球形检验在0.000水平上显著，8个题项的公因子方差介于0.683到0.754之间，且正交旋转后提取的3个因子能够累积解释71.830%的变异量，这3个因子分别为工作压力、组织防疫措施、组织安全管理。不安全行为量表的KMO检验值为0.725，Bartlett球形检验在0.000水平上显著，6个题项的公因子方差介于0.497到0.786之间，均接近或大于0.5的标准，且正交旋转后提取的2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5.059%，这2个因子为无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和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可见3个维度量表的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可用于检验实证研究。

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SPSS24.0对人员综合素质的4个因子、机场工作环境的3个因子和不安全行为的2个因子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进行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个人综合素质方面，业务能力与素质、安全与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处于较高水平，只有身体状况低于个人综合素质的总平均值3.738，这可能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有关，这个时期会特别关注和检查安检员的身体情况，对于状况较差的人员会安排调休或调换岗位，因此员工实施不安全行为的可能性降低。而在机场工作环境方面，工作压力和组织防疫措施平均得分较高，恰好验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这两个因素会对安检员日常的工作方式和行为带来较为显著的变化。在安检员的不安全行为中，相比于无意识的不安全行为，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得分更高，说明在人员因素和环境因素双重风险的影响下，安检员更多地会采取主动不安全行为。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5 相关性分析

(1)个人综合素质与不安全行为的相关性。对个人综合素质与不安全行为的相关性，以及两个变量相应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个人综合素质与不安全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378，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假设H1成立。具体到各个因子，身体状况、心理状态与机场安检员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业务能力素质与安检员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在0.05水平上负相关；安全价值观与无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业务能力与素质、心理状态与无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在0.05水平上负相关。以上结果说明安检员的个人素质越强，其出现不安全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同时，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较差时，容易导致安检员主动实施不安全行为，而安全价值观的缺失则会导致安检员无意识做出不安全的行为。此外，当安检员业务能力水平较低时，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和无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可能会同时存在。

表4 个人综合素质与不安全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2)机场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的相关性。对机场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的相关性，以及对两个变量相应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验证，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机场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286，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故假设H2成立。具体到各个因子，工作压力与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无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安检员压力较大时，其会主动选择不安全行为来保护自己，即便压力不会瞬时影响安检员的身心状态，也同样可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安检员在无意识情况下做出危险举动。机场组织防疫措施和组织安全管理与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和无意识的不安全行为均在0.01水平上负相关，说明在重大突发疫情环境下，机场安检组织对防疫措施和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安检员工作中的行为。

表5 机场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3)机场工作环境与个人综合素质的相关性。对机场工作环境与个人综合素质的相关性，以及对两个变量相应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验证，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机场工作环境与个人综合素质的相关系数为0.221，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它们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H3成立。具体到各个因子，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与工作压力都在0.01水平上负相关，说明工作压力过大可能会给安检员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带来不良影响。组织防疫措施与身体状况在0.05水平上正相关，与心理状态在0.01水平上正相关，表明防疫措施得当将有助于安检员保持较好的身心健康。业务能力与素质、安全价值观、身体状况、心理状态与组织安全管理都在0.01水平上正相关，说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机场的安全管理水平越高，将会对个人综合素质各项因子的改善越有帮助。

表6 机场工作环境与个人综合素质的相关性分析

2.6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个人综合素质对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关系的中介效应，采用AMOS25.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19]，如图2所示。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知机场工作环境与个人综合素质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161，在0.05水平上显著；个人综合素质与不安全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81，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个人综合素质在机场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之间扮演着中介变量的角色。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抽样法来检验中介效应的程度[20]，机场工作环境对不安全行为的总效应c为-0.24，在0.01水平上显著；直接效应c′为-0.178，在0.05水平上显著；而机场工作环境对个人综合素质的回归系数a为0.161，个人综合素质对不安全行为的回归系数b为-0.381，则中介效应a×b为-0.061，与c′同号，表明个人综合素质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计算发现个人综合素质作为中介变量的效应量为25.511%。以上检验分析均说明机场工作环境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安检员的不安全行为，还能通过影响个人综合素质，进而影响到安检员的不安全行为，因此假设H4成立。

图2 机场工作环境、个人综合素质与安检员不安全行为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7 个人综合素质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论与启示

3.1 研究结论

(1)运用扎根理论法从原始案例资料中归纳凝练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安检员不安全行为风险因素的范畴模型，借助SPSS软件对有效问卷量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了机场安检员个人综合素质、机场工作环境和安检员不安全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和使用Bootstrap抽样法检验了个人综合素质在机场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2)在个人综合素质的4个因子中，安检员业务能力与素质、安全与价值观和心理状态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机场对员工健康程度的高度重视，身体状况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最小。对于机场工作环境的3个变量而言，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尤其在群体性疾病疫情蔓延期间，安检员的工作压力和机场组织的防疫措施这两个方面较平常更为突出和重要，给安检员的行为带来较大影响。另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受到个人素质和机场环境的双重影响，安检员会更多地出现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

(3)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人员综合素质、机场工作环境和安检员的不安全行为相关性分析，发现安检员的个人综合素质与不安全行为显著负相关，机场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负相关，即当安检员的个人综合素质越差或工作环境越恶劣时，安检员实施不安全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而工作环境与个人综合素质正相关，可见安检员所处的工作环境对其个人特征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抽样法检验表明，个人综合素质是介于工作环境和不安全行为之间的不完全中介变量，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环境因素的干扰效应既可以直接导致安检员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又会给安检员的身体、心理、意识和价值观带来潜移默化的改变，进而导致安检员实施不安全行为。

(5)研究样本仅局限于所调查的3家国内机场，数据还不具有全面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所构建模型的效度。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增加样本量，选取我国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和华中各个地区的典型机场进行数据的收集、调研，以更好地验证结论的合理性。

3.2 研究启示

(1) 风险源头管控。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安检员个人综合素质较低和机场工作环境较差是产生不安全行为的主要因素。故可以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源头的管控，如在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方面，可开展学习培训，提高安检员的业务素质；举办安全知识宣讲和考试，巩固员工的安全价值观；定期进行心理辅导和测试，对安检员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和监控。在改善工作环境方面，根据机场自身特点科学制定员工的工作计划，防止安检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超负荷工作；合理控制安检流量，加强员工抗压能力和心理的培养；重视机场防疫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落实，加强对安检员防疫意识和处置方式的学习与考核。

(2)切断风险作用途径。外部环境的持续刺激会给安检员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改变，对于这种积累而来的影响，短期的措施只能产生一时之效。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善甚至切断个人综合素质在工作环境与不安全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就必须依靠长期的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来实现。例如，制定合理、高效的机场安全管理制度和流程，并通过后续的案例经验积累不断优化现有的管理规章制度；实施奖惩制度，对于表现持续不佳的安检员工进行劝退，在促进安检员工作效率和积极性的同时，还能保持他们的竞争力；营造机场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提高安检部门员工的凝聚力和团队协作意识；引入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平台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安检设备设施，提高安检工作的保障力度，并不断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