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阁 廖双

（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天津300222）

1 火灯节发展概况

1.1 火文化与界牌镇

火是物质燃烧时所发出的光和焰。人类很久以前就对火有了特殊的敬意与崇拜。火带来光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明。衡阳是中国火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最先、最深打上火神崇拜烙印的地方。据《山海经》记载，华夏族上古神话人物祝融的居所就是今天位于衡阳的南岳衡山。祝融，也就是赤帝，后人尊称其为火神，在古语中，“祝”是祝祷，“融”是光明，在神话传说中，他不但传下了火种，并且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的方法。《路史·前纪》记载“祝融氏葬衡山之阳，是以名之”。新编《南岳志》记载，祝融峰是南岳七十二峰的最高峰和主峰。祝融死后，葬于南岳衡山，世人为了纪念他的巨大贡献，将南岳最高峰称为祝融峰，这是当地人对火的敬意，是地域特有的文化现象。界牌镇为衡山县下辖的镇级别行政单位，扼衡阳县北大门，得南岳之灵气，人杰地灵，物产丰饶，自古以瓷器闻名于世，有“湘南瓷都”的美誉。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界瓷研究所生产的釉下五彩瓷曾风靡一时，是世界收藏陶瓷最多的品种之一，融艺术性、观赏性、文化价值于一体，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人文资源非常丰富。

1.2 “火灯节”概况

“火灯节”历史悠久，约有600多年的历史。追溯界牌“火灯节”的由来，首先要从圣寿寺说起。圣寿寺原名圣寿庵，只供奉南岳圣帝与寿佛。相传“寿佛”圆寂500年后，也就是明朝永乐年间，界牌镇地区连续多年遭受虫灾，村民不堪其扰，“寿佛”托梦给界牌镇的居民们，说耍火灯可以消除虫灾，于是界牌镇的村民试着耍火灯，果真虫灾消除，村民们喜迎丰收[1]。后来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生产丰收、和谐稳定，也为了表达对火神和寿佛的尊敬和感激，自发性地在每年二月初七晚上举行围绕火为中心的火灯活动，游街走巷玩耍火灯。“火灯节”现已传承600余年，成为界牌镇的重要民间特色习俗活动。2011年12月，界牌“火灯节”被列入衡阳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12月，界牌“火灯节”传承人唐玉成先生被列入衡阳市第二批非遗传承人名录。

“火灯节”活动形式最初是人们在田间地头举着火把、灯笼来驱除虫灾，后来逐渐演变成在街头巷尾游灯的形式。目前“火灯节”的活动内容有戏曲表演、乡村音乐会、排街、祭祀寿佛、火灯灯会、游园活动等，如图1所示。“火灯节”是界牌镇非常重要的活动，每年举办都需要几个月来做好前期工作，包括物资准备，如活动中需要用到的纸灯笼、火炬等。活动在晚7时正式开始，村民们在圣寿寺拜圣佛，进行上香、司仪、鸣炮、奏乐、鸣钟、击鼓等仪式，然后整队兴灯，当地的民众做好点烛、燃火盆火把、提灯笼等准备，开始游园灯会。火灯队共300人，由领队、火炬、横匾、竖幡、牌灯、大鼓大锣组、旗帜、和尚组、寿佛塑像、洋鼓洋号组、天地人和、腰鼓队、火龙组、民乐组等组成。人们兴高采烈地高举着火把、提花灯、踩高跷，锣鼓喧天，组成一条长长的火龙，从圣寿寺出发，南到银溪桥，瓷城南北，将天地人和所代表的界牌4个方位走遍。界牌镇沿街的村民们都在家门口挂上了大红灯笼，点起了火红的篝火和红色的蜡烛，等待充满祥瑞和祝福的火灯队伍的到来。火灯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午夜，然后返回圣寿寺歇灯[2]。

图1 “火灯节”活动景象

1.3 “火灯节”的意义

“火灯节”是界牌镇由来已久的一项民俗活动，是村民对风调雨顺、年年有余、社稷安宁的向往和期待，是村民们心灵的寄托，表达了村民的感恩之情。“火灯节”中最主要的庆典道具是牌灯、花灯，道具数量多且不限男女老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进来沾染福气，表达对未来的美好祈愿；燃火、点烛寄托了用火消除虫灾、祈求丰收的愿望；“抬古城”是游行队伍中表演的节目，上面坐着童男童女，主要展现优生优育、求子的期盼，还表达着对未来的祝愿。对满足界牌镇村民的精神需求而言，“火灯节”活动在长期以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火灯活动把美好祝福散播给百姓，不但丰富了界牌人民的生活，也增强了界牌镇人民的凝聚力。

作者与当地村民面对面访谈，具体了解村民对“火灯节”的认识、看法及期望。在访谈中了解到，“火灯节”文化对当地老一辈人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无论是当地的村民、政府人员，还是老一辈的传承者，从他们的话语中，都能感受到对“火灯节”文化的敬畏之情，对当地独有文化形式的骄傲之情，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可以参与这盛大的活动。“火灯节”传承人唐玉成先生表示，“火灯节”的3种精神：感恩、奉献、和谐，都是向上、向善的美好精神；“火灯节”背后所体现的农耕文化、火文化、寿文化、曲艺技艺文化、体育文化，都是向上、向善的积极文化；“火灯节”是文化的瑰宝，是界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2 “火灯节”整体性保护困境

2.1 当地政府没有做好非遗管理与宣传工作

即使“火灯节”早已成功申报，成为市级非遗项目，得到了重视，但是后续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湖南省非遗地方性法规解读指出，非遗保护工作有普遍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的现象。目前“火灯节”的传承还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在保存好文本记录的基础上，还需要开展管理与宣传的工作，人员机构的设置以及经费保障等方面还有待解决；也还没有将非遗保护、保存工作划入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规划，保护工作仅仅停留在个别部门，还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形成政府主导、各部门配合、社会公众参与的局面，缺乏长期长效保护制度。

2.2 地域生态环境变迁，青壮年流失严重

界牌镇离衡阳市区有约两到三小时车程，地处较偏远，镇上经济不发达，以农业生产为主，物价也相对较低。主街道两边是商铺，过了主街就是大片农田，镇上还有大量的土砖房屋。空旷的街道旁房屋大门紧闭，人烟稀少，仅早晚的菜市场里有一番热闹景象。在走访调查中作者了解到，界牌镇青壮年流失严重，大多是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家务农，青壮年向地级市或者省会城市流动。

“火灯节”诞生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期，农耕文明的重要特点就是男耕女织、规模小。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农民靠天吃饭，他们没有能力预测和抵抗天灾，最大的愿望就是风调雨顺、大获丰收。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地域衍生出了各具特色、受到拥护的民俗祈福活动，“火灯节”就是其中之一，农民为了粮食增产丰收，也积极参与这种形式的活动。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加快，村镇公路网建设铺开，有了通往地级市的高速公路，也有了每日往返地级市的公交班车，人们的生存空间成指数扩大，生存方式也随之有了更多的选择。交通网络的完善改变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生存手段，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自由。青壮年的谋生手段不囿于务农，可以选择去外面寻找更好的学习或者工作机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镇上人口流出。壮年劳动力外流会导致非遗传承人结构的不稳定或断层，非遗传承人是非遗传承过程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许多年轻人认为传承非遗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而传承非遗也不能给养家糊口带来帮助，更愿意另谋生路。青壮年外流的问题给非遗的传承和传播造成了极大的限制，人口结构失衡削弱了传统活动的公共性、集体性[3]，“火灯节”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失去了活力。

2.3 缺乏对非遗的认同感与参与度，自发的传统活动变得被动

“火灯节”在农耕文明时期寄托了村民对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期望，满足了当地村民的精神需求，但随着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村民们广泛接受了普及教育，也与时俱进地用起了各种工具，拥有了更完善的农业知识和工具来对抗虫灾、提升产量，不需要再祈福庄稼不生害虫、丰产丰收。村民们在闲时也有广泛的空间来进行业余活动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如看书、参与聚会活动、玩游戏、上网学习等。在满足当地村民精神需求这个层面，“火灯节”的重要性大不如前。“火灯节”在历年的组织表演中，活动的工具和活动形式通过口传身授代代相传，农耕时期的“火灯节”传承形式呈现出自发性、公共性的特征。据“火灯节”传承人唐玉成先生介绍，“火灯节”这个自发为寿佛庆生、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节日，如今已经不自发了。老一辈的参与火灯组织、游灯会的人年纪渐渐大了，无法再组织或参与火灯活动，而年轻人没有被这种文化熏陶，不会自主参与进来。唐玉成先生说道：“以前都是大家一伙儿在一块自发把这个节日搞好，现在都要我去喊人来参与、喊人来组织活动了。”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许多传统习俗文化记忆也被淡忘了。某种社会文化流行与社会文化生态都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和维护[4]，年轻一代选择在城市工作，没有受到“火灯节”文化氛围的熏陶，对“火灯节”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少，没有意识去了解，也不参与活动，也就更加缺乏对“火灯节”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3 “火灯节”整体性保护策略

整体性保护就是保持人文和自然环境相协调,非遗保护不仅要关注单个的技艺,还要跟整个生态系统相联系[5]。文化不是独立的，文化应与周边环境形成一个整体、系统的关系。非遗保护要从整体规划的视角去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延伸文化、衍生文化，尽可能面面俱到地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火灯节”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流动的、发展的，对其保护不能仅停留在技艺传承上，也要考虑其生态系统是否保护得当，是否能有效顺应“火灯节”节日的传承与发展。

“火灯节”的整体性保护目前面临管理不善、地域生态环境变迁、传承危机、认同感下降等困境。这些困境相互联系、层层推进：由时代发展引起了地域生态变迁，地域生态变迁引起了青年人口外流，进而导致了“火灯节”认同感下降与传承危机，要想摆脱困境，必须一一解决目前的问题。应从政府政策入手，帮助建立健全“火灯节”保护体系，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从人文环境入手，帮助民众了解“火灯节”文化内涵及意义，合理开展技艺学习趣味活动；与当地著名旅游景点、企业等合作共建推广“火灯节”，建设旅游路线，提供就业岗位，打造“火灯节”文化符号，重建“火灯节”文化生态保护圈。

3.1 政府帮扶

政府首先要完善名录收集和保护管理等工作，明确权责，做到事事有人管，事事可追溯，在原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火灯节”的支持和引导，提供系统而长远的发展路径，整合各方资源，给予资金支持、市场引领、人才培养、文化宣传和街区重建等帮助[6]。对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的现象重点处理。明确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和非遗项目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例如：非遗项目保护单位须制定并监督实施该非遗项目的具体、明确到部门或人的保护及传承计划，包括系统、整体的收集、保管该非遗项目的实物及文本、数字资料及所依存的环境并登记、整理、分类保存。非遗项目传承人要保护、保留目前所掌握的技艺、知识、表现形式和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和非遗项目传承人应该同心协力、集思广益，共同努力以确保非遗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实现不断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传承人的心态与精神面貌影响着非遗传承的质量。政府应该完善科学合理的保障机制，为传承人提供经济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精神上的支持。以界牌镇“火灯节”为例，可以给予这类较偏远贫困地区资金、人才方面的扶持，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提供保障。政府要建立专门保护传承人的基金，保护和保障经费优先倾向经济收益低的非遗项目以及生活比较困难的老一辈传承人，传承人有了较充裕的资金，就不必再为柴米油盐担心，再适当地补贴一些物质奖励和传承项目的资助，确保传承人有传承积极性。以界牌镇“火灯节”传承人为例，唐玉成先生已年过古稀，可以通过生活补贴、对具体项目立项资助等方式，对这类高龄以及无固定收入来源的传承人给予资金、物质补贴，对传承项目给予经济、管理上的帮助，在传承人有突出成果时给予奖励，尽可能调动非遗传承人传承非遗的积极性，使非遗传承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传统技艺的传承中。除了要保障非遗传承人的正常生活之外，还应关怀与激励非遗传承人。主管部门应及时掌握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在这里，浙江的经验也许可以借鉴。浙江省建立了传承人访问和报告制度，规定了“三个必报、五个访问”，规定各项目相关部门、人员在工作中发现传承人家中有突发事件必报，大病去世必报，重要艺术成果必报；困难必访，去世必访，收徒必访，重要活动必访，突发事件必访。主管部门还可以定期举行表彰与激励活动，调动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

除传承人外，当地居民的意见也十分重要，当地居民是“火灯节”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火灯文化的保护者，必须在非遗保护规划纲要的制订及执行的各环节，保障当地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等权利[7]。促使政府、民众、传承人等各方面达成共识，使当地民众成为保护非遗的主体力量和成果的受益者，这样才能调动民众广泛参与的积极性，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性非遗保护格局。

3.2 重建“火灯节”人文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点，当地的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有者，是真正的主人。提高社区民众在保护实践中的参与度是整体性保护的重要举措[8]。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9]。界牌镇的居民是“火灯节”非遗保护的中坚力量，是实现整体性保护的重要一环，必须在当地加大宣传力度，强调“火灯节”是当地的一张响亮的名片，提高民众的自觉性和自豪感。

3.2.1 重建公共文化环境 政府、居委会和村委会可以定期举办如“火灯文化进社区”“火灯工艺了解及实践”“火灯比赛”“火灯文化戏台表演”等相关活动，让居民了解“火灯节”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变化，掌握基础的灯笼制作等，营造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氛围，让当地民众了解并自觉维护火灯文化；也可以组建“火灯节”数字化线上线下博物馆，通过图片、文字、视频以及新兴技术等拓宽非遗表现途径，让“火灯节”的魅力有更多对外宣传的渠道；还可以把火灯文化融入生活，如设立“火灯节”文化墙、“火灯节”文化元素相关的路灯、火灯制作体验工坊等。3.2.2重建校园文化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精神，教育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途径。可以开展“非遗传承进校园”活动，让当地青少年了解“火灯节”的文化知识，并通过青少年再次传播；还可开展趣味手工课程，教学生如何把竹子制成形态各异又栩栩如生的灯笼，学生做出来的灯笼可以长期在校园内展示，引导学生关注非遗文化，自觉宣传家乡名片“火灯节”。

3.3 建立旅游线路，联动当地优势产业，打造“火灯节”文化符号

政府帮扶固然重要，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非遗文化不仅要通过政府保护，更要自力更生。政府应该协助拓宽非遗的发展空间，与非遗传承人、当地民众共同携手把当地的“火灯节”节日庆典在众多网络媒体及各个平台上宣传出去，扩大“火灯节”的影响，让更多的游客参与进来，把非遗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3.3.1 打造旅游路线“火灯节”这样的节日形式可以打造成旅游特色。“火灯节”庙会活动声势浩大、形式多样，活动内容各有特色和寓意，这都可以作为特色吸引各地的游客前来参与，传播幸福、感受欢快的氛围。除了让游客参与“火灯节”之外，还可以建设非遗旅游线路，对沿线的人文景观、历史景观进行梳理和保护，提供戏台表演和纪念品购买，彰显火灯文化，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使非遗资源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南岳衡山是衡阳市的5A级景区，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据衡阳新闻联播报道：2021年国庆假期期间，南岳衡山接待游客逾63万人次。南岳衡山是中国火文化的发源地，与“火灯节”也息息相关，且来南岳旅游的游客许多为祈福而来，衡山和“火灯节”受众统一，可以在衡山景区设立“火灯节”活动的文化墙和班车，宣传界牌镇“火灯节”并打通路线，通过南岳旅游的辐射影响，为界牌镇带来旅游人次，牵动当地发展。

3.3.2 联动当地优势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有与新时代相联结，才能实现时间与空间的深切联系[10]。“火灯节”的活动形式与生活息息相关，但没有相关的消费产品承载，也就没有消费市场。在现代消费市场下，可以将吉祥寓意、传统技艺元素融入现代设计和日常生活用品中，积极开发文创及带有吉祥寓意的特色周边产品，打造“火灯节”文化品牌，扩展产业链条、融合发展、招商引资、带动经济，扩大“火灯节”活动的辐射影响[11]。界牌镇于2015年成立了界牌陶瓷工业园，是全国陶瓷泥标准化研发先导区、湖南省发展循环经济示范产业园区。陶瓷工业园对带动片区开发、提供就业、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打造“火灯节”文化符号，可与界牌镇的瓷厂合作，在瓷器外形、图案和配色上进行设计，推出联名的带有“火灯节”文化的瓷器。一方面对外销售瓷器产品宣传了界牌镇的“火灯节”；另一方面参与“火灯节”的游客也可以购买界牌镇生产的瓷器文创产品，让界牌镇的两张名片相辅相成，共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长期来看，建立旅游线路，联动当地优势产业，打造“火灯节”文化符号，不仅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工作岗位，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能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增加整体的地域文化意象和氛围。

4 结语

“火灯节”传承600余年，为界牌镇人民带来了吉祥、幸福，寄托了界牌镇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希望，承载着传播界牌民俗文化与精神的重要意义。在新的时代，“火灯节”需要以政府帮扶为基础，通过重建“火灯节”人文环境、建立旅游线路、联动当地优势产业等措施，打造“火灯节”文化符号，唤醒界牌人民对“火灯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实现文化认同、文化宣传、经济发展多丰收，推动“火灯节”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