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军

有了如迟子建一系列文字的书写，黑龙江岸上这片广大的黑土地，也才成为中国人意识中真实可触的、血肉丰满的真实存在。

——阿来

来自中国领土最北端的迟子建，1964年出生于北极村，1983年开始创作，迄今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學文本600多万字，出版单行本近100部，代表作品有《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荣获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和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奖项，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目前，迟子建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外，特别是日本和法国，并有多种语言的海外译本，如英、日、法、韩、瑞典、波兰等。其中，长篇小说《烟火漫卷》以浪漫与伤感交织的诗学世界赢得读者。据《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该小说以39家馆藏位居第二，仅次于莫言《晚熟的人》。

苏童说，很少有作家像迟子建一样，在长达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能够保持均匀节奏、稳定风格、坚定追求和明亮品格。《烟火漫卷》继承了迟氏小说一贯的风格。

平实随和的叙事基调

这是迟氏小说的惯常基调，小说中更多体现为底层生存的状态，集历史、政治、风俗等为一体的现代城市生活景观，人性善恶、自然衰老、爱恨情仇等生命主题，达到了一种圆融超脱的境界。正如学者翟苏民所评价的，迟子建笔下的自然与人物、历史与时代等符号，都是充满活力的，所承担的“艺术使命”之重在当代作家中少见。迟子建自评，曾用“哀而能诗”，即善于从最普通的现象还原，回归最核心的笔法，终用平凡意象呈现生活意境，平缓而有力，这也是《烟火漫卷》的一大艺术魅力。小说中，无论是景色描写还是人物描写，都会伴随抒情性文字的渲染，情节的发展随着环境变化而逐渐铺开。但文本叙事并不是“强情节”模式，而是在“弱情节”的叙事框架内呈现人物戏剧性、传奇性的命运，非但没有产生冲突，反而在整体圆融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基调，极大地凸显了情节的戏剧性和命运的沧桑感。

内敛有力的现实批判

迟氏小说擅长以对“通灵”事物的描写赋予文本更加空灵诗意的审美色彩，并通过与现实主义叙事的巧妙结合，将意义指向拉回现实批判，进而形成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融合。从《炖马靴》中的狼，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驯鹿，再到《烟火漫卷》中的雀鹰，实际上均为对人物命运的一种特异视角的审视。小说中，通灵的雀鹰小鹞子从寂静的鹰谷来到喧闹的城市。在榆樱院，它见证了租客们艰辛的生存境遇和隐秘角落中的人性秘密。但小鹞子最终却被塑胶跑道的胶水困死，如此结局，更多蕴含了迟子建对浮躁社会、激进时代的批判，也表达了其对现代生态破坏的深层忧虑。正如学者於可训指出的，迟子建空灵诗意的叙事背后，是内敛有力的现实批判，其独特的自然观念对消解束缚感性生命的现代社会工业理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相较于部分作家直截了当的解构行为，迟子建这种做法显然更加贴合文学本义，更具人文色彩。这一评价，直接指出了《烟火漫卷》中通灵书写最真实的意义。

生命主题的深层书写

迟氏小说始终注重从纷繁生活中看穿人的本质，直面个体欲望，这也是其笔下人物血肉饱满，充满烟火气息的主要原因。最为重要的是，在世俗书写的基础上，她还善于借助人性善恶的复杂性再现真实的人，然后采用救赎的方式让人物向善而行，最终获得精神慰藉，形成独特的“罪与罚”模式，完成生命主题的深层书写。法国批评家让·波德里亚指出，作为社会存在，个体需求是没有限制的，所有生命个体都在释放着内心欲望，并不断追逐新的欲望，特别是在城市景观的隐蔽下，人们任由欲望控制自己，最终带来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灵异化。《烟火漫卷》正是异化人群的人文观照，在人性善恶对立的二元超越中，回到了复杂的人性本身，呈现了最本真的民间生活，如刘建国用余生来赎罪、黄娥的深度忏悔、刘娇华的深层伤痛等，所有人都背负着属于自己的伤痛，并在各自的赎罪中活出生命的本真色彩，这无疑是生命主题深层书写的应有之义。而迟子建在理解之后的关怀，如蒋子丹所言，是一种将自我融入生活的超脱情怀。

作为2020年度最佳长篇作品，《烟火漫卷》受到国内读者的一致好评，及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认可。

神秘书写下的期待满足

学者褚云侠指出，“神秘”是迟子建小说进入西方文学世界的密码，其超自然现行和原始经验的描写，吸引了西方读者、译者和评论家的关注。2003年，乔伊斯基金会将“悬念句子文学奖”颁给迟子建，并推出小说集《超自然的虚构故事》，由此拉开了西方主动译介迟子建的序幕。在小说集序言中指出，所选小说中的神秘书写所呈现的自然原初经验，是最核心的选取标准。《烟火漫卷》中也有许多神秘书写，如“文武开江”民俗、极乐寺的断佛手、歌剧二人转等，对于西方读者来讲，都是陌生而新奇的中国东北意象。在其海外译本简介中，基本都会强调“中国东北”这一身份标签，以及神秘书写的呈现。细究起来，神秘书写背后的文化逻辑与西方文化神秘尊崇因子相契合，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优越理论形成了某种回应。

小人物书写下的文化共情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小人物，并逐步构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人类学新架构。引领者萨林斯指出，应通过小人物的社会历史来折射整个社会的人文景象。显然，《烟火漫卷》的小人物书写与文化人类学内核思想形成了高度契合，或者说是完成了本源化人文关怀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情感抵达。正如王安忆笔下的弄堂人生，迟子建聚焦城市空间那些平凡的市井小人物，呈现他们独特的生活状态。如其所言，“在我眼里，每个市井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更折射着他们不同的生活侧面。这里有生之艰辛和不平，也有苦中的快乐和诗意”。通过小人物书写，不仅展现了哈尔滨现代化发展中的艰难与欢欣，而且折射了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悲苦与实绩，能够引发最广泛的文化共情。

救赎书写下的原罪契合

救赎始终是迟子建小说的基本主题，《烟火漫卷》也不例外。在她笔下不存在绝对的善，也不存在绝对的恶，人性如同天气一样，复杂多变，但无论如何，人必须要有赎罪感。对自然、对他人、对历史，人们总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在她的笔下，人物都能够找到自我救赎之路。《烟火漫卷》中偷婴孩的煤老板想要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来补偿刘建国，而刘建国却想要用余生去陪伴吴磊，各自都有着自己的救赎。而救赎是西方文化的构成基因，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也是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的赎罪书写与西方文化的救赎思想达成了内在契合。

《烟火漫卷》呈现了别样的哈尔滨城市景象，酣畅淋漓地叙写了这座城市的自然更替、人情冷暖、悲欢离合，这其中既有作家浪漫主义的审美追求，也有现实主义的深层书写，在直面生死、善恶的冷峻中，以超脱的姿态表达着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这部小说进一步拓宽了迟子建的叙事空间，在“神秘”书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交织中，在“守候大地卑微的生灵”中，成功完成了一次创造、蜕变与升华。

作者系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