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 梁海

《阿来论》是研究著名作家阿来及其文学作品的一本文学评论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相信，凡是喜爱读当代小说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作家阿来的。如此，也就必然会联系起他的著名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多卷本的《空山》。可以说，人们极度迷恋他为我们营造的奇特、陌生、神秘而浪漫的康巴土司世界。我们在他的文字中，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藏族作家出色的想象力，象征、寓言的建构，诗意的氛围，细腻的描述能力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富贵”的典雅之气。而令我们遗憾的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了他的短篇小说。

厚实、朴拙中尽显禅意

这些短篇，除了具备其长篇小说所具有的那些基本品质外，还拥有着长篇不可取代的更强烈的诗学力量和沉郁的魅力。这些作品，给我们另一种诗意，他所描画的“异族”，光彩眩目，含义无穷，甚至远远超出文学叙述的框架。每一个短篇，都是一线牵动远近，在他对世界的诗意阐释和发掘中，无论是外在叙述的激昂与宁静，宽厚与轻柔，还是飘逸与沉雄，那种与汪曾祺小说不尽相同但格外相近的抒情且沉郁的“禅意”，逶迤而来，纯净而纯粹。有趣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和诸多短篇小说在写作上，时间的先后和故事、人物、情节之间，还有着颇具意味的神秘联系，可以引申出无尽的诗意和叙事资源方面的内在纠结。可以说，阿来短篇小说的路径、取向，深厚的佛教影响，显现出不同凡响，这是我们在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中很难看到的。那是一种独到的选择，也是一种极高的文学境界。那平静、平实的叙述告诉我们，文学的魅力不只是轻逸的虛幻，而且有如此厚实的朴拙。

阿来的短篇小说，试图要“还原”给我们一种形而下的本然世景，这一路向，在他最早的短篇小说《老房子》《奔马似的白色群山》《阿古顿巴》等作品中，就已经初见端倪。及至他后来的“机村”系列中的若干篇，其短篇小说的“拙”态，已经尽显其间。阿来小说的人物形态是“拙”的，结构形式是“拙”的，叙述方式是“拙”的，即使那些掩藏不住的诗性语言也荡漾着“拙”意。也许，“拙”，正是一种佛性的体现。

诗人出身的阿来，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诗集《梭磨河》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事物充满诗性的精微的感悟力，以及以艺术的方式整体性地把握世界或存在的天赋。一方面，是写作内在气质和风度上的“朴拙”;另一方面，是短篇小说天然的结构严谨的要求，力求完整、和谐，前后不参差的文本形态。不经意间，阿来在文本中留下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踪影。同时，他还很好地处理了小说形式与精神内核的密切关系，不仅是讲故事的方式，而且包括短篇小说的叙事空间的开掘，阿来在短篇小说中寻找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他在努力地给我们呈现一个真正属于阿来的世界。

突破类型小说样态，探寻人物形象“原生态”

阿来是一位对文学深藏敬畏之心的作家。1987年发表于《西藏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阿古顿巴》，是阿来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他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阿来小说观念的形成和成熟。这是一篇重在写人物的小说，试想二十几年前，阿来就打破了以往民间故事的讲述模式和基本套路，打破了“类型”小说的外壳，对其进行了重新改写和重述，这的确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此，时至今日，我始终没感觉到这是阿来的一篇“旧作”。他在几千字的篇幅里写出了阿古顿巴的一生。阿来的叙述让阿古顿巴人生的几个片段闪闪发亮，通过阿古顿巴表达了人的憨厚、善良、忠诚和软弱，这是一种单纯或者说是纯粹的、智慧的力量，当然，这也是来自内心和来自深远的历史的力量。

阿来短篇小说中朴拙而单纯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潜伏着一定的文化深度。从文化的视角看，阿来的写作，无疑为汉语写作大大地增加了民族性的厚度。他在作品中承载了一种精神，在这种精神里面，既有能够体现东方文化传统的智者的化境，也有饱含朴拙“痴气”的旺盛、强悍生命力的冲动。这些超越了种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约的理念，构成了阿来诚实地面对人类生存基本价值的勇气。所以，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就像神话那样古老而简洁有力。

他近来写作的短篇小说《格拉长大》，除了继续保持朴素的叙述气质之外，阿来开始捕捉人性内在的深度性和广泛的隐喻性。格拉同样是一个“拙”气十足的人物。这个后来在长篇小说《空山》中被舒张、深入演绎的人物，在这个短篇中则体现出阿来赋予他的超常的“稚拙”。我们惊异格拉这个“无父”的少年，与母亲桑丹相依为命的从容。他与阿古顿巴一样，也从来没有复杂的计谋和深奥的盘算，“他用聪明人最始料不及的简单破解一切复杂的机关”。在小说中，我们好像看到了两个少年格拉：一个是那个憨直、能忍受任何屈辱、能学狗叫的、对母亲百依百顺的格拉;另一个是勇敢、强悍、不屈不挠、坚执的格拉。在“机村”这个相对封闭自足，还有些神秘的世界，道德和伦理似乎都处于一种休眠或暧昧的状态。格拉就像是一个高傲的雄狮，在斗熊的“雪光”和母亲生产的“血光”中，以本色、“朴拙”而勇敢的心建立起人性的尊严。其实，格拉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与《阿古顿巴》中的阿古顿巴都有着极深的“血缘关系”。实质上，这几个人物形象正是阿来汲取民族民间文化的内在精神力量，超越既有的具体的“现实”“历史”格局，探寻人物形象“原生态”状貌所进行的有效实践。

诗意的语言，自然、奇崛的文体

语言和文体，这是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都必须高度重视的两个文学元素。也可以说它们是横亘在一个作家眼前的两道鸿沟。谁能穿越它们，谁就可能顺利抵达事物的幽深处或存在的现场，而且不需要任何额外的魔法。这一点，是与作品的选材，意识形态背景和某一种精神规定无关的要义。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往往能体现出作家的文化积淀。可以说，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这个作家全部的文化素养。

阿来小说的叙述语言极好，明显受过纯粹的语言训练，尤其这种诗性的语言自然与他早期的诗歌写作经历有关，更主要的是，阿来能将这种感觉不断地保持到小说的叙述中。这种感觉，是作家特有的将现实的生命体验艺术地转化为文字的能力和特质。从这个角度讲，阿来小说的魅力不仅是语言和结构带来的，也是这种与众不同的艺术感觉或直觉带来的。

从早些时候的短篇小说《群蜂飞舞》《狩猎》《蘑菇》《声音》《槐花》《银环蛇》，到近年的一组有关“机村”的小说，将阿来的这种朴拙的叙事美学推向了极致。《水电站》《马车》《脱粒机》《瘸子》《自愿被拐卖的卓玛》《少年诗篇》《马车夫》，每篇的结构都可以称之为自然而奇崛，朴拙而没有丝毫的匠气。一个有良好小说基本素养和严格训练的作家，永远能摆脱别人和自己的“类型化”套路，不拘一格，不断寻找新的叙事生机，这既需要智慧和才情，也需要某种机缘。在连续地重读了这些短篇小说之后，笔者对作家阿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阿来的写作姿态或者说他的文学精神是一种感悟之后的宽容。

我们能够意识到，阅读、认识和体会阿来，确实需要将他的写作与任何“潮流”分开来的。也许，恰恰是这一点造就了他与许多同代作家叙事策略的不同，他的叙事资源和内里精神始终远离诸多的模式。他的小说虽以平易取胜，但积淀着浓郁的诗意。那些深邃的道理，都埋藏在形而下的素描之中。在叙述中，阿来竭力地摆脱自己的作者身份。中年阿来看世界、看生活的眼光，或直面人生的态度可能是“世故”的，但这也许更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而纯洁的世界一定是单纯的、质朴的世界。笔者认为，阿来正努力通过短篇小说这种文体，追求空白、空灵、空阔的小说境界，这体现出一个有艺术抱负、有责任感的作家的力量和信念。

作者张学昕系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海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