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 刘兵

博物学与我们关系密切，博物学涉及到认知。博物学和科学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博物学文化，如何转化人们深层的价值观？

刘华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博物学文化

我们以前曾说梭罗是文学家，利奥波德是林学家，卡森是科学家，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今天要提及他们三人共同的另一身份——博物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博物学文化》，我只是主编，作者一共有20位，包括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书很厚，信息量不小，但并不全面，也不可能全面。考虑到“做增量”，许多重要人物都忽略了。

为什么要写《西方博物学文化》这本书？为什么偏偏看重博物学？现在，人与自然打交道最为密切的就是近代科技，如果不反思近代科技的负面作用，环境问题没法解决。为了当下活得更好，也为了可持续的明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老掉牙的学问，现在课程表没有列出的博物学。博物学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多悠久？至少跟科学的历史不相上下，严格讲比科学的历史还长！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博物学，他本人写过《动物志》等，他的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探究过植物，留下两部植物书，都没有翻译成汉语。老普林尼留下的37册《博物志》，没有任何一本译成了汉语，我不知道清华大学图书馆有没有收藏，希望将来会有中译本。西方博物学家非常多，我按个人喜好列了九个大佬：亚里士多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林奈、布丰、怀特（Gilbert White）、A.洪堡、达尔文、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威尔逊（E.O.Wilson）。

对亚里士多德我打了五星级，给怀特也打了五星，还用红色表示，表示我们极其重视怀特。怀特没有特别了不起的自然科学贡献，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一个名乡村牧师，一辈子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只写了一本书《塞耳彭博物志》。怀特的家乡是典型的英格兰农村，我专门去看过，还小住了几日;达尔文也拜访过他的家乡，为什么？达尔文要向先贤致敬。他是极重要的博物学家，他做的那种类型的博物学，人人可及，是我们今日特别要倡导的。洪堡、达尔文、利奥波德、威尔逊也是科学家，但同时他们也是重要的博物学家。威尔逊的自传就是《博物学家》，中译本译成了《大自然的猎人》。

博物学在今天确是衰落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大学课程一般不讲博物学，但是衰落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学在正规教育中也衰落了，科研体制中不考虑博物学，但是在社会上博物学依然发达，可以说相当发达。中国要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不会例外，博物学也会得到重视、流行起来，只是迟早问题。

卢梭是哲学家、启蒙作家、教育家，也是博物学家，写过一本书《植物学通信》，我的学生熊姣把它译成了中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歌德是博物学家，通常人们说歌德是诗人，怎么又是博物学家？他写过《植物的变形》，用诗歌体写的，事后看，这也是一部有重要科学创新的作品。他提出了植物学中的一个创新性观点，认为植物的朵是叶连续变形演变的结果，竟然是正确的！他不是基于近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得出此结论的，而是基于多少有点神秘性的博物学方法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称为歌德式方式。梭罗是《瓦尔登湖》的作者，他对种子非常有研究，有人认为他是科学家，梭罗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科学家，甚至瞧不起科学家。他的笔记整理出一本书《野果》，其中讲到：荒野胜于多所哈佛大学。他认为荒野对人有教育意义;哈佛大学很牛，但是教育意义没有荒野大。如果这话是别人说的，有酸葡萄的嫌疑，可是梭罗是哈佛毕业的。法布尔写过十卷本《昆虫记》，是博物学家，他一生有一个“巨大的”愿望：自己有一个不太大的园子，去种金子，发大财？不是，而是让它荒着，让里面昆虫随便生长，他有权利在里面观察它们。法布尔喜爱昆虫，他要了解昆虫，他是个有趣味的人。人有趣味似乎不难，似乎又非常难。很多人非常成功，按现代性的标准非常成功，但是无趣。很多人就是看了法布尔的书成为了科学家、博物学家。“国家公园”的概念谁提出的？博物学家缪尔。缪尔和老罗斯福一起聊天、露营，讨论不要随便开发一些东西，要把一些荒野留給后代。领导人周围的人整天念叨什么东西，显然会影响到领导人的思维、决策，老罗斯福总统本身就是博物学家，喜欢观鸟、狩猎。很多人觉得打猎和生态环保不相容，这要从历史来看，很多优秀的猎人是博物学家，这和现在激进环保主义者考虑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诺贝尔奖获得者梅特林克是博物学家，他提出一个修辞“无用而美好”，我经常引用，用来为博物学辩护。博物学现在就是“无用而美好”，博物学有没有用？有用。

博物涉及到认知。博物和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大致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从属说：博物从属于科学，最终收敛于科学，好的博物就归于科学了。第二种，适当切割说：认为博物与科学各有千秋，但最终价值还要用科学来判定。第三种，平行说：指博物与科学平起平坐，评价标准来自于另一层面。

从平行论角度思考博物学，探究复兴博物学，是有意义的。是否成立，要看大家是否认同，要历史来检验。古代有没有博物学？有，早到什么程度？有科学之前就有博物学。那古代有没有科学？可以说古代有科学，科学史不是一直写到古希腊吗，博物学史也可以写到古希腊，中国可以追溯到先秦。这些历史都是事后建构的。我们这本书《西方博物学文化》也是建构的、编出来，是有文献证据和其他学理根据。研究博物学，是一项长期任务。长远的目标是建构人类文明史，中期目标是重写科技史，近期工作侧重于研究非西方博物学文化，初步尝试西方博物学文化。

从博物角度可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什么？洋人告诉我们四大发明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从博物学角度看，完全不是这样，那些东西离百姓的生活世界可能还不够紧密。西方所谓的四大发明是针对他们的需要来讲的，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可以是：茶叶、瓷器、蚕丝、豆腐。我觉得这四样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特别重要，而前三者曾经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角，影响巨大。它们是环保的，可持续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博物学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现代为何要复兴博物学？是为了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减少折腾。高科技让人们得以快速升级。我们对快速升级可能要有所反省。

中国古代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并不是生一年两年，要长久，可持续。博物学是经过考验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应该丢。恰好我们古代也有丰富的博物文化传统。现在我们能做的第一步是了解西方博物学。为什么我不敢考虑中国的博物学，太难了。中国的博物学太难了，那西方的博物学就容易吗，也不容易，但是西方的博物学研究者较多，框架相对清晰，先把西方的博物学消化一下，获得我们可以利用、参照、比较的框架，回头再做中国的博物学就好办了。博物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是公民成长中需要的一项权利，教育和社会要为实现这种权利提供方便。

刘兵：博物学复兴，需要转变深层的价值观

这些年来，刘华杰老师一直关注博物学，研究博物学，实践博物学，这是很难得的。我本科是在北大念的，辗转来到清华教书，我刚到新斋的时候发现窗外的空地长满了野草，长得非常茂盛，很好看，我们从窗户里看也很舒服，但是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人工种的草人工种的花和树了，其实不少老师都有同感，觉得人工种的草长得不好，还是原来的野草很自然，很茂盛，很舒服，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割掉？这本身是很有意味的问题，类似这种思维模式，有一个类比，可以看到我们经常有那么多人工草坪，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也有一些草坪，局部的，但是在校园里相当多的荒地是长野草的，而在我们这儿是不大被认可的，总是认为那是代表了有问题，一种不发展，是需要被修理修正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重要劳动项目是拔草，为什么要拔草？就是认为长野草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观念。我们越来越不太认可纯粹天然的欣赏方式，而变成了更加追求一种人工化的、现代化的，一种所谓更高大上的模式，当然这个不同时期不一样。曾经有段时间人们认为最高大上，最现代化的是烟囱林立，后来发现这个有问题。现在就变成了大数据、自动化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逻辑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为什么今天博物学衰落？刘华杰最后讲到了科学和它的关系，当然这个也看怎么理解，更严格来说，刘华杰说的科学更多是近代科学，是跟近代西方科学的关系，当然我也和其他一些朋友倡导，如果我们把科学这个概念泛化，不只是指近代西方科学，我们把人类对自然界各种系统的认识，不同方式，不同范式的都当做不同的、复数形式的科学的话，博物学就进入了一个更宽泛的领域。

当然这也不重要，但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博物学衰落，地方医学比如中医也在衰落，类似很多不符合今天的科学范式的东西都在衰落之中。我们今天讲科学的时候，其实可能背后有一种更深层的动力、观念和价值影响了我们，所以今天科学也不以研究这个为重要的内容，但是有一些少数的、有远见、有眼光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发现这个东西对人们是有利的，对社会发展生活是有利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生活在这种矛盾当中，明明知道很多東西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仍然不可抗拒地、不自觉地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比如我们今天都关心饮食，都知道吃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好，但是我们真正种食品的时候，并没有像说的那样，下大力气种有机食品，反而是拼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我们心里的追求和我们不自觉被迫的走向，其实选择是有矛盾的。

刘华杰他们做这样的研究，试图让人们发现这种矛盾，找到让我们从心底里，从历史上来说更有意义的其他传统，来对抗现代化的发展。

前几天我们在讨论一本关于创新的书，那本书是谈老科技，严格来讲是老技术。科学不等于创新，今天谈创新特别多，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今天追求的创新，真正能够转换成有用的，能够实现的，能够持续的并不多。而相反很多我们认为过时的产物，反而在我们生活中起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是观念的变化。这样一些最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和选择，决定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博物学复兴，呼吁公众参与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没有深层价值观转变，这件事很难做起来。而且还有一个观察，就是说博物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虽然在科学意义上是衰落的，但是在社会层面来说并不衰落，而且很有活力。比如像观鸟、看鲸鱼、植物观察、野外远足等等这样一些活动。

当我们有了钱，我们GDP增长了，我们消费的时候，我们消费主流是出国买奢侈品，而不是到那儿看看鲸鱼，看看鸟这种自然的东西。这种观念背后是什么？还是一个现代化、物质化的资本追求。类似的话，其实在科学史上，爱因斯坦早就讲过，既然今天科学如此发达，为什么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没有同等增长，而变得更加焦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开始意识到绿水青山问题。

西方近些年来，在科学史研究对博物学这样一种传统的关注的转向是非常鲜明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但我们这儿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这本身也是有意味的，科学史算是人文研究的领域，但是在人文领域，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更多的人文学者更像经济学家，是以赞成的、促进的、支持的态度来讨论现代化，讨论全球化问题，生怕它发展的太慢。

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一些博物类图书也有所兴起，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也开始转向注重博物的生活方式，这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但是我绝不认为这是很乐观的。比如刘华杰作为博物学家，他身体挺好的，他没事去爬山，去看花看草，要走路，但是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健身，那些人健身更多是到健身房里，用现代化器械，而不是到自然中按照天然的方式健身。目前，人们在观念和价值上有很多冲突。所以我们愿意在博物学传播和倡导上做更多工作，虽然很难，但很有意义。

作者刘华杰系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冰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博物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刘华杰;《转换视角看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者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