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其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倡导全民阅读，就是贯彻落实这个精神。

为什么阅读经典

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书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成为各类知识竞相涌入的跑马场，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

当下社会公众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情形是：在阅读的传播媒介上有传统的纸媒，也有新兴的网络及社交媒介，比如微信等;阅读的内容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以大杂烩的局面形容概括似不为过;阅读情形则主要呈现为碎片化阅读、快餐式阅读和猎奇性阅读;阅读群体的主力军是中等收入者，由于网络的普及，青少年也崛起为阅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古代经典作品的阅读而言，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价值观的多元化，加上语言文字的隔膜，阅读状况并不理想。即便是现当代以来的文学作品的光芒，也处于消退边缘的状态。

目前，人们了解古代经典作品内容的方式，有包括出版物在内的各类纸媒、电视、网络、电影、社交媒介，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等。对于广大的社会公众而言，由于传播媒介和阅读趣味的变化，影视媒体和网络小说改编是直接或间接接触经典作品的重要方式。比如，央视文教频道推出的“百家讲坛”栏目，综合频道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栏目，影响力都不小。根据网络小说而摄制的电视剧《庆余年》，收视率一度较高，其中表现主人公文学修养之高和记忆力超人的方式，就是“串烧”似的背诵古诗词，把一些经典的诗词名句间接地传输给社会公众。但这些与通读或精读一部完整的经典作品还是不同的，仍然大体属于灌输式或碎片式的接受。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读经典成为解决当前精神困惑、重建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经典是什么？经者，常也。经典，就是常读常新的书。常读常新的著作不多，马列经典、红色经典、传统经典，就是这样的著作。

怎样阅读经典

一是马列经典。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主流思想已经接近一个世纪了。这一科学真理之所以能于20世纪传入东方的中国，并能在彼时万卉纷呈的思想园地中一枝独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不仅由于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在文化层面积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对话交流，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支撑和认同，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和传播的载体。

例證之一：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物质环境。

2011年8月28日，在“中荷文化交流：文学、美学与历史”论坛的闭幕式上，荷兰著名学者Mieke Bal大声呼吁：文化研究如何返回经济因素。因为物质生活对于作家精神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论证过的一个基本常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这样一段名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来阐释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来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得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这样的结论。这个问题大家在过去研究中都是关注的，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一切出发点都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落实到具体作品研究时，又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文学史中讲了那么多文学家，讲了那么多文学作品，但是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呢？就是这些作家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作品似乎是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缺乏对具体的物质文化氛围的阐释。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一个作家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到他对整个社会的基本判断;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又直接影响那个时代的上层建筑。

例证之二：时间与空间的维度。

文学不是避风港，也不是空中楼阁，它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的;一个作家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他的物质环境。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诚如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常常大而化之，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而今我们比较注意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走近了真实的历史，所得结论也就比较切实。

例证之三：文学研究要关注不同的社会阶层。

虽然现在对于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以为然，但是这个问题无法绕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开篇就说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应从社会阶层的分析开始。

什么是阶层？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形态。其实，这已经进入了社会学的观察范围，即研究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所谓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这些角色和地位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宏观上，对整个社会影响极大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等十一种重要结构的深刻变化。理论上，可以把这十一种结构分为五组：（1）社会基础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2）社会空间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3）社会活动结构，包括就业结构、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4）社会关系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结构;（5）社会规范结构，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过去的两分法，而是变成了若干个阶层，这就涉及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

文学史永远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写的，是文学史家的产物，他所关注的只是他认为值得关注的东西，已有一定的过滤，含有自己的判断取舍，是否真实地反映历史，还是问题。所以文学史永远不可能100%地反映那段历史。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只关注一个阶层，即所谓的精英文化。虽然不用这个词，实际所叙述的主要是这个阶层的文学。事实上，文学发展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只有一个阅读群体。像“五四”运动前后，文坛主流是什么？文学史告诉我们是胡适、陈独秀等文化精英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但是这些新文化运动是谁在扛？都是精英分子来扛，而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依然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鲁迅生于1881年，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而张恨水生于1895年，其名著《春明外史》出版于1930年。他前后创作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三千万言，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是一种游戏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没有思想性和革命性，但是却有市场性。可以说，他在当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鲁迅的母亲就是张恨水迷。上世纪30年代，其影响甚至超过五四时代的战将，以至于这些战将还要争夺市场和读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文化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化。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文体、学术思潮，大都源于民间。即便是一些外来文化，也往往是通过民间逐渐影响到上层社会。它们跟主流文化始终保持距离，但是影响往往比主流文化更大，而写文学史的人是不会把这些人写进去的，因为他们不入流，但他们在文学史上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

二是红色经典。近年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以丑为美，二是解构经典。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上帝创世的神话被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也被质疑。中心没有了，主流没有了，剩下一地碎片。于是，审丑成为时髦。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巴黎圣母院》的主人公很丑，但心灵很美。而今呢，很多作品美丑不分，甚至为迎合世俗口味，用滑稽戏谑庄重，用丑陋消解崇高。

解构经典便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如《诗经》《楚辞》，伟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等，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甚至一笔带过，似乎无足轻重，那些不入流的作家、作品，反而登堂入室。审美观点不同，评价标准各异，文学史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叙述历史。而我，依然信奉传统的看法。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听叶嘉莹先生讲课。她说自己回国教书，没有别的目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老人家至今依然从事着对传统文化的传经布道工作，令人敬仰。《诗》、《骚》、李、杜，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偶像，如果消解掉，我们的灵魂该如何安放？自从喜欢上文学，我就从“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作品读起，受到精神洗礼。而今，在听起来很好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这些作家逐渐被边缘、被冷落;即便被提及，也不无讥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大声呼吁尊重传统，积极倡导重读经典。近年，文学研究所依托河北、陕西、山西等红色根据地开展文学国情调研，举办多种学术研讨会，取得一系列成果。

三是传统经典。从根本上说，中国学问源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所谓“六经”，汉代称为“六艺”。《乐经》不传，古文经学家以为《乐经》实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没有《乐经》，乐包括在诗和礼之中，只有五经。东汉时，除了五经以外，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唐代，把《礼经》分为三：《仪礼》《周礼》《礼记》;再把《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增加到九经。晚唐时期，又把《论语》《孝经》《尔雅》加进去成为十二经。宋代为了抬高《孟子》的地位，朱熹作《孟子集注》，进入经的行列，于是儒家的经典成为十三经。这是儒家基本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典籍。当然也有在此基础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九）就在此基础上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但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例证之一：传统经典的思想价值。

首先，传统经典中的家国情怀，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家庭、家族、国家紧密相连。从家出发，个人、家庭、群体、国家乃至天下，一脉相承，共同支撑着我们的理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基于我们祖先对天的敬畏。天是最高的境界。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从自然层面来说，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律。从社会层面来说，天就是老百姓。《左传》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的地位是很高的。由此说来，敬天就是敬畏百姓。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谁能获得百姓的信任，谁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谁就必然招致灭亡。《尚书》多次强调知人安民的重要性。《荀子·王制》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管子·四顺》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天地间，民为贵，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本思想。

從个体层面来说，他的一言一行也必须心中有天，以德昭示天下。《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起点，强调内心修养、个人行为的重要性，最终以经世济民为目标，因为一个人的好坏，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关系到家族的荣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更关系到天下兴亡。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做到修、齐、治、平，《中庸》还有两句话特别重要，一是正心诚意，二是致知格物。心正，才能意诚。诚有天道、人道之别。天道的关键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周易》就强调君子当进德修业，修辞立诚。欧阳修《朋党论》也说，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道义、忠信、名节，都与诚有关。守道以诚，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报国以诚，就能同心共济，坚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致知格物，即推诚于物，致意于实，就是强调实践的意义。明代大儒王守仁在《答顾东桥书》中就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这符合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其次，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出对国家统一的高度认同。《礼记·礼运》将远古历史的运行，分为“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两种形态。天下为公，是说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是谓大同。当历史进入到私有制社会以后，以血缘为纽带，天下为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是国家的雏形。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便成为核心问题。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强调指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对此，任何人都不能质疑。周秦汉唐，中国封建社会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富强，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康乾盛世，尊奉中华始祖，修建历代帝王庙，强调“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在乾隆眼中，“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根本所系。在中华一统的前提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当中华民族危亡之日，正是彰显家国情怀之时。无数仁人志士舍小家顾大家，舍小爱成大爱，救亡图存，慷慨赴死。我们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坚持统一，同心同德，反对分裂，这是历史的选择。

最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出对民族强盛的热切期盼。每一个中华儿女，无论生在何时，身在何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都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苟利社稷，生死以之。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古往今来，那些为中华民族崛起而献身的人们也许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头讲章，而他们的实干，却在生动地诠释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家国情怀和不屈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陈列时所说：“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总之，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的无疆大爱，是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密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例证之二：传统经典中的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

“人文”二字出自《周易·彖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与“化”对举，则“化”是指变化。按照魏晋时期王弼的解释：“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特别强调了人文的独特作用。很多情况下，武力并不能解决的问题，往往要靠人文的智慧去化解。中华文化有三个鲜明特点。

首先，中华人文精神追求真、善、美的完整统一，注重事物的整体思考和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老子》强调事物法则的相互联系，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

其次，中华人文精神向来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这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东方文化可以将国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隔阂、对立，弥合国与国、族与族、家与家的分歧，具有化解矛盾危机、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

再次，中华人文精神向来重视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和礼义的遵从;向来鼓励勤勉、求实与创新;向来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向来尊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

激活经典的价值

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在当代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是当代阅读的根本目的。

第一，构建经典价值的诠释体系。在理论层面，结合阅读学的视野和方法，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着眼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阅读体系，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古代经典作品研读的对象内容、路径方法、心理机制、社会分层和载体媒介等展开宏观研究，提炼出一批理论命题，形成理论成果，指导阅读实践工作。

在实践层面，考虑到经典毕竟是前人的创作，有它的历史性，特别是语言文字和思想表达的距离，建议策划一套“古典新义”书系，选择古代文学名家的名篇名作，重在串解文意，提炼题旨，特别是要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作品的选择也要紧密结合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爱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第二，构建经典阅读的推广体系。一是针对国民教育的学生群体，优化课程体系设置，配备专门师资，建立与传统文化教育相衔接的教学制度。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编写“经典阅读”教材，合理安排古代经典作品阅读所占比例。二是针对社会公众，应注重利用已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门开辟古代经典作品的书架专栏。出版社也应主动作为，针对当下的阅读趣味和生活方式，开发相应的古代经典作品出版物。三是充分利用“世界读书日”、文化节和各种文化创意活动，营造全社会读经典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充分发挥央媒的影响力，策划读古代经典的活动，调动全社会的参与热情。四是充分利用历史遗址、名人故居、文物古籍和文化遗产等作为场景，开展非遗展示、文化书香、文化嘉年华等活动，推广古代的名家名作。五是一些报刊可以适当开设相应的古代经典作品阅读理解专栏，请学界名家撰写解读文章，扩大影响力。

第三，构建经典作品的呈现体系。经典作品承载着传统文化，应该有符合时代特点的当代表达，这是一个框架性的理论问题，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在实践中呈现出来。一是策划“古代名篇作品大家小书”书系，聘请各文学领域的研究名家，倡导大专家写小文章，精心甄选名家作品，精心鉴赏品读。二是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选择经典存世的最好版本，尽最大限度保留古书的原貌，也可以选择配书影加译注的方式，形成图文组合，符合了“图书”的本义，还能够间接地传递传统文化的魅力，使人们直观感受到作品在古代的“身影”。三是形式载体灵活多样的呈现方式，将古代经典作品的整理注释本以书法名家的书体形式出现，既可欣赏古代书法艺术，又可获得名作的文学浸润。四是寻章摘句式的呈现方式，即按照某一主题或专题进行策划，相应选取古代的作品。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里提出“慢阅读”的范畴，但在当今社会让公众“慢”下来去慢慢地品读一部书太难了，只能通过这种采铜于山的浓缩精华方式，精准施策，精准阅读。

第四，构建经典阐释的记忆体系。如“中华文化记忆的文学表达”书系，从作品的角度梳理文化的脉络、文明的传承，以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人文精神，形成我们的集体的文化记忆库。

第五，构建经典导引的鼓励体系。五千年厚重的文化积累，灿若星辰的古代文艺大师，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一定会在时代大潮中承担应有的使命，绽放应有的精彩。除了做好引导之外，还要根据实际制定合适的鼓励体系，比如评价、奖励等，使从事古代经典作品整理、阐释的专家学者能够坐得住，沉下心来投入到古代经典作品的价值塑造和文明再造的事业里。

经典阅读，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中國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文学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