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华

湖南大学的“自我介绍”说道：“办学起源于公元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变迁，始终保持着文化教育教学的连续性。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1937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十六所国立大学之一。”1926年2月1日，湖南大学作为省宪法第七十九条“省须设立大学”之要求，终于正式宣告成立，并在3月9日举行开学典礼。其实在此前十三年多，另外一所同名大学已在长沙成立并招生，但因时代动荡、史料灭失而鲜为人知，只在旧文献中偶见一斑。

另一所湖南大学

1912年10月7日，《长沙日报》公告广告栏刊载了一则《湖南大学示》：

本大学已借定铁路公司所佃东茅巷房屋为临时校舍。凡前已报名经本大学认为免试及前月廿一考取诸学员，与确实具有相当资格为特别障故未及报名者，希于本月七号以前分别携带文凭、相片、证金、卷费来本大学报到报名。其有未及与第一次试验者，准其此次补试，现试期定于本月八号。开学定于本月十号，凡前免试及取录诸学员，希即于本月九号以前向理问街湖南储蓄银行照章缴清本期学费，随制收券，到本大学庶务处缴验，换给听讲券及徽章，以便即日上课。学员制服须由本大学按照中央教育会议决大学制服样式制就，由各学员缴资领取。此布。

这是一段兼有招生广告和开学通告性质的文字，从中可以推测出该湖南大学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是新成立并仓促招生，该校大约1912年秋季成立，当年9月21日举行了一次招生，又计划在10月8日增加一次招生，主要原因应该是新校声誉不高、生源不理想;其次是条件简陋，从“二房东”铁路公司手中租借房屋办学，似乎在宣告创办大学和首次招生时还没有找到临时校舍。至于该湖南大学的招生专业、招生人数、师资力量、课程开设、学费标准等均不得知，应该是一所并不完备的私立大学。民国肇造，百业维新，第一次将“湖南大学”的招牌树立起来，是现代省级行政体意识的觉醒，也彰显了湘省知识界对于新式高等教育的期望和探索。

1913年2月1日，《长沙日报》又刊登了题为《湖南大学通告》的招生简章。一开头就说“本大学开办已历一期，兹遵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本期应招本科、预科及正科、特科甲级、特科乙级各一班”，可以确证该湖南大学在1912年秋季创办并招生，似已在教育部登记备案。招生计划总数四百六十人，招生专业分别是法科、商科、政治经济科，都是当时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费用是学员和家长关心的关键事项，所以规定得很详细：本科全年学费洋银三十元，预科及正科全年学费洋银二十四元，特科甲、乙两级全年学费洋银二十元，报名考试者要交试卷费洋银一角、证金洋银一元。办学地点没有变化，自然还是租赁校舍，但入学考试要求明显提高：“本科预科及正科均试英文、国文、数学、舆地、历史五门，惟本科除国文外，概用英文问答;特科甲级试国文、历史、舆地、算学四门;特科乙级试国文、历史两门”，本科考试除了国文外都采用英文试卷并要求用英文作答，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显然不是一般的难度。

相比于同时期在《长沙日报》刊登招生简章的北京国民大学、中华大学、明德大学，四校在招生专业、报考资格、招生规模、专业设置、修业年限等方面各有差别，但大体属于相当水平。中华大学招收商科、法律科、文科、法科，招生计划五百人，授业费专门部每年十六元、大学预科每年二十元，讲义费均为每年四元，所用费用均分两期缴纳。北京国民大学招收法科、商科、政治经济科，大学预科每月缴纳洋银一元六角，其余每月缴纳洋银二元，所有学生缴纳入会金洋银二元。明德大学招收预科每月缴纳学费洋银二元，每学年按照十二个月计算。相对而言，该湖南大学收费标准最高，且在开学时一次收齐，符合其初创时期资金压力较大的实际情况，但也有区别北京国民大学、中华大学、明德大学的特色：一是明确规定“如确系烈士子孙无论何科入学时只收半费”，既有利于开拓生源，又彰显办学者尊崇先烈的情怀和价值观。二是“遵照本省教育司新定学校章程，本期各科仍应招设校外科”，校外科类似二十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函授”，“入学资格、修业年限与在校生一致”，“每年讲义费及邮费共计洋银十元”，可以有效解决校舍、设备和师资不足的困难，节约了学员的时间和费用，也大大降低了办学成本。

杨昌济是提出湖南大学名称的第一人，并且长期着力推动建设公立湖南大学。1913年春杨昌济从欧洲回国，后在发表的《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中回忆：“二三年前余在氵厄北淀时，曾与章行严谈及学务，欲合湖南之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明德高等商业学校、法政学校、医学校等，组成一湖南大学。”以此推算，杨昌济和章士钊讨论成立湖南大学的设想，应当在1910年到1911年之间。1912年，湘督谭延闿批准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计划以岳麓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大学，因战事不断、经费不济未能实现。归国之后，杨昌济多次上书湘省政府和教育总长范源濂，倡导建设湖南大学，并担任湖南大学筹备处主任，终因无法实现目标而离湘北上。杨昌济、章士钊、谭延闿以及诸多的湘籍留学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因而在1912年创办该私立湖南大学，校名很可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杨昌济。可以说，这也是在建立公立湖南大学计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转而通过私立途径来作另一种尝试。

校董宋教仁

至此，关于该湖南大学的人事信息依然很少，对于创办者、教授队伍、管理者和学员名单等，我们依然一无所知，直到发现1913年3月27日《长沙日报》刊登的《湖南大学追悼校董宋教仁先生大会》简短启事：“敬启者，敝大学校董宋教仁先生系革命元勋、民国伟人，惨闻横遭狙杀，悲痛殊深。兹定于本月廿九午前十时于敝大学开会追悼，以表哀忱，届时务乞同志诸公拨冗惠临，无任盼祷。”

原来宋教仁是该湖南大学董事之一。1913年3月22日凌晨，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后不治身亡，《长沙日报》3月23日报道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次日报道受伤但非要害，第三天报道已经逝世。该湖南大学及时关注、反应迅速，可见宋教仁对该校十分重要。追悼宋教仁的活动如期举行，《长沙日报》4月1日以《湖南大学追悼校董宋遯初先生纪事》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追悼会场面盛大感人：“日昨该大学开追悼会，校中教职员、校董、各学员暨来宾到者计千余人，挽联悬挂两楹几至迷目。先由职教员行三鞠躬禮，次校董，次学员;各致祭文一道，读之无不声泪俱下;最后各学员唱哀词与音乐并奏，悲歌慷慨，尤令人发指眦裂。祭毕，盛校长与各来宾、校董、学员等登堂演说。”演说者对宋教仁遇害无不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纷纷提出不能徒作楚囚对泣，要抱定先生之政纲发扬光大，以牺牲为手段，以幸福为目的。对于刺杀案背后的政治黑幕，祭文也有所指涉：“树帜对峙，挟魑魅魍魉以俱来。”追悼会持续四个多小时，氛围悲壮，众人挥泪而散。

记者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学校职员、教员、校董以及学员的祭文，留下了珍贵的史料。照录校董祭文如下：

呜呼！我公名震寰中，命世奇杰，间气所钟，弱冠束书，日无宁居。祖国深仇，奋志绝裾;结伴游泮，险阻备尝;观变沉机，匿彩韬光。一朝返国，勠力铁血;金风黯淡，旌旗无色;莽莽神州，唾手垂收;胡虏鼠窜，丑类埋头;大汉山河，重加琢磨;摧翻专制，组成共和;丰功伟烈，皎如日月。洁身引退，清风亮节;道与时违，一棹言归;故山猿鹤，正切依依;吾属亲友，欢迎具酒;班荆道故，一举十斗。主客情愫，谭及学务;我公赋闲，何弗共事？先生曰：唯倡学最美，同负责任，请自此始。言出行随，概无迟疑;勤勤恳恳，热心维持。世变日亟，军民交迫;驾言云迈，留之不得;迢迢长道，惊闻噩耗;泰山其颓，曷胜悲悼;太息人情，薄似秋云;门户水火，洵足寒心。国会将开，建设需材;天夺我公，薄海同哀。逝者如斯，夫复何辞！见山临眺，堕泪遗碑。谨告。

这篇祭文并非寻常应景文字，不仅追忆了宋教仁以身许国的奋斗历程、巨大贡献以及功成身退的高洁品格，也较为含蓄地叙述了其参与创办该湖南大学并努力维持的事迹，切合身份而感人至深。1912年7月，宋教仁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辞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职务，“洁身引退，清风亮节;道与时违，一棹言归”;返乡后受到热烈欢迎，“吾属亲友，欢迎具酒;班荆道故，一举十斗”;面对朋友邀请共同办学时表态诚恳，“唯倡学最美，同负责任，请自此始”;其后为大学出力很多，“言出行随，概无迟疑;勤勤恳恳，热心维持”。湖南大学创办在1912年秋季，正是宋教仁辞职返湘省亲前后。

追悼会现场“挽联甚多，美不胜录”，其一署名李劲：

为国哭为民哭且为湖南哭，

如家何如身何更如大学何？

其中的“大学”就是指该湖南大學，“本大学实赖先生以维持”，现在依靠者惨遭不幸，该湖南大学前景堪忧，作者的担忧也于不久后成为事实。追悼会到场的有千余人，绝大多数应该是师生，该校仅开设两个年级，已有好几百学员，发展速度很快。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宋教仁遇刺，该校乃至湘省高教格局自然是另一番情景。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中提出，要将本地的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明德高等商业学校、法政学校、医学校组合成立湖南大学，唯独没有包含上年成立的“湖南大学”，应该是该校因宋教仁逝世而瓦解了。

盛校长是谁？

宋教仁遇刺逝世之后，该湖南大学师生停课志哀，是湘省最早为宋教仁举行追悼大会的团体，甚至比国民党湘支部、省议会还早，盛校长负责组织和主持，并亲自登台慷慨演讲，出力甚多。民国时期的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校长是不可忽略的核心人物，应该是有学问、有声望、有资源的社会知名人士，那么这位盛校长是谁呢？

盛校长当时在长沙举办追悼宋教仁的大会，为湘籍人士或定居长沙的可能性很大。盛并非大姓，当时已经成年且声望较大的人士不多，经过认真搜索，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叫盛时的人。盛时（约1875—1946），字廉生（也作莲生），湘潭县仙女乡人，早年中秀才，旋补廪生;1904年留学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普通科、铁道学校、法政大学学习，1910年从法政大学毕业;留学期间多次参加华兴会、同盟会组织的革命活动，多次回国参加起义被通缉，又多次逃亡日本。辛亥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湖南都督府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司司长，国民党湘支部评议员兼法制副主任，1913年当选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盛时旧学功底扎实，又有留学外国而来的西式学问，是资历辉煌的辛亥革命元老，社会地位和声望卓著，显然是湖南大学校长的适当人选。

要胜任大学校长，除了要有资历、学问和声望，还需要各方面的人脉资源。盛时在人脉资源方面优势很大，获得宋教仁和湘省都督谭延闿等人的支持，对于他来说不是难事。自留学日本期间，盛时就和宋教仁交往密切，宋教仁1905年的日记可以佐证：1月27日，“午初，至越州馆，邀田梓卿、黄谷庵偕至琦越馆，访雷道亨，不遇，乃至盛廉生、熊知白等寓，谈片刻”;7月29日，“未初，至盛廉生寓。申初，回”，拜访停留达到两小时，可见交往之随意。谭延闿日记也有三人共聚一堂的记载：1913年1月4日，周道腴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凡五席，余与宋遯初、盛廉生、刘劭襄、钱芍人、周道腴、彭与吾同座”。曾任湘雅医院院长的美国医生胡美与谭延闿、盛时都有交往，他的回忆录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记载：1917年9月，盛时通过胡美组织力量冒险掩护谭延闿离湘，胡美称赞盛时为“长沙的头等政治家”，由此可见盛时与谭延闿的密切关系，当然这是后话了。盛时早年留学日本铁道学校，该湖南大学能从铁路公司租赁校舍，应当与当年积累的人脉有关。

盛时担任校长的湖南大学大约存续了一年，这显然只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次并不成功的试验，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此后，盛时一直担任国会参议院议员。1921年长潭公路竣工，他和叶尚农、何又伊等组织成立龙骧长途汽车公司，在次年8月开展长途汽车运输经营。盛时的社会活动和实业活动一直活跃，为促进湘省交通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但再也没有回到兴办教育的路上去。《湖南省志》载有盛时的简介，称他为善化县人，其实是湘潭县人，1905年11月19日《长沙日报》刊登的一则短讯可以佐证：“潭邑盛君莲生，前次由日本假归在籍，留连月余。刻复束装东渡，一时宾友纷纷饯送。闻盛君此次赴东意在学习专科，须俟毕业再行回籍，亦可谓有志之士矣。”

盛时是辛亥革命烈士刘道一的密友，其《挽刘烈士炳生次霖生哭弟原韵》被收入《刘揆一集》，同题诗七律八首，可谓长诗当哭了。“三终楚此成何济，痛哭英魂不易招”，“怜君伯氏怆怀甚，斫地哀歌总怨思”，“多难悠悠慨万方，看云空想旧冠裳”，“空驱八代扶衰笔，为续三闾哀郢篇”，虽不是经典之作，但怀人感时、忧伤慷慨、绵延不绝，尽显赤子之心。

宋教仁遇刺逝世之后，该湖南大学无法维持下去，数百名在校学员何去何从，办学资产如何转移，肯定是困扰盛校长甚至湘省教育当局的难题。如果转入当时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高等工业学校、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等，后来汇入省立湖南大学，那自然是名副其实、皆大欢喜的结局，今日湖南大学的办学历史实践也将相应丰富和拓展。如果不是，这块超前十三年多挂起来的湖南大学招牌也不应该被完全忽略，其首创和探索的实践应该被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