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波

[摘 要]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通过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以及相关著述的考察可以发现，“跨越”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有其形成的理论渊源，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判断。同时，历史分析表明，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具有实现“跨越”的可能。显然，“跨越”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卡夫丁峡谷;《人类学笔记》

1881年，俄国流亡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向马克思求教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极其慎重地回信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在其农村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利用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历史条件和世界革命形势的有利时机，“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和“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①。这一判断被称为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以下简称“跨越”思想），并进一步引申为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国际革命形势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由摘录科瓦列夫斯基、梅恩、摩尔根、菲尔、拉伯克相关著作的笔记构成，以下简称《笔记》）形成于1879年至1882年。这一时期，马克思给予农村公社制度较多关注，阅读了德默里奇等关于塞尔维亚、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公社制度的著作，对毛勒关于日耳曼公社史的著作做了详细摘要。同时，他还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关于俄国社会情况的文献和著作，甚至为此专门学习了俄文。正是在完成了《筆记》中的最大篇幅的两个文本——科瓦列夫斯基笔记和摩尔根笔记以后，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因此，《笔记》中所摘录的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跨越”思想相互印证，并为回答“跨越”思想中“为何要避免波折”“跨越是否存在可能”等问题提供一种可能。

一、“跨越”思想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

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极端苦难的深刻反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主体的人失去了个性和自由，被物——资本所操纵，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困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盈利而苦恼” ②。因此，这种极端苦难既是以无产阶级为主要承受者，也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人类所经受的痛苦。

马克思曾在书信中提到“卡夫丁峡谷”或类似概念。例如，马克思在与威廉·白拉克讨论《哥达纲领批判》的信中提及：“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这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接受……然而我们的人竟容许了这些，心甘情愿地通过了卡夫丁轭形门。” ③这里的“卡夫丁轭形门”与“跨越”问题的“卡夫丁峡谷”内容相近，即遭受侮辱和痛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和“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的表述意义相近，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极端苦难。

对于像俄国这样保留了大量农村公社的后发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波折”具有更为复杂的二重含义：一方面，是从原始土地公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巨大波折，通过“跨越”，俄国不用通过瓦解公社土地所有制、剥夺农民的方式发展资本主义。在《笔记》中，摘录了大量后发国家破坏原有的公社组织形式，进行私有化改造失败的例子，印证了这一点。如，西班牙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通过瓜分制度，剥夺了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和村长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内部治理和获取实物税的权力，强行要求土地所有权归私人，并向印第安人收取实物和货币贡赋。强行的私有化制造了大量土地所有权冲突，导致对公共土地的生产的忽视，也“……没有人关心土地的改良” ④造成农业生产的衰退。同时，私有化后沉重的捐税使印第安人陷入困境，“许多印第安人绝望自缢”。另一方面，“波折”还指资本主义私有制高度发展所带来对人类尊严的剥夺以及极端对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动荡，“跨越卡夫丁峡谷”意味着俄国可以依托农业公社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形式，从而避免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极端冲突。

二、“跨越”思想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推断

理论的价值体现在解释力和预测力上。马克思建立和发展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⑤。马克思以其深邃的思考力，从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推断提出了“跨越”思想，我们可以从《笔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论著中找到其思想脉络。

一是人类的文明成果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越是接近人类最原始的社会状态，其组织形式和社会规则越趋近于相同。首先，这根源于人类在生理，包括智力和体力上的趋同性。“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⑥其次，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拥有共同的“祖源”。“人类的一切族系——闪米特、土兰尼亚、雅利安、乌拉尔和加诺万尼亚——都可追溯到共同的普那路亚祖源，由此产生氏族组织，所有这些族系都是出自这个祖源，最后才分成各个族系。” ⑦最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由人类进步过程中的“迫切需要”导致的。有的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有的则是由于进步的需要而演化出不同的特征：“如果把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易洛魁人氏族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希腊人氏族加以比较，那就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同一组织，前者是最古老的形式，后者是末期的形式。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迫切需要强加于氏族的。” ⑧

二是准确判断文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助于对其形态进行有力的解释或者作出科学的预测。马克思将易洛魁人的氏族生活定位于野蛮时代初级和中级阶段，将古希腊的氏族制度定位为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这样，就可以从印第安人的氏族生活中找到希腊的氏族生活的种种特征，并对希腊人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作出解释。“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⑨同样，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社会形态变迁的某些特征，也会在不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重复出现，例如“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印第安人部落开始从世系按女系计算转为按男系计算;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希腊部落和意大利部落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⑩。这种文明发展上的相似性，通过对既有文明的历史形态变化规律的研究，使演变趋势得到合理推断成为可能。

三是德意志人封建国家的形成为“跨越”提供了有力例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是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笔记手稿的基础上，“完成遗愿”而撰写的著作。文中指出，在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在征服罗马之后，能够从原始的氏族社会迅速演进到封建社会，正是得益于他们按氏族定居的野蛮状态。从中可以找到实现“跨越”所必需的条件：一是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跃升。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划分，德意志人处于由氏族向奴隶制过渡的国家形成初级階段，而罗马人则已经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高于德意志人。德意志人通过征服获得了罗马人的生产技术，相应的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封建主义绝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 ！1二是两者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存在着关键的相似结构。德意志人获得了大量的征服土地之后，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决定来分配家庭份地、公社土地以及保留了公共的森林和牧场，进一步促使采邑制度和被保护关系转化为封建制度，“日耳曼时期的国家破坏过程……是以采邑制度和被保护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因此，恩格斯写道，德意志民族在征服罗马之后，之所以能够迅速过渡到封建阶段，“如果这一切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又归功于什么呢？” ！2

三、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具有实现“跨越”的可能

既然“跨越”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客观存在，那么对照“跨越”所需要的条件，通过对当时俄国的农业公社的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针对俄国的革命前景提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3设想，是有实现可能的。

首先，俄国“农业公社”的二重性是实现“跨越”的关键结构。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 ！4并指出在俄国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耕地虽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轮换。这种情况与《笔记》中私有化进程的最后阶段“公社土地重分制度，……使得土地越来越家庭化……耕地、往往还有草地，归公社各个成员私人所有，只有所谓附属地仍归公社各个成员共同所有” ！5的所有制特点基本相符。可见，这里的二重性指的是双重所有制并存，表明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处于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最后阶段。在马克思看来，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处于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最后阶段，打破这种所有制建立起来的初级社会主义所有制应当也具有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特点。所以，马克思在复信的第一稿中指出：“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 ！6这为公社集体联合劳作的组织形式跨越资本主义“波折”成为社会主义初期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提供了可能。

第二，俄国独特的国际环境和主权情况，是实现“跨越”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指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这表明，一是俄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国际环境，使得它能够快速享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在推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同时，开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生产力达到或接近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水平;二是俄国具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独立的主权，使得俄国不用像印度、阿尔及利亚那样被强制私有化。同时，整个欧洲处于大战的前夜，“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7一旦战争爆发，外部力量对俄国革命的干扰将减到最低。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加剧为俄国实现“跨越”提供了契机。革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根本矛盾，在生产社会化、市场国际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作为资本主义薄弱一环的俄国，也被资本主义的国际竞争裹挟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中。“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8马克思希望国际战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激化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从而使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可能。

这一理论设想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深切关怀，是在长期积累的理论和史实的基础上，充分考量俄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其审慎地提出的命题，其理论价值和思想光芒至今仍引导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上不懈探索。

注释：

①！3 ！4 ！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358、438、83页。

②《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③《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④⑥⑦⑧《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193、296页。

⑤《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158页。

⑨⑩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207页。

！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

！5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熊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