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荣

在世界各地，宗教对人类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宗教信众甚广，不仅诗人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大量使用宗教词语、典故和特定句法，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也有普遍运用和发挥。例如“伊甸园”“亚当”“夏娃”“上帝”“天堂”“天使”“忏悔”“祈祷”等字，便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古代中国亦不例外。虽然中国自古以来无一特定的国教，但儒教、佛教、道教，以至其他民间信仰（财神、关公、药王、茶圣等等），都不断促进着中国文字演变。当中，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它的经典绝大部份均译自梵文、巴利文、佉留文及多种胡语，所代表的文化是已高度发展的古印度文明，对中国本土的汉语语言冲击和影响很大。可以说，佛教的传入，直接导致了一次汉语词汇的大爆炸。几次语言大爆炸，第一次是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时代，部落之间通婚和原始商品交换，促使语言极大的丰富起来。第二次，就是所谓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的雄辩时期。第三次，就要算佛教的传入。第四次，晚清到民初，西风东渐，大量翻译西方各类著作。日本开放在先，我们借鉴了它的译著，科技词汇丰富了起来。第五次，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计算机和网络时代，社交媒体上，人们创造了无计其数的网络词汇。当然，这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淘汰鄙俗的、不合汉语规范的，留下精华。

首先是佛典翻译对汉语词汇之影响。一般认为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前，便已透过西域（今新疆一带）诸国传至已经拥有高度文明的东汉社会。为了在中土争取信徒，当时的佛教传播者就必须把梵文、巴利文或藏文写成的佛经翻译成汉语，以便人们受持读诵。因此，便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等高僧的译经壮举。

印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时已在宗教哲学上有很高的建树。正好弥补了我国哲学用语的不足，其中，多为中国所无。译经者介绍佛学概念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要临时创造一些新字新词，或把本有之汉字和词汇，加以引申，注入新意。这些字词涉及的范围甚广，从佛教专词，到哲学用语、成语以至日常用语，包罗万有，不胜枚举。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佛门专词：如“菩萨”，省略自“菩提萨埵”，梵语Bodhisattva之音译，意思为“觉有情”，指未曾成佛，但已解脱烦恼的智者，亦泛指一切修习大乘佛教之人。汉语中本无“萨”字，后因“菩”而造了一个带有“草”字头的“萨”字。又如“尼姑”，此词较为特别。原本在印度梵文中为Bhikchuni，在中土音译为“比丘尼”，即出家后受具足戒之女性佛教徒。其他如涅槃、般若、三昧、瑜伽、佛陀、和尚、僧伽、阿修罗以及忏悔、禅定、呗器、轮回等，也是汉语原本无有的佛教专用词。

哲学用词：“世界”，即宇宙。《楞严经》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过去、现在、未来称“世”，上下八方称“界”。中土本无明确的时空观念，所谓“天下”，亦仅止于古人可以到达的地方；直到佛教传入中国才有了比较抽象的时空观。“宇宙”一词出于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尸佼的《尸子》：“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古印度的世界观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自此产生了关联。又如“因缘”，此词汉语本有，解作机会、原因、缘故。《史记·田叔列传》：“（任安）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后来佛教用来作梵文Hetu-pratyaya的译名，指形成所有事物的原因和条件。“因缘”是译经者把新解释注入旧词语的一个例子。其他例子有唯心、实际、真如、法界、微尘、相对、绝对、意识等。

日常用语：如“解脱”原解释为开脱、免除一些罪名，《史记·酷吏传义纵》：“……为死罪解脱”。佛教译经者将原意扩充，指成佛后不受烦恼束缚、离苦得乐的境界为“解脱”。于是人们便以“解脱”形容痛苦完结后的一身轻的感觉。“刹那”，梵语Ksana的音译，极短的时间单位。《俱舍论》卷十二：“壮士一弹指，六十五刹那，如是名一刹那量。”京剧《霸王别姬》有唱词：“成败兴亡一刹那。”其他在日常生活被广泛使用的佛教用词有庄严、慧眼、如意、精进、众生、境界等。

成语：“水乳交融”，水和乳易于融合，比喻关系密切。《大般若涅槃经》上：“欢悦和谐，犹如水乳。”“飞蛾扑火”比喻自取灭亡。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如灯蛾投火，但贪明色，不知烧身。”“瞎子摸象”典出《涅槃经·狮子吼品》，原喻众生被愚痴所障，不解宇宙实相，后喻人局部地、片面地看问题，难以得悉事物真相。其他被普遍使用的成语有天花乱坠、顽石点头、天女散花、一丝不挂、恒河沙数、镜花水月、百尺竿头等。综上所说，印度佛教的传入，为汉语注入大量新词汇，已在宗教、艺术、建筑、社会学和哲学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紧密地融合到了本土汉语中，人们往往使用了佛门词汇而不自知。另外，佛经的翻译亦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语言学家王力说，“如果是意译，就更非复音不可。……至于吸收外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靠着主从仂语来对译单词。既然是仂语，至少要两个音节。”佛教所译的词汇，很多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概念，因此很难用一个单字确切地表达出来，加上佛典为了便于记诵，多讲求节拍，经常以四字为一句，两字为一节，于是便加速了汉语有使用双音节词的走向。这个走向，改变了以前以单音词为主的语言系统；同时，也避免出现过度创造新字，或一字多义的情况加剧。

佛教用词得以广泛流传，是有原因的。佛典主要译自以拼音为核心的梵文，这和以图像为基础的汉文截然不同，因此佛教词汇能够在文化深厚的中原植根，绝非偶然。一些学者，如葛兆光就指出原因之一，是宗教影响了文人。宗教作为信徒做人处事的最高准则，自然会使信徒抒发情怀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宗教词汇。在西方，基督教对人们谴词造句的影响极大；在中国，佛教也一样大大影响了人们的用字。我们可以看见不少中国诗人都受到佛教影响。例如王维（公元698至759）被称为“诗佛”，其字“摩诘”就是从《维摩诘经》而来，所作《鹿柴》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句。苏轼（公元1037至1101）号东坡居士，所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有“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之语。然而，这些诗人的诗句多不为底层民众所熟悉，因此，他们又往往刻意在写禅诗时不使用佛家语，如苏轼《题西林壁》的绝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底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满布禅机而不露佛家痕迹，可见佛语对汉语的古诗词有影响，但不一定表现在文字层面。反而，受佛教影响的讲唱文学以及“非正统”的章回小说（古代文人以散文和诗词为登堂入室之正宗），对普罗大众用词的影响和改变更大。自南北朝以降，佛教便推行经典的唱导，优美地演唱佛经故事和义理，这就为后来出现的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戏曲等通俗文学提供了材料。这些说唱文学渗透了中国民间歌曲的元素，音乐性、故事性都很强，吸引不少大众欣赏。流行的章回小说又对佛教所说的神佛多有描述，《红楼梦》固然说尽人生情梦，但对儒道释的描述，极其精彩；也不回避受到佛家人生虛幻的色空观的深刻影响；而《封神演义》《西游记》又极言与天界众生的争斗，里面的佛教用词多不胜数。因此一般平民百姓即使不通佛理，口头亦多挂上了“十八层地狱、阿弥陀佛、前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词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道教的神话故事同样被广泛流传，但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却远不及佛教显著，常见的只有“奇怪、丹田、蓬莱、画符”等。这一方面是由于道教溯源自先秦道家、巫术，同时又受到佛家很大影响，以至真正属于道教独创的用词不多。而佛家刻意运用较浅白的文字，也是一项不可忽視的原因。佛教重意不重文，甚至讲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因此翻译佛典时多用当时的口语，避免不必要的文字障碍，使人容易记忆、吟诵，令经典得以广泛流传。这与道教注重符箓经咒，用词夹杂古奥典故和生僻字词的做法大相径庭。

另外，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吸收外来词汇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汉自张骞通西域后，由西域诸国传入的新词，如“石榴、酋长、琉璃、狮子”等；二是因佛教东渐而出现的词汇；三是明清以后，由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词语。而当中以佛教影响最深最广，近代学者丁福保所编的《佛学大辞典》便收入佛教词语近三万条，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意义，可见一斑。文化犹如流水，由低往高流比由高往低流困难得多。汉语传至日本后成为日语的基石；满文在清代成为官方语言，却对汉语冲击甚微；现代中文在中国与外国频繁接触后，大量吸收了西方的科技词语，随便看看某一专业的技术辞典，就是厚厚的一大册。这些都说明了词汇交流的方向，与科学技术或文明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不无关系。当时西域的文化水平较中土低，西域有而中国无的概念不多，因此所翻译的词语只以西域特有的物产为主，未能令中原人感到有使用西域词语的需要，加上这些词又多以音译，故未能在汉语词汇中击起多大涟漪。佛教传入时，印度古文明水平不比中国低，佛学代表了人类玄性思维的最高成就；它在宗教哲学上已经形成了自洽的逻辑体系，概念更比中国严谨得多；不少在印度经常运用的哲学词汇，在汉语中竟找不出相应的字来。所以当时的知识份子便大量吸收佛家的翻译词汇来弥补汉语之不足。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却能在汉土植根，表明中国古代智者具有吸取外来文化的胸襟和气魄。古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后来竟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在词汇上尤其如此。今天中国人脱口而出的大量语汇，不能忘记了其佛学渊源，这会让人忽略它对古代汉语词汇变革的重要性的认知。佛经的翻译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词汇的数量，并且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可以说，不认识佛教，就不能认清中国文化；不认识佛教词汇，就不能认清汉语的演变历程。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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