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呈

林欣家住在北堤下。

北堤这个地方长得有心机：堤坝隔绝了堤外江边的杂乱，视野里只看得见古朴的砖墙，还有堤上各种萋萋芳草（甚至有一种草是红色的，连成一片红雾），再上方则是蓝天白云缓缓流转。一切简洁明净，落入视野里的无一处不是诗意。

林欣爸爸参军转业，分到城里的皮塑公司，她家的房子是皮塑公司分的宿舍楼。我们放学时一起走，走北堤边下这条路，先到林欣家，如果天还早，我就先到林欣家写作业。

她家里的人我都熟悉。比如她弟弟，刚从乡下搬来时，才五六岁，指着邻居家的春联问：“你们家要娶老婆了吗？为什么贴着红对联？”过了些天，大概是要过年了，或者是入乡随俗了，林欣家自己也贴了春联，于是邻居都很兴奋，纷纷追问林欣的弟弟：“林勇，你要娶老婆了吗？为什么你家也贴红对联了？”

林欣的爸爸，转业军人，保持着军人特有的威严和身姿，“写字时坐直！”他提着公文包出门前，猛喝一声。林欣赶紧坐正，旁边的我也赶紧坐正，但他爸压根没有检查这声威喝的效果，他旋风般地消失在家门口，上班去了。

我们都怕爸。我怕我爸连带着怕她爸，她怕她爸連带着怕我爸，我们都盼着各自的爸上了班，然后我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腻在一起。小女孩的友谊，没有不腻的，每天分别时，你送我我送你，都要送好几个来回，林欣的妈妈说，你们就是“茶娘送茶丈，送到日头上”（乡谚，“日头上”是天亮的意思）。

我们成天那么腻，都干了些什么呢？今天我跨越整个太平洋，在微信上向林欣问起。她说：“每天事无巨细地向对方汇报，还用作业纸写小说，就在我家的米缸旁边。”

“为什么要在米缸旁边？”

“不是故意去米缸旁边，而是我们写的时候，旁边恰好有一个米缸。”

我记得的是我们有时候会吵架。吵架这事情，关系够铁的话，吵了之后会更铁，关系不够铁，可能就吵坏了。我和林欣当然属于前者了。

让今天的我困惑的是，当年稀薄的日常生活、空洞的三观，能有啥事好吵的。

林欣跨越太平洋，微信回复我：“有时候我们之间谁冷落了对方，也会吵架。”

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腻，也是境界了。

有一次林欣在我家，我们又吵架了。吵声愈大，我妈一边擦着洗完菜的手，一边走进房间里训斥我。林欣赶紧对我妈说：“阿姨，我们没吵架，我们是辩论。”

这事我记得清楚，因为我妈以前老是提。

不过我们考上了不同的高中，又分别考上两个城市的大学，友谊节节溃退。

这也正常，少年时代的朋友，就像流水，散了就散了，互相不用负责，但再见面也能无缝连接。

我和林欣在一起最喜欢做的是什么？

——逛街。

其实后来，我和林欣也谈不上是彼此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每个人似乎都只能在一个时间段内，充当另一个人最好的朋友。过了那个时间段，友谊也不会失效，依然在;不但在，我们还能默契地，识别出对方最适合和自己一起干的事情。

比如说，小夏是最适合一起逃课爬山的，马玲玲是最适合一起吃喝玩乐并去她家睡觉的，老冰是最适合谈理想谈人生的。林欣呢，就是最适合一起逛街的。

逛街这件事的意义我得好好说说。

不只是为了打扮。逛街，其实是我们探索世界的方式。

18岁以上，开始有一点经济自由度，我爸来广州开会，用大哥大给我的BB机留言：跟我去吃饭！

我回电话，低声下气地说：“爸，我想去逛街。”

饭有什么好吃的？但街的逛法有很多。

趁着我爸来出差，我斥巨资（300多元，1996年）买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子，好看是好看，但过些天之后，拉链不再服贴，在后背上蜿蜒起伏，不知如何处理，心痛之情至今难忘。

平时我爸没来，就只好买便宜东西了，因为便宜东西能解决买的快感，甚至买起来比贵的东西更有快感。除了心理上更有成就感，还能实践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

比如说，一百块钱能淘一堆花花绿绿衣服首饰，手链哪管它是玻璃还是塑料，就图个眼花缭乱。我记得有一次是五块钱淘一双凉鞋，一人一双穿了很久，十块钱一件连衣裙也买过，就问你服不服。

林欣之所以成为我逛街最好的搭档，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实力相当，消费观一致，甚至——在逛街这个综合性学科上，我们的学识也不能相差太远。

逛街是一个很综合的学科，涉及到经济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体育、人类学、逻辑学、统筹学。

当然了，在这一切之外，对两个人的亲昵和默契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比如说，能在对方面前无所顾忌地换衣服，能愉悦地跟对方互相换着旧衣服穿——毕竟对方的旧衣服就相当于自己的新衣服了——这样我们拥有衣服的数量，就变成了双倍数。

但，我和林欣毕竟处于两个城市，见面少;后来林欣甚至去国外工作，见面就更少。我们见面的唯一机会就是每年的广交会，林欣的工作是外贸翻译，交易会时就跟随老板来广州出差。

白天她在交易会现场，晚上我们争分夺秒去逛街。让我对她来广州充满期待的，是这么一个场景：

在她下榻的酒店，她从行李箱里拎出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叮叮当当的首饰，我也从自己家带来各种各样的裙子。这一切，汇成神迷五色的海洋，摊流在酒店的床上;气氛是瞬间、而不是逐渐、就到达高处，并居高不下，一整个晚上都溢光流彩。

太快乐了。

但有一年交易会，我们的关系完蛋了。

那年秋交会，我恰好是怀孕期间，但却比单身时更期待林欣的到来。怀孕限制了我的自由，生亦何欢;而林欣，带来了单身时代的飘逸飞扬。

我们用座机电话约好了，晚上在某条步行街路口见，一起逛街。

我在约定地点等了一个小时，林欣没来，也一直没有联系我。我也无法联系她，因为她没有国内的手机号码。

让我气昏过去的是，回家后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接到她打到我家座机的电话。原来她也忘记了留我的手机号码。她有急事不能来，打我家座机，家里却没人在。

我气得肺都炸了。你是忙，忙就能把约好的事晾一边？有急事，有急事不会想办法问我的手机号通知我？问不到，问不到不会打电话回老家问我爸妈？来不及，来不及你这么久干嘛去了？我都回家一个小时了才接到你电话。

得了得了别找借口了，就是不在乎我呗。

我也不好意思多写了，总之当年的友谊就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是吵着长大的，但这次我决定吵个真的。

几天后她离开广州。本来就一年只联系一次的我们，这下彻底没了联系。

六七年后有一天，收到林欣的微信。那一年有微信了，就有了同学群，我和林欣也就加上了。

谁知我们微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大坏消息。

林欣说她马上要来广州，她爸爸病重，从老家来到广州住院治疗，林欣和弟弟在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租了个房间住着（大概两个月后，林欣爸爸去世了）。

就是那个低喝一声“写字坐直”然后才出门上班的退役军人，林欣的爸爸，他当时住在肿瘤医院，医院周边有各种快捷酒店，里面有长期出租的房间，住的大多数是外地病人的家属。

尤其是周边小城镇甚至乡村来广州化疗的病人，一次住院半个月甚至更久，一个疗程来几次，家属们都做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大酒店自然是住不起，在医院里加床又实在不方便。连锁酒店的房间有包月的——就这样，肿瘤医院周边形成一个特殊生态，家属们可在这些房间里煲汤煮药。

在一个陌生而庞大的城市里，病人的家属们有一个房间多么重要啊。

陪伴林欣的那几天，我总在周围路段上看到行色匆匆的人，手里提着保温瓶或者巨大的袋子，他们大多数是病人家属：首先这个年龄说明他们是家属，其次他们脸上的憔悴和劳累说明他们是家属。林欣和她弟弟也是其中的两名，弟弟林勇似更魔幻，看着他胡子拉碴的中年人的脸，老是想起当年他的“春联”之问。

而我们，还是害怕爸爸们。哪怕是一个病重的林欣爸爸。我觉得那个衰弱地躺在床上的男人，还是很可能会看不惯我的一举一动，“走路时背挺直点！”“拿个东西都不利索！”我脑补他们的潜台词，只是他们老了，衰弱地躺在病床上，没有余暇的力气来批评我们：“要是我身体好，像这样的事，我一个人处理得井井有条！你们三个人都搞不定！”我脑补他们的责备。

林欣当然也和我一样，手足无措，失惊无神。人到中年但在父亲眼中仍然娇气无能的小女儿。

到了晚上，当我们坐在出租屋里的床上，灯下对视，竟然不知道說什么好。这个情形，就像老杜经历过的那样：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想起以前，当我们在酒店房间里聚在一起，灯下铺开一整床的衣服饰品，向对方，交换着自己五彩斑澜的生活。

再想起更早以前，老家北堤下，我们骑着单车，谈天说地，抬头只见堤上芳草无边，蓝天上的白云缓缓挪动。

现如今，我们坐在快捷酒店简陋的床边，厨房里飘出来浓浓的中药味道，不远的医院里躺着走近死亡的父亲，我们自己，穿着方便步行的平底鞋运动裤，头上也有点白头发了，还没时间去染。

谁能想，闹翻脸的两个儿时伙伴，再相逢时竟是在如此狼狈的时候。

我当然是，早已经完全原谅林欣了。

说起来那些年，各自的脾气也被生活教训得差不多了。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发现，少年时代有多任性——想吵架就吵架，想翻脸就翻脸，想失约就失约。因为觉得，怎么吵，最终都能被原谅。失的约，对方能等你，翻的脸，也能随时翻回来。甚至，人脉散尽，也无所谓;因为后台很硬，父母强健，壁垒如山。

命运的荫庇，甚至使我们曾经产生幻觉，觉得自己在很多事上有豁免权。

我们为自己无知而狂妄的旧年往事，试图彼此道个歉。一方迟疑地开了个头，另一方含糊地接应了，几乎同一瞬间，彼此同时打断对方——喉咙里的鱼骨头被一只镊子取了出来。我仿佛看到我妈在虚空中，无奈而欣慰地对我们一笑：“好吧，你们说是辩论，就是辩论吧。”

对的，我决心不再做严厉的人了。生活对我们已经够严厉了。中年如此怆惶，我们应该像保存雪夜的火种那样，保存着人世间所有的善意——我只想前嫌尽释。

诗人奥登有一句诗。“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否则就会死亡。”一直觉得这不是一句情诗，这是一个在逆境或者孤独中的人，写给同类的诗。

在此时，又想起了这一句诗。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