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香 杨小台

随着农民工的代际变迁，出生于改革开放前的老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打工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2019年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中的主力，占比达到50.6%。新老农民工由于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在个体特征、价值追求、政治诉求等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最根本体现在外出打工的需求已从过去的解决温饱问题到如今更关注“发展”问题。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沿海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给钱就干”的老农民工还是喜欢“用脚投票”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是推动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以生存为目的的老一代农民工对沿海经济发展的影响

——老一代农民工不计成本的源源不断地供给支撑了沿海经济30多年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怀揣梦想涌入城市，为我国经济建设源源不断地注入廉价劳动力，造就了“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和低价格。正是依靠这种低价优势，中国产品“打遍世界无敌手”，因而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也创造了一个积贫多时、封闭僵化的国家经济腾飞的奇迹。沿海地区依赖于外贸出口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以廉价成本、零福利待遇的付出，带来了东部沿海经济3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

——劳动力低成本的投入和使用制约了沿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不足。长期以来劳动力低成本的投入和使用，导致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下，2008 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以每小时平均工资计算为11.45 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每小时1.68 美元和1.21 欧元;当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30.6 美元，德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32.9 欧元。如果不考虑劳动力质量差异，我国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5.49% ，德国的3.68%。这使得普通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极其有限，而且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席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后顾之忧，客观上形成了“储蓄先行，消费滞后”的消费模式，日常消费需求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消费结构单一，使得一些消费品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滞销，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严重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二是产业升级严重受阻。长期以来的劳动力低成本的投入和使用，导致沿海加工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出口产品基本上属于技术含量及产品附加值都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世界市场的需求弹性较小，获得的出口利润的份额也很小，企业无法扩大规模、改进技术和引进人才、参与国际竞争，这种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而生存的加工型企业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市场上抗风险能力很弱，即使转型升级也很难短时间内成功。

三是劳动力整体素质无法提升。由于沿海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层次不高，需要工人的层次也不高，企业不太注重对工人的教育和培训。而人力资本的低下，使劳动者的收入始终无法提高，在国家对农民工整体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工除维持基本的生存和保障外，无力对自己和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工的素质长期处于低水平，导致产业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无法提升。

以发展为目标的新生代农民工 加速沿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新的择业观倒逼沿海企业转型升级。2003年第一次“民工荒”后，我国农村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就受到了挑战，诚然造成“民工荒”的原因很多，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处于代际变迁过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新的价值观和择业观，他们外出打工大多是怀揣着学本事、长見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在职业的选择上呈现出了比父辈们更为多元的选择。沿海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缺少技术含量的重复性劳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显然缺少吸引力，导致人员流动非常频繁，这就迫使企业主绞尽脑汁想办法提高工资和福利，用工成本的逐步上升势必要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当工人工资待遇的提高慢慢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之时，这样的窘况将倒逼企业重新思考如何走出传统的经营发展模式，通过产业转型或升级解决用工问题，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最终实现产业的升级和换代。

——新生代农民工加速了沿海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民工进城，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愿望最强烈，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大批对物质和精神都有追求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必将推动沿海城市餐饮、休闲、娱乐等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又会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力。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些无技术专长的农民工将转而从事服务业，而城市生产性与消费性服务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也为他们自主创业提供了机会。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送外卖、跑快递、开网约车、做家政服务……大批农民工进入现代服务业，活跃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据统计，2018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0.5%，首次超过了农民工总量的一半，2019年和2020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51%和51.5%，比上年分别提高0.5个百分点，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新型社会服务业比重在不断攀升。

——新生代农民工加快了沿海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提升沿海城市的发展活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都是直接从学生角色转变成农民工的角色，他们对于城市有着更多的了解和美好的期待，因而他们的消费主场是在城市，他们倾向于运用钱财这一社会资源来塑造和强化自己的“市民角色”或城里人身份。随着生活工作的逐渐稳定，其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会逐步升级。据统计，除医疗保健支出外，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其他各项支出的金额均高于老一代，特别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差距最大，高3057元，衣着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支出高2096元，食品烟酒消费支出高1269元。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加积极的消费观念。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举家进城的趋势较明显，这必将进一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增加，刺激城市商业、服务业、交通业、通信业、邮电业的不断发展，弥补城市产业结构的不足，增加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整体上促进了城市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为沿海企业人力资本的快速提升提供了契机。企业以提高技术与创新为主要手段进行转型升级的发展理念，也正契合了以追求发展为目的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价值取向，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会内生成强大的动力，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支不可缺少的活跃力量。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年轻、精力旺盛，视野开阔，正处于思维最活跃、接受能力最快、学习新知识效率最高、技术更新能力最强的人生黄金阶段，这些先天优势使得用工企业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即可达到人力资本的快速增值，也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借助“代际转换”跃上新台阶。

当然，就目前而言我国新一代农民工的整体素质还是比较低，近几年部分地区的一些行业和企业出现了“有人无岗、有岗无人”的现象，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企业转型升级后低素质的劳动力与企业的岗位技术需求不相适应而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因此当务之急是政府和企业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借助代际转换期新生代农民工年轻且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优势，达到人力资本快速增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