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龙

管理者知道，他所认识的世界只是闹哄哄和非常混乱的现实世界的最简单模型。他满足于这种巨大的简单化，因为他相信现实世界大半是空无的——大多数事实和他所面对的特定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最重要的因果链条大多直接而简单。(1)转引自詹姆斯·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赫伯特·西门

一、引言：现代国家如何生产“可治理的社会”

社会本质上是抽象的，与我们日常具体经验往往隔着一层“窗户纸”。而这层“窗户纸”在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2)参见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看来是舒茨(Schütz)(3)参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体验式建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下，这种概要式的论断有了更加清晰的意蕴：治理的对象不是实际存在的固化物，与之相反，一个“可治理的社会”必须经过和实际社会的分离、加工和具化。正如韦伯(Weber)(4)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所言，现代化是一种理性主导的“祛魅”过程，即人能够通过技术和计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无须祈祷于神秘力量。进而，重新经由技术编码建构起来的社会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斯科特(Scott)看来，建构一个“可治理的社会”需要发明各种指标，把混杂的“原始事实”转化为简单清晰的“纸面事实”，使它们可以被识别、观察、记录、统计、检测和计算。……